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重在談一些歷史故事情節。文學不是主流。不過還是用了一些筆墨宣染曹操父子的詩文如曹操橫槊賦詩。曹植的七步詩。陳淋的檄文。皆被羅貫中描寫得有聲有色奕奕如生。

因為寫的是戰爭題材的書，那主題就侷限於戰爭的字眼，那題就不能偏離，即使書中人的角色是文才，你也不能鼓吹特吹，只能一筆帶過，這樣才符合書寫要求。

這裡面原因是：

一、這是由小說這類文學作品的體裁覺定的。

一般認為， 小說是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透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人物、情節、環境是小說的三要素。情節一般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聲。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因此，《三國演義》的小說體裁的特徵決定了《三國演義》只能以人物為中心，以情節推動故事的演進。在各類環境中昇華人物形象。所以，除非情節的需要，不能在小說中羅列某人物的文學作品來代替小說語言的描述。

二、《三國演義》是羅貫中將千百年來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整理成書的。

據史料記載，從西晉時期，就有學者用文學的手筆記述東漢末年的英雄故事。

尤其時到了宋朝，城市裡遍佈瓦市，市民聽評書成主要的一項精神生活。於是，說書人開始對東漢末期的人物和故事進行了深入的演繹，人物對話栩栩如生，情節生動如一波三折，身臨其境。

為了吸引聽眾，說書人只能對聽眾熟悉的故事再加工，添枝加葉，豐富細節。於是出現了“馬太效應”，情節越豐富的越精彩，越精彩的越入神。

也就是說，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素材孕育之時，受眾是廣大的低層次的市民和兒童，對它們能產生較大吸引力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物，波瀾壯闊的事件！因而群體的性質決定了作品的內容和編排。比如《紅樓夢》，讀者多為才子佳人，因此可以有大量的詩作。也可以有大段的黛玉教香菱如何作詩。

當然，在《三國演義》小說裡，為了使曹操的性格圓，滿突其文學才能，也分別綴入了他的幾首詩詞。比如赤壁大戰之前的夜宴。也襯托出了大戰之前難得的靜謐，烘托出即將到來的赤壁大戰的慘烈。同時又展現了曹操投戟殺人的情節，暗示了的曹操赤壁戰敗的宿命。讀之令人拍案叫絕！

其實每本書的所描寫的側重點都會不同，三國演義寫的是歷史戰爭題材的演義小說，有虛構的成分，其主題內容是沿著歷史軌跡和歷史主要事件展開的。

三國演義深層含義好多人都知道，看似寫的是東漢末年，其實是借古諷今，也就是當時明朝，作者在三國演義中主要想表達的是忠義二字，演義中多多少少是將劉備作為主角和正面人物來寫的，曹操是作為反面人物來寫，所以曹操的奸惡也表現的和歷史不太符合，所以他在文學方面的正面成就也提的很少。

問題中提到的是東漢末年階段的文學成就和文學人才，在歷史戰爭題材的書籍《三國演義》中用大量文字寫文學成就有些突兀，更何況是反面人物的文學成就。

其實三國演義中雖然沒有著重描寫，曹操父子文學成就，在側面還是提到了曹操的文學作品，其中曹操在演義中打敗袁紹吟唱了觀滄海和赤壁之戰前夕醉吟短恨歌，都提現了曹操的文采斐然，曹植的七步詩，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和陳琳在演義中也鮮露頭角，雖然只是粗略的帶過，也從側面寫出了文學能力不同常人啊。

總的來說，三國演義作業一本歷史戰爭題材的小說，對那個時期文人的文學成就並沒有作太多描寫和總結，僅從側面描寫了部分文人的文學能力不同尋常。

曹操有才是公認的，曹操是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

《三國演義》裡為什麼不提曹家父子的才高八斗？這是作者有意矮化曹操，誇讚劉備的仁義治國，興扶漢室所造成的。

在《三國演義》以外的書籍中，記載了曹衝稱象的故事。

說的是曹操時期，有外國進貢來一頭大象，大象的重量的單據，被送大象的使者丟失。

為了搞清楚大象的重量，大臣們想了許多辦法。也沒有測量出來，大象的重量是多少斤？大象非常笨重的，沒有今天電子秤。

正當大家忙的，不知所措如何稱象的時候。在一旁看熱鬧的曹衝，笑呵呵的說，他自己有辦法來稱大象的重量。

大家也是好奇，就開始詢問曹衝如何稱象，曹衝叫大家準備一艘船來到水邊。

將大象運到船上，船上畫上記號，然後，從船上把大象卸到岸邊。

再用石頭裝船上，裝到畫印的位置，最後，將石頭的重量計量加起來，就是大象的重量。

曹衝稱象流傳了幾千年，是華人的智慧，曹操的兒子聰明絕頂。

在曹操死後，曹操的大兒子，曹丕聽信讒言，同室操戈想殺掉兄弟曹植。

在大堂上，命令曹植在七步內，做出四句詩來，做不出來詩句，將以欺君之罪加害。

曹植看到如此兄弟，相互殘殺的情景，心中悲憤滿懷。

在大堂上走了三步，就做出了今天，許多人朗朗上口的詩句來。

煮豆詩做羹，

漉菽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幾千年來，文人墨客圍繞這詩句，比喻很多的事情，詩句概括了人生，真是經典之作。

《三國演義》主要是講三國鼎立時期，曹操與劉備，孫權政治鬥爭。

作者將曹操塑造為反面角色，將漢室劉備，作為正面人物進行宣傳。

所以，作者不會稱讚曹操及子女，文學奇才的。

光想著打仗爭天的事了，把你這事紿忘了！你要是早生幾百年把這事給老羅提醒一下就好了。真可惜生到現在，後悔也晚了！！

（《三國演義》不是歷史，是小說！用牛比馬？你好聰明！）

三國演義是小說，不是史實，著者抬高劉氏撐控中國的合法性。認為劉為正統，所在把劉備寫的大仁大義而把曹氏寫的有點厚黑。更不提曹氏父子的文學成就了。

《三國演義》是以歷史線索為題材而創作的小說，雖然“演義”的歷史，但卻不是歷史書。因而，不可能像正史那樣，全方位的反映三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這部小說主要是以魏、蜀、吳爭霸為主線索，以大量的戰爭場面與戰爭智謀“演義”了一段精彩的歷史。因而，在反映建安七子、三曹文學成就方面就顯得很弱了。

那麼，除了小說取材方面的原因外，還有哪些因素導致了《三國演義》沒有更多的描述建安七子，以及曹操父子文學方面的成就呢？

實際上，《三國演義》是明末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定的書名，羅貫中的原著叫做《三國志通俗演義》。而在羅貫中作書之前，卻有一部名為《三國志平話》的話本小說。對比這兩部著作，二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主體故事和人物，《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上是借鑑了《三國志平話》。

正史大致分為三種體例，即紀傳體、國別體、編年體。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記載歷史，國別體則是以諸侯國或者同時存在的幾個王朝分類進行記載，編年體則是按照時間順序記述歷史事件，類似於現在的大事記。《三國志》大概屬於紀傳體與國別體的綜合，陳壽分別編輯《魏書》、《蜀書》、《吳書》等史料，為人物立傳，修成了《三國志》。

國別體，尤其是紀傳體不是通史，需要從不同的人物紀傳中理出一條時間線索，透過不同人物的事件相互印證、補充，才能完整的看到一個時期或者一個朝代的歷史。《三國志平話》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前，就做了這樣的工作，東漢末年至三國建立，以及西晉滅亡時期的歷史脈絡已經基本理了出來。雖然平話的歷史線索顯得有些粗糙和單薄，但卻為羅貫中創作《三國志通俗演義》提供了藍本，也奠定了基礎。

這部平話總共才12萬餘字，卻跨越了從黃巾起義到南朝劉宋建立的237年（184-420年）歷史，因而，只能以歷史主線為主，不可再涉及其他。同時，評書是民間藝人的作品，說書人需要滿足普通民眾的文化需求，也不允許有太多高雅難懂的文化內容，能聽懂故事就行了。所以，這部平話故事也沒有更多的涉及建安、三國時期的文學成就。

羅貫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大量參閱正史，在《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進行再梳理、再加工、再創作。雖然《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文字容量是《三國志平話》的十倍，但基本套路仍然與藍本息息相關。

《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文學成就要遠遠高於《三國志平話》，但很多故事卻是從平話中移植過來的，其中包括不見於正史的“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草船借箭（平話中是周瑜借箭）”……等等。而且，劉關張的相貌、兵器等，《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基本上照搬的平話描述。

因為藍本就是以三國爭霸故事作為全書主線，並未涉及建安時期的文學成就，從而，或多或少的影響了羅貫中的創作，《三國演義》中對這方面的描寫也就不多了。

紀傳體正史以帝王紀傳為綱，以人物傳記為目，同時，要記載一個朝代的天文、地理、人文、文藝、刑法、職官、方技、志表、典籍、食貨……等等，可謂一個時代的百科全書。正史的這個體例，是從《史記》開始的，《漢書》進行了進一步完善，除了帝王紀傳與人物傳記外，還有表八卷、志十卷，其中《藝文志》詳細記載了商周以來的百家經典、詩歌辭賦，西漢以前的文學成就幾乎全部都有記載。

陳壽編修的《三國志》共有魏書30卷，蜀書15卷，吳書20卷，全部都是人物紀傳，沒有志表。而且，《武帝本紀》、《文帝本紀》中也沒有收錄或者提到曹操父子留下的文學作品。即便是《武帝紀》中記載了建安十五年曹操作銅雀臺這件事，也沒有提到曹植著名的《銅雀臺賦》。

《三國志》沒有建安時期（“建安七子”）文學方面的記載，似乎情有可原。建安是後漢獻帝的年號，大致屬於“前三國”時期，沒有這個時期的文學成就，大致也講得過去。但“三曹”卻是《三國志》必須記載的人物，陳壽沒有收錄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卻有點講不通。這也難怪王安石說《三國志》編得不好了。

倒是《三國志·任城陳蕭王傳》記載了陳思王曹植“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曹操建銅雀臺時命其作賦，“植援筆立成”，也涉及到了曹氏的文學。但是，陳壽依然沒有說曹植寫了些什麼。裴松之注中，卻收錄了《銅雀臺賦》的一段。

《三國志通俗演義》講明瞭就是本於《三國志》而演義的小說，大致走這部正史的脈絡，沒有重點突出“建安七子”、“三曹”的文學成就，也就勢所必然的了。也因為《三國志》不僅缺少志表也存在史料不全甚至不精準的緣故，羅貫中寫書時還參考了《後漢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史料。而這些史料中，同樣沒有特別詳細的記載“建安七子”以及曹氏父子的文學成就。

大約，曹丕提出了“建安七子”，范曄估計沒有采信罷。而《後漢書》沒有收錄“三曹”文學成就，原因就更簡單了，曹操、曹丕在《三國志》中被列為帝紀，《後漢書》當然不能為他立傳。曹植卻是曹魏皇室成員，《後漢書》也沒有給他立傳。《後漢書·文苑列傳》沒有完全記載“建安七子”，也沒有提到三曹文學，也就不足為奇了。

依據史料寫書，羅貫中雖然做了大量的文學加工，但同樣如史料所提供的素材那樣，有所取捨。

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為了豐富人物性格，增強小說的文學色彩，還是根據故事情節，寫到了建安七子、三曹的文學成就。

《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曹公分兵拒袁紹”，袁紹與眾謀士商議是否起兵伐曹，一番爭論後，袁紹決定出兵攻打曹操。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寫得比較簡單，這一段中沒有寫到袁紹命陳琳作討曹檄文。《三國演義》中卻有陳琳寫檄文罵曹操的情節，而且，檄文原文全部照錄。

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討曹檄文可謂《三國演義》中十分精彩的文章。曹操讀後驚出一身冷汗，頭風頓時痊癒。毛綸、毛宗崗父子增補了這個情節，使羅貫中的著作提升了文學品位。

嘉靖壬午版中，羅貫中寫了一段“諸葛亮智說周瑜”，諸葛亮當著周瑜的面背誦曹植的《銅雀臺賦》，篡改其中的“連二橋”為“攬二喬”，智激周瑜。

在“曹孟德橫槊賦詩”故事中，羅貫中收錄了曹操的《短歌行》。此後，還有曹子建的七步詩。曹植作七步詩的故事，出自《世說新語》。

無論羅貫中的原著，還是毛宗崗父子的批註本，書中都提到了曹氏父子的文學成就，至少是寫到了曹操、曹植的詩賦。因為如此，《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才得到提升，這部被稱為通俗平話小說的著作，其文學成就要遠高於平話。

除了曹操父子的文學成就外，書中還多次提到了“建安七子”。比如孔融，書中是這樣寫的：“文章驚世俗，談笑侮王公”。荊州王粲也在書中有出場機會，羅貫中說他：“幼時往見中郎蔡邕，時邕高朋滿座，聞粲至，倒履迎之。”

王粲確實是蔡邕所賞識，此人文才出眾，記憶力驚人，是建安七子中比較獨特的一位。《三國演義》中陳琳、孔融、王粲是給予了一定筆墨的，在這樣一部講述百餘年曆史的書中，已經相當不容易了。其他如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四人雖然很難在書中見到，但有三位人物做代表，至少說明《三國演義》還是提到了建安七子，也寫到了這個時期的文學成就。

羅貫中以及毛宗崗父子蒐羅相關典籍，讓讀者領略了建安時期以及三國時期的文學風采。

本回答參考了幾種史料，也是有所取捨，難免掛一漏萬，敬請方家教正。

如果把《三國演義》改成《三國文史演義》，曹操父子三人的文學成就是絕對碾壓劉備、孫權和司馬懿，估計也只有“建安七子”和諸葛亮、周瑜能和他們抗衡！

在中國文學史上，曹操父子三人的文學成就是一座豐碑，魏晉風骨的形成就在這一階段，併成為唐宋文學復古運動競相效仿的主要部分。

東漢中葉，隨著宦官弄權、良臣散野，文學作品的質量和數量也出現嚴重滑坡，一些讚揚盛世的大賦開始轉向抒情小賦，文學作品凋零。

直到董卓、袁紹、曹操、孫權等人開始了諸侯割據，對家國、志向的思發情感才由寂滅轉為活躍。在文學方面，開始進入真正的“文學自覺時代”，文人們不再為讚美、憂嘆本身而興發，開始擺脫經學、儒學獨立發展，播下百花齊放的種子。

曹操和曹丕的詩風趨於一致，風格沉穩雄壯，體現了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而以孔融、陳琳為首的“建安七子”，其文分詩風多沉鬱悲切，體現出家破國亡的哀嘆和為國為民的憂嘆。

作為天下才佔了八分的曹植則和王粲合稱“曹王”，文風細膩、思維天馬行空、辭藻清麗雅姿，體現了和亂世截然不同的氣象，也開啟了現實主義文風。特別是曹植的《洛神賦》、《白馬賦》，自魏以後，除王勃可與之拮抗外，已成絕響！

諸葛亮的《隆中對》和前後《出師表》，充分展現了他的文學造詣毫不遜色“建安七子”，特別是金句頻出：“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諸葛亮的《出師表》：“志盡文暢，表之英也”，陸游則誇讚說：“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治世結合文學，經政融合典故，諸葛之文采，絕對是妥妥的文賦大師！

至於“羽扇綸巾”的周瑜，又怎麼可能沒有超絕的文學才華呢？

在赤壁之戰後，周瑜上表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只是這一句被後人借用了幾千年的‘非池中物’，足以證明其文采斐然！

所以，如果以”文學造詣“論成敗英雄，孫權、劉備、董卓、袁紹、司馬懿絕對是幹不過上面這些牛人的！

《三國演義》是一本歷史演義小說，透過描繪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塑造一些英雄人物事蹟，來向後人傳遞歷史經驗教訓和忠君思想。

羅貫中寫此書的著眼點是戰爭、政治和人物塑造，透過朝堂諸侯的明爭暗鬥、歷次戰鬥，展現多方政治和智囊人物的心理活動及形成，增加小說的可讀性和思維深度。

如果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若重點提及曹操父子的文學成就，就必然要相應對比其他人物，增加的這些情節無益於體現小說的主題，反而枝枝蔓蔓，弱化了英雄形象和忠君主題，讓這部小說變得不倫不類。

因此，《三國演義》根本無需提人物的文學成就，避免弱化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