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在我*國被馴養，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溫良的優點，很早就被人類所認識。早期馬多被用來駕車，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軍*隊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車混合為主，動輒都是幾十萬，而騎兵最多不過五六千騎。直至趙武靈王提倡“胡服騎射”，才為趙國訓練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改變了原來的軍*隊裝備，這是軍事史上一項偉大的變革。此後，各諸侯國都非常重視發展騎兵。 　　

但是，在當時騎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為還沒有發明馬鐙。在公元前亞歷山大率軍東征，橫掃中亞大地時，他的將士們的雙*腿是在馬腹的兩邊空蕩蕩地懸垂著，沒有任何支撐。他們靠著大*腿的力量，用*力夾*住猛烈顛跛的馬以保持自身的穩定。這種艱辛可以料想。而馬鐙是騎馬時踏腳的裝置，沒有它，當馬飛奔或騰越時，騎士們只能用雙*腿夾井馬身，同時用手緊*抓馬鬃才能避免摔下馬來。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是我*國考古的重大發現。在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中*出土了許多與真馬大小相似的陶馬。馬身上馬具齊備，但就是沒有發現馬鐙。 　　馬鐙雖然很小，作用卻很大，它可以使騎士和戰馬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把人和馬的力量合在一起，發揮出最大效力。馬鐙最早是由華人發明的，但準確的時間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在發明馬鐙之前，騎兵是坐在墊毯和鞍毯上，甚至沒有馬鞍而騎在馬的光脊背上，從頭頂來揮刺長矛的。馬鐙的應用使士兵騎在馬上有了一個穩固的依託，這樣他就可以用上臂端著長矛，利*用馬匹高速前進所產生的衝力(這種力量由於馬和騎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敵人。 　　

最早的馬鐙實物，發現於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的中國東北的鮮卑人活動的區域，出土地點在遼寧省西部與內*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市。1965年，考古人員在北票縣（今北票市）北燕貴*族馮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對木芯長直柄包銅皮的馬鐙。這對馬鐙長24．5釐米，寬16．8釐米，是國際上現存時代最早的馬鐙實物。 　　

吉林市郊帽兒山墓地是20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其年代大致相當於西漢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兒山墓地18號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用銅片夾裹木芯，以鉚釘綴合加固。這是我*國出土年代較早的馬鐙。北燕是慕容鮮卑所建立的王朝，當時在東北地區與高句麗互相爭奪地盤，雙方都很重視發展騎兵。由於慕容鮮卑與北方草原遊牧地區關係更為密切，便率先發明瞭馬鐙，從而使其騎兵的戰鬥力猛增。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琊王氏族墓群，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例項。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紀初遷至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芯外面包鑲著鎏金的銅片。 　　

赤壁還出土了三國時期東吳的錢幣，1973年，烏林出土了三國時的銅馬蹬（208年）和印有“建安八年”的硯臺。

漢武帝時期是有馬蹬的，雖然沒有考古發現，但很多史料上都有記載。漢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國後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從此使“天下一統”的觀念深入漢民族的內心深處，並且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對周邊地區甚至遠至中西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使中國作為一個穩固強大的帝國登上世界歷史的一級競爭舞臺。漢朝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一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就是它能征善戰的騎兵部隊。而對於騎兵來講非常重要的馬具，其最關鍵的馬鞍和馬鐙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是否存在的問題也就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事情。

對於這一問題，由於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為的：“西漢時，馬鞍、馬鐙仍未出現，多少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而需要強調的是，這裡及本文所說的“馬鞍”並非指其廣義上所含概的所有用於隔開人體和馬背的物體，而是指其狹義，即兩端上翹的“高橋馬鞍”。那麼事實真的如上面所說嗎？這裡就要對此進行一下粗淺的討論。

馬鞍和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韁繩之後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鐙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於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韁繩或馬鬃並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致摔落。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隨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這一時期騎兵除速度佔優外，其戰鬥力是遠不如腳踏實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騎兵到達目的地後，往往下馬作為步兵投入戰場，亞歷山大時代的馬其頓騎兵就是如此。既然馬鞍和馬鐙是以騎兵為主力的作戰方式產生的前提，從中國古代騎兵運用的情況中就大致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了。可以認為，在中國直到秦代，馬鞍和馬鐙仍未產生。作出這一判斷不僅是由於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緻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鐙，而且還因為在兵馬俑戰陣的佈局上，騎兵數量相對很少，且被佈置在遠離主陣的側面角落裡，這說明在秦代以前，騎兵的作用只是偵察、側翼包抄、騷擾遮斷、偷襲和追擊，並不能成為作戰主力，更不用提獨立承擔整個戰役了。

能夠為此提供佐證的是孫臏對騎兵作戰的敘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後；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樑；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裡；十曰掠其田野，繫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可見這一時期騎兵擔任的只是輔助任務，擁有鞍鐙的可能性不大。

那麼歷史記載中漢朝騎兵的作戰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帝時漢軍的騎兵在單場戰役中的參戰規模和所佔兵力比例明顯增大，已經不再僅僅擔任輔助作用了。自武帝以後，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佔份額不斷增大，隨著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係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為戰鬥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後助戰的地位，致於只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里乃至一兩千裡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鬥，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鐙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象。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製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並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並儘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於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乾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於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儘管有這麼多的文獻證據證明漢代鞍鐙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實證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高橋馬鞍的文物是東漢末年作品，如雷臺漢墓出土的騎俑和鞍馬彩繪木雕；而最早具備馬鐙的雕塑作品是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中的騎馬樂俑，因這批俑中有馬鐙者只是在馬身左側鞍下有一個三角型鐙具，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側則沒有，且騎者的腳也未踏於其中，所以被認為是馬鐙的雛形，即用於上馬的器具；致於最早的實物雙馬鐙，則是遼寧北票十六國時期北燕馮素弗墓的鎏金銅裹木質馬鐙。但迄今為止，對於西漢和東漢初年的高橋馬鞍及兩漢馬鐙，卻始終沒有發現其實物和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藝術作品。

未發現不等於沒有。既然透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為什麼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鐙產生於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象一個以稼穡為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鐙的榮譽更應該屬於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為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製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鐙也只不過是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於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製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將供應不足的木材用於製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製造木質馬鐙，至於主要用於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製造馬鐙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鐙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鐙無大差別。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鐙，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後世馬鐙的祖先。那麼在此之前，必定經歷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態。因為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繃帶”狀軟式馬鐙已具備了後世馬鐙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於上馬的單鐙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鐙具只不過是為真正的馬鐙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鐙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後單鐙就被取代了。

說到這裡，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製作的馬鐙（或者說只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後來使用木製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鐙，都是極易腐朽而難於儲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準確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為什麼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鐙的原因。

鞍鐙的實物不易儲存是客觀現實，可為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歷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後，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製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後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鐙或有鞍無鐙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後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鐙的傾向，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鐙。

透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儘管至今為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鐙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為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隨著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鐙最終會揭開它們朦朧的面紗。

馬鐙是一對掛在馬鞍兩邊的腳踏，供騎馬人在上馬時和騎乘時用來踏腳的馬具。馬鐙的作用不僅是幫助人上馬，更主要的是在騎行時支撐騎馬者的雙腳，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騎馬的優勢，同時又能有效地保護騎馬人的安全。最早的馬鐙是單邊的，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演化成雙邊，進一步解放騎乘者的雙手，它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歷史。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國最遲在西漢時期就有鐵馬鐙的替代物--布馬鐙，從西漢壁畫中可見一斑。最早的馬鐙實物，發現於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的中國東北的鮮卑人活動的區域，出土地點在遼寧省西部與內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縣。1965年，考古人員在北票縣北燕貴族馮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對木芯長直柄包銅皮的馬鐙。這對馬鐙長24．5釐米，寬16．8釐米，是國際上現存時代最早的馬鐙實物。西方人在經過東方遊牧民族入侵後逐漸裝備馬鐙，從而誕生了新的社會階級-——中世紀的騎士貴族階級。馬鐙發明的準確的時間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發展歷史

中國實物的硬質金屬馬鐙的年代是北魏時期，這種馬鐙是木芯長直柄包銅皮的掛式馬鐙。其後，這種馬鐙透過高句麗向東傳播，擴散到北韓半島和日本，繼而出現了窄踏板金屬馬鐙在亞洲大草原上的廣泛傳播。在中國南方地區，約在公元4世紀也已出現了馬鐙。總之，木芯長直柄馬鐙是東西方各類馬鐙的源頭。其後，馬鐙也被高句麗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包鐵鐙代替了北燕的木芯包銅。馬鐙最早是用皮革製成的。馬鐙有銀、銅、鐵鎏銀、鐵等不同的材質。它是馬具中至關重要的一個部件。是為了幫助騎士上馬而發明的。

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時代，就有馬蹬了，

只是秦國是以步兵方陣弓弩取得天下的統一，所以馬蹬在秦代並不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