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是訛傳，畢竟我們去救援小弟又不是去挑事的，雖然萬曆皇帝不上朝，但是是絕對的聰明人，他的目的只是教訓日本，而不是佔領日本，他也知道打日本的代價所以並沒有這種想法

有這樣想法！

萬曆二十年（1592年），日本實際最高統治者太閣豐臣秀吉突然入侵朝鮮，是為萬曆朝鮮之役（朝鮮方面：壬辰倭亂，日本方面：文祿・慶長之役）。朝鮮節節潰敗，並向宗主國明朝求救。明朝隨即派兵支援。這場戰爭曾於1593年議和並休戰；但於1597年戰事再度爆發。日軍在明軍加入戰鬥後，攻勢受阻，被迫轉入死守。1598年9月，豐臣秀吉意外病逝，加速了日軍敗亡的程序，而日本佔領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明朝的企圖最終失敗。在此期間，明廷部分官員提出了一些奇策。此計在今人的眼光看來，也可謂大膽而宏偉，就是遠征日本本土的“搗巢斬首”之計。

搗巢斬首

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之前，明朝其實已經在萬曆十九年四月得到了相關情報。時任浙江總兵侯繼高在《全浙兵制考·近報倭警》記載了琉球中山王府長史掌司事、福建長樂縣人鄭迥藉助同安縣船商陳申，將日本即將傾全國之兵入侵朝鮮、中國的訊息上報明廷之：“關白（即豐臣秀吉）自為天，授令六十六州造船，聲言二萬隻，抽番二百萬，親督各王，擬今年（萬曆十九年）三月入寇大明……倭人聞之亦各疑懼，乃改擬今年九月入寇。”

侯繼高《全浙兵制考》

明朝在得知日本即將入侵明朝的訊息後，立即著手準備事變。首先是緊鄰朝鮮的遼東，如以原任副總兵李如柏為宣府東路參將，以原任山海關參將吳惟忠任薊鎮統兵遊擊。而原來經歷過抗倭戰爭的東南沿海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增兵。《全浙兵制考》在書中所記載的各基層軍事單位中，萬曆十九年有增兵記載的多達五十餘處，數量佔基層軍事單位總數的一半以上。當年大範圍增兵的緣由，便是明朝做諸多軍事上的準備。

萬曆十九年以後浙江軍備調整情況

除了這些平常的軍事措施外，有官員大膽提出了“搗巢斬首”之計，即從海上出發，直接遠征日本本土，擒拿或斬殺豐臣秀吉。日本的國家結構歷來和明朝、朝鮮不同：日本類似中世紀的歐洲，由鬆散的封建領主大小名構成，實際統治者幕府很難完全控制他們；而明朝是統一的帝國，朝鮮是統一的王國。沒有豐臣秀吉這樣的強人，大小名還處於戰國混戰時期。豐臣秀吉表面上統一了日本，但各大名手握兵權，隨時可能反叛。挑起外戰，不僅能開疆拓土、擴充自己實力，還能消除內部紛爭，削弱大名實力。後來豐臣秀吉的死也證明了這一點，他死後，各地大小名又為搶當幕府老大打成一團。

日本令制國一覽

《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條記載：“總督兩廣侍郎劉繼文備陳防倭條議。其議：仍將倭奴入犯情節曉諭澚夷，令其擒斬關白入獻，加賞賚，尤銷患安邦之一策也。著如議行。”澚夷指的是當時的廣東葡萄牙走私商，利用他們去打日本人。萬曆皇帝也認為這一借刀殺人計策是好計，對此是“著如議行”，同意照此執行。但後來沒發生葡萄牙軍隊遠征日本的戰事，這是葡萄牙商人本性使然。商人具有趨利性，他們認為這價效比不高，弄不好要虧本。總之，這筆買賣不好做。

明代葡萄牙人圖繪的中國內地人，廣東人，日本人，越南人

萬曆二十年，朝鮮之役爆發，明朝決定抗日援朝。時人亦有言從浙江等地出兵抗倭，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載：“關白侵朝鮮事起，建折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思為名，多所採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文熙）冏卿（太僕卿的雅稱）議論集浙、直（南直隸）、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為悠繆不經之甚，旋為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罷不行矣。”張文熙曾任浙江巡按御史，對浙江情況較為熟悉，在浙期間也深得民心。當時兵部尚書石星廣集眾思，尋求對策。朝論“雖策倭患紛紛”，卻多“無能出奇制勝者”。惟張文熙之計稱得上“奇策”。但是強大的言官保守勢力彈劾說這會“騷動江南”，最後“罷不行”。明朝第一次朝中大臣提議打擊日本本土的計劃就這樣被擱置了。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浙桂易帥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朝鮮閒山島失守。福建巡按御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討日本本土的“搗巢之策”。徐兆魁的建言經由兵部覽議，終在次年正月已亥（十三）得到了萬曆皇帝本人的採納。明廷決定實施的這一征討日本本土戰略，據《明神宗實錄》記載主要有以下內容:

1. 聯合日本國內反對豐臣秀吉的地方大名，“關酋（指豐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眾，聞各島憤怨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誠因勢利導之策也”；

2.“舉事莫先於浙”，由浙江率先出徵；

3.福建、廣東兩省也一起出徵，以兩省旅日商人作為內應，“尤莫便於閩廣，以日本多兩省之人，可以響應。”萬曆皇帝還對此十分開明，同意“隨便酌行”，給予地方絕對的自主權，絕不掣肘。

日本歷史地圖中的明代東亞航線，寧波距離日本最近

為何將此戰略實施重點放在浙江呢？首先因為浙兵善打，透過嘉靖年間的抗倭戰爭，浙兵可說是身經百戰，已經成為禦敵，特別是御倭的專家。浙兵作為明軍精銳，一直被朝廷倚重。據時任浙江巡撫劉元霖《撫浙奏疏》，萬曆二十五年戰事再起後，先後有三萬多水路浙兵調往遼東和朝鮮，相當於浙江原有全省兵力。以浙兵為主的老戚家軍，成為了這場戰爭中明軍的主力，攻克牡丹峰，收復平壤，都是浙兵第一個攻上日軍陣地。帶領他們的吳惟忠（義烏縣）、駱尚志（定海衛）等將領也都是戚家軍出身。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浙江距離日本最近，《元史》稱“慶元（今寧波）與日本相接。”永樂元年（1403年），明廷規定，寧波是日本朝貢船登陸中國的唯一口岸。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接近，還可利用有規律的季風，通航時間大大縮短。這就如清初《職方大一統圖》所描繪的一樣，“若海倭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今鎮海）乎。”嘉靖三十五年（1555年），因為鎮海為諸蕃進貢第一站的緣故，將浙直總兵駐地設定在了鎮海縣城。在俞大猷、盧鏜任浙直總兵之際，浙江倭寇基本平息，為平定東南倭患奠定了基礎。嘉靖四十二年，浙直總兵改為浙江總兵，與南直隸總兵分設。萬曆十一年二月，因去歲杭州兵變民變，制定了浙江總兵在杭州、定海兩地辦公的制度，汛期和戰時駐鎮海，汛畢駐杭州，成為定製。既然豐臣秀吉的夢想是“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寧波府”，明軍就從鎮海打過去，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嘉靖《寧波府志》定海縣治圖

由於實施重點在於浙江，浙江總兵實際上成為了遠征軍的第一統帥。那麼，接下來的重中之重，是確定誰來擔任浙江總兵這一要職。《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戊戌（十二)條記載：“調廣西總兵童元鎮於浙江，調浙江總兵李應詔於廣西，各鎮守。兵部言，關酋發難，僉謂搗巢，可以牽其內顧。童元鎮熟識島情，往年曾與搗巢之議；李應詔清介不擾，適與撫蠻。相宜，故互相更調。從御史唐一鵬之議也。”這方案就是浙江總兵李應詔、廣西總兵童元鎮對調，讓童元鎮擔任遠征軍統帥。其理由是童元鎮“熟識島情，往年曾與搗巢之議”， 這指的是他曾參與《籌海重編》編撰。

童元鎮為《籌海重編》作跋

《籌海重編》是《籌海圖編》的繼承本，也是應對日本入侵朝鮮的產物，書成於萬曆二十年八月。《籌海圖編》是胡宗憲任浙直總督時，為防禦倭寇，在譚綸、戚繼光等人支援下，聘請鄭若曾等幕僚收集海防有關資料編輯而成的一部沿海軍事圖籍，初刻於嘉靖四十一年。兩廣總督蕭彥命其幕僚鄧鍾為增補《籌海圖編》而作《籌海重編》，校正了原書差訛，還增加了明朝出使日本及日本入貢事略、日本風土人情等內容。童元鎮就參與了《籌海重編》的編撰工作。

胡宗憲總編，鄭若曾、邵芳圖撰《籌海圖編》

不徵而勝

“浙桂易帥”之議決定二十多天後，浙江巡撫劉元霖接到了兵部的批文，“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準兵部諮，稱徵倭之策，以搗巢為奇，若欲搗巢，浙省為便，將廣西總兵童元鎮、浙江總兵李應詔互相更調。題奉欽依，仍行童元鎮星夜抵浙，與李應詔交代以便赴廣。李應詔未即離任，須行料理該省海務等因到臣。”批文要求童元鎮“星夜抵浙”。李應詔作為在前線的浙江總兵，不可輕動，在新的統帥未到之前，繼續留在鎮海處理海防軍務。

對於朝廷的這一決定，浙江當地軍民都不肯幹了。浙江方面的態度也是符合邏輯的。李應詔自萬曆二十一年六月初九起擔任浙江總兵，已歷時近5年；所謂童元鎮“熟識島情”，但他從來沒有來過浙江，恐怕連鎮海的汛期都不瞭解。此外，臨陣換帥也是兵家大忌。浙江軍民都對此決議持否定意見。浙江按察使、海道副使及士兵、百姓代表均上書稱讚李應詔的才德，要求劉元霖出面上奏朝廷收回成命，讓李應詔去完成這一光榮而艱鉅的使命。

史籍裡關於李應詔的記載極少，但透過普陀山“禁止捨身燃指”碑，可以令今人瞭解他的才德。萬曆年間，普陀山曾流傳“捨身能成佛，燃指表誠心”謠言，有人信以為真，到潮音洞邊跳洞捨身，或在觀音院前燃指，以為這樣做就可早得真果，所以每年有不少人就這樣慘死或燃指致殘。李應詔在巡海期間發現了此事，為規勸人們的這種愚昧行為，和寧紹參將陳九思等人，特在普陀山立了一塊大石碑，正中鐫有“禁止捨身燃指”六個大字，大字兩側還鐫有小字，上書“觀音慈悲現身說法是為救苦救難，豈肯要人捨身燃指……為此立碑示諭，尚有愚媼村氓敢於潮音洞捨身燃指者，住持僧即禁阻，如有故犯，定行輯究”。從此，捨身燃指蠢事得到了阻止。由於石碑一度被毀，有些字已經脫落，有人誤認領頭人署名是“總鎮都督李分”和“寧紹參將陳九思”；其實應該是“總鎮都督李（應詔），分（守）寧紹參將陳九思。”

普陀山“禁止捨身燃指”石碑

朝廷的批文使巡撫劉元霖成了最為矛盾的人。嘉靖帝規定“（浙直總兵）其體統視巡撫”。（《明世宗實錄》）總兵和巡撫名義上職權相同，都為一省三司之上的最高官員。但由於明代以文制武的傳統，巡撫一般有都御史的頭銜，實際上可以節制帶都督頭銜的總兵。最終，他以皇帝旨意為由，決定執行兵部的批文。

然而，此時的廣西意外發生了，童元鎮來不了浙江了。萬曆二十六年正月，當地北陀營把總曾唯與北陀壯族頭領黃朝田有矛盾，在府江道兵備副使林廷升巡視之際，誣告黃朝田謀反。林廷升聽信讒言將黃朝田下獄，激起北陀的壯族民眾奮起反抗。荔浦、平樂、恭城等地瑤族（官府蔑稱為猺賊）紛紛舉旗響應，攻城奪堡。廣西巡撫戴耀不得不上奏暫留童元鎮，“待猺賊事寧赴浙交代”。七月，“巡撫戴耀移鎮平樂，調漢土官兵六萬人，以都督僉事童元鎮為總統，孟宗文、侯國弼、李應陽為副率，參將楊元、都司甘霖、遊擊郭酉科統兵六萬分道並進，破城獲勝”。（萬曆《廣西通志·諸蠻黃朝田》）這樣，新的浙江總兵一直沒有到任，浙江不動，閩粵也不動，遠征日本的戰略遲遲不能實行。

考慮到徵日是更為重要的國家大計，劉元霖終於再次上奏：“敕下兵部酌議，覆請特念防倭事重，遠催童元鎮限十月小汛以前赴浙交代，如果粵西搖賊倡亂，勢難離任，即准將李詔照舊留任。”（《撫浙奏疏》）他認為要是童元鎮不能於當年十月汛前速赴鎮海履任，就請將原總兵李應詔留任。由於童元鎮一直因民變被留在廣西，李應詔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

此時，第二個意外發生了：豐臣秀吉死了。當年八月十八，豐臣秀吉在伏見城突然逝世。接掌政權的德川家康、前田利家等五大老向明朝隱瞞了秀吉的死訊，下命徵朝日軍回國。但是明朝已經透過間諜得到了豐臣秀吉死去的訊息，決心徹底消滅日軍，在露梁海上給予了日軍殲滅性的打擊。露梁海戰的勝利標誌著萬曆朝鮮戰爭的結束，明朝也終止了遠征日本的所有計劃。明朝征討日本本土不是意圖佔領，其目的只是圍魏救趙，阻止日本染指朝鮮半島。既然“關酋”已亡，明朝也沒有打算征討日本本土必要了。

露梁海戰明軍指揮官鄧子龍

參考文獻：

張偉：《浙東文化研究（第2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

芮趙凱、蘭延超：《〈全浙兵制考〉若干問題再探討》，《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年7月第4期

可以說有的。

明軍的勝利使驕傲和輕敵情緒出現在明軍中，萬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明軍三千精騎的先頭部隊向朝鮮國都王京前進,在漢城郊區迎曙驛與日軍北上搜索部隊加藤光泰部遭遇並爆發激戰，明軍大勝斬首600餘級。王京——漢城的日軍在得知這一訊息後調集日軍第六軍團主力、第三、第九軍團各一部共兩萬人前往碧蹄館設伏。碧蹄館是位於漢城以北十五公里一座小山丘上的一個驛館。日本第六軍團指揮官小早川隆景認為在明軍主力到達之前消滅這支明軍先頭部隊。憑藉自己的優勢兵力將是輕而易舉！小早川隆景沒有想到實際上這場伏擊變成了一場惡戰。　　二十七日，明軍當到達王京以北七十里時，得到所謂朝鮮農民實際是日軍奸細的詐報，說日軍已經逃離王京南遁了。李如松信以為真親自帶領一千騎兵向王京前進，行至王京以北三十里的碧蹄館進入了日軍兩萬人的伏擊圈。李如松剛跨過大石橋，就連人帶馬掉入日軍的陷阱中。這時日軍四處殺出，包圍了明軍。明軍雖然陷入敵方優勢兵力的包圍中，但憑藉佛朗機炮等火炮的火力壓制日軍。副將李有升保護李如松被日軍所殺。其中一位金甲倭將（小野成幸）與李如松單挑時，被李如梅射殺。之後，楊元領一千騎兵連夜救援。日軍以為明軍主力到達，隨撤回王京。碧蹄館之戰歷時一天一夜。雙方均損失慘重。此戰明軍傷亡2500餘人，日軍傷亡超過8000人。據日本史料記載，日軍陣亡將領包括：小野成幸 十時連久 池邊永晟 安東幸貞 小川成重 安東常久 久野重勝 橫山景義 桂五左衛門 內海鬼之丞 伽羅間彌兵衛 手島狼之助湯淺新右衛門 吉田太左衛門 波羅間鄉左衛門 !　　明軍此戰參戰的是精銳的騎兵部隊，同時發揮火藥武器的威力，使日軍損失慘重。

　　支援朝鮮實際就是保衛明王朝自己，朝鮮是敵人進攻大明的集結地也是出發地！可以想象一但日軍佔領朝鮮將可以隨時的對明朝的東北地區進行進攻。即便是象對明沿海地區的掠奪襲擊也是會對明的國家安全帶來巨大影響。維持在亞洲的以明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也是一定要進行援朝戰爭的。不難想象如果置朝鮮的生存於不顧！對於藩屬的琉球，安南就會在與明的關係上進行重新調整了！明所失去的將遠不是一個朝鮮。保護和維持明的宗主國地位和藩屬國的國家安全，消滅或打敗那些敢於挑戰大明的敵人所產生的影響與利益遠遠要多於此次援朝戰爭明王朝付出的花費。

日本歷經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後，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這位歷經無數戰爭的強人，顯得非常的自傲，他立刻制定了大陸征服計劃，首先他要佔領朝鮮半島，接著會佔據大明。而且還要把日本首都遷移到北京，然後自己在寧波統領軍隊。計劃制定後，豐城秀吉立刻入侵朝鮮半島，朝鮮國王被打到大明邊境。

實在是無路可退，於是向大明最懶的皇帝萬曆發出了求援的資訊，大意是“老大，再不來，我就要成日本的了”。而此時的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唯一軍隊的事他還是管的，因此隨意派出了幾萬軍隊，就進朝鮮了。沒想到這幾萬人，最後卻將豐臣秀吉打的是全軍覆沒，滾回了日本。但是，問題來了，當時取得大勝的大明，為何不乘勝追擊，滅亡日本呢？其實原因沒那麼簡單

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如果當時大明滅日本，還是有很多優勢，或者說可以成功的。且不說遠遠超過日本的經濟總量，當時朝鮮復國後，就嚷嚷著要滅了日本報仇。而且，那個豐臣秀吉因為抑鬱過度，也死了，正是主少國疑的時候，而且日本此時精銳盡失，一旦大明朝鮮聯軍泰山壓頂，日本是扛不住的。那麼這麼有利的情勢下，萬曆卻沒有繼續滅日本呢？原因其實很簡單。

第一，自顧不暇。

在萬曆後期，因為長期不上朝，使得張居正改革的成果毀滅一旦。各種社會矛盾激發，國內起義不斷，而且此時，女真人，蒙古人也興風作浪，大明是四處用兵。而此時，大明國庫空虛，沒錢啊。而朝鮮戰爭，萬曆已經花費巨大，而此戰大明除了維護天朝上國的面子，為小弟出了頭外，沒有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如果繼續滅日本，那麼軍費花費那是巨大的，這一點當時大明的財力無法支撐。

第二，文官看不上。

其實萬曆朝鮮戰爭給萬曆很大的信心，又重新找回天朝上國皇帝的威嚴。不僅在北京舉行了慶功宴，而且，當著外國使節的面，將抓獲的日本俘虜斬首示眾，面子很大。而且萬曆雄心壯志，還真想拿下日本，教訓這個不懂事的蠻夷。但是，文官們不同意，他們死活不同意，還有兩條理由。

一是，朱元璋死前留下的太祖遺訓，裡面就將日本列為不徵之國，因此萬曆要打，那是違反祖宗的意思。這罪在古代可是大罪，那個皇帝也不敢違背祖宗。第二個理由就是，日本那是鳥不拉屎的蠻夷之地，花費巨大錢財打下來也沒用啊，徒勞而已，因此，萬曆皇帝也只能作罷。

第三，日本裝孫子。

戰後，豐臣秀吉不久就死了，而繼任的德川家康態度很好。知道大明惹不起，於是在萬曆殺日本俘虜後，日本遣使道歉，稱臣納貢。而古代中華打仗的原則就是，你屈服，你低頭就好了。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屈服了，那就算了。因此，古代中國周邊那麼多領土逐步成為藩屬國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中華一打，他就屈服，一屈服中華就絕對很聽話，就算了。而且當時大明也是剛剛經歷200年的倭寇之亂，當年大元三徵日本，都徒勞無功。因此，萬曆最後綜合考慮，還是算了，沒有下令繼續攻打，滅亡日本。其實，大明朝最佳滅日本的機會在朱元璋和朱棣時期。但是，這兩位皇帝又恰恰對滅日本不感興趣，錯失良機啊！

認為應該可以，但是也會提前亡國。優點： 大明朝雖然沒有當年永樂時期水師的規模和戰鬥力，水師不斷衰弱。但自從嘉靖時期明朝的水師經過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之下重新開始煥發光彩。力量不斷加強。隨著火器的大量應用，海軍戰術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變，抗倭名將俞大猷適時提出“海戰不過是以大船勝小船，以大銃勝小銃；以多船勝寡船，以多銃勝寡銃。

首先我們要明白萬曆朝鮮之戰發生的時間，1592年下半年，日本經過幾百年的戰亂，被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透過很多途徑打聽天朝情況，被人說天朝腐朽，不堪一擊，內憂外亂。

日本當時以為自己很牛逼，日本人的想法很簡單，現在可能也有這個想法，欲統一世界比先統一亞洲，欲統一亞洲必先中國，欲統一中國必先統一朝鮮，歷史上幾次發動戰爭都是先打朝鮮，這次也不例外。

朝鮮經過幾百年和平，幾乎沒打過仗，一直被日本打到鴨綠江邊，朝鮮全景幾乎全被佔領，朝鮮國王李公沒辦法，天天哀求，求父母之國天朝入境平叛，這才有了朝鮮戰爭，萬曆是聰明人，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讓李如松，李成梁的兒子，提督陝西變成了提督遼東。萬曆的目的很簡單，把日本打敗就好了，沒有想著去征服日本，在國人當時的眼中，叫日本 為倭寇，倭奴，去佔領那個蠻夷之地確實沒有意義，所以說萬曆是不會派水師去的。

沒有這種想法，明朝可不是日本 對日本持鄙夷的態度。倭寇之國，倭國，明朝不感興趣。

（倭寇）

中國古代一直以天朝上國自稱，他國都是蠻夷。而日本在古代並不耀眼，實力各方面都要遠遠落後於中國，明治維新前中國都是日本追趕的物件。對於這樣的“蠻夷之國”，明朝並沒有心思去佔領管理日本。而在萬曆朝鮮之役前日本就時常入寇東南沿海，明朝稱呼日軍為倭寇。

（明軍劇照）

明朝處理方式是倭寇來了派軍平定，但是也沒有派大軍拿下日本，如果要進攻日本本土，明朝早就下手了，不會等到朝鮮之役後，某種程度來說，這時候的大明實力還不如之前。

（大明水師）

水軍進攻日本，如果日本沒有水軍可以襲擾，但是不能登岸，因為登岸被對方切斷歸路，不是活捉就是戰死，不值得。

任何一個軍事家要進攻一個海洋國家，必須要準備大量的陸軍，和最少一個月的糧草。部隊數量最少要二十萬以上，這二十萬人登岸之後鞏固灘頭陣地，向內陸地區進攻找到落腳地方。

這個地方必須要有糧草，水源。

也必須切段封鎖所有通往這裡的公路交通，防止對方援兵到來。

保障與登陸的灘頭陣地的密切聯絡，保護好歸路不被切斷，等待更多的部隊到來。

佔領據點，鞏固一地，再進攻一地，逐漸蠶食進去。

建立當地人為主要角色的政權，管理好當地人。

讓他們特供軍需物資，提供對方部隊調動的情報。

從二十萬人增加到一百萬人，把所有佔領地區控制起來。再不斷的增加部隊數量，控制的地方逐漸越擴越大。

收集糧草，徵調當地人當兵，建立縣級以上的政府。這個政府能夠保障進攻部隊的軍需。

明朝萬曆年間能夠做到這些，就能夠進入日本，並且佔領落腳。

光水軍不行，人少也不行。光幾萬水軍遠遠不夠。

元朝的水軍不但是吃了颱風的虧，更重要的是，進入內地，軍需困難，沒有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