1.蘇軾生於宋朝，進京趕考時本應該以第一名高中進士，由於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誤將蘇軾的文章當成自己學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就給這篇文章第二名。事後歐陽修知道真相後，對蘇軾的文采讚不絕口，有歐陽修這位名師領路，加上自身的才華橫溢，按理說蘇軾飛黃騰達的廟堂之路要開始了。就在這時，故鄉卻傳來噩耗，蘇軾的母親去世了，宋朝有守孝三年的習俗，這樣蘇軾剛高中就得回家奔喪三年。

守孝歸來的蘇軾回京再中制科考試，這是宋朝對於特殊人才的一種考試，蘇軾高中後只要去地方磨鍊四年，再回京城時就能高升。四年很快過去了，正要回京大展拳腳的蘇軾又收到父親蘇洵病逝的噩耗，滿心悲痛的他再次回鄉守喪三年。

這次守喪回來，剛好遇到時任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蘇軾的恩師歐陽修以及眾多朋友因不滿這次變法，都被迫離開京師。蘇軾通過了解，認為王安石的這次變法，於百姓並無利處，其中的諸多制度也不合時宜，所以蘇軾上書反對變法，奈何胳膊擰不過大腿，在王安石的多次刁難下，蘇軾自請出京到地方任職。

2. 四十三歲的蘇軾來到湖州擔任知州一職，由於他自身帶著的文人雅士的傲氣和他有一說一的耿直性格，在他寫給皇帝的謝表中吐槽了幾句自己生不逢時的話。這下可好，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被有心人添油加醋說他是有反意，蘇軾因此淪為階下囚，還好最後有朝野眾多好友的上書力保，這才躲過一劫，但也被貶職下放，去了偏遠的黃州。差點遭遇殺身之禍的蘇軾這下更加心灰意冷了，不想再奮鬥仕途了，只想和家人過此一生。當時宋朝的地方官員，要求三年就要一調換，蘇軾的小兒子在他湖州期滿後，要去汝州的途中病逝了，這下他更悲痛，無心仕途。

蘇軾這一生，由於命運和朝堂現實，導致他在地方和京師之間來回奔波，加上他本人又敢於直言諫言，所以他的這一生可以說是時運不順命運多舛。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蘇軾是我最喜歡的古代文人，但他一生宦海沉浮，官場頗為不順,這其中細究起來，原因很讓人感嘆。

蘇軾的藝術才華早就被人熟悉，歷代將蘇軾與李白並提者甚多。可見蘇軾在文學上的成就之高。更何況蘇軾的藝術成就幾乎是全方位的展現，實在為中國歷史所罕見。其詩、詞、文章聲名遠播，而且在繪畫、書法、音律等方面面也成就卓著。蘇軾還是一個大教育家，他在被貶海南儋州之時，大力興辦學堂，在他北歸後，有宋以來一百多年從來沒有進士及第的儋州就有一人舉鄉貢，可見其教育成績顯著。更不要說“蘇門四學士”也是大名鼎鼎。難能可貴的是蘇軾還是一個充滿人情味，滿身煙火氣，豪邁大氣、滿滿正能量的人，這就使得蘇軾既可敬，更可親，還可愛。

蘇軾除了藝術才華之外，執政才能也多有彰顯。蘇軾並不似一些文人只會誇誇其談，而是確有經世致用之才。比如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在徐州任知州，適逢洪水暴漲，徐州城百姓驚慌逃跑。蘇軾臨危不亂，身體力行，組織軍民抗洪，終於保住了徐州城。此後他改任湖州知州，也是政績卓著。至於後來二次任職杭州，更是表現出了卓越的執政能力。

就是這樣一位奇才為何在官場上一再失意呢，我以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性格決定命運；二是時運不濟。

先來說一說性格決定命運。

蘇軾21歲隨父親蘇洵出川參加科舉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文章技驚四座，得到了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的青睞，稱蘇軾“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蘇軾因此一舉成名，按理說此後應該是平步青雲，一帆風順。其實不然，蘇軾在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因對新法不滿，遭到了王安石的排擠，被迫離開京城，任職杭州通判，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地方任職經歷。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任湖州知州，照例要給皇帝寫一封謝表，本來是例行公事，蘇軾作為一個文人，卻在謝表上加了一些具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文句。結果被新黨利用並加以攻擊，他們從蘇軾的舊作中挑選出了一些他們認為隱含譏諷、對皇帝不敬的句子，意欲置蘇軾於死地。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幸好趙匡胤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加上朝內一些大臣的仗義執言，蘇軾才躲過一劫。

“烏臺詩案”的巨大打擊成為了蘇軾一生的命運轉折點，此案後蘇軾開始心灰意冷。此後他轉任一些沒有實權的小官，生活也變得很是拮据。

司馬光重新執政後，打壓新黨，蘇軾才被啟用。但是蘇軾對於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執政後盡廢新法的做法很是不滿，再加上舊黨中一些人的腐敗現象，蘇軾也對此提出了批評，結果又遭到了舊黨的打壓。這樣蘇軾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只好再度自求外調。

哲宗登基後，再次起用新黨，蘇軾又一次遭到了新黨的打擊，時年已經62歲的蘇軾被放逐到了海南儋州。這是僅次於滿門抄斬的次一等處罰。一直到徽宗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踏上了北歸的旅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蘇軾北歸途中不幸病逝於常州。

縱觀蘇軾一生的仕途，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命運多舛”。之所以如此，我認為和蘇軾的性格密不可分。就拿“烏臺詩案”來說。本來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蘇軾偏要在寫恩表中加上一些帶有一些明顯個人感情色彩的句子。從文人的角度看，蘇軾這樣做沒有什麼問題，但從政治角度看，就顯得比較幼稚了。倒不是說蘇軾智慧不夠，他只是沒有把人心想的那麼卑劣，結果給人拿住了把柄，差點丟了性命。

自古以來，凡是做官必須要做到臉厚、心狠、腹內黑。往小了說這叫權謀，往大了說這叫政治智慧。蘇軾即便已經做了官，但還是帶有鮮明的文人色彩，比較單純，所以才會一再受挫。

其次蘇軾性格中還有率真的一面。做人，率真是不可多得的優點；做官，率真就成了致命弱點。正因為蘇軾“率真”，才會既反對新黨，又反對舊黨。在蘇軾的官場哲學裡，還沒有學會“順從”“投機”和“妥協”。所以無論新黨還是舊黨執政，蘇軾都是被排擠的物件。這一點正是蘇軾身上可愛的一面，但也是蘇軾做人成功，做官失敗的“悲劇”所在。

蘇軾仕途不順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有些宿命論的因素，就是時運不濟。

其實，做官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才華。是否有官運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著一個人政治仕途上的成就大小。蘇軾21歲科舉考試，名動京城，正要大展宏圖，不料，先是母親去世，他只能和弟弟回家奔喪，守孝期滿後，官場剛有點起色，父親蘇洵又去世，只得再次守孝三年。等他守孝期滿出山時，官場早就物是人非。當初欣賞他的歐陽修等人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都被貶出了京城。對官場的這種新變化，蘇軾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就莽莽撞撞的指責新法措施，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滿，只好自請離開京城，從此遠離了北宋的權力中心。

如果蘇軾一直在京城的權力中樞，估計“烏臺詩案”也不會發生。正是因為他遠離朝廷，“烏臺詩案”爆發後即被逮捕下獄，連向皇帝自辯的機會都沒有，只能被動的等待別人的營救。所以蘇軾一生在政治上確實是一個悲情人物，這也正是一千年來眾多文人雅士同情蘇軾的原因。

不過，話說回來，蘇軾正因為政治上的不順利，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學創作上，比如他在一生最灰暗的時候也就是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的時候，就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的千古名作，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

蘇東坡不是不會做官 而是不適合做官

是他的性格因素與封建官場潛規則的格格不入所造成的。

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歲月，積毀高城壘，陳師道曾用這樣一首詩概括蘇東坡一生。民間也有對他精簡的點評：“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

首先，東坡從政不改文人秉性，本身就是一個失誤。

明朝奸相嚴蒿曾有詩曰：“古來詩人難做官，皆因狂氣胸中來”。嚴蒿雖被後人評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奸佞之徒，但他的這首詩卻道出了一個封建社會的殘酷事實，即：文人不適合於官場。

為什麼文人不適合封建社會的官場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中儒家學派的毒太深，動不動就以天下為己任，太喜歡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對統治者的方針政策評頭論足。因此也就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在關鍵時刻栽跟頭。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東坡調任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謝上表》中，東坡發了幾句牢騷：“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由於“新進”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果惹怒了一些尚在當政的新進們。他們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誹謗朝廷，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結果，蘇東坡在大牢裡呆了100多天，差點掉了腦袋。而他寫的詩詞自此也被列為禁書，禁止刊行。

在封建時代，文人要是真想從政，就要收起自己的筆墨紙硯，把自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政客。否則，像蘇東坡這樣遭貶外放的遭遇還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獄盛行的明清時代，被砍頭抄家也不足為奇。

其次，蘇東坡缺少政治家風範，太過關注細節。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區別，就是政治家在大處著眼，忽略細節；文人往往從小處著眼，卻看不到！主流。蘇東坡一貶再貶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於他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純粹的文人。

王安石變法過程中，東坡多次上書，批評變法政策中的失誤，讓王安石大為光火；司馬光上臺後廢除新法，東坡依然多次撰文，批評司馬光的做法良莠併除，太過急躁，也讓司馬光對他心存芥蒂。

其實，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都存在利弊，關鍵是要看主流。東坡最大的失誤在於，他太過於關注細節。加之自身的名氣太大，文章一出，世人莫不爭相一睹為快，破壞力甚巨，因此，他的文章也就自然不為當權者所喜。

封建社會的官場上都是不乏走狗的。這些走狗們，為人處世唯利是瞻，沒有任何的道德可言。上級的一個眼神，就有可能讓他們隨時衝 有人想透過整治他而向上級獻媚。在這種環境下，烏臺詩案的發生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再次，東坡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蘇東坡的政論文裡，時常論及“慎思”與“公正”為賢臣之所必備，新舊兩黨經常利用其觀點相互攻擊，結果使他兩頭都得罪了。而且尤其致命的是，蘇東坡在一時衝動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臺的人，新舊兩黨互相攻擊，舊黨翻出了陳年老賬，說李定不為母親守喪，屬於典型的不孝。在重視倫理孝道的封建朝代，這無疑是要了李定的命。其實，李定幼年，其母就改嫁他人了，李定連自己的生母都不知道是誰，又怎麼能為其守孝呢？東坡沒有經過認真調查，在道聽途說的情況下，就慨然命筆，寫了一篇《討不孝子檄》，讓李定成為了眾人笑柄，無顏出門。在烏臺詩案中，東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最後，東坡缺少察人之明。被貶至杭州後，科學家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臨走前，皇帝特意囑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蘇軾”。沈括和東坡見面一陣推杯換盞後，就向東坡索要他最近的詩文。落難之中，還有人如此欣賞自己，東坡大有知己之感，很高興地寫了不少送給沈括。可是，沈括一拿回去就在其詩文中用硃筆一一評點，密呈就職御史臺的李定，說東坡詩文多“訕謗朝廷”。後來，蘇東坡因為詩案下大牢，據說沈括就是第一個朝他放暗箭的人。

性格即命運。就東坡的經歷而言，此言並不虛妄。

其實蘇軾不做官，去做大廚應該也能成為一代大家的。

蘇軾的文學藝術造詣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方面，我懷疑他酒喝多了，把腦子喝壞掉了。

蘇軾與狄青

狄青是北宋名將，他出身微寒，因為戰功累累，被宋神宗賞識，最終官至副樞密使，也就是當時全國最高軍事長官。

蘇軾不知道是為了拍司馬光馬屁（司馬光和狄青是政敵），還是打心底看不起狄青，或者說狄青哪裡得罪他了，就自顧自的在《東坡志林》指桑罵槐說：漢武帝不是個玩意，一生中也沒幹幾件好事，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可能就是當著衛青的面拉粑粑，我也覺得這事做的好呀，像衛青這樣出身卑微的奴才，舔痔瘡技術好，漢武帝當著衛青的面拉粑粑，簡直各取所需啊！

且不說人家狄青有沒有得罪你，你至少得留點口德吧，這樣含沙射影全國最高軍事長官真的好嗎？

蘇軾與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王安石為了保證變法進行，開始打壓排擠反對派。蘇軾因為反對變法，並多次擠兌王安石，遭受排擠，只得申請外調。在杭州任職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新法推行的諸多問題，於是時常作詩譏諷朝政。

1073年，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推行情況後，看到了蘇軾的詩，認為涉嫌誹謗朝政，上奏彈劾蘇軾。這時主持變法的人是王安石，王安石是什麼人，那是說出：“天變不足畏罪自殺祖宗不足法”的狂人啊，身為宰相的他，會在乎一個小小的杭州通判的嘲諷？

王安石對此一笑而過，沒有處理蘇軾，這讓蘇軾產生了誤判，認為王安石沒處理他，是宋神宗在保他，這使得他肆無忌憚起來，開始用更加尖銳的語言試探朝廷底線。

蘇軾與宋神宗

1079年7月，蘇軾調任湖州知州，寫下了《湖州謝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旗幟鮮明的反對改革。

殊不知，此時王安石已經被宋神宗罷免，變法的主持者已經換成了宋神宗本人，王安石罷相後，朝中暗流湧動，只知道喝酒作詩罵人的蘇軾卻沒有捕捉到資訊。本來就被以司馬光為首保守派搞得焦頭爛額的神宗，可沒有王安石那麼好的脾氣，當即下令御史臺抓捕蘇軾，烏臺詩案爆發。

押解回京後，御史臺從蘇軾抨擊朝政的詩文裡面，找出了與王冼，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有關的，想借此敲打敲打一番保守派，讓他們不要為改革製造障礙。

這場詩案牽連甚廣，駙馬王冼被剝奪爵位，王鞏被搭配邊疆，蘇轍，司馬光，黃庭堅也紛紛被處分。對於蘇軾，宋神宗決定殺之而後快！當然賦閒在家的王安石聽到後，不計前嫌，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宋神宗聞言，這才饒了蘇軾，將他貶到了湖北黃州擔任團練副使。

蘇軾與司馬光

1085年，宋神宗死，年僅十歲的宋哲宗繼位，反對變法的高太后垂簾聽政。她執政後，王安石二次罷相，司馬光擔任門下侍郎（副宰相），宣佈廢除新法。王安石悲憤不已，引發重疾，不久後與世長辭。

隨即，司馬光將之前因為反對變法而被貶的官員，全部召回朝廷，蘇軾也在被召回之列。

可是，讓司馬光沒有想到的是，曾經最堅定反對派，他最堅定的盟友蘇軾，在被流放的幾年間，看到了新法的可取之處，覺得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偏執與保守。

回到中央後，蘇軾目睹保守派對王安石集團的拼命打壓，認為王安石黨也好，司馬光黨也好，都不過是一丘之貉！他再次開始抨擊朝政，攻擊司馬光黨，弄得司馬光也懵逼了。

由此，遭到了司馬光黨的打壓，蘇軾自覺自己已經不容於司馬黨，又不能讓王黨原諒他，反正裡外不是人，再次請求外調。

總結

縱觀蘇軾的政治生涯，初期的無理由反對改革，然後到中期的發現改革弊病反對改革，最後深入社會底層，發現改革對社會底層百姓有利後，又開始支援改革，完全是一部他的成長史。

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眼睛裡摻不進沙子，不懂得隱忍，看到不爽就說出來，這些都是官場大忌！也就是他，要是換成別人，早就死了不知多少回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蘇軾那些抨擊朝政的詩文都是醉話，畢竟酒後吐真言嘛。

已經回答過你了啊，既得罪變法派宰相王安石，又得罪守舊派宰相司馬光，當時在這兩黨互相傾軋下，蘇軾還想獨善其身嗎？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蘇軾一生，前途坎坷，而其詩詞頗得意趣，真可謂是“官場失意，文壇得意“。

那麼，蘇軾做為宋代的一位文人士大夫，他到底會不會做官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一。蘇軾會不會做官。

怎麼做官，會不會做官，這其實包含至少兩層意思。

（一）會不會做官，指如何運作官場。

蘇軾，他了解不瞭解官場，懂不懂官場規則，官場是如何運作的？

1。蘇軾的爺爺蘇序，出身書香門弟，文章也很好，有一定影響力。雖然沒有做過官，可是，後來被追封為太子太傅。

2。蘇軾的伯父蘇渙，蘇洵的兄長，閬州為官，累贈太中大夫。

3。蘇軾的父親蘇洵，屢被政壇大佬歐陽修推薦，蘇洵退而不仕。

4。蘇軾的弟弟蘇轍，進士出身，宋神宗、宋哲宗兩代為官，高宗時累贈太師、魏國公，宋孝宗時追溢“文定”。

5。蘇軾本人，他的舉薦老師是當時文壇領袖，也是內閣政要。蘇軾還廣交友好，結交了很多官場同僚。

無論從家世，還是從他的職場生活上講，說蘇軾不熟悉官場，不懂得如何運作，那恐怕是不可能的。

（二）會不會做官，指做官為政的能力。

蘇軾，進士出身，他有沒有為政一方造福民眾的能力？

1。蘇軾曾官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此官職一般由學富五車的最知名的資深學者來擔任，宋代的宰相、皇帝的首輔大臣往往必經這一關。

2。蘇軾在山東密州任上，時值王安石變法實施階段。蘇軾實行了減稅、補助農戶，撲殺蝗蟲等措失，把該地損失減少到最小。該舉措得到皇帝嘉獎。

3。蘇軾在州任上，逢遇百年不遇的大水，黃河決堤，危及徐州城池及周邊黎民。蘇軾親臨一線治黃，跋沙涉泥，幾經周折，終於引黃改道入舊河，成功解圍徐州，萬千黎民免於水災。

4。蘇軾在杭州任上，修建中國首家地方公立醫院，以服務地方百姓。修建蘇堤，疏通西湖，造福一方，恩澤萬世。

蘇軾為官，勤政，親民，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以認定，蘇軾是個合格的官員。

5。在對待王安石及司馬光施的態度上，更體現了蘇軾的政治眼光。事實證明，王安石變法太激進，而司馬光全盤否定變法又太過保守，蘇軾是冷靜的智者，具有政治家素養。

所以，蘇軾肯定是會做官，而且會做個好官，勝任的官，替君分憂，為民造福。

第二。蘇軾仕途不順，我們俗一點講，是他“不合時宜”，“不會做人”。

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

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一）蘇軾“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蘇軾被貶惠州。某日，蘇軾酒足飯飽，由幾位婢妾陪同散步。無可救藥的樂天派蘇子，這時候呢，打著飽咯，摸著凸起的肚皮，笑嘻嘻地問左右：“你們猜，我這肚子裡裝滿了什麼東西？”有人說當然是滿腹經倫啦！有人說，應試是超越文字的天縱才華。蘇軾不以為然，唯有侍妾朝雲幽幽道：“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東坡聞言，哈哈大笑。捧腹笑曰：“知我者朝雲也！”

蘇軾，實名第一的進士，詩詞書畫無所不精，儒道禪貫通的文人士大夫，冷靜的智者，他當然懂得如何縱雲梯入蜀道，只是，不願意逐流水隨流波而已。

蘇士，文人士大夫的典範，士，應該有士的樣子，士的情懷，士的獨立之精神，士的擔當。高知高智，雲泥之別，正在於此！

我們失去了一位仕途得意的高官蘇軾，我們得到了一位光耀千古的詩詞大家東坡先生，當屬無憾！

我記得讀過復旦大學王水照先生談這個問題的文章，我覺得分析的還很全面，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吧:

1.與北宋新舊黨爭有關。

2.與蘇軾的職位責任要求有關。

3.與蘇軾的個性有關。

就是個文人，不是當官的料。最大的問題是還好妄議中央，又拿不出建設性的建議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說的“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就是指這部分人。

官場個個都是白丁，白得磣人，蘇軾一肚子黑水，加之肚皮又厚，厚到不足2奈米，一不小心肚皮破了，就弄嘿了滿朝文武，

蘇軾在官場上，就是一箇中二青年，這也說不對，那也要改改，問你怎麼辦？我還沒想好！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很看好才華高的蘇軾，可是蘇軾告訴他，這變法太急躁了。於是乎，王安石一腳送他到鄉下過上了慢生活。

司馬光主政的時候，認為蘇軾是個守舊派的，因為他反對變法被貶謫了嘛！所以將他調入京城做官，結果蘇軾冒出來一句，這個變法還是有好處的，不能全廢掉。

司馬光就像是看到魔鬼了一樣，屁股還沒坐熱乎的蘇軾，又被司馬光一腳，再次送到了鄉下，繼續過上了一日不如一日的慢生活。

別人覺得蘇軾被貶謫，日子應該過得很傷心吧？沒曾想，他走到哪裡吃到哪裡，相繼發明了東坡肉、羊蠍子、烤生蠔等美食，甚至感嘆：自笑平生為口忙。

這下子好了，掌權的張惇知道他日子過得還不錯，就把他一貶再貶，甚至把他弄到了海南島，過上了天天烤生蠔的好日子。據說他還寫信給自己在常州的大兒子，表示自己發現了烤生蠔這種美味，還讓他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朝廷拿他是真的沒辦法，不管他怎麼貶謫，都能夠笑看風雲。老婆孩子相繼去世，他也能迅速平復心情，這就是蘇東坡，一個滿肚子不合時宜的人。蘇東坡的確不適合做官，至少不適合官場。

01不想在朝做官，喜歡外調。

蘇東坡早年考進士的時候，其實是第一名，歐陽修把他的文章當成自己的徒弟曾鞏所寫，未免有照顧之嫌，這才給了他一個第二名。

蘇軾得到了宋仁宗的賞識，甚至認為，這一次科考，他為後世子孫選得了兩個宰相大才。其實宋仁宗壓根沒子孫。

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宋史》

本來宋仁宗打算把他留在朝中做官的，奈何這個時候他老媽去世，必須要回去守孝三年。等到再次出山以後，宋仁宗希望他能夠留在自己身邊。

結果蘇軾卻偏要到地方上做官，所以他請求前往鳳翔府擔任判官。人家千方百計想要在朝廷做事，他是千方百計要到地方上去，蘇軾的與眾不同大抵如此。

02王安石變法時，蘇軾再次申請外調。

蘇洵去世，蘇軾回老家又守孝了三年。等他回來的時候，王安石已經得到了宋神宗的賞識，開始搞變法了。

但是他心裡也沒底，因為歐陽修這些人，是蘇軾的老師朋友。果不其然，一問之下，蘇軾果然是反對變法的。

王安石非常生氣，蘇軾也是據理力爭，無奈之下，蘇軾再次申請外調，跑到杭州做通判去了。隨後又前往密州做知州，順手寫下了：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詞。

03不支援變法，在地方上我行我素。

變法是在全國推廣的，他沒有說找塊試驗田慢慢先搞，而是一口氣全國都要搞起來。既然是朝廷發話，那地方官肯定是照辦了。

到了蘇軾這裡，情況就不同了，他是怎麼有利於老百姓，就怎麼實行新的法令，以至於有些新法，在蘇軾這兒根本就行不通。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為必死。後違預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宋史》

這麼一來他可徹底得罪支援新法的人了，為此那些支援新法的官員，便在蘇軾的奏章上做文章，將他判了個死罪。

若干文人上奏章，表示不能殺蘇軾，包括賦閒在家的王安石也上表表示：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因此蘇軾才得以免死。

不過由此可見，蘇軾這“不會做官”的特色，的確是很出名了。差點把自己給搭進去不說，還動用了這麼多人脈關係。

04反對司馬光，再次外調。

宋神宗走了，宋哲宗上位，高太后執掌大權。她更加偏向守舊派，所以重新啟用司馬光等守舊派人士。

他們上臺以後，咔咔咔把主張變法的人，全部都給貶謫了。而蘇軾這種反對變法的，自然是被當成了同一派的人，得到了重用。

蘇軾陸續被各種加官進爵，可是這個時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表示這些守舊派的做法也不對，因為新法裡面也是有可取之處的。

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浚，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浚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宋史》

這一論調提出來以後，司馬光也看不下去了，這哥們兒就是天生的搗亂分子吧？於是乎，蘇軾就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前往杭州做知州了。

此後這幾年蘇軾的小日子是過得不錯的，一直到了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親政以後，蘇軾的人生再次發生轉變。

因為新黨人又被啟用了，由於蘇軾是兩邊都不靠著，所以被新黨人各種打壓，也就出現了被各種貶謫的情況了。

總結：蘇軾是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官麼？他是在保護自己的真理。

什麼叫做會做官呢？懂得同流合汙？明知道不對還要大加讚賞？圓滑世故，懂得拍馬屁？參加派系，搞派系鬥爭？

是不是做了這些就是會做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蘇軾的確不太會做官，因為他這些玩意兒一點都沒學會。

不要蘇軾，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他們也不屑於學習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所以他們都不會做官，所以他們都被貶謫了。

蘇軾有一顆尋求真理的心，他覺得做官就是要為百姓解決實際問題。他覺得自己輕輕鬆鬆能拿那麼多俸祿，可百姓們辛苦了一年，肚子都吃不飽，這是為官之人的一種罪過。他覺得自己在暖和的房間裡烤火的時候，還有一群瘦骨嶙峋的賣炭翁，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地賣炭，希望天氣再冷一點，這也是為官之人的一種罪過。他覺得只知道往上爬，卻不知道如何解決民生問題的官員，根本就是不合格的官員。可是世道擺在這裡，多少人原來和蘇軾一樣，後來認清世道以後，選擇了低頭？

蘇軾最可貴的地方，那就是沒有低頭，一輩子都是我行我素。更難能可貴的是，蘇軾始終保留著一種樂觀的心態。千萬人說他不會做官，其實我覺得他這樣的官才是真正的官。其他的都是人渣罷了。

參考資料：《宋史》

蘇軾二十多歲進京趕考金榜題名，即將走進官場，步入仕途，那麼他在官場上會不會一帆風順呢？自古英雄多磨難，他的官場之路到底是平坦還是坎坷呢？

蘇軾這輩子實際擔任的第一個官職叫“大理評事 籤書鳳翔府判官”。大理評事就是負責審理案件的京官，這個官不是蘇軾的實際擔任官職，這是一個虛銜，表明身份的。實際官職是籤書鳳翔府判官，鳳翔府就是現在陝西省鳳翔市，這個官的意思就是協助鳳翔府的知府，也就是鳳翔府的市長處理公務，大體就是鳳翔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

蘇軾入職後決定打響人生輝煌的一炮。就在這時候問題來了，他和他的頂頭上司（鳳翔府知府陳公弼）關係處理得很緊張。蘇軾一個辦公廳主任，經常需要和市長陳公弼打交道，竟然關係處理不好那就是給自己添堵。

陳公弼是什麼人？面若冰霜、鐵面無私。蘇軾什麼性格？開朗、豪放、外向，想到什麼就說出來。可是這個陳公弼才不管你考試第一還是第二，一上來就給這個金榜題名的蘇軾下馬威。

第一:有的同事很尊重蘇軾，尊稱他為蘇賢良，一見面就是蘇賢良好，讓陳公弼聽見了心想“你才多大個人，你就賢良開了？我這還沒有弄個陳賢良，你一上來就是蘇賢良了？”然後把稱他蘇賢良的哪位拖出去拿板子打屁股，蘇軾的臉上可是掛不住了。

第二，北宋有個規定，每年中元節官府按照慣例，一些官員到了這天一起來個聚餐會。因為之前那位因為蘇軾拖出去打了板子，這回蘇軾因為賭氣不去了，不去可以，按規定不去罰款，罰了蘇軾一千六百文銅錢，錢不算多，但是弄得蘇軾又沒面子了。

第三，蘇軾因為寫文章出了名，他這個職位經常要寫公文，他也擅長寫，可是他每次把公文寫上去交給陳公弼這位上司，這位上司總是左修右改，總得改那麼幾道才定稿。蘇軾就納悶，我的文章皇上都說好，當今文壇大腕歐陽修都說好，你一個五品知府，又不是什麼大文人，在我文章上改來改去，倚老賣老？心裡很不痛快，總想找個機會治治他。

那麼這個蘇軾的上司陳公弼真想百般刁難，讓他舉步維艱嗎？

蘇軾想找個機會“報復”下這個老頭，機會來了。我有一次陳公弼在官府後花園修了座亭臺（凌虛臺），讓蘇軾寫一篇《凌虛臺記》。

蘇軾的《凌虛臺記》怎麼寫？翻譯一段“萬事萬物，包括人生都是變幻無常的，凌虛臺當年可是一片廢墟，反過來說這個凌虛臺總有一天還是會變成一片廢墟，建築尚且如此，何況人事的變化？現在有些人仗著自己的官大，自鳴得意，殊不知，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我要告訴你，社會歷史了發展是不為人的意志而轉移的。”是個明白人都知道這篇文章是蘇軾壓抑了許久的怒氣故意寫給上司的。

那這個陳公弼看了什麼反應？非常出乎意料，平時不苟言笑的老陳看了這篇文章竟然笑了。他說“哎，蘇軾這個小夥子出名很早，我平時對他要求嚴格，不給他好臉色看就是擔心他成長太順利而把握不住而膨脹，看來對我挺有意見，這小文章寫得”。

陳公弼這個上司雖然嚴厲，但是心胸開闊，他告訴下級，這篇文章一個字不要動，原模原樣刻在凌虛臺旁邊的石頭上，讓他流傳下去。

多年以後，蘇軾回憶起來非常後悔，為表示對陳公弼的敬意，專門為陳公弼寫了一篇傳記。

後來蘇軾在鳳翔工作三年後被調往京城，後來與宰相王安石發生了政治衝突。

王安石多次提出變法，這與宋神宗的想法不謀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主持改革變法事宜，但是在朝廷之上主張變法的新黨與反對變法的舊黨，剛剛踏上仕途的蘇軾恰恰站在了反對變法的一方於是陷入了政治鬥爭中。王安石不能容忍蘇軾反對變法的言論，蘇軾當時在文人這邊影響力很大。

因為王安石在皇帝耳邊說了一些王安石不好的話，於是皇帝對蘇軾有意見了，結果蘇軾待不下去了，弄不好會引火上身，於是去了地方當官。

李白、杜甫才華橫溢，但是一放到行政崗位上就不靈了，蘇軾他究竟能不能勝任呢？

蘇軾在八年的地方工作中，成績最為突出的。在徐州做知州時，他剛到徐州，因為黃河水患把徐州城圍了，水位高達兩丈八尺，特別是有錢人紛紛要出去避難，結果蘇軾說只要我蘇軾不走，就衝不垮徐州城，抓住人心，勸回去了，這是第一步。

第二，調動5000民工，搶修城牆，召集水利專家鑿開清冷口，把水引到黃河故道再流到海里。這是對蘇軾極大的考驗，你要想這是人命關天的事。這是在徐州城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這也只是他在徐州所做的很小的一個側面。

在杭州時，當地六口水井因年久失修而坍塌，用不了了，喝水成了大問題，蘇軾和其他官員商議並做出了很多貢獻。

我們可以說，這八年的實踐證明，蘇軾不但是個出出為民著想的好官，而且還是個有能力的好官。

我認為，能概括蘇軾一生最簡練的一句話，莫過於“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這句讖語。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東坡一生多次被貶，幾經起落後才遇赦北歸，而蘇東坡為什麼官場失意多次被貶呢？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蘇軾從政後，仍不改文人秉性，這就是一個大忌。

在封建時代，文人要是真想從政，就得收起自己的筆墨紙硯，把自己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政客。明朝奸相嚴蒿曾有詩曰：“古來詩人難做官，皆因狂氣胸中來”。這句詩道出了一個封建社會的殘酷事實，即：文人不適合於官場。

蘇東坡豪放不羈，有什麼說什麼，遭貶外放的遭遇還算是好的，要是遇上文字獄盛行的明清時代，被砍頭抄家也不足為奇。

第二，蘇軾心直口快，得罪人而不自知。

他的政論文裡，時常論及“慎思”與“公正”為賢臣之所必備，新舊兩黨經常利用其觀點相互攻擊，結果使他兩頭都得罪了。

而且最致命的是，蘇東坡在一時衝動下得罪了李定，李定是王安石改革初期安插在御史臺的人，新舊兩黨互相攻擊，舊黨翻出了陳年老賬，說李定不為母親守喪，屬於典型的不孝，在重視倫理孝道的封建朝代，這無疑是要了李定的命。

蘇軾在沒有經過認真調查，道聽途說的情況下，就慨然命筆，寫了一篇《討不孝子檄》，讓李定成為了眾人笑柄，無顏出門。在烏臺詩案中，東坡被李定死整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第三，蘇東坡缺少政治家風範，太過關注細節。

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區別，就是政治家在大處著眼，忽略細節，文人往往從小處著眼，卻看不到主流。蘇東坡一貶再貶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於他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純粹的文人。

而且北宋從來不缺宰相，有歐陽修王安石這些重量級對手，豪放不羈的蘇軾又豈能在朝堂上有一番大作為。

最後，東坡缺少察人之明。

被貶至杭州後，沈括奉命巡察地方工作，臨走前，皇帝特意囑咐沈括，到了杭州要“善遇蘇軾”，沈括和蘇軾見面一陣推杯換盞後，就向蘇軾索要他最近的詩文。

後來，蘇東坡因為詩案下大牢，而沈括，應該就是第一個朝他放暗箭的人。

蘇軾一生顛沛流離，窮困卻從未見他潦倒，他的精神一直光耀古今。

蘇東坡先後做過八個城市的市長，他在每個城市都留下了為民所愛的政績，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東坡做官做得非常稱職。可是，蘇東坡不懂官場，或者說，雖然懂官場，但不願違背初心做事情。在官場裡講率真，註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坎坷。即使沒有新舊兩黨之爭，對小人也不設防的蘇東坡，一定會遭到小人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