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一開始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多數服從少數是歷史慣性的結果，這設及到國家的產生。

人類自誕生之初就開始了群居生活，通常是三五個血緣相近的氏族組成一個部落。

當時人人平等，雖然也有年長者、家長威望比較高可以號令其他人的狀況，但不具備強制性，類似於現在的老員工指揮新員工，純粹是因為老員工技能比較嫻熟，為了更好地生產的緣故，老員工並不是新員工的上級，其要求沒有強制性。

當時的人以採集為生，他們不會刻意去栽培糧食，圈養牲畜，在自然界獲取食物，樹上有果子就摘果子吃，路邊有野獸就抓野獸吃。

而且財產是共有的，採集到的食物會按照相對公平的規則統一分配，沒有私有財產，不存在貧富差距。

隨著人類採集越加成熟，智慧提升，製造工具的技能進一步提升，人類相比其他動物的優勢開始凸顯，財產增加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長又增加了食物的總量，能多人投入生產中，技術進一步提升，陷入良性迴圈中。

財產的增加，使得財產不再僅僅滿足生存基本需求，私有財產出現，人的不平等開始萌芽。

原始社會人們不會刻意去栽培植物，圈養動物，但一部分人去嘗試了這一技能，開始出現了遊牧和種植(狹義的農業)的生產方式。

原始社會由於對自然現象的不理解，人們思考自然現象的成因，產生兩種結果:理性的結果就是科學，而感性的結果就是神學。

風雷雨雪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人們不知道它的成因，又畏懼其破壞力，因而產生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想象喜怒無常的自然現象如人類一般有喜好，於是產生了祭祀儀式，神喜歡吃豬肉就進獻豬肉，神喜歡吃水果就進獻水果，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神其實就是人類把自然現象擬人化的結果。

神學的產生出現了神職人員，他們專門從事與神打交道，主持祭祀儀式，管理祭品。

神學雖然是基於對自然現象錯誤理解的結果，但並非所有思考都是錯誤的，神職人員對自然現象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正面成果，那就是科學，同時神職人員脫離生產，更好的進行思考，還要管理祭品，他們發明了記錄祭祀儀式的方法，產生了最早的文字，神職人員是最早的知識分子。

隨著人類財富的增加，與天溝通的需求也在增長，可供養的脫離生產的神職人員也在增長，祭司成為一個脫離群眾的新的階級。

技術的進步促進了人口爆發性的增長，人類不可避免的拋棄了效率非常低的採集生活，轉入遊牧或農耕。

人口增長使得人類領地爭奪加劇，戰爭開始常態化，軍事貴族開始出現。

一開始，軍事是部落裡所有成年男性必須履行的義務，瘦弱的不能履行戰鬥義務的部落成員甚至會被拋棄掉。

參軍既是義務也是權力，部落還不是很大的時候，所有有戰鬥能力的成年男性組成軍事民主會議，決定部落大小事務。

隨著戰爭的深化，一些作戰勇猛、具有指揮才能得人脫穎而出，他們獲得了比一般部落成員更高的威望和地位，財產分配也開始向他們傾斜。

奴隸，就是會說話的牲畜。

奴隸在生物分類上雖為人，但在過去的社會中地位如同物品，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主可以隨意使喚、打罵甚至殺戮而並不會受到懲罰，如同打碎自家一個碗一樣，即使殺死了別人的奴隸也只是要賠錢就可以了——這就是奴隸。

奴隸是如何產生的？一開始戰爭是產生奴隸的主要途徑，人們發現殺死戰敗者不如把其拘束起來讓他們幹活更划算，於是奴隸就產生了。

在階級分化後，部分無力償還債務的平民債務人也被迫成為了奴隸。

取得優勢地位的階層，開始不再滿足於一代的優勢，而希望把特權留在自己的子孫後代中。

同時優勢階層的子孫，天然地比平民又更多上升的機會，父輩的薰陶教育，父輩的人脈等等。

或有意或無意，優勢階層的地位開始固定，並且成制度固定下來。

比如在軍事民主的公民大會上，設立新的代表會議，設定代表的財產准入門檻，甚至指定某個家族擔任固定名額。

比如軍事貴族吸納部分吸附他的平民奴隸，組成自己私有的部曲。

成制度固定下來後，優勢的家族就變成了高於平民的政治特權階級——貴族階級。

為了維護既有的特權，貴族們開始修訂法律，組織軍隊，建立監獄等一系列暴力機器，保證部落沿著既有的路線發展，部落蛻變成國家，而貴族中最強的家族，就會變成王族。

為什麼多數人會聽從少數人呢？王侯將相憑什麼指揮千軍萬民呢？

其實，人類的權力最初來自於非強制性的威望，如上文所說的智力領先的祭司、武力領先的將軍，威望長期化就會固定下來就變成了權力。

後世的王侯將相，其權力來自於繼承和上級授權。

比如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其血統，來自於其祖先，因為全國上下習慣性服從皇帝，即使有少數人有異議，也會被多數人幹掉。

臣子的權力來自於上級授予，地方不服從當地官員而叛亂，會受到朝廷官軍的討伐。

所以只要不是多數人反對，權力就會被一直繼承下去。

即使相當數量的人反對，由於不知道彼此的立場，擔心被揭發，也會被壓制在萌芽階段。

中國古代政治的傳統觀念往往並不取決於多數，事實上還真有一些“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意思，就比如《左傳》中的“賢均從眾”。因為不同於西方的民主，在古代中國這麼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資訊科技又如此落後，根本不可能有少數服從多數，因為多數根本聚集不起來。

（錢穆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有句話：中國政治的傳統觀念，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不取決於多數。）

而且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口中大多白丁，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一個人口眾多、國土廣闊的國家“少數服從多數”搞不好會走向暴民政治。這就是西塞羅所說的，民主制很容易蛻變為暴民制。

而之所以古代一直是多數聽從少數，是因為在華人的觀念裡“質量”比“數量”重要，所以統治者往往會向賢者問道，而不會向大眾問道。因為在國家的層面上，賢者可能比大眾更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這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在一個教育並不普及而且人口眾多的社會，對政治一無所知、對形勢一竅不通，知識更是一窮二白的普通人如果有參與政府決策的權力，其後果是很糟糕的。所以古代中國的決策權往往不會交給一般民眾，因為一位博採眾長而且有政治知識的賢者往往能夠在輿情中幫助一般民眾做選擇，這就是所謂的“賢均從眾”。

而“村長”即使不是賢人。他也是有威望的人。

而且百姓願意聽官家的，包括士兵願意聽將軍的，可能也是因為他們真的是願意聽官家的，特別是那些政績斐然、能力出眾的領導人，這其中起到作用的是制度與法度。

（孟德斯鳩）

因為一個人只要承認自己是某華人，他就預設遵守這個國家的制度，而之所以人們會選擇遵守這些“制度”是因為制度會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更好，這就是霍布斯的假設——人民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才把部分權力讓渡給了君主與國家。

換句話說，人民之所以聽政府的安排與排程，本身就是為了尋求保護，因為他們如果脫離這個制度，他們的處境會更差而且不安全。

而另一種力量法度則保證了士兵不會違背將軍，先是上文的制度起了作用，之後法度又做了底線的補充，關於法律的形成與遵守是個大題目，如果有興趣可以看看《社會契約論》這類的書。

人們之所以聽皇帝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制度與法度，其次還有社會的價值觀的作用特別是古代的“君君臣臣”。在一個政府正常運作的時候，個人在這種巨大的體制面前是掀不起風浪的，而且他也沒有違背的動機與必要。

但是皇帝並不是支配國家所有的資源，即使有“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這樣的話。實際上支配國家資源的是政府，而且對於大多數物品來說，政府獲得這些資源的方式也是交易，這種交易不光是金錢與商品的交易，像稅收也是一種交易，民眾交稅換取庇護，這些稅收則用來鞏固國防等等各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