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以來，為了防止再出現西漢時期出現的“七王之亂”和外戚篡權，加強中央集權，對宗室諸王和外戚控制的很嚴。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公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漢明帝繼位後，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在這種高壓控制下，宗室諸王只有名號和爵祿，對封國沒有行政管理權，更別提兵權了。封國的具體事務是由相國來處理的，而相國又都是朝廷派過去的。例如曹操在早期就曾因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被任命為濟南相國。

當然在漢桓帝、靈帝期間，君主昏庸無道、橫徵暴斂，人們苦不堪言，暴發了大規模的黃巾起義。朝廷因無力平反，就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平定叛亂。最後雖然叛亂被平了，可地方豪強個個擁兵自重，勢力更大了。所以東漢末年大權都在各個地方勢力手中，宗室王從來都沒掌過權。後來為討伐董卓而起兵的各路人馬裡，也少有宗室諸王。

推恩令採取的是比較柔和的方法，即各個諸侯王知的子嗣都有繼承王國土地的權利，使諸侯王子嗣都能有一定供養，符合老諸侯的心意（也就是道王國無論怎沒分，也是掌握在諸侯王的子孫手裡，只不過沒有實力對抗中央了）。也使諸侯的兄弟之間相處的更融洽，解決了王位之爭。

諸侯王禍亂

2如你所言，既然各地方版諸侯已經被漢武帝他老爹漢景帝打趴下一會，而且漢景帝對他們採取了寬大權處理，各諸侯沒膽量再叛亂一次，而且道理上也說不過去。3當時中央政府有一定軍事實力，各諸侯國畏懼.

軍事實力

時際上不僅東漢末年，整個東漢時期這些劉姓宗室都是毫無存在感的，為什麼呢?因為自從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以來，為了防止再出現西漢時期出現的“七王之亂”和外戚篡權，加強中央集權，對宗室諸王和外戚控制的很嚴。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劉秀重申西漢時代的阿附藩王法，嚴禁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公元52年，他藉故搜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漢明帝繼位後，更是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東漢有沒有諸侯王 東漢末年為什麼他們沒出現

在這種高壓控制下，宗室諸王只有名號和爵祿，對封國沒有行政管理權，更別提兵權了。封國的具體事務是由相國來處理的，而相國又都是朝廷派過去的。例如曹操在早期就曾因鎮壓黃巾起義有功被任命為濟南相國。

所以東漢初期，皇權是高度集中的。後來由於漢和帝劉肇繼位時年紀尚小，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開始專權，幼主為奪大權又重用宦官。後來東漢就由外戚和宦官輪番主政，朝政日益衰敗，與此同時，地方豪強勢力逐漸強大。漢桓帝、靈帝期間，君主昏庸無道、橫徵暴斂，人們苦不堪言，暴發了大規模的黃巾起義。朝廷因無力平反，就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平定叛亂。最後雖然叛亂被平了，可地方豪強個個擁兵自重，勢力更大了。所以東漢末年大權都在各個地方勢力手中，宗室王從來都沒掌過權。後來為討伐董卓而起兵的各路人馬裡，也少有宗室諸王。

東漢有沒有諸侯王 東漢末年為什麼他們沒出現

後來也有幾個打著劉漢宗室起兵的，如劉焉、劉表、劉備等。劉焉是益州牧，掌握益州兵權，可惜死的太早，兒子劉璋又是無能之輩，沒能守住益州。劉焉是西漢景帝第四子魯恭王劉餘的後代，跟東漢宗室並不沾邊，他的益州牧也是自己出仕做官得來。

劉表坐擁物產富饒的荊州本可以有番做為，可是荊州地理位置太重要，多少人都想要，曹操、孫策等都想佔據。而內部張羨父子又以長沙、桂陽、零陵三郡造反。內外交困的劉表自保尚且艱難，更別提發展壯大了。後來由於劉表年邁去逝，荊州也被瓜分了!劉也表是西漢景帝四子劉餘之後，不是東漢諸侯王。

東漢有沒有諸侯王 東漢末年為什麼他們沒出現

劉備幾乎由草根起步，最後建立三分天下的蜀國，是漢末劉姓中混的最好的，他同樣不是東漢宗室，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後。

那麼東漢宗室中一個踏上歷史舞臺的都沒有嗎?其實還是有的。曾擔任幽州牧的劉瑜就是劉秀的兒子劉強的後代，而且為政寬仁，深得民心，可惜被公孫瓚殺害了。還有陳王劉寵是東漢正經的宗室諸侯王，曾經在各路諸侯討伐董卓時趁機自封輔漢大將軍，但由於沒什麼實力，被袁術給殺掉了。

這就是為什麼東漢末年紛紛擾擾，人才輩出，卻沒有宗室諸王的身影。

要回到答東漢朝為何出現諸侯禍亂，就不得不說劉秀是一位很優秀的君主，他取得帝位的故事也是很傳奇的，這裡不多做贅述。他在公元36年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雖然他治國比較柔和，但他充分吸取了老祖宗的教訓，深刻意識到諸侯王權重（七王之亂）和外戚干政（王莽篡漢）帶來的種種弊端，也瞭解權臣當道（霍光誤國）所帶來的禍患，所以他一上任就著手來改革吏法來保住自己的江山，也為後世治國掃除荊棘。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也就是為了增加皇帝本身的權利），他表面上對功臣進行了大肆分封，但實際卻對他們進行了權利剝奪，禁止他們干預朝政。大多數開國老臣都獲得了賜予侯位或爵位告老還鄉的美好結局，這一點能看出劉秀這個人心胸還是蠻寬廣的，唯三留下的三位功臣李通、鄧禹和賈復都選擇交出兵權且不與他人結黨。為了保證帝位的穩固，他在位時頻繁更換大司徒，處高位著者被多方制肘。他還憂心諸侯叛亂，禁止諸侯結交賓客，結黨營私，為此他找機會搜捕諸侯賓客，據不完全統計，因為此舉喪命的有上千人。他的兒子“漢明帝”在位時搜捕的人更加多，這就使得諸侯權利日益衰落，就剩下個養老的空職罷了。後面幾代君王皆採用劉秀對待諸侯的方略，因此諸侯勢力一直未能壯大，所以就談不上禍亂朝政了。即使到了東漢末年，相繼出現外戚干政宦官當道，各方勢力勤王都沒有出現劉秀的直系後代，大多打著劉氏的幌子揭竿而起，其中混得最好的莫過於劉備了。

東漢一朝因為光武帝劉秀設立下的嚴酷律法，威懾了東漢諸侯王，使他們不敢禍亂朝廷。但也有東漢明帝劉莊在位期間發生了四起諸侯王企圖謀反，但事洩未遂，最終獲罪而死或憂鬱而終的事件。他們分別是：淮陽王劉廷被人告發圖謀不軌被削奪了封地、只保留了一個縣，濟南王劉康被削奪五個縣，山陽王劉荊謀反失敗、詛咒天子，犯下大罪自殺而死，楚王劉英被人告發謀反，一年後也自殺身亡，受其牽連者達萬人之多。

西漢劉邦大封劉姓子弟王，大的諸侯王封地千里，城數十座，他們驕奢淫逸，經常違抗中央命令，嚴重削弱了中央集權制度。從漢文帝、漢景帝開始對這些諸侯王進行削弱，引起各諸侯王的不滿，以致發生對抗中央的“七國之亂”。漢武帝后期，採納主父偃的建議實施“推恩令”，規定諸侯王死後嫡長子繼承王位，但其它兒子可以分割王國部分土地為列侯，由皇帝取名分封，列侯歸郡守統轄，地位相當於縣。這一政策使得諸侯王藩國分裂，其子弟都成了列侯，大國不過十餘城，小國不過十餘里，再也無力反抗中央政府。

漢光武帝

西漢末年，經歷了王莽代漢的19年亂世後，皇室子弟劉秀打敗赤眉和綠林，建立政權即皇帝位，為了區別前邊的漢朝政權，史稱東漢。劉秀即是歷史上的光武帝。

東漢行政區劃圖

東漢全國行政區劃分為十三州，每州所轄郡縣數量不等，最多的有118個縣，最少的62個縣，每個州設刺史或州牧一人，管理督察各縣的行政、司法、治安，直接向皇帝負責。

劉秀建立政權後，也封了很多功臣為王侯，但只賜予優厚的爵祿，嚴格禁止他們干預政事。行政制度上抑制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權力，加強監察制度，總攬大權於一身。對宗室王侯及外戚控制更嚴，重申西漢時期的藩王法，禁止諸王交通賓客，結黨營私，並屢興大獄，株連極廣。

東漢十四帝列表

東漢歷經195年，十四帝。光武帝以後的明、章二帝，秉承光武遺規，對外戚嚴加防範。自漢和帝以後，皆是幼帝即位（最大的也超不過15歲），外戚和宦官開始輪番控制中央權力，東漢政權風雨飄搖，各州刺史逐漸坐大，挾天子以令諸侯，直接導致了東漢政權滅亡。

所以東漢一朝，儘管也分封諸侯王，但實行郡國並行，諸王但享賦稅，並無軍隊軍權；諸侯國的郡守代理國相，管理行政、司法、治安等具體事務，並監視王侯的一舉一動。這些諸侯王根本沒有勢力對抗中央，禍亂國家。

高中歷史課本上講的，秦朝採取郡縣制，很容易讓人誤解為分封制度消失。實際上，即使高中歷史課本，也提到過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等等。這些說明分封制度並沒有消失。實際歷史上，分封制一直存在。而分封制和郡縣制並不對立，是可以共存的。24史（25、26史）我僅僅看到《宋史》，很多東西很沒有看到。似乎只有宋朝和清朝的分封較少，剩下的朝代分封制度都很明顯。

東漢時期，由於吸取了西漢吳楚七國之亂和推恩令的教訓，採取的是兩種辦法：1、依然遵循“非劉莫王、非功莫侯”的原則，僅有外戚有時候例外；2、王侯僅僅享有封地的食邑，而沒有行政權。所以，東漢末年的混亂，和分封制沒有任何關係。

東漢中期，由於很多小皇帝繼位，導致了宦官外戚輪流掌權，到了桓靈二帝時期，就出現了“黨錮之爭”。由於政治混亂，民不聊生，所以爆發了“黃巾起義”。在鎮壓黃巾起義的時候，東漢的刺史、州牧的權利得到了擴大，形成了一部分半獨立勢力。而董卓之亂，加劇了這一情況，各地諸侯紛紛建立自己的勢力。這裡的諸侯，並非周朝時期的諸侯。他們大部分是漢朝的刺史或者州牧，雖然他們大部分有爵位，都被封為XX侯。比如我們熟知的陶謙、張楊、袁紹、袁術、公孫瓚等等，基本都是這種情況。

而劉備、曹操和孫權，則略有不同。劉備靠著平定黃巾之亂起家，當了幾任縣令、幾任縣丞，由於不滿朝政罷官。後來投奔公孫瓚，被封為別部司馬。再來就是救陶謙，被陶謙推舉為徐州牧，才正式成為割據勢力的一份子。曹操是在兗州刺史劉岱死後，被鮑信推舉為兗州牧發的家。孫堅由於和袁術關係很好，所以幫助袁術殺掉了荊州刺史王睿和南陽郡守張諮，為袁術取得了安身之地。又自己打敗了董卓，撤兵的時候被董卓任命的荊州刺史劉表殺死。孫策就跟隨了袁術，長大後，從袁術手中借兵取得了東吳。孫權繼承父兄基業，鎮守江東。

曹操在幫助漢獻帝穩固洛陽以後，被封為武平侯，也就是說，之前的割據時期，都沒有侯爵。不過，曹操的父親是費亭侯，理論上曹嵩一死，曹操就能世襲費亭侯。

劉備是在被呂布擊敗，投奔曹操的時候，被封為宜城亭侯的。而孫權則要等到偷襲關羽以後，才被曹操把持的漢政府封為南昌侯。

東漢沒有諸侯禍亂，主要原因是沿襲了西漢一系列抑制藩王的法令，終東漢之世，地方諸侯王都沒有對中央集權構成威脅。

西漢從文帝開始，就不斷的採取措施削弱諸侯王的力量，令列侯歸國，齊王給切成6大塊，趙王1分為2，淮南王切3塊。

景帝時推行“削藩策”，雖引發七國之亂，但很快平定，藉機將諸侯一切權利收回，僅保留食衣租稅。

漢武帝時繼續削藩，《推恩令》，使藩王的地盤越來越小，《左官律》，用法律來規範藩王和身邊的官吏，《附益法》，防止藩王與朝廷官員勾結。

此後繼續對諸侯王多加限制，到哀帝時，諸侯王的田產不超過30頃，使用奴婢不超過100人，發現超過限制一律沒收，諸侯對中央的威脅基本上消除了。

東漢政治制度是完全遵循西漢的，皇帝諸子封王，功臣封侯，但再大的諸侯王，一沒兵二沒人，就是個普通的貴族地主，任何事都沒權插手，在封國內連地方官都不如。

儘管如此，東漢依然在削藩上比較注意，時刻防止著諸侯膨脹與坐大，封國內拿200石的小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還要定期向朝廷納貢。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就記載了當時諸侯王脆弱地位“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忐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

所以，終東漢一朝，諸侯王們均無力與中央抗衡，終日在顫顫驚驚中打發時光，別說東漢沒有出現諸侯禍亂，就算東漢大廈將傾時，諸侯王也沒能力起兵勤王，西漢也一樣，王莽篡漢時，也沒有哪個諸侯趕站出來，不是不想，是實力不允許。

為什麼東漢沒有發生諸侯王叛亂呢？我認為可能是以下幾點。

第一就是光武帝劉秀沿襲了漢武帝當時的推恩令。是當時的諸侯王的實力越來越小，逐漸被分割到最後，實力小的不像樣子了，只能用朝廷官職來封賞他們。已經不能再稱王了。

第二就是光武帝充分吸收了西漢的七國之亂的教訓。雖然東漢也採用分封制，但是封王在領地之內並沒有實權，也僅僅是想用領地內的賦稅，且諸侯王也是嚴格的限制在領地之內。沒有當時漢帝的旨意不得隨意出入封地，當時的朝廷派官員到封地內任職，其實說好聽點是去他那裡當官。說白了就是監視諸侯王，看看他們有沒有叛亂的可能，

所以整個漢朝除了開國時期的，楚王劉英，淮陽王劉延被告謀反之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諸侯王造反了。

東漢承襲西漢郡國並行制的傳統，東漢政權對分封諸王也非常重視。特別是東漢王朝前期實行了較大規模的分封。光武帝時期共立19王，明帝冊立9人，章帝及和帝冊立8人。

一、總體上封王人數非常少

一方面所封王數量很少，並且嚴格限制在五服之內。除了良、章、興和光武帝為親叔侄關係外，其他幾王亦為族人。另一方面，對於血緣關係較為疏遠的諸王在適當的時機，又予以褫奪王號。

二、疆土有所限制

皇帝分割給諸侯王部分疆土是分封制度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鑑於西漢前期因諸王封土過大而導致的政局動盪 ，東漢初期統治者在實行分封時 ，對諸王的封土就有所限制。使分封的諸侯王徒具虛名，所封之國僅供他們‘衣食租稅’而已。

三、封國不斷調整

諸侯王國分封以後，並非一成不變。相反，作為政區的一個組成部分，常處在不斷調整變化之中 ，而這種調整是透過徙封完成的。如政策的調整或者與成例相牴牾而導致徙封，魯王興因為將封地劃歸東海國，因而徙封為北海王。

四、結語

透過對東漢諸侯王分封制度中的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分封、徙封以及對封地的調整是中央政權對諸王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從東漢初期開始，防範諸侯王是針對王國政策的主要取向。應該說，這一對策是卓有成效的，雖然曾發生過楚王英、淮陽王延、山陽王荊等獄，但就其行為來說 ，更多的停留在精神層面，並沒有對中央政權造成切實的威脅。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東漢時期不是沒有出現諸侯王叛亂，比如明帝時的山羊王劉荊謀反、楚王英之獄，但是均以失敗告終。這與明、章、和帝時期對於諸侯王和皇室的控制政策使得皇權進一步加強，從而使中央集權的統治更加穩固。

下面我從兩方面，談一下：

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兩個重要特點:皇權不可分割及皇位不可轉移。這樣就形成皇帝一人獨斷和家天下的統治,然而按照宗法制,分享權力的家天下,卻與皇帝個人專斷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在皇族內部侵奪皇權和爭奪皇位的鬥爭,貫穿於整個封建社會,而皇權則往往是中央集權和封建國家統一的象徵。

因此,東漢政權建立以後,諸侯王勢力雖遠不如西漢時強大,但劉秀仍將防止諸侯王及宗室貴族勢力膨脹當做重要大事。明帝以後繼續執行這一方針,進一步對這一部分威脅中央集權的豪族地主勢力加強控制。

一、減少諸侯王的食封

東漢時代的諸侯王,從始封時起,對其領地就無政治統治權,只有食封的經濟權。明帝以後,又減少了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據記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後見而言曰:諸子裁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後漢書·皇后紀》)。這就是說從明帝永平十五年起,所有諸侯王所食之租稅均減少一半。

諸侯王所食之“租稅”,是指封區人戶繳納的地稅所以其收人多少與所屬地區大小、土地肥瘠有直接關係。如在此之前，光武帝所封的楚國有九或十縣,淮陽國所屬十縣。明帝所封的鉅鹿國是七縣,廣平國是八縣,樂成國是九縣。減半後,鉅鹿王只食三、四縣,廣平王四縣,樂成王四至五縣。

所說的“歲給二千萬”是指一個諸侯王所收地稅折算成錢的平均數,這些錢大約與“租谷百萬”(《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論》)相等。當然,實際各國是不盡相等的。不過,總的說諸侯王的收入是大為減少了,難怪連馬皇后也叫嚷:“於制不已儉乎”了。

漢章帝時,諸侯王的“租入”有所增加,據記載:“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這時,諸侯王的租入突然增加了四倍,其原因首先是章帝時戶口總數比明帝時有所增加,同時,谷價也比原來減了“數倍”(《後漢書·皇后紀》)。

另外,明帝的皇子封地都有擴大,這些原因使章帝時每個諸侯王食封所得由“二千萬”增加到“八千萬”。不過,儘管如此,明帝、章帝所封諸王的食封也比不上光武帝劉秀初封時的水準了,而且,章帝以後,所封之諸侯王均是小國,所得“租入”遠不如章帝時各諸侯王,許多諸侯王的“租入”相當“鮮薄”(《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

減少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重要的在於政治意義。《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中,范曄在“論”中寫道“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後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慾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把“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完全歸結為“儉約”,這當然是不正確的。不過,光武帝后的數十年,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憑皇帝“恩賜”確反映了皇權的強大,中央朝廷對各諸侯王擁有絕對的控制權。西漢初期的那種諸侯王割據的形勢已再無法重演。所以諸侯王儘管“驕貴”也終無力與皇帝分庭抗禮了。

二、恩威並施的政策

東漢明、章、和帝各人的性格不同,但對於諸侯王的控制均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東漢前期的皇帝,不像西漢時期的皇帝那樣,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動輒“除國”或處以極刑,而多采取寬容態度。

這並非皇權無力,而是當時諸侯王的勢力已不足以構成對皇權的威脅。因此,皇帝也樂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容忍他們胡作非為。

如明帝時東海靖王政“淫慾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娶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東海王劉政竟趁中山簡王喪禮之際私娶其妃。按中山簡王劉焉,系東海靖王劉政之叔,娶其妃,若以漢制應屬“禽獸行”。

西漢時期為此而被處以極刑的宗室貴族有許多人。故東漢時,豫州刺史魯相據漢法，請求將劉政處以死刑,但皇帝則決定僅削去薛縣的食邑就算了結。

這一類事例相當多,又如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明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濟南安王劉康的行為已構成謀反之罪,若在西漢,早就被處以極刑。但明帝也僅以削五縣作為懲罰,這並非由於皇帝的“仁慈”,而是當時的形勢不同於西漢,劉康的“交通賓客”,議謀不軌”決不至於對朝廷造成威脅。

漢明帝心中是有數的。因此對其行為採取寬容態度,並非反映皇權衰落,而是皇權加強的表現。又如阜陵質王劉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駙馬都尉韓光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眾,有司奏請誅延”,明帝則“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劉延的行為也構成大罪,西漢武帝時戾太子就因此而被處死,但明帝仍以徙封作為處罰,並不深究。

東漢前期的明、章、和帝所奉行的政策大致皆是如此,如和帝時汝南王劉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佔氣,祠祭求福,忌等謅媚,雲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至於對那些不危及皇權的“不法”行為,更是“寬厚”。如廣平思王鈞“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系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一般地說,東漢皇帝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是不處以死刑的,也不輕易削王奪爵,只是削減食邑。而這種懷柔政策確也收到單純鎮壓所得不到的效果。那些被削奪食邑的諸侯王,原本就無力與皇帝對抗,被寬大處理後,只有懷著惶愧的心情對“皇恩”感激涕零。

例如汝南王劉暢犯法被寬免後,上疏辭謝道：”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汙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他還自動請求減少數縣的食邑收入,放出小妻無子者還家,表示決心改過。

很明顯,這種懷柔的政策之所以對那些諸侯王有一點感化作用,是由於東漢王朝皇權較為強大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東漢初諸侯王中,真正進行謀反的諸侯王均以失敗而告終。

西漢諸侯王權力過大，導致七國叛亂，東漢開國君主劉秀是馬上奪得天下，深知其弊，故諸侯王權利被制約，沒有西漢諸侯權利那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