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均設定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定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即史的初義是指古代記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史官

(一)大史 職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參加策命典禮。王為國家大事有時還會訪問大史。如《國語·晉語》載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時大史還命令百官規誡王的缺點，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還掌記錄時事，保管文書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說: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稱之為"史"。《周禮》雲:"凡國事用禮法時，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內史其秩最尊。《周禮》說內史掌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掌書王命。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有時，內史還奉王命出使諸侯國，《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周內史叔興騁於宋。"

(四)外史 秩卑，《周禮》雲其職務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職務是掌管圖書等。

一：史官的由來

中國自古以來歷朝歷代(少數此外，比如三國時期蜀國便沒有史官)都設定有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為史官，設立史官的目的是為了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

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有不同，但主要的還是可以分為記錄類和編纂類，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之後發展過程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但是後來逐漸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

二：史官的歷史

首先夏商周三代時期：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定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即史的初義是指古代記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一）大史 職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參加策命典禮。王為國家大事有時還會訪問大史。如《國語·晉語》載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時大史還命令百官規誡王的缺點，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還掌記錄時事，保管文書等。（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說：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稱之為“史”。《周禮》雲：“凡國事用禮法時，佐大史，掌其小事。”（三）內史其秩最尊。《周禮》說內史掌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掌書王命。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有時，內史還奉王命出使諸侯國，《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周內史叔興騁於宋。”（四）外史 秩卑，《周禮》雲其職務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職務是掌管圖書等。

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可見，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緻、明確的。

秦漢以後：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曆法職掌範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係。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臺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於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於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複。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說不上來，知識欠缺。

看過一段對“史”這個漢字的解釋，從最早的甲骨文說起，……

看了這段影片，大概就能解釋“史官”的由來和職責了。

這個好像是全世界只有中國才有的獨一無二的歷史現象。東亞和西方也有，但他們，或者是較晚的、是向中國學著做的，或者是沒有這麼提前的、主動的意識的。——當然，這方面本人瞭解不多，只是一點淺表認識，所以大可商榷。

《道德經》的作者老子，（老聃？李耳？），就是周朝（應該是東周）的史官。

因為他借職務之便可以接觸翻閱很多很多的典籍，而那個時候的典籍，估計都是寫得高度精煉、濃縮的，讓你看了既能瞭解整個事實又能充分展開想象，所以老子有條件終其一生都在精神世界中無拘無束地遨遊。

他就是個最典型的“司典籍”的史官。

史官:負責如實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對文化，歷史的傳承有重要的影響。

初步確立，由兼職轉到正職黃帝時期就確立了史官制度，由倉頡等兼任。或許是黃帝實現統一後為了向後世昭示自己的豐功偉績，特做記錄。夏商時期隨著社會的不斷髮展，史官分為左右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朝則更加細化，《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功能的細化，使我們能更詳細的瞭解當時的社會狀況。

“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

近一步的發展和完善秦制漢隨，同置太史令，負責記錄，著名的有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漢武帝時期增設女史，負責記錄皇帝起居，如《禁中起居注》。東漢因史官功能重疊，班固以蘭臺史令著史。三國兩晉時期，亦對史官進行分化，名稱有變，職責不變。唐代設計了專門的史館，集中修史，唐太宗時期，以宰相監修史事，使史官制度規範化。以後各朝在此基礎上增減，宋朝因重文抑武的國策影響，文化繁榮，機構最多: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司史職。元明時期由翰林院掌史，清朝在以翰林院掌國史的基礎上，增設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對史官的要求和影響史官要如實的記錄君王的一言一行和國家的各種事項，不論好壞，秉筆直書。而君王總是想把好的一面留給後世，這就造成了史官和君王的對立，無形之中增加了做史官的風險。後世史官大部分以司馬遷為榜樣，直書其事，不掩其瑕。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

史記剛剛做成時，漢武帝要求觀看，觀看的後果是:“因為指出了景帝、武帝的過錯，武帝怒而削去。”為規避風險和保證記錄的真實性，漢晉規定:人主不得躬自觀史。奈何這種局面被李世民打破，導致魯迅發出了:自太史公以後“中國史書便成為帝王將相的家史學”的感慨。

史官制度從無到有，從兼任到專職，許多史官做到秉筆直書，不懼威壓。為後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也為文化的傳承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史官的由來和歷史要追溯到原始社會末期與奴隸社會早期，因為中國夏朝的相關資料極少，所以對於史官的最初起源只能是猜測。史官的起源與文字的出現和形成及發展有關。

文字的發明與應用是由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以中國為例，我們國家的漢字起源於象形文字。原始社會的人類以“結繩記事”和“契木為文”，最初的文字可能是由繪畫描繪的圖案逐步向圖形符號轉變。而在氏族部落中負責發明和記錄這些符號的人可能就是最早的史官的原型了。

據說，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出現的夏朝就已經設定有史官了。

到了商周時期，中國目前發現的古老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便有了與史官相關的記錄。甲骨文中有“作冊”、“尹”、“史”等古字。《說文解字》中對於史的解釋是：“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從史。疏士切。”“作冊”“內史”和“尹”就是史官的不同稱號。

因為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內容都是與古代占卜及祭祀有關，因此可以推測早期的史官與記錄占卜與祭祀有密切關係。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劃分一般把先秦史學分為三個部分：遠古神話傳說的口口相傳，到商周時期的巫史混雜到巫史漸分，再到週中晚期史學的獨立發展。

因而，先秦時期史官的發展大體也可以照此劃分，最開始的史官很可能是遠古部落中的大巫師及輔助巫史的一些隨從及官屬充當。當奴隸王朝國家建立後，巫師的地位逐步降低，史官的身份也慢慢由輔助巫師記錄占卜和祭祀獨立出來。當國家王權完全壓制巫師的權力後，國家機構中的史官便獨立出來了。

周朝時期設有五史，包括：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和御史。春秋時期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

周王室衰微，進入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周王室有史官，隨著諸侯王國的崛起與戰亂，出現了官修“國史”與私人撰述歷史並存。如《尚書》，孔子的《春秋》，還有《左傳》《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等等。

（司馬遷與《史記》

到西漢漢武帝時期設定太史令，司馬遷編著《史記》又名《太史公書》。司馬遷之後，太史不再掌管史事，僅限於掌管天文曆法。漢武帝除了設定太史令，還設定女史等記錄皇帝的起居，因此有《禁中起居注》。

東漢時期，是有其他官吏掌管修史，以班固為例，班固是一蘭臺令的官職撰述歷史的。

三國魏晉時期，史官被成為著作郎，隸屬於中書，此時起居和著作兩類史事記錄是合在一起的。到了北齊與北周時，起居注和歷史著作就逐漸分開了。

隋朝時隋煬帝分別設立內史和外史，分別編修起居注和歷史著作。到了唐朝，正式設立史館，史官制度趨於規範化。唐太宗時開啟了皇帝檢視起居注的先河，史官獨立記錄與編撰歷史進一步受到皇權的影響。

（唐太宗形象）

宋代有國史館、起居院、實錄館等專門修史機構，遼有國史館，金有國使館和記注院，元有翰林院和國使館，明代有翰林院，清代也是由翰林院主管編修史書。

總結：縱觀史官的設立與發展，我們會發現史官的起源與發展與社會文化發展有密切的聯絡。史官的地位和職能由小變大，再由專職變兼職，由私人到修史世代傳承再到國家控制。史官與王權是聯絡在一起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歷史也以王朝政治史為主。

歷代均設有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

傳說倉頡是黃帝時期的造字史官。倉頡，原姓侯岡，名頡，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曾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蒐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

夏朝時，已經設定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太史名終古者就是當時的史官。

商朝時，史官的職責比較複雜，並非專記商王的言行，還負責出納王朝命令，當時的史、事、使三字不分。商朝在四方設有常駐史（使）官，還經常排史（使）官去其他部族。當時主持史的職官可能分為大史和小史。卜辭中有“翌日大史（事）祖丁”，所以大史可能以主持某些祭祀為主要職責，還記錄實事，保管文書等。小史一般稱為史，《周禮》雲：“凡國事用禮法時，佐大史，掌其小事。”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漢繼承秦制度，至武帝時置太史令，司馬談、司馬遷是著名的西漢史官。司馬遷死後太史令不再掌管史事，而以其他官員掌管，比如東漢時班固以蘭臺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設定史官，稱著作郎。晉時，稱大著作。齊、梁、陳時設定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

唐代，設立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其他官員兼領修史，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

宋代，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代，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以國史館、實錄館修史，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

人類自創造了文字以來，在祭祀中就出現了專門負責文字收集整理的人員，最初的史官大致就是由此演化而來，他們負責收集朝庭和民間留傳下來的各種文字材料，編輯成冊。讓人類的歷史得以傳承，併為統治者提供資訊資源和經驗教訓。隨著人類不斷進化，思想水平不斷提高，對知識文化的需求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歷代積累下來的文字資料也越來越多，就出現了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官員。那時從事這項工作的官員地位是很低下的，相傳老子就是從事書籍管理的下級官員。那時的統治者更多關注的是物質財富的掠奪，對文字書籍等精神領域的管轄並不是十分嚴格，士大夫階層的知識分子出現許多專門從事思想研究的學者，他們著書立說宣揚自己的思想，湧現了一批傑出的思想家。特別是春秋時代，真是百花齊放，百子爭鳴，人們的思想非常活躍，奔走於各個城邦宣傳說教，逐漸形成了幾大派別：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他們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並將自己的學說用文字記錄下來，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史書。

“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語出《後漢書·班彪列傳》“譏正前史得失略論”，清嚴可均《全後漢文》題作《史記論》。這一篇在後代看來語出平常，但從史學史視角來看，其應為中國現存的第一篇系統的史學史論文。文中以當時的認知論述了自上古以至於漢的史學發展情況，但對於史官緣何產生，沒有論及。後來史官建置則更不是他所能及的。對於前者，不能說是他的疏忽：時光輪轉，古代的一些事情，在當日為常識日用，於現代人卻如矇昧謎團，是經見的。也由此可以看到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一些裂痕！對一些重要的命題，在文化自覺的過程中，是必須要探究的內容。所幸典籍俱在，脈絡可尋。

關於史官緣起，及歷代史官建置源流這兩個問題，在任何一部史學史著作中都有清晰的論述，限於篇幅，在這裡主要簡略的說一下個人的看法。

總體上來說，史官出於政，然後衍生為學。因此，對於史官緣起這一點，首先要理解史官的職能。

所謂“史”，執策記事是本義，藏往知來是史職。“藏往”是本，“知來”是用。

周官五史，俱主文獻，然而執掌文獻是“藏”，記述往古也是“藏”。可與比擬的，如個體的記憶力，在心理學上，記憶力為“識記、保持、再認識和重現客觀事物所反映的內容和經驗的能力”。是測評個體智力的重要指標。而史官的誕生，則可以說為一個族群建設了強大的記憶力，並逐漸豐富為完備的知識庫。

中華文明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早熟的文明，可以說，在其生成及成長過程中，史官制度的存在，功莫大焉。

故而，縱然拋卻傳說記載，按以上所述推論：中國史官的源流，與中華文明史的發展應是同步的。

至於中國古代史官主要職能的演變，以漢代為分界，經歷了“天官”和“著作”（曹魏始設著作郎）兩個發展階段，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說的就是這兩方面。

前者指向天地變化，主要用於指導生產生活；後者指向人事，用於塑造社會政治，影響人生進退！

在漢以後的正史中，天官學僅蜷縮在律歷、天文、五行諸志。所謂天道遠，人道邇，這也是人事漸繁的必然結果。另外，自顓頊絕地天通以來，由此所形成的由帝王獨家為天代言的政治傳統，也促成了天官學的式微！由此成為專門，從漢代的太史令到清代的欽天監，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