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說的是李自成引狼入室是打李自成的，大明已經滅亡了，然後談談大明的滅亡吧，首先明末天災連連，百姓民不聊生，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一些響應。其次，自嘉靖年間就形成了黨爭，前線將領奮勇作戰，後方千方百計掣肘。最後，遼東危局，明朝晚期，內憂外患，明王朝是戰是和舉棋不定，哪怕是與李自成議和都因為輿論的壓力沒能實施。然後想補充一下，崇禎雖然是亡國之君，但對於挽留大明江山，實在是苦無有心無力。

明末對女真採取的策略是分而治之，當時的女真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三大部。這三大部裡面又分別有葉赫、哈達等小型部落。這些部落雖然都為女真，但相互之間不斷爭鬥，彼此鬧個不停，而努爾哈赤所率的就是當時一個特別小的部落。

李氏父子之所以扶助努爾哈赤，簡單而言就是當時的他很弱，比他對大明威脅大的大有人在。大明不好直接介入戰爭，就扶植他與其他部落交戰。可以說，努爾哈赤因為李氏父子的扶植而變的強大，但當時他們父子採取的策略並沒有什麼大錯。

錯的是，他們沒料到努爾哈赤會那麼強，強到把所有女真人團結到一起，最終成了大明最大的威脅。站在後人的角度上，可以說李氏父子的養寇為重，但站在當世人的角度上，他們那麼做並沒有什麼大錯。

吳三桂開關之時，崇禎帝已經自殺，而李自成也在北京稱帝。即使他不引狼入室，按南明的尿性也撐不過闖軍的進攻。吳三桂開啟山海關，只是給了滿清入關的機會，要滅也是滅闖王李自成的江山，而不是大明的江山。可以把滿清入關，華夏百姓遭難怪在吳三桂身上，但明亡和他真沒有多大關係。

要說大明滅亡的原因，前幾次皇帝的無所事事，宦官集團的亂政幹權，東林黨、浙黨、齊黨等的彼此爭鬥，崇禎帝的剛愎自用，災荒不斷，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造反，還有田地兼併，賦稅不足等種種原因，完全可以說上幾天幾夜。

在這些原因的促進下，大明最終走向滅亡。可以說，上到皇帝，下到庶民，沒有一個是無辜的。就像常言說的，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把明亡的原因歸罪於李成梁父子或者吳三桂，有點太過看得起他們了。

但如果非要比個誰的影響更大。顯示是李氏父子，畢竟當時更容易將滿清扼殺在萌芽期。

大明的滅亡，我們會總結出很多種原因，這些因素之間看似沒有任何關聯，實際卻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正如成功的因素總是那麼幾條，失敗的因素卻有很多很多。我們不妨聊一聊明末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滅亡。

我們把明朝之所以滅亡的各種原因，一條主線貫穿起來。明末百姓賦稅嚴重，不堪重負，起義造反。這其中李自成最為強盛，這也是後期直接推翻明朝的主力軍。百姓為何賦稅嚴重呢？有人說用於軍隊的補給軍餉耗盡了大明國庫，又逢內憂外患，用於軍隊平定內外的戰事越來越頻繁，所用軍費越來越多，尤其魏忠賢死後，以南方大資本集團的東林黨代表不願意繼續從商人身上徵稅，這一部分稅不得不繼續強加於老百姓身上，加之朝堂腐敗，軍餉層層剋扣，貪汙受賄日日益盛行，如此惡性迴圈，最終導致底層老百姓不看承受，遂有起義。

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正因打不過李自成農民軍，引清軍以為聯合打跑李自成後劃長江而分治，不曾想多爾袞進關後，洞悉明末亂世，無論是李自成大順軍還是南明小朝廷、各地方小勢力，均打著自己的小算盤，絕不會聯合起來一致對外，這些勢力不過是紙老虎一個，於是多爾袞反手又借吳三桂之手，一路向西南，蕩平各敵對勢力，最終統一中原。

至於有說大明葬於崇禎之手，除魏忠賢，破壞了閹黨與東林黨之爭的平衡，以至於後期東林黨一家獨大，搞得崇禎想遷都南京都未嘗所願，再籌軍餉，這些老財團一毛不拔。殺袁崇煥，以至於明朝最有能力撐起明朝天下的頂樑柱崩塌。還是因為袁崇煥花錢太多，關寧一線，每年四百萬軍餉，崇禎最後發現，花費如此巨大軍費，還是沒有換得關外太平。如薩爾滸之戰，明神宗也因耗費不起遼東軍餉催促戰事，也至最後失敗。

無論是明朝廷腐敗，東林一黨專權無能，或是吳三桂引狼入室，這些皆是表象，究其原因，是太祖朱元璋所建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各地藩王割據一方，隨著這些朱家後代的繁盛，對於的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卻不交稅，以致百姓所用土地日益減少，而賦稅愈加嚴重。如此惡性迴圈，焉有不亡之理。

感謝提問

明朝的滅亡有內因也有外因

內因是其內部自身的原因，吏治腐敗，黨爭嚴重，軍政廢弛。

外因是自然災害，農民起義，外部侵略，等等一系列原因。

萬曆時期建州女真異軍突起，日益壯大。1619年，明與後金的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後金戰略性的決戰，明軍失敗後，再也無法阻擋後金軍隊的步伐。吳三桂不開山海關，也有其他人開山海關，清軍不從山海關入關，也可以從東蒙古過來，吳三桂只是個投機者。

所以說二者相比的話，李成梁的養寇為患比李自成的引狼入室影響要大的多。

明末對女真採取的策略是分而治之，李氏父子之所以扶助努爾哈赤，因為當時的他很弱，比他對大明威脅大的大有人在。大明不好直接介入戰爭，努爾哈赤因為李氏父子的扶植而變的強大，但當時他們父子採取的策略並沒有什麼大錯。

錯的是，沒料到努爾哈赤會那麼強，強到把所有女真人團結到一起，最終成了大明最大的威脅。站在後人的角度上，可以說李氏父子的養寇為重，但站在當世人的角度上，他那麼做並沒有什麼大錯。

吳三桂開關之時，崇禎帝已經自殺，而李自成也在北京稱帝。即使他不引狼入室，按南明的尿性也撐不過闖軍的進攻。吳三桂開啟山海關，只是給了滿清入關的機會，要滅也是滅闖王李自成的江山，而不是大明的江山。

薩爾滸之戰，決定了明朝由攻轉守，建州由守轉攻；

遼瀋之戰，決定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終結，建州在遼東的統治確立；

松錦之戰，決定了明朝的國運將盡，建州國運興起。

這裡面哪個都沒有吳三桂的獻關。

吳三桂就算不獻關，建州也可以取道東蒙古進入明朝內地。從崇禎元年開始，內蒙古已經徹底倒向建州，山海關的防禦作用不是特別重要了。

隨著這些朱家後代的繁盛，對於的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卻不交稅，還白拿俸祿，以致百姓所用土地日益減少，而賦稅愈加嚴重。再加上小冰河天災、鼠疫、蝗災、東林黨問題、以及崇禎年少無知，如此惡性迴圈，焉有不亡之理。

政權鬆動

崇禎皇帝死後，明室宗親在南方各地先後建立幾個政權，他們是明朝政權的一種延續，存在的時間長短不一。清軍入關以後，軍事力量明顯不足，雖然可以短暫揮師東南、西南，擊潰一切反抗力量，但是他們很難實現真正意義的征服和穩固的統治。

這種時候，像三順王、吳三桂、洪承疇這一類降清的勢力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幫助清廷平定東南和西南，消滅明室餘脈，實現穩固的統治。這其中，吳三桂為平定雲、貴、川、陝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並親手埋葬了南明永曆政權。

吳三桂

吳三桂是明朝的總兵是高階將領，在袁崇煥手下跟後金打仗多年，他舅舅也是抗擊後金有名的將領祖大壽。在明朝的最後幾年，袁崇煥被崇禎殺了，孫承宗也自殺殉國，洪承疇投降清朝，一干有軍事能力能打的將領基本玩完，吳三桂這個時候算是明朝抗擊清軍中表現比較不錯的前線將領了，被崇禎封為伯爵，在明朝中後期，要弄個爵位是十分不易的，像王陽明這麼大的功勞，剿匪和平叛亂，也是個伯爵。

農民起義

明朝後期，朝廷內憂是農民起義，外患是滿清的威脅，吳三桂在袁崇煥死後，留下關寧鐵騎就是抗擊前線的主要將領，松錦之戰後，明朝山海關之外的土地全部喪失，吳三桂鎮守的山海關成為抗擊滿清的最前線。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上吊自殺，當時還沒有攻擊到山海關，李自成俘虜了吳三桂老爸吳襄和其家人，並派人來勸降，吳三桂也知道當時李自成勢力很大，軍隊號稱百萬，自己手下幾萬人馬也弄不過，就同意投降新政府，並打點一切帶著部隊來北京朝見李自成，走到半路，聽說老爸被欺負，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部將霸佔，就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事件，全軍披孝，喊出要為崇禎帝報仇退回到山海關，也有說是因為吳三桂認李自成這樣的政府欺壓百姓，不能進行有效的搞團結是靠不住的，為紅顏只是一個藉口，反正他跟李自成是算決裂了，李自成一聽還有這事，就親自帥20萬大軍來攻打吳三桂。吳三桂覺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李自成，就想聯合滿清達子，許諾分天下來引誘多爾袞，吳三桂因為有了滿清的後盾，就有勇氣敢跟李自成在山海關外的一片石跟李自成決戰。

多爾袞

剛開始打，多爾袞賊聰明，就是不派兵協助吳三桂，看著吳三桂和李自成鬥，等吳三桂快支撐不住的時候，吳三桂親自到多爾袞軍營乞求，多爾袞來了一招剃髮稱臣，吳三桂被迫接受，滿清八旗十多萬人立馬加入戰鬥，李自成不敵敗逃回北京，做了一天皇帝就撤出北京了，正當北京人民開門歡迎吳三桂回來的時候，多爾袞又耍了個伎倆，讓八旗先一步入了城，並命令吳三桂帥兵繼續追擊李自成，吳三桂滿滿的打算能進北京城並立個朱姓皇帝的 美夢落空了。

此時的吳三桂已經沒有跟多爾袞談判的一切籌碼，部隊進過一片石之戰，喪亡大半，滿清八旗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二十多萬人，他想反抗也沒有本錢了，想逃走到南方，多爾袞的親大哥阿濟格作為西征的主帥，有滿洲兵看著，此時，吳三桂已經沒有了為君父報仇並復國的夢想了。

後來由於鎮壓各地農民起義的殘餘勢力，多爾袞讓吳三桂從北京一路打到了雲南，吳三桂是越打越賣力，可以說大半個中國是吳三桂替滿清打下來的，後來在雲南，吳三桂是滅掉了南明最後一個小朝廷，並俘虜了明永曆帝朱由榔，又親手絞死了朱由榔，算是徹底解決了明朝的殘餘政府勢力。

日月為明，大明朝是想光照大地，可是天地萬物不變，變的是人心。這皇帝做穩了就會亂想胡來。

大明的滅亡是大明皇帝們積累的，不能完全說是李氏父子養寇為患或者吳三桂引狼入室。就好像一塊木頭放久了成了朽木，不是一下成的，它也有個過程。李自成和吳三桂只是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使之速度加快了。

當時就算沒有李自成也會有其他的人起義，木頭壞到一定程度總是會散架的。

明朝滅亡是必然

1644年李自成進京標誌明朝滅亡，到還有個南明，也只是維持，因為也是內部矛盾重重。

一個家庭總是有矛盾，也是過不好日子的，如果不改變自己可能早晚離婚。一個國家不好好管理。處理不好各方的矛盾日積月累，就會出現危機。明朝就是這樣，本來好好的，被幾個奇怪皇帝折騰的夠嗆了，到崇禎這了，崇禎已經很努力了，和上幾任比只是上朝多了親自批閱奏章多了，其他的還是一樣，還不如魏忠賢時安定呢！

朝代的更替，可能就是皇帝們活的太安逸，覺得我的天下我做主，誰敢不服就殺了誰，所以就只顧著享受自己的生活。明朝更是把治國批閱給了大臣甚至太監，誰沒有私心呢？於是就亂了。亂起來很快，想再安定起來就難了。

明末除了內憂外患，還有老天爺不給力，糧食減產，餓死很多人，人都餓死了還怕啥，那就反了吧！還能集體把地主家糧食搶過來吃了。可以說多活一天算一天，萬一成了就一步登天了。李自成就是和例子，確實一步登天了。

李自成、吳三桂都是為了一己私力

這兩人目標都是為了自己，沒有考慮天下百姓，如果他們都想讓百姓安居樂業，二人聯合多爾袞是進不了山海關的，當然明朝還是會背被取代。

結語

人的一生很短暫，明末時期的戰爭無情的摧毀了很多百姓家庭。無論那方戰勝對百姓都是一場災難。李自成是明朝滅亡的催化劑，吳三桂是李自成的催命鬼，多爾袞是整個明朝的亡命符。這三個人前赴後繼的把明朝給整沒了。

有因必有果，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有了成就，不能想明朝皇帝一樣只顧享受，當甩手掌櫃，還是要努力，就會一直幸福下去。

王朝的滅亡同“美人遲暮”一樣，不管想盡什麼辦法、採取何種措施，後果終將到來，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宿命”或“天道”，所以，按本體論原則論，從本質上看問題，每一個王朝的滅亡雖脫不了、免不掉外部力量或勢力的衝擊或打擊，但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還是其內部的各種元素，哪種把後果完成推到外部因素身上、單一因素身上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公道、不科學的，哪種諉過與人的“甩鍋”式領導或為尊者諱研究歷史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眼下特朗普防控疫情的態度和做法就是如此，所以令人討厭。基於此理，大明王朝的滅亡，我們也不能也不該無端賴在李成梁和吳三桂頭上。

李成梁膺任參將時，努爾哈赤還是8歲的黃口小兒，此時大約為1566年左右，我們怎忍心讓死了50年多年的人，為50年後發生的事情負責呢？另，李成梁的晚晚輩吳三桂“撤關”時，崇禎已死，大明已亡，此時“撤關”何責之有，何罪之有？難道讓其效忠並拱衛哪個剛建立就爛透了的大順政權嗎？

明朝中人，站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以及文化認同上，咒清惜明，情有可原，時至今日，如果仍持有華夷之別之觀念，就不合時宜了，有迂腐和狹隘之嫌。

一個王朝的毀滅不是一兩個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結果。

明朝滅亡原因有以下幾點：

1.朝廷黨派之爭。明朝後期東林黨和閹黨鬥爭頻繁，完全沒精力瞭解下層平民疾苦。崇禎帝時，東林黨掌權，但是一派言官風格，打壓名臣功臣，沒有務實精神。2貪腐盛行。明朝後期，官不為民做主，只為磚蠅貪腐，官逼民反。3軍事力量減弱。萬曆年間，薩爾滸大戰，明朝精銳盡毀。明朝對建州女真從戰略進攻轉進戰略防守狀態。後期，一方面要鎮壓國內農民起義，一方面要防守後金，軍事力量捉襟見肘。4經濟原因。明朝後期，國庫虧空，國內通貨膨脹厲害。稅收也還是從沒地種的農民手中榨取。財政沒有收入，沒錢給部隊發放軍餉。5災害嚴重，農民起義不斷。明朝當時處於小冰河時期，災害頻發，糧食減產。朝廷又不斷增收農民稅收，造成各地農民揭竿起義。

因各方面原因，明朝這個大廈已經根基不穩了。

李成梁收服努爾哈赤在身邊做僕人一段時間或許是讓努爾哈赤學到不少軍事理論知識，但不是養虎為患，誰也不知道今後會是怎麼樣。吳三桂引清軍入關，也不是引狼入室那麼絕對。一個王朝自身出現很多裂痕，終將毀滅，只不過有外部原因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罷了。

《李成梁像》

《吳三桂》

總的來說應該是天災人禍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崇禎即位後，快刀斬亂麻的處理了魏忠賢，讓代表江南士族的東林黨有了話語權，放棄了士族的大量稅收，精簡人員又砸了驛站李自成的飯碗，對付後金的騷擾就要派軍隊去，派軍隊就要花錢，沒錢咋辦啊，給老百姓加稅吧，結果下崗的也造反，交不起稅的也造反，不造反的又碰到了天災，旱幾年，澇幾年，沒辦法，橫豎都是死，反了吧！明朝滅亡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很早以前就種下了惡果，只不過是李自成和吳三桂又在這堵快倒牆上推了一把而已！

明朝的滅亡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一步步從內部開始糜爛的，並不是哪一代君主和某個人所引起的。很多人將大明的滅亡歸咎於滿清和李自成，這裡就是提到李氏父子（李成梁，李如柏）和吳三桂，那麼他們到底誰的影響更大呢，我認為是李氏父子。

李家父子在任遼東總兵時曾先後十次奏捷，但他認努爾哈赤為義子，放任其擴軍備戰，吞併女真各部落，收受賄賂，最終導致努爾哈赤一統女真並以七大恨告天起義，這個是他養寇為患造成了，怪不了別人。吳三桂開啟山海關引清軍入關其實影響不大，因為此時無論是李自成還是南方的明朝都沒有能力去統一中國，而北方的清朝此時實力非常雄厚，統一全國是早晚的事，因此所謂吳三桂的引狼入室是站不住腳的。

那兩個的影響都不大

明滅亡於李自成，不是滿人，所以問題出在農民起義身上。

明代到嘉靖以後，基本上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每年皇室鉅額消費，官員中飽私囊，問題積累百年之久，財政逐漸入不敷出。

隆慶、萬曆前期進行改革，緩和了財政矛盾，但是問題沒有解決，張居正死以後，財政虧空變本加厲。

黃河氾濫，農業災害琴法，農民土地被大量佔有，流民遍地，但是官府徵收依舊變本加厲，直到女真崛起，成為壓到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到了天啟崇禎，基本上朝廷沒錢了，官員貪汙了大部分的財政收入，流民開始四處起義，滿族時不時來騷擾一波。

崇禎想解決問題，解決問題需要錢，崇禎沒錢，就要收錢，但是流民遍地，能交錢的很少，就要交很多錢，官員繼續貪汙，剩下的農民也要起義，鎮壓起義又要花錢。

錢到哪了？地主官員手裡，所以只要崇禎不大規模對地主官員動刀，就解決不了問題，其他的只是輔助作用而已……

明朝是中國古代後期的一個重要的中原王朝，一個帝國的崩潰，它滅亡的原因較為複雜，吳三桂也好，李氏父子也好，都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

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綜合矛盾造成的，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釋。由於我對一切歷史現象都從經濟上找根源的做法逐漸不滿。因此，本人試圖從具體原因入手，總結明朝滅亡的幾個主要原因。大致歸納為四個，分別是: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兩線鏖戰的困境、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宦官專權與黨爭等四個方面，下面一一詳述。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

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雖然我反對一切問題均根源於經濟，但明朝的財政不良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並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徵的稅收歸於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後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於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至於後期加徵“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至於最後“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至於有人所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已被鑑為訛傳，不必再辨。即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餘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現有可靠史料也證明，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明代的財政危機為何此般嚴重，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明代永樂元年，全國軍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餘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餘萬石，軍屯田收入佔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佔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後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後，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而且以此之後，由於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於軍屯田收穫。），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從此之後，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萬曆三大徵”，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後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譁變，遍及各地軍衛。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後一顆救命稻草。設想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百年前軍屯廢馳的惡果，終於天啟、崇禎年間體現。

兩線作戰的困境

無論如何，明朝正統王朝直接滅亡於明末起義軍，殘部勢力滅亡於清軍。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長期兩線作戰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崇禎帝鳳興夜寐，勤於政事，不是一箇中國傳統史學中“亡國之君”的典型形象。但遭遇內憂外患的現實局面，內有天災大旱，以及以此為誘因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外有遼東後金八旗鐵騎。明末戰事常常出現兩大憂患交替之勢。明朝單獨對後金時，曾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及戰略優勢，如天啟年間的“寧錦大捷”。但隨之農民軍在黃土高原不斷髮展，（實事求是的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發展壯大，無疑有加派“遼餉”“練餉”以及“剿餉”的因素，“三餉”無疑大大加重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為了支撐遼東戰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將轉嫁於底層民眾。同時，為支援戰爭，也分流了對救災的投入。）因此，可以說，明末民變與遼東戰事有緊密的間接聯絡。而明朝的兩線作戰，使其不能專注於一處。農民軍有幾次在明軍的圍剿下瀕臨絕境之時，均恰逢清軍再次進攻京薊，因而得以恢復發展（當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最終被由農民軍內部攻破首都而滅亡。而在遼東戰場上，崇禎十四年的松錦大戰之敗，使得其“九塞之精銳俱失”，十多萬精銳部隊陣亡沙場，遼東從此僅剩吳三桂所屬的三萬騎兵，關寧防線徹底崩潰。也讓明王朝喪失了最後一支完整的精銳部隊。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也難以避免兩線作戰。財力不足，無力招撫，而與清議和，一則違祖訓。二則清方的誠意也值得懷疑。宋亡殷鑑在前，因此議和也恐無出路。

新經濟因素與舊國本的衝突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施與倭寇的蕩平和“海禁”的鬆弛。明後期東南地區的新經濟因素不斷髮展，即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而江南地區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與傳統上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的衝突必然存在。萬曆年間，明神宗萬曆皇帝為解決國庫不足與宮廷消費不足的問題。派出“礦監稅使”四處斂財，這種禍國殃民的掠奪式徵稅，尤其受到了東南發達地區工商業者的強烈抵制。江浙工商業者與民眾對其的抵制甚至達到了武力對抗的程度。南直蘇州地區於萬曆二十九年爆發的民變即是其一例。而明末東林黨崛起，某種程度上支援新經濟的發展。其思想主張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對大徵商稅。東林黨人鳳陽知府李三才便極力反對這種行為。而後期東林黨要求減少對工商業者徵稅，這一方面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間接的動了“國本”，本文這裡指的國本是立國之本，即農本立國。減少了對工商業的徵稅，導致稅種單一，就必然減少國庫收入以及對農業徵稅的增加。後來的“三餉”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稅不徵於東南則必稅於西北”，黃土高原的民變不僅僅是天災造成的，若國家實力雄厚，政策得當，萬不會引起此般規模龐大之起義。明清鼎革的結果最終也導致了江南新經濟因素的挫折。入清之後雖仍有所發展，但亦受到了許多對其發展的根本性的限制。這就涉及到了一箇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週期率問題。這種新經濟因素出現並繁榮而最終未能突破農本束縛而夭折的現象在中國出現過至少三次。首次是盛唐天寶年間，在傳統經濟的高度發展下，各行各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因素。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沒能在體制上給予適應的體系化配套建設。而是草草應付，設定相應行業的稅使徵稅而已。而接下來爆發的“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出現倒退，新經濟隨之在戰亂中大幅削弱；新經濟因素與農本可能出現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安史之亂’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一個轉折點。第二次出現在北宋年間，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經濟相當發達，各種服務市民階層的行當與新事物不斷出現並發展:交子、飛錢、瓦子的出現，活字印刷術的推廣，說書業的興盛，以及相應戶籍體制中出現的“坊郭戶”作為一個單獨戶種的出現。城市極大繁榮，海外貿易繁盛，無不體現了新經濟因素的到來。而“王安石變法”中出現的“免役法”“均輸法”無不體現了新形勢下的要求。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於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後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後落後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而到了明朝中後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於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併，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而土地大兼併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而隨後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總之，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週期性矛盾:經濟發展——土地大兼併——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週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後的犧牲品！（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於此規律）。

宦官干政與黨爭

明代中後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干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於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瞭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至今猶存。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與多數文官相比沒有雄厚的背景。進士文官多出身於社會上中層，因為有能力使一個人長年讀書應試科舉的家族多數並非貧戶。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權也是皇帝的一種統治方式，與漢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則上是有些類同的（當然具體上還有些不同）。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重用宦官對自己皇權的威脅較小。（當然事實證明不完全對，但的確自始至終宦官專權未對皇帝本人造成過太大威脅。）明代宦官專權本質上是皇權的變態，是皇權一種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權的延伸與異化。明朝宦官“人才輩出”，從“橫刀躍馬”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王振，到創辦升級版特務組織“西廠”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劉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後活力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為明朝的滅亡助了一份力。而文官集團的表現似乎也不太好，否則崇禎帝就不會在遺詔中稱“文臣皆可殺”了。明後期朝廷內部黨派林立，互相傾軋，“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當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黨派利益為出發點時，黨同伐異，傾軋腐朽即是必然的結局。遼東經略熊延弼的悲劇與寧錦大捷後袁崇煥的被迫辭官，就是宦官專權與黨派鬥爭惡果的直接體現。明朝後期的黨爭危害更大，這一點在南明各政權中體現的更為充分。

小結

帝國的崩塌，絕非一人一事所能導致。基於上述原因，讓一個天子守國門的王朝走向滅亡。

關於明朝的滅亡，有各種猜測，明亡於黨爭，亡於叛亂等各種說法，我認為，名稱亡於社稷失衡。

明朝後期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起義，後金的不斷騷擾只不過是加速明朝的滅亡，中央表現則是智窮力屈，疲於奔命，國庫空虛，管理腐敗。

其根本原因是內部社會不穩定。

一，貧富分化嚴重，財富和社會資源嚴重被當權者和大地主把持，社會財富成為嚴重的倒金字塔，比如明朝的一個藩王潞王，在我們這河南北部，他佔有封地內絕大部分土地，農民失去土地，只能給他當佃農，最要命的是，這些人是不用給政府納稅的，其他如讀書人，獲得封爵的文臣武將，亦然成為帝國內的獨立王國，這與毒瘤無甚差別。

內憂外患代代皆有，沒有如明末這麼要命的，根本的原因，掌權者人人都有一個一塊自己的獨立利益，表現在朝內，人心離散，人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拳頭再難凝聚，滅亡是早晚的事了

二，頑固勢力已成為混凝土凝成一塊，帝國失去了變革求存的希望

明朝萬曆年間開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海禁名存實亡，國際貿易如火如荼，居世界第一，但對明朝的幫助幾乎沒有，管理腐敗是一方面，中央沒能力沒眼光從這歷史趨勢裡獲得維持帝國存續的血液，也是重要一方面，如此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帝國居然無法收取關稅，朱元璋朱棣建立的一套文官體系故步自封，言必稱堯舜，文必宗孔朱，連崇禎遷都避禍都無法完成，更不必說其他的了，不過讓一個封建帝王發展資本主義，也確實難為他了

有明一朝，封建制度已十分成熟，各種社會規則建設的十分成熟完整，然而還是滅亡了，給我們的教訓有二

1，一定要把80%的人的利益作為執政根本，否則等到20%的人拿到80%以上的社會資源時，就是帝國滅亡的時刻，任何帝國都一樣，倒三角永遠是站不住的

2，萬勿故步自封，一定要提防拿著書本的宣教者，他的言辭再花哨也要當心，不變化，不發展，前路就是死亡。

到底是李成梁父子養寇為患導致了大明滅亡還是吳三桂引狼入室導致了大明滅亡？

首先大明不是在清朝手裡滅亡的，崇禎皇帝是死在了李自成的手裡。所以不管吳三桂有沒有引狼入室，大明都會滅亡。無非就是李自成比較倒黴，他進了北京之後，瘟疫橫行，關外皇太極虎視眈眈而已。

至於李成梁父子養寇為患，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當時大清周圍的部落非常多，除了女真族之外，還有蒙古族和其他各個族群，這些族群的力量都不容小覷，不好一味打壓，明朝就是和蒙古打了幾百年所以導致自己的國庫都耗空了。遼寧鐵騎之所以如此厲害，李成梁父子之所以被封為戰神，其實就是因為邊境不得安寧，時常打仗。

換言之，如果沒有這樣的將領，恐怕大明朝也早就被攻破了。

真正導致大明滅亡的其實是後期大量的土地兼併，農民沒有糧食吃，於是就站起來反抗了。那首著名的歌曲“吃他娘，喝他娘，大門開啟迎闖王”就真實的反應了當時人們遇到的真實情況。我們餓肚子，吃不飽，為啥不反抗呢？

所以李自成的農民軍迅速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然後把大明朝最後一點尊嚴給抹去了。

至於努爾哈赤的女真族強勢崛起，那是歷史的必然，一個凝聚力強的民族遇到了一個精明強大的領袖，為啥強大不起來呢？不要都怪罪到人家李成梁身上，和人家沒多大關係。

吳三桂之所以衝冠一怒為紅顏，其實也有對李自成失望的因素，畢竟李自成就是個草根，沒有人家朱元璋的遠見卓識，所以吳三桂看不上他也在情理之中，順應天意罷了。

所以，導致大明滅亡的不是李氏父子也不是吳三桂，這個問題本身就自相矛盾。

蔣公曾語“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明朝末年楊嗣昌早就提出過，只是當時的文管集團、高高在上的清流們異常彪悍，硬給楊嗣昌罵個狗血噴頭。其實他的建議在當時來說不失為一個可行之策。

崇禎接手的大明朝已經是個爛攤子，內憂外患。內憂，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外患，關外的努爾哈赤。

而努爾哈赤的強大和李成梁不能說沒有關係。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帶兵攻擊建州時，殺了兩個與之不相關卻與朝廷關係不錯的人，那一日，努爾哈赤悲痛欲絕，深深埋下了仇恨，因為死的是他的祖父和父親。或許出於內疚的原因，李成梁父子再次之後一直比較偏坦努爾哈赤。在善後的處理上，努爾哈赤得到了大明朝的賞賜，世襲其祖父的頭銜，被承認是建州左衛的頭目之一，記住這時還是之一，就是個小公司的股東。接下來，他可沒閒著，先是統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成為東北女真部落最為強大的領袖之一。時隔幾年，大明朝還在朝堂上弄個你死我活的時候，努爾哈赤開始吞併其他的女貞部落，當時的李成梁被調任遼東，這個時間有十年，遼東主帥先後換了八次，但都無法控制東北的局勢。

原因很簡單，對於努爾哈赤的一步步強大，明朝沒有清醒的認識，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李成梁。李成梁能掙善戰，彪悍勇猛，固守一方可以，但對大的形勢嚴峻沒有看的夠遠。對於努爾哈赤，李成梁先是縱容，夢想著藉助其力量安定女真，但隨著努爾哈赤一點點強大，沒有敢果斷採取措施，至是養虎為患。

至於吳三桂，我覺得無論讓不讓清軍進關，都阻止不大明朝的滅亡，清軍入關，自是清庭，李自成呢，………。反正大明王朝已是積重難返，天亡大明。

題中說的原因只是壓倒明朝最後的稻草罷了，明朝滅亡的原因還是自身腐敗造成的！

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自身各項素質不過硬，外界因素介入時當然不堪一擊了。

明朝前期朱元璋透過一系列法治，國家能夠清正廉明，當然也出現幾個違法亂紀的大案，但都得到徹底的懲處，如胡維庸案等。

明朝初期的軍事、經濟制度也透過革新得到了良好發展的局面。

明初，為了解決邊疆的軍需糧草實行了“開中法”，把鹽政和邊政結合起來，即惠及鹽民又保障了邊疆的後勤保障。但是後來的腐敗因素把開中法的實施走了樣，進而使鹽民生活潦倒。

軍事上，衛所制度實現了兵民結合的軍事制度。明朝衛所制度延續了唐朝和宋朝的府兵制，又對府兵制改革。

明朝衛所制度初期效果也是很好的，士兵都有屬於自己的屯耕土地，一家老小都可以在此耕種生活。可以說戰時為兵，閒時為民。

後來同樣是腐敗破壞了這一制度的平衡。軍官對士兵壓榨剝削，甚至把士兵的土地據為己有，致使衛所士兵無地可耕，無地可耕就意味著吃不上飯，為了保命衛所士兵紛紛逃亡，最終導致衛所廢弛。

明朝到了弘治以後，國力逐漸就走下坡路了。到了末期，朝廷腐敗，以軍突起，國家已經千瘡百孔，上百年積攢的病症讓明朝猶如暮年老人。

一個驅步蹣跚的老人被外力一推就會跌倒，明朝之大廈將傾之際，倭寇、吳三桂等因素不過是壓倒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