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是大家公認的思想文化的繁榮時代，他出現在戰國時期，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一時期，應該屬於亂世。

戰國時期，先前春秋時代的大國爭霸（春秋五霸）轉變為戰國七雄之間的合縱連橫，統一的形勢出現，國家間的鬥爭更加激烈，最終秦國勝出，一統天下，由亂而治。

思想文化的繁榮，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積澱的過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春秋時代奠定的。因為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洛邑，那些周王室掌握的學術流落到民間了，有私家開始講學了。

以前是學在周王室的，就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是為周王室服務的，這時候，流落到民間了。 周王室也管不住諸侯了，政治上是兼併爭霸，學術上諸子百家興起了。

儒家思想的最大人物孔子就是春秋末期在魯國開辦私立學校，先後有三千弟子，儒家思想散佈各地，儒家要恢復周禮，其實就是想以儒家的學說治理春秋亂世的。

天下那些有思想知識的人，紛紛出現了。墨家思想、楊朱思想和儒家三分天下有其一。

到戰國時代，當然是亂世，但諸子蜂起，持續爭辯，文化積累到了一定程度，思想文化的繁榮出現了。代表社會各階層，各力量的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儒、道、墨、名、法、陰陽、縱橫、農、雜家圍繞許多大問題，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大思想家們就所有的根本性的問題都吵個不停，涉及如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天道人道，邏輯等等。

秦始皇能夠一統天下，也需要思想理論的依據，那就是深深折服了他的韓非子和其學說。

所以，思想文化，在亂世因為社會的刺激，社會變革的需要，反而更有其繁榮的條件和需求。

再如，明末清初，社會劇烈動盪，改朝換代，滿清入主，也是亂世轉入治世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一大批思想家、學問家。

晚清末年，社會積弊叢生，老大帝國搖搖欲墜，亂世無疑。龔自珍、魏源等思想上的覺醒者出現了。鴉片戰爭的爆發，使仁人志士痛醒，康有為、梁啟超，陳天華、嚴復、孫中山，再到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魯迅，都在著書立說，為古老中國尋找出路。

而治世，天下太平，人們思想趨於平淡保守，創新性的思想家稀少不足了！

歷史如明鏡，照見世間百態與每個人心底角落！

縱觀 中國五千年，思想文化最繁榮的歷史時期有兩個，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隋唐兩宋。前者主要是分裂，從前770年到公元221年，誕生了眾多的學術思想，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處於大變革大動盪時期，各諸侯國為富國強兵，招賢納士。經濟上，鐵器牛耕推廣，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在科技上，天文學，醫學等科技取得較大進步。在文化上，私學興起，形成許多學者和思想流派。這是百家爭鳴形成的原因。諸子百家的學說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這個時期，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歷史由分裂走向統一，針對社會的急劇變化，各學派熱烈爭辯，著書立說，闡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詰難，於是出現了思想領域裡"百家爭鳴"的局面。

同時在當時出現了眾多的思想家，典型就是各家學派代表，比如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管仲、吳起、商鞅皆名噪一時。

而文化上，儒家學派就是當時的代表學派之一。倡導君權神授、民貴君輕，以“仁”為宗旨，相對中庸。同時在彼時的南方，也不乏《詩經》、《楚辭》這些先秦的經典著作。

春秋戰國之後，思想文化相對繁榮的就是隋唐兩宋。

這時期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種文化，民族繼春秋戰國之後第一次開始大融合，也因此兩相碰撞之間，擦出了很多思想上的火花，也因此這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封建社會巔峰，加上科舉制這種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的出現，彼時社會階層渠道流通良好，因而讓很多普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學術、做官不再是貴族的專利，晚唐詩人劉禹錫在《烏衣巷》中所提到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即可說明。到了兩宋，這種制度更加成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北宋著名詩人汪洙的名句。

早上還是農家子弟，可能因為中舉，下午就穿上官府躍於朝堂、成為新貴。

我們至今也思慕三蘇一門三傑的家風。因此唐詩宋詞至今讓我們嚮往，思慕。

著名大儒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科舉之風，甚為濃烈，現在全國各地遺留的很多書院也主要建成於這段歷史時期。仔細來看當時也不乏大儒，典型如唐宋八大家，名留千古。

中國歷史上這兩個思想文化最燦爛的時期，一分裂，一統一，前者側重於思想，後者側重於文化，但其實綜合來看，無分彼此，思想文化燦爛繁榮，和治亂關係不大，主要是有產生他們的土壤。

春秋戰國能誕生百家爭鳴，主要是因為當時歷經上古的血緣貴族政治，很多士人也開始活躍起來，尤其是因為大分裂時期，各華人口流動加劇，一些相對有見識計程車人開始周遊列國，傳播學術，比如以”儒、墨、道、法”為首的眾多學術流派無不如此，在當時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一些諸侯為了爭霸、兼併小國，就會採取他們認為有用的學術來作為自己的治國思想，比如秦國用法家迅速崛起，最終橫掃六合；比如稷下學宮當時不乏孔孟大儒；又或者直到漢初還採用了遺留下來的黃老政治。

而隋唐兩宋能產生優秀的思想文化，也是因為彼時的文化學術開始流入中下層，做官也不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導致很多平民子弟，可以接觸到知識，加上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相對自由的社會制度，自然而然思想學術如井噴一樣，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後者更加側重於文化，思想家略遜於前者。

其實都在老子學生中打轉。

現在基本是法家。

治世於治病，治法源於心。

常常心去洗，國醫洗中心。

而在治世時期所有人都會沉浸在自己安逸得生活中，無法去尋找社會的真諦。只要能夠滿足自己的人生需求，大家都不會去思考。這個時候的思想家們基本上是沒有的，除非社會出現些許小動盪。而且統治者和當權者們也不會允許有異端思想的產生。會危機自己的統治。所以這就是我的答案。

有什麼不對的請指正。

亂世

思想家出的多

比如春秋戰亂

誕生了先秦諸子

就是極好的說明

這是很明白的答案了：亂世。

1、亂世多俊傑，因為草莽廟堂，每一個身處亂世之人都在尋求出路，尋求生存的機會，只有亂世能激發人無限的潛能，只有苦難才能讓人觸及思考的最深處。

苦難出思想，悲憤出詩人，就是如此。

2、治世沒有了生存危機，戰爭止息，和平來臨，飢餓凍餒暫時消失。首先，人們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思考再也不會偏激，而理性的思考往往是妥協的，是充分考慮到全面，不會專注於一點至極致，也就是說思想扁平化了不再尖銳如針；

其次，治世最講規範，因為所有地區、人口歸於王化了，人們的言論行為遵循法令的規範，無疑，言論行為的規範就是一種約束，失去了開放性的思想和行為，偏於平庸在所難免。

再次，治世的追逐是更優越的生活，大流如此個人無法抗拒。這樣就意味著商業主義、物質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接踵而至，這是比平庸更平庸的庸俗。

3、一部文明史已經給出答案了—中國思想和文化的黃金時代是春秋戰國，大爭之世，人人奮發圖強，那是一幅有魂魄有血氣的時代畫卷。諸子百家，聖賢俊傑層出不窮，著述立說成為時代大潮，尤其儒、道、法家，塑造華人魂魄之正源生成的文明誕生。

政治經濟是思想文化發展的基礎和硬體，但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有其自身的規律。中國歷史上有治世時期思想文化活躍的情形如唐宋盛世，也有亂世中思想文化很活躍的時期，如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還有近代史上民國初軍伐統治中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魯迅胡適等一大批思想文化大家和文藝精英。

對於這個問題，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百家爭鳴”了。

春秋戰國之際，出現了像儒家，道家，墨家等為主的思想流派，也出現了影響中國幾千年乃至世界的大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老子等。他們都在當時的世界中積極闡發自己的思想，史稱“百家爭鳴”。

那麼“百家爭鳴”出現的背景是什麼呢？我們首先看年代，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各國之間進行戰爭，爭奪天下，因此君主需要一些謀士為自己建言獻策，所以在此背景下，就出現了百家爭鳴。

反觀治世，自古國家要統一，必須人心要歸一，思想要統一，所以一個成熟的國家，必須要有統一的思想，所以秦滅六國後，首先要書同文，車同軌，焚書坑儒，以及明清時期大興的文字獄，還有盛行中國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都多多少少限制了思想文化的發展。

所以，思想文化在亂世更繁榮，思想家也是在亂世更多。

思想文化在亂世繁榮，盛世根本就沒思想，因為統一思想。

亂世思想家多，因為治世沒有思想家，都被扼殺在搖籃裡了。

這個問題，回答不能絕對！縱觀中國歷史脈絡，不管亂世和盛世年代，在思想文化發展都有可觀之處！就是最混亂最不堪時分裂朝代，也有新銳思想冒頭。在大一統王朝裡，也會孕育出絢爛的文化之花。在中華文明演進中，思想文化藝術人文齊頭並進，博大精深，交相輝映，在東方神州大地，五千年古國再顯光輝！亂世中光華

夏商之後，周朝開啟，名義上統一周天子時代，實際上諸侯國並立，真正呈現是分崩離析狀態，在諸侯割據中，進入春秋戰國爭霸和兼併無休止中，在歷史烽煙裡，思想文化多元開始進入第一個巔峰時期，諸子百家以卓識高慧登臨中國文化高壇，以孔孟荀子為首的儒家，老子莊周的道家，墨家、列子、韓非子之流法家、惠施、名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孫子兵家。。。。群星璀璨，光彩奪目。

就是魏晉南北朝那個混帳年代，戰火紛飛，玄學大盛，“竹林七賢”之流，或詩或文、或酒或琴或酒，或笑或鬧，他們活的真率曠達，死的慷慨激昂，阮籍、嵇康最為代表；東晉陶淵明開創田園詩派，鮑照、庾信詩文別具一格，北朝敘事詩《木蘭詩》更是流傳至今！就連短暫的元朝，在高壓政治打壓的環境之下，元曲文化異常發達，湯顯祖、馬致遠、白樸等元曲四大家笑傲文史！

秦漢時期，詩賦雖為為文體主流，賈誼、司馬相如、張衡其中佼佼者。但在漢朝，最具光芒的是

史學泰斗司馬遷橫空出世震爍古今，《史記》榮耀千古；後者的班固、班超等繼續接力，史學論著成果最大；哲學家王充《無神論》也是振聾發聵。。。

唐朝詩歌是另一個座文壇高峰，在盛世的大唐，多元的國度，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李商隱、杜牧等名人輩出，佳作迭起，吟詠至今！到了文治的大宋，文化和思想更是進入歷史新紀元，宋詞稱為文史一極，豪放派和婉約派同唱共合，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辛棄疾、晏殊、柳三變、姜夔、李清照、范仲淹等光芒四射，陸游的詩歌更是絕唱！苟且偷安的大宋，理學迎來鼎盛，北宋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張載五子；南宋的“心學”，朱熹和陸九淵大發其風。

明清賢哲更為驚人表現，文學界前後七子的復古、小說演義的崛起，《四大名著》呼之欲出；王陽明、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哲家大師論著和踐學，將為中國後來社會轉型和變革做好前期思想的準備！

筆者認為，思想家是一個時代的影子，但自古以來亂世出英雄，而思想家在亂世更容易繁榮。

為什麼說亂世是思想家繁榮的土壤？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政治寬鬆

大凡亂世皆是群雄割據，社會動盪，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眼前的利益，根本無暇關注民間崛起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就間接為這個群體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

比如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原因就出於此，當時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周天子權力分散，向各諸侯國傾斜。

要知道，自古知識分子就有一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所以他們紛紛著書立說，表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並宣揚自己的思想。

第二、政策支援

社會處於大動盪，那麼既得利益者就會千方百計的向社會各界徵求說法以證自己的名聲，其實這就是一種無形的扶持政策。

往往世道越亂，統治者對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管控就越寬鬆，而各勢力主為了選舉賢才為自己服務，就會鼓勵人們毛遂自薦，敢於表達自己。

與此同時，他們還會建立各種專業性的機構用來網路天下人才，比如戰國時期秦國的四方館和齊國的稷下學宮，是為選材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