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崇禎皇帝忍辱負重遷都金陵，歷史也不會被改寫。他才能不足，缺乏謀略，明朝一樣會為清朝所滅，他即使遷都金陵，一樣要面對內憂外患，他的才幹也挽救不了己徹底衰敗即將滅亡的大明。

肯定會，看一下南明的歷史就知道，從朱由崧建國到最後李定國鄭成功兩路北伐，其中一直存在著正統之爭。

朱由崧時代有朱由崧、朱常淓的站隊，之後是隆武政權和魯監國，就是朱由榔登基後還有朱聿鐭的紹武政權。

就是因為這些正統之爭，讓南明不能齊心合力，才被建州各個擊破。

如果崇禎或者太子烺哥兒去了南京，那麼局面就完全不一樣了。崇禎和其血脈有天然的正統資格，有他們在，其他皇族都沒有資格，所有歷史上的各自為政就都能統一在南京，局面一下子就打開了。

在真實的歷史上，朱由崧剛登基時的南明，在多爾袞眼裡是不能輕易刺激的龐然大物。朱由崧都這樣，如果換了朱由檢，那更是千古一帝了。

我以前寫過，崇禎如果去了南京，最晚1647年張獻忠死後招降了李定國就可以北伐了，而那時建州和李自成一個退縮在直隸，一個守在陝西，都是沒錢沒糧，其實就是苟延殘喘了。

明朝的滅亡和遷都沒有關係，主要是崇禎皇帝錯殺一個高人而致明朝滅亡的！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親率13萬大軍渡過遼河，向寧遠城進攻。當時寧遠城裡只有不到1萬明朝守軍，守城的將領袁崇煥把部將們都召集起來，他拔出佩刀割破手指，寫下血書誓與寧遠城共存亡。士兵們都很感動，都發誓決不後退一步。袁崇煥還給關內的守將寫信，如果發現從寧遠城裡逃出的官兵，一律斬首。在努爾哈赤的後金軍還沒有來到之前，袁崇煥命令把城外的房屋都拆掉，把糧食和能防守用的器械都搬運到寧遠城裡。袁崇煥還把年輕體壯的男人們都組織起來，發給他們武器，做為防守的預備隊。可以說袁崇煥是做了大量的防守準備的。

當後金軍浩浩蕩蕩殺到寧遠城下時，明朝守軍的滾木擂石、弓箭如雨般的傾瀉下來，後金軍是死傷無數。後金軍不愧是草原上的狼群，是倒車的一批又上來一批，袁崇煥命令守城計程車兵們放炮，一聲炮響之後，後金軍士兵們是被炸得血肉橫飛。後金軍只得收兵。

第二天，努爾哈赤親自督戰。集中兵力攻城，袁崇煥站在寧遠城裡的瞭望塔裡督戰。當後金軍喊殺著衝向寧遠城時，袁崇煥命令士兵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開炮。幾聲炮響之後，後金軍是被炸得死傷無數，努爾哈赤被炸的也受了重傷從戰馬上摔了下來。後金軍只得全軍後退。

努爾哈赤回到瀋陽養傷，他是又氣又恨，是毒火攻心再加上傷勢加重，不久就死了。他的第八兒子皇太極接替了他，做了後金大汗。

皇太極又率領大軍攻打寧遠城，也是久攻不下。皇太極知道自己不是袁崇煥的對手，於是就繞過寧遠城，殺向北京。後來皇太極使用離間計，多疑的崇禎皇帝中計殺了袁崇煥。

後來在內有闖王李自成的大軍威逼下，外有後金軍的進攻下，崇禎皇帝被迫上吊自殺。

歷史自然是會發生改變。

明朝統治最具有向心力的地區是在南方，所以他去了就不會算是建立了南明。而是延續了大明王朝。對北方地區也依然具有威信。其次，大明朝之所以會滅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朱元璋定下的——地方先將自己所要用的留下，剩下的再運往中央。所以導致大明王朝，年年缺錢，年年找大戶拆借。依然還是沒錢養兵、練兵；沒錢救濟災民，導致流民不斷。而南方是極其富庶的，重所周知。在明朝時就有一種說法，長江的南方是天堂，而北方是地獄。可知如果去了南方，富戶他們肯定願意將這個正統王朝延續下去，捐錢捐糧。再出幾個岳飛之類的名將，未嘗不可以再打回去。因為滿清可不是一點點的不得人心。他們一路殺人，而李自成這種就是一個命很好的流寇頭子，同樣不足為懼。最最重點的一點是，小冰河時期到崇禎末年已經差不多快要結束了。滅亡中原王朝的天命即將終結。比起扎辮子，還是大明更吸引人。

不過歷史沒有如果，崇禎也不會忍辱負重，因為那就不是他了。那就不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了。絕不向任何敵人退縮，“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瞭。我想崇禎上吊的時候應該是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結束這場噩夢了。他再承平時代是可以做一個好君王的，至少不會是一個驕奢淫逸的昏君。不過他能力不足也確實不足，畢竟自小也沒有當作皇帝來培養。只能說大明的滅亡是必然把，極度惡劣的環境也讓中原大地無法出現一位英雄來結束亂世，只能出現李自成，張獻忠這種流民頭頭。讓滿清撿了個大便宜，中原陸沉。

會，因為本來明朝在南京就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統。而且丟下北京讓李自成和清廷打，在南方修整等待時機是很完美的做法。因為崇禎死的時候沒有確立繼承人所以南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在內耗。而且崇禎並不是不願意南遷只是自己不願意背這個罪名，想讓大臣提議南遷。但是崇禎這個是殺人不眨眼的祖，沒那個大臣敢提議。

如果崇禎皇帝忍辱負重，遷都金陵的話，歷史的大方向還是不會改變的。最多也就是讓明朝苟延殘喘，多延續幾年而已，最終還是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壓而過。

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如果崇禎帝遷都金陵，李自成的義軍進北京，當時的時局就會出現這種局面：東北滿人成立的後金政權、北方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南方的大明政權。

儘管崇禎皇帝一心要勵精圖治，想振興大明江山，但他卻是個“非亡國之君，卻趕上了亡國之運”。他祖上幾代留下的爛攤子實在是任何人都無力迴天了。再加上連年的天災人禍，政府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當時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老百姓對大明王朝徹底失望了。荀子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失去民心的王朝必然會被民意推翻。

我們說，崇禎帝並不是一個昏君，但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剛愎自用。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另外到了明朝末年大明王朝也沒有什麼忠臣良將了，就算大名鼎鼎的袁崇煥也被崇禎帝殺掉，自毀長城。當時的大明就像風中的殘燭，已經不具備多大的抵抗力了。

所以，即使崇禎帝遷都金陵的話也會被李自成的起義軍滅掉。不過是時間拉長了幾年而已。然後呢？然後就還是李自成與吳三桂大戰山海關、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大清統一天下。

所以，即便崇禎帝遷都金陵也無法阻止歷史的潮流。這種結果完全是由於當時的大趨勢和崇禎帝的個性決定的，和遷不遷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歷史的車輪誰呀無法更替，只有不斷更新制度才會有新的出路，無論那個朝代時間長了制度不更新，遷都到什麼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民生得不到根本緩解，就會有新的萌芽滋生壯大，只是時間的問題。

太天真了，分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能力太差勁，而且，資本家，軍閥集團，買辦集團，官僚集團，太嚴重了，就是遷到金陵也夠嗆，

謝謝平臺的邀請。這個問題我們首先了解一下當事人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約，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1644年在位），也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異母弟，母為孝純皇后劉氏。

接下來我們瞭解一下當時的國內社會的大環境，農民起義席捲全國，特別是李自成和張獻忠部，所向無敵，明政權根本無招架之力，全國處於動亂的年代，皇權已經徹底失去了威信，盡去了民心，這不管遷不遷都都是必定亡國，時間問題而已。

其次，大明的基本國策已經走到盡頭，自私自利的朱家家族王朝在開國朱元璋建立時就已經註定了，皇家子孫一出生就有特權，不用建功就可封王，還有對朱家子孫的生活開支等等一系列的矛盾都已經到了爆發期。朱家子孫像寄生蟲一樣吸著老百姓的血，全國當時為了活朱元璋子孫已經困難重重了，所以失去了民心的政權迀到哪裡註定是亡國。

崇禎皇帝之後不是一樣建立了南明小朝廷嗎？不一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歷史不會因為一個崇禎皇帝所能左右的，當時崇禎接手的大明王朝已經早蛀空了，雖然他勵精圖治但是也不能挽救了，所以個人覺得大明王朝首先失去了全國老百姓的支援，失去了民心，哪怕遷都到哪都不行，這是個人觀點，謝謝大家。

無論崇禎遷不遷都，明政權能不能延續，整個中國社會程序不會改變。改寫的只是程序中發生的歷史事件，一段時期內的區域性社會變遷和國家形態。

那麼先來談談，如果崇禎的皇位不倒臺，明庭繼續的可能性:明庭後期的政策已經出現相當大的失誤，貴族地主階級掌握大部分財富，老百姓民不聊生。朝廷的軍隊已經被腐朽的制度腐化得沒有戰力。要知道，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社會已經萌芽生根，人心思變。殘酷的民生現實加上腐朽衰弱的朝廷集團，引發社會危機加劇動盪，在這種情況下，明庭很容易會被各方力量所攻破。明朝政權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暮年，不是靠治權者的強行可以維持的，社會治理急需一股新鮮血液來注入。所以即使崇禎遷都也改變不了明朝被換代的宿命。

接下來不管哪一個政權上臺，都會繼續封建統治。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文化環境和思維方式所決定的，在17至19世紀，資本主義的實踐在中國沒有生存的土壤。中國社會在1644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段時期可能因為施政集團的不同治理使國家變得強大，或許弱小。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改變不了中國進入近代文明時的形態跟歷史，變化不確定的是國家版圖和社會繁榮度。

歷史不存在假設。但一定要這樣做的話，歷史改寫的機率不是很大。理由如下。

一是明朝氣數已盡。甲申年，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決定了明朝滅亡是大勢所趨。

二是清朝領導層政治軍事能力高超，軍隊戰鬥力強。

三是明朝也建立了幾個臨時政權，都失敗了。

在北宋欽宗的靖康二年，金兵南下攻破了北宋都城東京，擄走徽、欽二帝。五月，康王趙構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為高宗，史家稱之為南宋。

　　時年四十四歲的女詩人李清照， 流寓南方，境遇孤苦之際，遂寫下“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千古絕句，其中對於宋室的南遷，似乎是頗有些“遺恨”的。可終究還是為宋室國祚延續了一百五十二年，卻也足以令人欣慰了。以至於在五百餘年以後，當大明王朝亦處於風雨飄搖之際的時候，朝廷雖多次計議南遷，而終又未能成行，以至於當李闖的大順軍於一六四四年攻破北京，滅亡了大明王朝的時候，就頗有些學者站出來，為崇禎帝的未能南遷而扼腕嘆息。

　　既如此，筆者倒是要問了，崇禎帝及他的朝臣們何以就沒有如此的見識，而未能南遷呢?

　　首先，乃是“邀譽有方”的崇禎帝，不肯負“棄宗廟陵寢”之責;

　　其實早在崇禎十六年，在關外的清軍越過長城首次深入大明腹地的時候，崇禎帝便曾與當時的內閣首輔周延儒，議過南遷之事。畢竟大明有一個現成的都城，即開國皇帝朱元璋建都的南京，在朱棣遷都北京以後，在南京仍保留了整一套與京師北京相仿的中央機構，如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

　　在李清的《三垣筆記》中就有十分明確的記載，“上以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洩。傳聞，懿安( 天啟後張氏) 謂周後語云：‘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 ’且歷言周短。周後( 崇禎後) 以聞，上大怒，遣宦者往詢索傳語者，懿安堅諱，上堅清，迫欲自縊，不得已。乃遣周代徵，蓋觀其後也”。

　　由上文的記載，我們亦不難看出，對於南遷一事，崇禎帝並非不知其必要性，及可行性的，不過是不想背揹負放棄宗廟社稷祖宗陵寢的罵名，“遺恨於萬世”而已。講得直白點，便是我們今日常說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其實這是頗符合崇禎帝的性格的。

　　其次，是部分朝臣態度消極;

　　對於崇禎帝的這種心理，時人吳偉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上意並非不欲南，自慚播越，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國請而後許”(據吳偉業《綏寇紀略》)。

　　也就是說崇禎所希望的南遷，是得有一個流程的。也就是“舉國請而後許”，讓那些被他稱之為“臣皆亡國之臣”的朝臣們為其去揹負“遺恨於萬世”的罵名。而這與朝臣們來講，似乎又是不太可能的。首先是明朝計程車人可比皇帝“好名”的多，連皇帝都不肯自己去背黑鍋的事，朝臣們哪裡就能肯呢?其次是由於崇禎帝的多疑，另有經歷了曠日持久的黨爭而苟延於朝堂的朝臣們，確實也不太能有膽識去力倡南遷。因為這是要冒著在南遷以後，極有可能很快就會陷入黨爭，而遭遇彈劾的風險的。發生於崇禎十七年的那次南遷之議，便是很好的例證。

　　當時李闖的大順軍已經使得山西全境瓦解，於是駙馬都尉鞏永固力諫南遷，左中允李明睿緊隨其後，上疏公開提議南遷。其實李明睿與崇禎帝倆人早就透過氣兒了，此時見有朝臣力諫，李明睿自然要陪崇禎帝把這齣戲給唱圓滿了。

　　又迫於崇禎帝“毋輕洩”的囑託，李明睿也只得委婉地申辯，極言南遷之後或有中興的希望，且以唐肅宗靈武即位與宋高宗南渡杭州為佐證。內閣首輔陳演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堅決反對，光時亨甚至還斥南遷之議為“邪說”，儘管崇禎帝以訓斥光時亨的態度表達了自己的“南遷”傾向，朝臣們支援的還是並不多，(據彭孫貽《流寇志》)南遷之議就不得不再次被擱置了。

　　如此看來，朝廷裡佔多數的朝臣是頗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心態的。

　　最後，則是另有一部分朝臣是堅決反對南遷的。

　　在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君臣議事會上，李邦華與李明睿再次分別提出，皇上南遷和太子監撫南京的兩個方案，而群臣中的響應者依然了了，終於使得崇禎帝在次日於平臺召見諸閣臣時表達了自己死社稷的決心。即便如此，崇禎帝南遷的準備工作依然在秘密進行著。

　　直到了三月初三日，崇禎帝再次召集眾臣於平臺議事，當談及前日李建泰上奏的“請皇上南遷，由自己護送太子先行”的主張時，這次光時亨不止表示反對，更是聲稱“幸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也就是說，將“太子南遷”都給斥責了一通。當萬般無奈的崇禎帝再問戰守之事時，眾人又皆默然不語了。也正是於此時，崇禎喊出了他那句“朕非亡國之君， 諸臣盡亡國之臣耳”的千古名言。(據彭孫貽《流寇志》)

　　那麼如此“凌然正氣”的光時亨後來又怎麼了呢?李自成攻陷北京，他便投降了李自成;李自成敗走，他又投降了南明。既如此他又何以要反對崇禎帝南遷呢?筆者倒覺著應為個人利益使然。

　　首先，他的家室基業皆在北京，這是他最不願割捨的;其次則是，一旦南遷他手中的權力立馬就要受到南京那一套機構班子的威脅。而且，崇禎帝的朝堂上如光時亨這般的人物，其實也並非少數呢。

　　結語

　　崇禎帝的“君王死社稷”，固然為其留下了千古美名，而其所致使的消極影響，也並不少。一位美國學者魏斐德的評論，就頗值得我們重視。他說，“崇禎帝未能南遷，使得大清入關以後，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機構，遂擁有了他們頗為缺乏的，原屬於明朝的幾乎全部的漢族官吏，並依靠他們接管天下並最終征服了南方”。反而言之，對於南明來講，自是莫大的災難了。筆者冒昧揣測，倘若崇禎帝能夠力排眾議，投下嚴旨，力主南遷並付諸行動，歷史或是另一個樣子，也未可知。從這個意義上講，或許崇禎帝所稱，“朕非亡國之君， 諸臣盡亡國之臣耳”，似乎又頗有些道理呢。

崇禎在位17年時間，面對文官集團把持朝政、地方農民起義愈演愈烈、後金政權迅速崛起這三個影響明朝統治的問題 ，崇禎皇帝毫無作為，一個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案都沒有，因此無論他是否遷都金陵，大明王朝都將在他手上葬送，歷史不會在崇禎手中重寫，原因有三:

不論是對內徵繳農民起義還是對外抗擊後金的入侵，歸根結底都需要源源不斷的金錢保障，但是崇禎不擅長搞錢。

明朝的親王、官僚、宦官大規模的兼併土地，他們巧妙的利用朝廷的優待政策躲避交稅，導致封建王朝的收入支柱田地賦稅少的可憐，國家貧困不堪。

面對經歷困境，崇禎皇帝想到的辦法有三個:一是加重對於普通百姓的盤剝;二是自己帶頭縮減皇室的開支;三是號召文武百官給國家捐款。

可以看出這三條方案沒有一條是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國家財政緊張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

崇禎皇帝原本只是一個親王，登上帝位後第一件事就是以雷厲風行的手段除掉閹黨，這是崇禎皇帝職業生涯中唯一一次智商線上的行動。但是崇禎對於閹黨成員得態度是零容忍，結果在東林黨的攛掇下打擊面越來越廣，很多非閹黨的核心成員受到打擊報復，導致朝廷的元氣大傷。

崇禎皇帝在用人方面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信任的時候幹什麼都可以，但是一旦出現偏差，失去這份信任，那麼基本就是死路一條。而崇禎本人又是一個猜忌心特別重的人，沒有一個大臣能夠獲得他持久的信任，因而被他誅殺的能臣幹吏不在少數。

崇禎統治期間不是沒有救國於危難的人才，而是這些人才根本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就一個個葬送在崇禎自己手中。

不可否認，大明王朝陷入內憂外患不是崇禎皇帝的責任，他繼位之後是非常渴望力挽狂瀾，做一箇中興之主的，可是他缺乏治理國家的能力。

崇禎做什麼事情都顯得過於急躁，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他始終不明白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道理，大明王朝的問題需要時間去調整，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到根本性得轉變。

崇禎皇帝採取的治國策略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拆東牆補西牆，最後發現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反而情況變來更加糟糕，最後導致國破家亡。

崇禎皇帝之所以選擇不遷都金陵，一方面是礙於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制，他太過注重名聲，不是一個敢於打破傳統束縛的人;另一方面他透過十幾年的執政發現自己勞心費力的結果就是一敗塗地，他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一個國家，因此自殺對他來說也是一種解脫。

不會，頂多是在拖延幾年，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天災人禍，大勢已去，自古以來，皇帝只不過是一個利益群體的代言人，這就像一個大蛋糕，一個利益群體分一半，剩下的一半讓給其它人，這樣才平衡，如果他們佔到90%的蛋糕，剩下的10%不夠分怎麼辦，那就會亂，那必須把剩下的40%讓出來，才能平衡，那就必須動得大蛋糕的人，你動他們，觸動他們的利益，那你的代言人就別當了，只有重新開始重新分配，每一個王朝興衰都是這個過程。

歷史未必能改寫，明亡之責雖不完全在崇禎帝身上，但是和崇禎帝也有一定關係，崇禎帝雖然很勤政，但是他的能力以及他的心性都註定他不是能力挽狂瀾的人，所以他即使遷都也阻擋不了後期滿清八旗鐵騎入主中原的結果。

崇禎帝可以算是明朝歷史上比較有抱負有雄心壯志的皇帝，他其實缺乏的是能力，他的能力不足以讓他力挽狂瀾，拯救大明王朝。

崇禎帝心懷壯志，一方面勤政立志再造盛世，但是他另一方面又生性多疑且苛刻，早期的崇禎帝非常討厭宦官干政，除掉魏忠賢以後，崇禎帝曾經很長時間沒有重用過宦官，但是在中後期崇禎帝又大肆啟用宦官，派遣宦官監軍干政。

宦官干政帶來的結果就是朝廷大臣離心離德，很多名臣良將被監軍太監陷害致死，比如監軍太監高起潛因為私仇陷害報復名將盧象升，坐看盧象升被皇太極圍困力戰而死，而不發一兵一卒相救，最終高起潛在盧象升戰死後不戰而潰。

像這種高起潛這種宦官陷害良將的例子還有不少，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崇禎帝即使退守南京，頂多能使明朝苟延殘喘一陣，或許明朝能延長二三十年壽命，但是也很難有大作為。

崇禎帝一生前期信心滿滿，準備大幹一場，剿滅魏忠賢閹黨集團，整飭吏治，重用袁崇煥，想著能在自己手裡重振大明聲威，但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崇禎帝有志向，自律性也很強，但是他缺乏的是君王的氣度。

誅殺袁崇煥，猜疑重臣，心胸狹窄，缺乏容人之量，喜歡聽大話，這些都是導致崇禎帝最終亡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因為對朝臣的不放心，崇禎在中後期又把心思放在了更為聽話他認為容易掌控的宦官身上，又開始重用宦官，所以這樣的皇帝即使退守南京，如何復國呢？

崇禎帝的多疑還是的大明王朝上下離心離德，君臣離心。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內閣首輔居然換了18人，刑部尚書換了17人，內閣大學士換了50人，要知道大明王朝自建立內閣以來，歷史上也總共出過160餘位內閣大學士，而崇禎帝一朝的內閣大學士就佔了整個明朝歷史上內閣大學士總人數的近三分之一。

這說明了崇禎帝好猜忌而且還急於求成，很多有才華的內閣大臣還沒有發揮出才能，便被著急重振大明雄風的崇禎帝拿下了。比如孫承宗、錢龍錫等內閣大臣都是非常有能力且正直的名臣，但是崇禎帝急於求成而且也厭惡過於正直的這些能臣，外加朝廷中的奸佞之臣排擠，這些人很快就下臺了。

所以崇禎一朝賢臣被疏遠，都是一些擅長清談說大話或者善於揣摩崇禎帝心思的奸佞之臣當道，再縱觀崇禎朝任期最長的內閣大臣如周延儒和溫體仁等人，這都是史書上蓋棺定論的奸臣，在《明史》中都直接被列入奸臣傳，這也說明了崇禎帝不善於用人。

不善於用人還不信任朝臣，而且還好猜忌，最關鍵是崇禎帝為了震懾朝臣，所動用的酷刑殘暴不仁，很多名臣良將皆死於崇禎帝的不信任之下，最為著名的當屬抗清名將袁崇煥。

崇禎帝親自下旨殺害的總督就有7人，巡撫11人，這其中就包括了抗清名將袁崇煥和明末時期東學西漸的倡導者孫元化。以袁崇煥來說，雖然袁崇煥比較有爭議，但是絕不能否認袁崇煥在抑制後金也就是清朝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明史·袁崇煥傳》載：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還有登萊巡撫孫元化，雖然孫元化在吳橋兵變事件上負有重大責任，有失職之嫌疑，但是孫元化還是非常有能力有才幹，他是明末時期睜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他比較重視歐洲文化和科技，他善於鑽研火炮研發與數學，算是那個時期中國很少的能精通近現代化科技的專家，結果就是這麼一位擅長製造火炮的專家，就因為失職被崇禎帝斬首棄市。

像崇禎帝這樣經常乾親者痛仇者快還自毀長城的皇帝，即使南遷他還能有多大作為嗎？

崇禎帝其實不是沒想過南遷，但是他好面子，他不想自己提出來南遷，可是朝臣以及王公大臣沒有人敢開這個頭勸他南遷。

因為他們都瞭解崇禎帝的性格，如果勸其南遷，屆時崇禎帝到了南方肯定會翻舊賬，誰讓我南遷的，君王死社稷你們不知道嗎？丟了祖宗基業，勸崇禎帝南遷的人勢必會成為崇禎帝南遷以後的出氣筒，所以他們不敢勸，崇禎帝猜忌殘暴已經讓當時的朝臣有了深刻印象，崇禎帝充分詮釋了伴君如伴虎的真義。

在危難之際，只有崇禎帝的親妹夫駙馬鞏永固敢勸崇禎帝南遷，但是鞏永固向來在中央沒有任何勢力，所以只有他一個人勸崇禎帝，因此崇禎帝一看只有鞏永固勸自己南遷，他也就打消了南遷的想法。

所以既可憐又可恨的崇禎帝最後在景山上了結了一生，崇禎帝的一生不僅志大才疏，還有著好猜忌嚴苛的缺點，再加上他還趕上了小冰河期，因此註定他不能拯救大明王朝。

看完崇禎帝的一生，再想想即使他南遷以後，雖然南明的實力還是很強大，但是以這樣的崇禎帝來說還能帶領南明有什麼作為？

所以崇禎帝即使南遷以後，南京被攻破也只是時間問題，他頂多只能延長明王朝二三十年壽命，但是想恢復河山的話，恐怕得換成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才行。

不會。

因為在崇禎皇帝誅殺魏忠賢的那一刻起，就相當於徹底破壞了明王朝的國家權力架構體系，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崇禎皇帝在李自成功入北京後，心灰意冷，選擇了自殺。

中國的農民革命取得政權，真正意義上就兩次，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他們起事時，連正規名字都沒有，劉邦本名叫“劉季”（劉老三），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朱老八），劉邦取得江山後，由他的孫子漢武帝搞了個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術”的實質，就是徹底的“平民術”，他們這些“民”，是蚩尤九黎部落的後裔，擅長的就是農業生產，所以建立起了徹底的“農民政權”，只不過為了文雅，稱之為“儒術”，實際上就是“平民術”。

朱元璋自己身為平民的一員，不得不依靠平民當中的讀書人治國，這就是東林黨人，但由於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選用了自己的太監下屬建立起特務機構如錦衣衛、東廠、西廠、混合廠來監督讀書人的治國理政，這就實現了皇權、相權、監督權的有機制衡，既可以發揮讀書人的作用，又不至於使權力發生失控，架空皇權。

結果崇禎皇帝是儒家讀書人的一代憤青，天上掉餡餅當上了皇帝，迫不及待的就對魏忠賢代表的太監特務機構予以了誅滅，國家管理體系缺乏了監督權的參與，相權得以完全架空皇權，“君無為，而臣有為”的國家管理模式就成為了“相權天下”的格局，皇帝成為了可有可無的存在，就算能夠逃得性命，在政治生涯上已經是徹底死亡了。

後來逃到南京的明王朝餘黨，名義上擁立的負責人雖然有差異，實際做主的，已經變為了政權的丞相，讀書人的頭了。

故此，與選擇烏江自刎的項羽一樣，崇禎皇帝作為曾經的權力控制體系的一把手，他們都可以敏感的感受到權力的徹底喪失是怎樣刻骨銘心的滋味，這也導致他們都選擇了不歸路。

歷史不能重演，結局都是一樣。

首先，崇禎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君王死社稷的思想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中，作為一國之主，他豈能放祖先辛苦打下的江山。放棄了北京，就等於放棄正統，做為皇帝，他是萬萬不能那樣做的。

其次，無兵可用。就是遷都金陵，也不能改變局面。因為當時明朝的政策已經不得人心，激起了民變，老百姓不願意為其賣命，不能為軍隊找到源源不斷的兵源，。打仗要死人，沒有兵源，如何支撐起撲滅農民軍和女真起義的局面。

再者，無將可用。根據明朝實錄記載，崇禎皇帝剛愎自用，不相信大臣，認為大臣都自私自利，以權謀私，不能真正為朝廷效力罰。這樣的局面，導致朝臣不和，將相不和，以至於無將可用。

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可悲，可嘆，可氣！！！

崇禎當年是機會翻盤的的！

從後續的南明政權來看，當時在南方，明朝依然是被認可的政權，無論是百姓和領兵將領，都是終於明朝的，其形勢甚至要比北方好。

更重要的是，在南京有著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什麼內閣、六部盡皆齊全，當年就是為了防被蒙古人，而建立的備用體系。

崇禎來到這兒都不需要太用力，這套備用系統就可以幫助明朝實現重啟。

這可比當年趙構好多了！

所以歷史上對於崇禎死守北京城很惋惜！

要是他能遷都南京、憑藉著他的威望，加上南方的本身的力量，完全有可能東山再起，再不濟也可以像南宋一樣，自保有餘。

當年南明之所以那麼不堪一擊，很大程度上是內訌，因為崇禎已經沒了，各方勢力都想擁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君，導致內訌不斷，為清軍個個擊破。

但可惜的是，崇禎沒有遷都！

當初眼見李自成大軍逼近，崇禎心底也挺慌，想著南京的皇宮空著那麼久，自己也該過去住住了。只是礙於面子，不好說出口，畢竟這時候遷都有點逃跑的感覺。大明皇帝向來自詡骨氣，當年也先打到北京城下也未曾說遷都，此時他自然不能提。

而就在崇禎發愁如何開口的時候，底下大臣李明睿非常會來事兒，他上奏崇禎，曉以利害，請他遷都。

崇禎乘機丟擲遷都之想法！

結果遭到以內閣首輔陳演為首的眾位大臣反對，他們怒斥李明睿，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殺李明睿，何以治天下！”

這一鬧就把崇禎給懟了回去，李明睿因此受到貶謫，自此心灰意冷，縱情聲色，不問國事。

而崇禎也不好再提遷都一事（死要面子活受罪）。

陳演這些人嘴上高呼祖宗社稷、宗祠尊嚴，滿嘴的忠君為國，實際上只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

他們都是北方士族，其根基多在北方，一旦崇禎南遷，他們的利益必然受損。

首先他們的房宅土地肯定是沒有了，而家中那些值錢的大物件兒估計也不好搬走，至於那些見不得人的小金庫，也很容易在在遷都過程中暴露。

而且南方有著一套備用行政班子，這些北方集團過去，必然會與其產生權利衝突。

就算你們是正經的一把手，人家只是備用候補，但是在別人的地盤上，多半是自己吃虧，誰能保證自己過去以後依然能坐到之前的位置。

所以無論是從財富還是地位，在他們看來，南遷都是一項虧本買賣，為了保住自己的財富和權勢，便死命阻止崇禎遷都。

但阻止歸阻止，他們欺負得了崇禎卻奈何不了李自成，特別是陳演這個首輔，庸臣一枚，除了搗亂什麼都不會。當年李自成能夠攻破山西，很大原因就是他力排眾議，不讓調吳三桂得關

嗯！這個問題非常宏大，我們仔細分析一下。

首先，明末叛將的問題可以有效的解決。我們知道明末的幾大叛將為大清打下了八層的江山，洪承籌、吳三桂都是有勇有謀的將軍。如果崇禎皇帝沒死，這些人絕不會叛變，這個是由封建道德決定的，在封建帝國時代，臣子效忠的是皇帝。

所以吳三桂背明投清在今天來看是民族的叛徒，但是在那個時代確實可以接受的選擇。吳三桂及其遼東鐵騎，當時是腹背受敵，而關內李自成逼死了崇禎皇帝，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這是絕對不能投降的一方，弒君是十惡不赦的。

其次，明朝的有生力量可以有效的組織起來。這條也非常好理解，皇帝沒死，那麼沒有道理各自為戰，南明的各個地區擁立新君的情況肯定不復存在。我們知道南明還是進行了有效的軍事抵抗，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抗清運動，如果皇帝不死，這些力量可以得到有效的強化。

最後，採用招降大順軍的方式，南明還是有所作為。

通過歷史我們知道，大順軍敗給了清軍，當時的情況是清軍由於吳三桂等人的歸降實力大增，而如果崇禎沒死，吳三桂不可能歸降清軍，那麼大順軍和清軍實力更為接近。在封建帝國的改朝換代過程中，皇帝的名號是非常重要的。

最有名的就是三國，皇帝是一張巨大的虎皮大旗，在皇帝存活的情況下，一般沒有軍閥會稱帝，且攻擊皇帝的軍閥一般是先死，所以崇禎在這裡對於臣民有巨大的保護作用。如果大順軍戰敗，崇禎可以招降大順，則大事可為。

如果明朝存活，那麼大明應該還可以延續200年以上，我們知道明朝的矛盾主要是馬爾薩斯陷阱，人口是指數級增長，生存資源是算數級增長。隨著小冰河時期的到來，土地兼併，人口增加，老百姓已經沒有活路，而一場亂世基本可以做到重新洗牌的效果。加上明朝末年紅薯已經引入中國，只是還沒有大規模種植，紅薯的產量是非常高的，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

所以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崇禎南遷可以挽救大明。崇禎皇帝真的不是一個好皇帝，網上的朋友經常說他那意外早逝的哥哥才有能力挽狂瀾是很有道理的。

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但如果說崇禎忍辱負重，遷都南京，歷史就已經改寫了，但結局是不會改變的。遷都只是苟延殘喘，讓華夏晚一點進入“豬尾巴”時代。遷都改變不了命運，只能讓崇禎再一次感受命運的殘酷。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崇禎遷都南京後，會遇到哪些問題。

南方最有實力的軍閥是左良玉，雖然他名義上是大明之將，但常年的戰爭，讓這些軍閥早就擁兵自重。尤其是當下，北京淪陷，皇帝倉皇南逃。明政權已經是人盡皆知的強弩之末，為這個沒落的王朝殉葬死節對於南方這些坐擁富庶之地，長期養尊處優的實力派們來說有點不切實際。崇禎丟了北方，來到兩眼一抹黑的南方，想要對盤根錯節的各方勢力進行整合拉攏，也是痴人說夢。並且還會處處受制於人，仰人鼻息之下談何守住半壁江山，又怎能北伐成功，後來左良玉的降清也正是這種局面的體現。

崇禎如果繼承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以他的勤政愛民程度絕對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可他偏偏繼承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大明。以他之前的種種表現來分析，他是不能夠駕馭這亂世的紛紛擾擾。即使僥倖不死，來了南京，以他的性格和能力，只會再一次體會“群臣誤我”的無奈和憤怒。所以說，他來了南京後，“辱”是一定要忍的，但“重”他就不一定能擔負的起了。

明朝滅亡的表面原因是李自成攻進北京，而後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最終定鼎中原，改朝換代。但我們知道每個王朝的毀滅都是從內部開始的，外部原因往往是內部原因的“併發症”。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我們現在大都認為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造成了巨大且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社會矛盾的尖銳在統治後期各種不利因素的碰撞下激發到你死我活的境地。百姓沉重的負擔，造成了大明經濟和生活的惡性迴圈，因此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再加上滿清的趁火打劫，讓軍費激增。給明朝政府帶來了沉重的財政壓力，而這些壓力再一次被攤派到每一個農民的身上，沒有希望的農民只能鋌而走險，就形成了匪越剿越多的局面。崇禎來了南京後，雖然有完整的領導班子系統，但國家的根本制度沒有改變。用原來沒有療效的藥方子去治同樣的病，這是自欺欺人。

所以說，來了南京的崇禎雖然還能有影響力和號召力，但這些東西沒有強有力的財政和軍事支撐，都是空中樓閣。他的到來甚至還會引發內部的爭權奪利，加速南方的淪陷。南京的崇禎躲得過煤山自縊，但難逃投河玄武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