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天衡的篆刻崇尚瑰偉 大氣唯美

韓天衡鳥蟲篆印的形式構成，總體以字形瑰偉為基調，突出了文字造型的奇異之趣、豐富絢麗的鳥蟲花飾和分朱布白中靈變的特點。

他的鳥蟲紋飾是構築在其精湛嫻熟、婉暢遒勁的篆書基礎上，換言之，獨到的小篆風貌，為其鳥蟲紋飾奠定了風格走向，書風決定印風，兩者有著必然的關聯。在篆法結構的配置上，運用鳥蟲魚鳳等傳統圖形加以美化、修飾，注重動物形態在置換篆法結構過程中的合理與妥帖。所謂合理，就是合乎於整體篆法結構的鳥蟲等圖形，用疏密、虛實、呼應和節奏等諸方面的手段作必要的巧飾。所謂妥帖，是不造作，不流俗，移步換影，自然而然，展現鳥蟲篆印的“奇葩”之趣，同時，刻畫自己獨立的紋飾語言。

習慣於多思、多想和多變的韓天衡，一直沒有停止過探索的步履，是喜歡，是新奇，也是挑戰，更是一種藝術責任，“誠然，堅持不變者，也在被動的變，不知不覺間變得老調而僵化，而主動的變，勇作嘔心瀝血的求索（韓天衡語），如果我們將韓天衡前幾年的作品與近兩年的創作比較，就會發現，其創作狀態始終處於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有所載獲的過程中，在整個印壇處於領先地位。篆刻創作中不斷來回變換風格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而在主導風格不變的前提下，給予創作更多的營養，注入新鮮血液，使創新的思維和手段不枯竭。而韓天衡先生的作品萬變不離其宗，猶如一種強烈的標識，過目不忘。

在韓天衡看來，每一部分結體的組合都可視作鳥蟲篆印可塑之處，篆法中的理性構思與感性整合是其創作鳥蟲篆印的核心因素，韓天衡鳥蟲篆印的形式構成，總體以字形瑰偉為基調，突出了文字造型的奇異之趣、豐富絢在結構的營造上，力主唯新、唯奇、唯美的創作思想，怪巧瑰奇，機杼一家，在當今鳥蟲篆印創作中其強烈的面目和表現力，是時人無法比肩的。

對於自己的用刀過程，韓天衡先生從不作空泛之論，更多是將自己的鐫刻體驗表現在方寸之內，傾注於刀石之間，他提出（刻鳥蟲篆印）“用刀宜切、披、衝、削並使”，在具體到用刀手段，又詳盡的分為“直筆多用切或衝，轉處宜用披或削”，而僅有這些是不夠的，“然其中又當排程好用刀的主次與深淺、速度與力度”，這些心得清楚地表明韓天衡先生極其講究用刀質量，我們解讀韓天衡先生的用刀特點，實際上是不拘成法的，即根據作品所表達的意境，靈活的變換用刀手段，韓天衡總結了前人的用刀法則，提出了刻印須刀刃、刀角、刀背兼用並施的觀點，這種混合性刀法，如使用合理，能使線條質感極為豐富，極為耐嚼。

韓天衡的鳥蟲圖式，除了一部分創造性的借鑑傳統以外，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取自於他的花鳥畫中的一些鳥魚形態。從其作品中看到，他十分注重鳥蟲魚等動物的構成形象，或簡、或繁、或奇幻、或詭異，姿態清奇浪漫，曲盡其妙，根據章法需要和構成中的疏密要求，採取不同的的“物象加工”手段。如“魚水情”印，作者借魚抒情，著力表達魚在水中的歡悅狀態，四條魚的形狀各有意趣，生機勃然，有著似民間剪紙般的樸素質感和趣味，讀來饒有意趣。“一日千里”（圖三十六）將印從“畫”出的紋飾語言發揮到了極致，窮形盡象地刻畫了不同動物的姿態，透過惟妙惟肖、意狀飛動的肢體語言，將鳥蟲篆法的無盡變化演繹得栩栩如生，既沒有破壞篆法的準確性與合理性，又極富畫意，自出機杼。

韓天衡的鳥蟲篆印以構思縝密、求精善變而令人心服，既能在宏觀上對整體印風的掌控，也能於具體創作中細節的把握，推崇以辯證思維指導篆刻創作的理念，其言：一印之成，首先是辯證法的成功，更準確地講是自己正確地實踐辯證法的成功。其聰慧之處，是在這一創作思維觀照下，靈活的運用一切構成形式或手段，以個人審美取向為主旨，進行推敲、斟酌，慘淡經營，從容不迫，以達到最好的創作預期和審美效果。創作中，韓天衡習慣“善意”地製造構圖中的矛盾關係，使作品陡增難度，最後又能“化干戈為玉帛”。

韓天衡的篆刻不僅觸及到了鳥蟲篆印，而是作為構建其整體篆刻風貌中的一個體系而獨立存在，獨步當代。靠的就是其智慧的積澱和作品所傳遞出的大氣與唯美的氣局，這也是大多數印家所難以企求的。酣暢的用刀是展露印作大氣品質必不可少的手段，鳥蟲篆印用刀最忌諱的是如履薄冰，過於謹慎，致使線條索然無味，最後乃是氣局殆盡。一直視刀法為獨立要素的韓天衡，於用刀或放逸恣肆，或頓挫兼施，或不激不厲，重大局，觀小處，在用刀的氣格上，追求淋漓痛快的視覺美感，為其印打造大氣格局添上重要的一筆。

顯然，在當代鳥蟲篆印這一領域裡，韓天衡先生的實踐無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力於其鮮活的藝術思想和勇猛精進的藝術精神，其獨具一格的鳥蟲篆印風也為當今，乃至後人在這朵藝術奇葩中的研究與創作，提供了許多豐富而寶貴的經驗。

西泠印社副社長的身份表明了韓天衡先生卓越的治印水平

西泠印社創建於清光緒三十年，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歷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國際性的研究印學、書畫的民間藝術團體，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譽。由於印社享有崇高的篆刻地位，本著寧缺毋濫原則，社長一職空缺多年，現在由韓天衡、李剛田等篆刻大師擔任印社副社長。

2001年上海APEC會議期間，韓天衡先生受命主刀，用連體巴林印章石“湧動的太平洋”，為參加APCE的亞太21國及地區領導人治印，由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作為國禮贈送各位外國領導人。

韓天衡先生不僅擅長篆刻，而且還精通書法、國畫、收藏鑑賞和美術教育，是中國當代一位具有影響力的複合型藝術大師。當代中國著名的篆刻家童辰翊、吳承斌、朱鴻生、王家洪、陳華康……都是韓天衡先生的弟子。

高興回答您提出的問題，以下是我的拙見，望互勉。

如今，80高齡的韓天衡先生，是一位“為現代印學開闢新境界”的人，他中國印學界的領軍人物，他風格多樣的作品和豐厚的印學理論，深受人們的喜愛，是一位高超的篆刻藝術家！

1，韓天衡先生的篆刻，作品自然含蓄，動中寓靜，拙中藏巧，變幻莫明，充分體現了雄、變、韻的情致。

2，在表現手法上，印面結字充滿畫意，線條格外靈動、飄逸。他將書法和繪畫的精髓充分運用到印面中。

例如，在鳥蟲篆印的創作裡，就突破了篆法綢繆重疊的繁複，章法填實盈滿的沉悶，以簡約靈動為手段，化繁為簡，拓展了結字空間的疏密對比，既有鳥蟲篆的審美特徵，又將鳥蟲篆印創作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3，我們看到，他創作的許多生肖印，體現了漢畫像磚、民間剪紙、壁畫、圖騰、神禽、年畫等意韻，給人們以全新的審美之感。

4，韓天衡先生的繪畫作品也有“清奇、潔瑩、恣肆”的風神，也是他對藝術一腔豪情和性格的真實寫照，為我們構築了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空間和藝術享受！

5，近期，全國上下都在抗擊新冠，韓天衡先生也沒閒著，操刀治印，為鍾南山院士，勇於擔當、無私奉獻的精神所感動，為贈予鍾南山院士創作出：“重任在肩，擔當於心，時代楷模，世人崇敬。制贈戰鬥在武漢疫情一線的南山院士。庚子孟春八十一叟韓天衡。”的作品。

這款方印的印面，新民晚報是這樣解讀的：“印面正氣浩然，左右呈對稱結構，非常周正飽滿，‘山’字的中豎，化為定海神針的象徵，又如不懼水火的金鐘罩，這個概括的處理寓意是護佑中華。這枚即興之作非常用心地寄寓了韓天衡先生對醫護工作者的感情”。

一位書學教育家，曾牽動千萬只習字之手，昇華千萬人的書法審美情趣，千萬只習字之手和千萬人的審美情趣依然不離筆墨紙硯，並和韓天衡的書道墨論匯聚成壯麗的水墨軌跡、文化風景，這並不容易，可是韓天衡先生做到了。

韓天衡先生的印章具有一種平面構成的意蘊，他的眼光不是古典的書法形式的，他好像在用一種西方式的形式觀審著這小小的印面，但所採取的表現方法又是地道的中國味：線條圓潤厚實；強調重心穩定；還有，則是一種信手的趣味。

篆印拙中藏巧、動中寓靜、自然含蓄，充分體現了雄、變、韻的情致，風格自成一家，被稱為"韓派"，在當代印壇佔有重要地位。

韓天衡先生的印章具有一種平面構成的意蘊，他的眼光不是古典的書法形式的，他的作品有些中西結合，但中國韻味多一些。線條圓潤厚實；強調重心穩定；篆印拙中藏巧、動中寓靜、自然含蓄，充分體現了雄、變、韻的情致，風格自成一家，被稱為"韓派"，在當代印壇佔有重要地位。

韓天衡的家中掛著自己的書畫作品，更多是畫壇前輩大師相贈的畫作。韓天衡為許多畫壇名家治印，當年時相過從，留下翰墨因緣。他說：“那些老先生都很喜歡找我刻印，送了很多書畫給我，這是藝術交往，2011年我捐了1000多件東西給國家，其中我自己的作品是290件，古書畫、文玩包括前輩贈我的書畫有800多件。”

在溫州學篆刻

韓天衡的父親早年象牙生意做得很大，抗戰時日本人的炸彈將其倉庫全部燒掉，韓家一下子從富裕變成赤貧。父親毅然參加國民黨的十九路軍，打日本侵略者，但這也成了上世紀50年代之後他的一個很大的汙點。父親喜歡文化，家裡也有刻刀，韓天衡天性喜歡，6歲時就開始刻圖章。當時人小，不知道鋼刀的厲害，有一次一刀刻下去，割下一塊肉來，一下子噴出了很多血。韓天衡回憶：“我感到血是不能白流的，血債要用血來還，所以一定要把刻印搞好。”

讀書時，韓天衡的數理化不行，偏科厲害，無法按照志願去讀藝術院校，1956年就進了工廠。1957年，他拿到每個月60塊錢的工資，可以買一些喜歡的玩藝：字畫、印譜、字帖、石頭、刻字刀，回到宿舍，就是寫字、刻圖章、畫畫，立志要成為藝術家。1959年，韓天衡參加海軍，分配到溫州。

早在上海時，韓天衡就聽說過篆刻家方介堪的大名，到溫州便去拜師。“方先生是上世紀20年代就到了上海，在劉海粟的美專當教授。解放以後刻印的生意不太有了，再加上母親年歲也大了，就告老回鄉，回到溫州。他當時在全國也很有影響，所以到溫州後就當了博物館的館長。我在溫州去拜訪他，他就收我做學生了。”韓天衡回憶，“我跟方介堪先生學習，那些師兄弟的風格都是像他的，只有我一個人不像他。當然是我的天性使然，我不太喜歡因循守舊。方介堪先生拿些圖章、揀些書畫讓我去學。他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印，說：你有沒有學過鄧石如的印？這是清朝中期的一個傑出的篆刻大師。我講：沒有。方先生講：你的印，跟他暗合，所以你千萬不要學我，你學我，將來超不過我。這是老師給我一個非常重要的箴言。所以，我沒去臨摹他的印，都是去臨摹秦漢的好東西。我這個老師不善於講話，後來我的印學能夠形成一個自己的體系，是要感謝老師不太會講話。因為老師不太會講，看了我的印以後，只是說：這個好，這個不好。沒有進一步的分析，所以我回到軍營以後自己去琢磨。我看很多古書，看一些印學著作，慢慢摸索自己的東西。”

韓天衡在部隊兼做宣傳工作，主要是寫稿、寫字、畫畫和板報，客觀上給了他一個搞創作的機會。當年篆刻資料十分匱乏，書就更少。韓天衡主要得益於方介堪和溫州圖書館館長梅冷生。部隊每兩個星期才放半天假，韓天衡從郊區的海軍駐地，風塵僕僕地坐三十里路公交車到溫州。先到博物館找方介堪，人家說方先生開會去了，再找到開會的地方，拿出自己的圖章，讓方介堪評點。韓天衡再到圖書館找梅冷生，梅先生從庫房取出幾本珍貴的印譜，說：“這書是不能外借的，可以借給你，但是有一條，如果我寫信給你，你連夜都要給我送回來，要不然會出事情的。”韓天衡拿到印譜，回到軍營裡。人家中午休息，他在臨摹，人家晚上去看電影，他還在臨摹。

這輩子最幸運是結識那麼多前輩

韓天衡在溫州待了四年，秦漢印就臨摹了3000方，打下了基本功。他23歲時，由方介堪把他的印屏參加西泠印社的展覽。

“我從6歲開始刻圖章，到參加第一個展覽經過了17年。所以，我現在對學生講：你們到我這裡來學習可以，但首先你要寂寞五年，要沉下心去。現在有些人今天學，明天就想成家，後天就想成大師。這不行，一定要甘於寂寞，沉下去。”韓天衡說，“在溫州那幾年我真的是很用心，經常做筆記寫心得，特別是跟船出海，休息的時候也沒什麼事情，海闊天空，就在思考。我1980年寫的第一本《中國篆刻藝術》的小冊子，實際上初稿就是我在當海軍時候的積累。我當海軍時，看那些漁民在甌江上搖櫓，覺得這搖櫓裡面很有學問，深了以後劃不動，太淺又產生不了力量，我就從這裡面體會到一種用刀的技巧，搖櫓跟用刀的技巧是一樣的。我當時就悟出了一條：真正的直線條是從曲裡面來的，真正的曲線條是從直裡面來的。直中曲，曲中直，深淺有度，才是理想的線條。我總結的一些治印技巧，有很多都是從生活中觀察得來的。所以，搞藝術的人，老是從書本到書本，從古人到今人，這當然需要，但更多的東西還是要從生活當中去體悟，不能掉書袋，人云亦云。”

1964年，從溫州回到上海後，韓天衡潛心篆刻，風格自成一家。國畫家劉海粟、李可染、謝稚柳、程十發、黃胄、陸儼少等用印多出自韓天衡手筆。韓天衡曾任上海中國畫院副院長，1993年被選為西泠印社副社長。回顧治印歷程，韓天衡說：“李可染、謝稚柳、黃胄、程十發、唐雲等老先生對我真的都非常好。這輩子我感到最幸運的事情就是能夠結識到那麼多的前輩，每個前輩交給我一片角料子，我就可以做成一件非常好的百衲衣。這個老先生給一點營養，那個老先生給一點營養，這些東西我消化了再發揮，就可以變成自己的面孔。這些都是老先生給我的恩惠。”

“我從沒賣過一件大師所贈書畫”

中國篆刻史的兩個高峰

時代週報：如果追根溯源，中國的印章最早是從何時開始？

韓天衡：我們現在能夠見到最早的三方印應該是殷商時期的東西。從殷商一直到東周，東周的墓裡面開始有典型的印章“璽”出現。在整個西周四百年裡，考古發掘裡沒有印章出現。所以，我們現在講學習印章實際上是講東周以後。

印章作為一種信物可以說隨著封建社會的出現和奴隸制度的崩潰，跟那個階段的政治、經濟、軍事、生活體制聯絡在一起。封建社會形成以後，要找一個東西來作證明、證件。軍事上也好，政治機構的運作上也好，或者經濟貿易也好，都要有一個東西作為憑據信物。比如你來我這兒訂買五頭牛，錢付了，牛要到幾個月後再來牽，我怎麼能夠確定這東西是你的？印就成了中國最早的一種信物，這個東西對政治、經濟、軍事、商貿都非常重要。我們現在看到的大量的璽印是戰國的，戰國時候璽印用的文字是七國的文字，秦有秦的文字，楚有楚的文字，晉有晉的文字。以我們現在用藝術眼光來看，古時的文字從理念到書寫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秦始皇併吞了六國，用秦文字，漢代用繆篆，但作為印章藝術來講，僅僅是換了一種篆字。製作印章的水平包括藝術性始終是高超的。

時代週報：古代印章留下來的多不多？藝術水準如何衡量？

韓天衡：多，大概沒有人做過詳細的一個統計。印章跟其他東西不一樣。周秦兩漢是高峰，到了隋唐朝以後是低谷。因為周秦兩漢的時候，社會生活一天都離不開印章。諸如，官府的文書從地方要發到中央，這一卷竹子製作的“簡牘”，紮好了以後在打結的地方上面用一個泥封封住，之後就拿官印鈐在上面，這樣就是密封了。如果到了中央這個封泥損壞了就說明可能洩露了，被人拆過了。所以，周秦兩漢之後的印章，大多是鈐在封泥上面。到了隋唐出現問題了，紙張盛行，印章怎麼打到紙上去？材料沒有及時解決。我們現在用印泥，印泥的製作要到明朝之後才做得精到。所以，唐宋元很多名家的書畫上面印章很少，特別是唐宋。印章鈐蓋在紙上模糊不準，且難以持久，往往起不到鑑證作用。

我講中國的篆刻史有兩個高峰。一個就是周秦兩漢，另一個就是從明末開始。明末材料的問題解決了，刻印採用了新引進的青田葉蠟石。青田石引進篆刻裡，因為它軟硬適中，易於鐫刻，過去刻不了金、玉印的文人，都樂於提刀刻印了，於是這個隊伍從印工變成了文人。這樣一來，文人成了篆刻家的主體。所以，明代後期篆刻藝術又復興了，成了中國篆刻史上的第二個高峰。這個現象在其他傳統的文學藝術裡是沒有的。

時代週報：篆刻的風格會不會秦漢比較大氣一點，到了明末比較文氣一點？

韓天衡：凡是藝術，其最初都是出於實用，但裡面賦予了很高的藝術內涵。所以我們今天拿它當成純藝術品來看。周秦兩漢是以國的疆域而自具風格，到明清由於文人的介入，就以地區甚至以個人形成風格，更見百花齊放。這又是明清跟周秦兩漢不一樣的地方。

它們的藝術性都非常高，是因為當時的印工。秦漢時期當然不叫篆刻家，也沒這個稱謂，但是製作印章的工匠使用當時的文字，感悟深刻且受者也都是行家，保證了很高的藝術性。從某個方面講，明清的很多篆刻家的水準是不能跟周秦兩漢比的。為什麼呢？他使用的是古代文字，古代文字對古代印工來講駕輕就熟的。而我們現在很多不高明的篆刻家連篆書都寫不好的。

寫好篆書是篆刻的基礎

時代週報：篆刻與書法之間的關係如何理解？

韓天衡：我認為一個出色的篆刻家，首先是書法裡寫篆書的大家。我們刻印章都是以古代文字為主，不認識古代文字，老是寫錯別字，那怎麼行？只解決這個字形，並沒有解決這個字的藝術性。辭典是不能當法帖用的，所以，寫好篆書乃至寫出風格，對搞篆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回顧一下從清朝中期到現在，鄧石如的篆書保證了他的篆刻是一流的。趙之謙，也會畫，也會寫，也會刻。吳昌碩，字和畫都好。融會貫通是很重要的。我認為整個文學藝術是一個馬蜂窩，特別是書法、繪畫、篆刻、文學、詩歌，是緊挨在一起的蜂穴，一旦相互打通就可以相得益彰，左右逢源。老輩總是講多讀點書，刻圖章的人不能一輩子就看一本印譜。古人講要寫好詩，功夫在詩外。要刻好一個印，功夫在印外，能書擅畫，有文化，有修養，是綜合工程。我對自己的指導思想就是四個字：詩心文膽。文學藝術是相互滲透、相互貫串的。字寫得好，印章就可以提供一個篆法上的保障。字寫得好，線條好，對畫畫就是一個保障。懂畫的，寫字刻圖章就不會死板，他知道什麼叫氣韻生動。所以，篆刻要搞得好，字要好，要懂點畫，不一定要成為畫家。不一定要成為作家，但要有相當的文學修養，要有個人自塑的想法。從清中後期開始，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大師級的篆刻家都是字寫得好的，畫畫得好的，而且都是讀過書的，都是可以寫詩詞的，不寫詩歌也可以寫文章的。

不過有時候，我開玩笑講：搞藝術，老天爺給你這塊料，也給你盤算好的，有些篆刻家寫字就是寫不好，有些書法家畫畫就是畫不好。沈尹默先生的字寫得那麼好，他的畫就欠佳。像鄧散木印章刻得也不錯，字也寫得不錯，文學修養也不錯，畫畫欠佳。

時代週報：印章是中國自古就有的東西，外國是否也有類似的藝術？

韓天衡：古希臘、古羅馬、古巴比倫在3000年前就有印押的使用，西亞有滾筒印，歐洲有火漆印，但是不像我們三千年不斷地生髮下去的。所以，印章就成了中國特具的民族瑰寶。

時代週報：現在社會漸漸數字化，電腦出現以後很多人連用筆手寫也不用了，更不用說篆刻。你認為當代中國的篆刻藝術發展水平如何？

韓天衡：最近三四十年，印章基本上就是遊離於使用，成為以賞玩為主的藝術。過去的印章首先是證件，或官府、軍中的吏員，或是姓名章。明清已經拿很多的詩詞歌賦放到印章裡面去，就是所謂的閒章，帶有很重的文學色彩。現在誰還拿一個大的圖章去蓋在一個領款單上？領工資也不會用印章了，都直接打到你的卡上了。所以，現在的篆刻藝術越來越擺脫實用而成為純藝術。另外，篆刻藝術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諸多傳統藝術裡面發展得最快，人氣最高，取得成績也是最明顯的。

時代週報：為什麼會這樣呢？

韓天衡：這裡面有很多的東西值得去探討。一個就是它走向純藝術，一個民族隨著溫飽的解決，對文化藝術的需求也必然更見渴求。第二個是隊伍很強大，篆刻藝術確實有一個史無前例的很龐大的創作、研討與欣賞群體。這三四十年來，在篆刻的領域裡面，在創新突破和理論方面的努力都是超乎之前的。

就我個人來說，大致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在印風的創新上，二是在理論的探索和對史料的整理上，三是注重對篆刻人才的教育和培養上。從1960年代後期收學生到現在，在大學裡上課的不算，我的入室弟子有200多名。

“我是戀古的革新派”

時代週報：在中國的篆刻歷史上，西泠印社是非常特別的機構？

韓天衡：西泠印社是1904年建立的，是幾個對印章特別有嗜好的文人聚集在一起，以星星之火慢慢發展起來的。十年以後請吳昌碩當社長。現在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這裡面也有曲曲折折，也停掉過幾次。西泠印社是一個古老而充滿生機、饒有傳奇色彩的社團。

時代週報：你在“文革”的時候跟很多畫壇的老先生都有交往？

韓天衡：交往很多。因為我當時還沒有“榮幸”地達到反動學術權威的檔次，比較自在。那些老師們都已經被打倒了，所以經常去看看他們，為他們去做點事情。諸如幫他們料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去銷燬一些所謂的罪證，幫他們去寫一點認罪書、檢討報告。

他們跟我關係也非常好，叫我刻印打在他們的字畫上面，所以屬於忘年交。在處處存在戒心的“文革”年代，我跟他們什麼話都可以講。黃胄第一個被打成“驢販子”，那時候我在部隊，要我揭發他，我就講：他從來不跟我談政治，上級說這算什麼揭發？要我跟他劃清界限，我說：他在北京，我在上海怎麼劃？他們說：黃胄有不少畫送給你，你還有沒刻完他的印章，全部要上交，劃清界限。後來這些東西也就黃鶴一去，再也回不來了。1973年，黃胄下放，跟我說：小韓，我放在你這裡的印章呢？我說：全部都上交了。後來我再刻了一些印章送他。

我給陸儼少先生刻過300多方印章，給謝稚柳、應野平、程十發、徐子鶴先生都刻過100多方，劉海粟、李可染先生各刻過20多方，黃胄、唐雲、吳作人、宋文治都刻過一些。因為我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就探索怎麼推陳出新的問題。大概到1972、1973年的時候基本就有了點眉目，他們覺得小韓這個人很懂藝術，所以給我的書畫都很精。我沒有辜負他們，就算是現在商品社會，外面到處在拿那些東西去拍賣賺錢，我沒有賣掉過一件。我所有東西都在，因為我感到這是我跟他們友誼的象徵，感情的依託，是不能去賣掉的。我可捐掉，但不賣掉。我只賣自己的土產—篆刻字畫。

時代週報：刻印是不是中年最好？

韓天衡：也不見得，有專家講，刻印到55歲就“結殼”、定型了。到現在為止，我感到我還在變、還能變。我所熟悉的個別上海老印人很早就叫學生代刀了。這還是要看你是不是心志專一，如果是在商品社會里為了多賺錢，當然可以搞個工作室或者找學生來代代刀。但書畫篆刻是藝術家的獨立勞動，所以不能這樣“大協作”。事實上你如果不是將賺錢看得很重的話，完全還可以繼續靜下心來去探索。藝術的探索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一定會有很多新的追求，一定會有很多東西讓你著迷，叫你要繼續探索下去。所以，它不存在有年齡的限制。而且，我們現在比古人好的條件是：古代的藝術精華包括很多古人自己都沒見過的新鮮史料，現在出來很多，美不勝收，足資借鑑發揮。總之，我是戀古的革新派：傳統萬歲，出新是萬歲加一歲。

時代週報：中年以後，你對治印又有新的思考？

韓天衡：我們現在講藝術要推陳出新，因為文學藝術跟科學技術不一樣，科學技術不講基因的繼承性。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必然替代、打倒現有的、陳舊的，且是摧枯拉朽無情地推翻更新。文學藝術的規律則絕然不同，是講推陳出新，不是革命，是革新，講四世同堂。石濤出來就把董其昌打倒？吳昌碩出來就把揚州八怪打倒？齊白石出來就把吳昌碩打倒？沒有。後者並不能遮蓋前者的聲望和光芒。這就是兩者最根本的不同。

文學藝術是必須要講借鑑，我認為推陳出新的本質是推新出新。鄧石如的風格出現，在歷史上不是新的嗎？但是不管誰重複他，鄧石如始終閃耀著新的光芒，鄧石如之後出了趙之謙，趙之謙是新的吧？但是學他的人是舊的，他自己卻是新的。所以，這些歷史上創新的大家，他的本質是一個“新”字。我們借鑑這些人，不是在推陳，實際上是在推新，是以推往日之新來出今日、明日之新。

現在有的年輕人，受外來思潮影響太多，對民族的優秀傳統多取虛無主義和否定主義，是不足取的，有害的。我也是主張創新的人，創新的東西不僅是表象新，更是有內涵的新。藝術還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今天全盤排斥傳統而自以為全新的東西，很可能明天就會銷聲匿跡。當然那些真正的新東西、好東西，就能從流行走向經典。

韓天衡老師的篆刻水平大家都是公認的，在篆刻界是屬於領先地位，是中國篆刻界的泰斗，他的篆刻和書畫的水準已經達到活靈活現、出神入化，常人難以企及的地步，同時對應了他的名字“天衡”兩字，他的篆刻和書畫作品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可以使他自己內心的天地達到平衡、守正求新，顯化出篆刻家、書畫家的至高古典精神和超高藝術情操。中國篆刻界泰斗、西泠印社副社長韓天衡，他的書畫作品通其天門，立其地道，乃天作之合。我的哲學思想三部曲其中的兩部:《沉香悟道》、《伏羲文明》，均配有韓天衡大師的畫作。

韓天衡老先生的治印水平當然是高的，現任杭州西泠印社副社長，在篆刻界內也是名望很高。其藝術風格有傳統，也有創新，藝術風格很高雅，也很靈動，尤其是其鳥蟲篆印，更是傳神。韓先生是成功人士，藝術大家，名氣很大。其治印潤格己近“天文數字”，除馬雲外恐怕一般人難以承受，是真真正正的藝術陽春白雪了。藝術水平高，社會名氣大的藝術家潤格高，藝有所值，無可非議。但其藝術遠離“下里巴人”的平民大眾，被束之高閣，百姓可望不可及。當年齊白石老先生成名之後仍然面向貧民百姓，畫作也是親民價格，只是對權貴才提高潤格。當今經濟社會，唯“錢”為途，亦無可非議。在此只是閒聊幾句，個人一孔之見，不足側耳也。

印章我的理解如下：

穩健刻：韓天衡

文人刻：王鏞

怪誕刻：石開

味道刻：徐正濂

快狠刻：程風子

斯文刻：尹海龍

趣味刻：李妙染

熟練刻：朱培爾

狂野刻：陳國斌

圖式刻：劉彥湖

創意刻：徐海

科班刻：魯大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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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對當代篆刻大咖的印象。

工農兵大學生 政治敏銳 早期黑了著名畫家很多畫 篆刻可以算一流 從書畫金石史上不是大師。鳥蟲篆水平一流 做生意大家 每年各種產品利潤接近一個億 韓老師韓師母的為人書畫圈無人不知

天賦、人工都是佼佼者，年紀輕輕便開宗立派，文革後青黃不接的時期內是隻手擎天的級別。可惜近年陷入程式化，且日趨媚俗流滑。

“治印水平”一詞顯然不適用於像韓天衡先生、李剛田先生這樣的篆刻家，用“篆刻藝術成就”似乎要恰當些。

之所以這樣說，不是為了抬高他們，而是他們早就過了“水平”這一關。在他們的作品中，技術性的水平問題基本上找不出來。到了這一層次，就需要從篆刻史地位與藝術成就層面去考察。

韓先生篆刻的藝術高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好的，其在鳥蟲篆一路的開拓性成果可圈可點，其對於篆刻理論的研究、教學、著述也是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韓先生亦從事書法、繪畫創作，但這兩項，就“水平”而言，顯然不能與其篆刻類比。

韓的治印只屬名家，離大師差十萬八千。

還是傳統老路中，蟲篆抖個小聰明。即沒文藝理論創新，也沒印文開拓之舉。

三十年後定為印學二流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