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骨，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

魏晉風骨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吏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骨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蝨，因而“捫蝨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骨為開端的儒道互補計程車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骨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如今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骨的價值觀念是一脈相承的。而如今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個性上，又和魏晉風骨的美學觀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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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骨 （清談之風)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隻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晉風骨，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風采。

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於前前後後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餘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麼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骨。

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於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於多嘴，於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闢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後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

竊想，藥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藥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於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後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麼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於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骨的極致，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裡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後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

魏晉風骨其實是一種人格範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骨卻只能是魏晉的風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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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的人格特徵是什麼?

就是嵇康的那樣一種人格：文明在中，見素抱樸；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鑑乎古今，滌情蕩欲。

“文明在中”，就是說在內心裡有各種禮教文明，但是“見素抱樸”，又把那種最質樸、最簡樸的面表現出來。他“文明在中”，內心是很有教養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又很放蕩，這叫“見素抱樸”。

他的信條是:“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他的內心是有原則的，他是嚴守禮教的，但是身體、外在行為又同流合汙，叫“身處世而心逍遙”。

“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這兩句看來比較崇高，與人相交往不為利，當官不為謀祿，但實際是典型計程車大夫的那種清高，而並不是崇高。

“鑑乎古今,滌情蕩欲”這裡又有一點佛家的味道。在漢朝的時候，佛家就有一定的影響了，佛家思想也影響了魏晉名士。嵇康是一個什麼人呢?他喝了一輩子的酒，整天醉醺醺的，但是在臨死之前，給他的兒子留下了一個遺言:不準喝酒!他喝酒是因為他太痛苦。

他的人格是那麼的矛盾、那麼的衝突，他很痛苦啊!內在與外在、心和身之間分裂開來，追求心的自由而身不自由，他很痛苦。於是，他透過把酒吟詩來宣洩。

——樊浩《儒道佛三位一體與中國人的文化精神結構》

曹操是三國時期最偉大的人物了，這種偉大超越了劉備、孫權、諸葛亮加在一起。於政治、于軍事、於文學，所謂建安風骨，孟德一人之風骨而已。

曹操的出身不太好。曹操的爸爸曹嵩是投靠了當時的大太監曹騰，做了養子，所以他們家就改姓曹了，這個身份讓曹操特別尷尬。有一次，袁紹他們誅殺宦官，因為宦官亂政，所以這些人結成一個力量去誅滅這些宦官，曹操也參與其中。然後這時候其他人就覺得特別逗，有清流大臣就問曹操說，阿瞞，你本是宦官的養子之後，有什麼資格參加我們這樣高尚而偉大的行動？然後曹操徐徐地道，幹君何事？

我覺得曹操說這個話的時候一定是咬碎了牙齒的，說這事關你什麼事？我就喜歡幹這樣的事。所以他始終被當時的主流社會瞧不起。曹操雖然很了不起，立下了很多戰功，官位也坐得很高，但是依然不能夠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這使得他內心當中永遠都有一種深深的自卑和自負所交織的感受。

這裡邊有一個故事。曹操特別想結交一個叫宗世林的人，宗世林是當時的一個名門望族之後，然後曹操老跟人家套近乎，老想跟人家交朋友，宗世林就壓根不理他。後來曹操當上了宰相，有一天見到宗世林，說現在咱們可以交往了嗎？宗世林當時冷冷地說了一句：“松柏之志猶存。”你看這話說得多冷，你就算現在當上了宰相，但是我個人“松柏之志猶存”，你就算殺了我，我也未必能夠跟你交朋友。曹操聽完這個話以後，蔫兒了，但是依然讓他的兒子逢年過節都去人家宗世林府上去拜見，說明曹操是特別希望得到整個主流社會的認可的。

曹操打完官渡之戰，滅了袁紹，然後又平定烏桓之後，回軍的時候路過河北昌黎縣，到了碣石山，然後眺望大海，蒼茫如幕，在那個時候曹操內心當中百感交集。這個作者講，登碣石，觀滄海，撲面而來大海的氣息，總是叫人想哭，曹操這個時候顯示出了他文武雙全的一面，寫了一首《觀滄海》這樣的詩：“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曹操還有一首特別打動我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這個人是歷史上非常偉大的詩人之一，同時他又是一個統治者，他把統治者和詩人這兩個身份非常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就能夠理解，在那個時代，為什麼詩人，為什麼這些哲學家或者文人，統稱作文人，能夠有這麼大的一個空間去發揮？因為他們的領袖就是這麼浪漫的一個人，曹操本身就特別具有浪漫主義精神。

很多人都讓曹操當皇帝，說你其實可以自己當皇帝。曹操說了一句話，我這個人如果真的有運氣的話，我就做個周文王好了。大家能聽出來這個意思嗎？周文王本身並沒有稱帝，後來是他的兒子周武王稱帝的。所以曹操已經計劃好了，就是將來等兒子上來再說吧。然後曹丕這個人是真的養成了這些狂放的人的一個最重要的土壤和基石。

我覺得曹丕的修為比曹操稍微差一點，有一個細節可以證明。曹丕在聽說曹操決定傳位給他以後，特別興奮地回到家，然後拉著他的幕僚就跳著說，終於到手了，終於到手了。那意思是我終於當上皇帝了。然後那個幕僚就特別冷靜地看著他，說一個人成為一國之君，這是一個特別嚴肅而重大的事情，每一個人在得到這個位置的時候，一定要表現得特別莊嚴肅穆，特別沉重，因為這麼重的擔子放在了你的肩上。

曹丕跟曹植的鬥爭還是相當激烈的。曹植當年也希望當皇帝，因為他特別聰明，又能夠寫詩，又能夠博得曹操的喜愛，他覺得他也有機會。後來有一次，受到一定的打擊以後，曹植就喝醉了酒，駕著馬車在洛陽城裡面亂開，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富二代酒後駕駛。這事被曹操知道了，特別生氣，對曹植相當失望，所以最終他把王位傳給了曹丕。

曹丕這人也挺有意思。我覺得特別能夠代表魏晉時期的一個標誌性特徵就是，曹丕去參加王粲的葬禮，王粲又叫作王仲宣，這段原文是這樣說的，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在世說新語裡邊就是這麼短短的一句話，描繪得特別生動，曹丕學驢叫這件事情能夠非常好地描繪出魏晉時期人們的那種不羈的風格。

魏晉風骨又稱建安風骨或建安風力。 指建安詩人繼承《詩經》及漢樂府優秀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 一方面在詩篇中真實地描寫漢末的大動亂、大分裂， 表現對民生疾苦的關切；同時又在詩歌中抒發一己欲在天下建立偉業的雄心壯志。

詩歌情感基調慷慨悲涼，語言簡練剛健，自然明白而流暢，成為後世詩歌推崇的榜樣。 風骨最早用於品評人物，有人認為風骨即風格，也有人認為風骨即形式、文辭與內容、思想的關係。《解說》中的“風清骨駿”即“文情並茂的、結構嚴密的、剛健朗暢的美”，這才是後世人所樂道的魏晉風骨。 自古來，詩便有“言志”之說。

所謂的“志”從《尚書》的實際講應“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負”（朱自清《詩言志辯》），也就是一種個性的主張。而在後世的社會實踐中，“志”的內涵逐漸開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內涵，而個性化的含義越來越少。 西漢初，五言不盛，止於民間，士大夫多視作民間俚曲，不甚重視。後進於樂府，這才漸為吸納。也正因為如此，樂府詩中包含了許多民歌的氣息。其詩，天真率潔，不尚雕琢。辭風上自然古樸，保留了大量的民間語言。這對後世的詩歌影響頗大。

魏晉詩歌承接樂府餘脈，但又獨有新意。首先是樂府風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詩轉變。另一方面，文人詩由於吸收了民歌的精華，也開始擺脫漢賦的浮華氣，形成了一種自然天成，個性飛張的風格。這方面成就較高，具有代表性，眾耳能詳的莫過於“三曹”父子。關於“三曹”其它文章說的很多，這裡不再多說。我只有一點想說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於其它建安文人。

“三曹”是詩人，但更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角。這種顯而易見的主角意識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這種主角意識使他們可以說旁人所不能說，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從裡到外都透著大氣。他的“悲涼”、“古直”（鍾嶸語）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嘆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

再有，曹植的《白馬篇》中的遊俠與一般文士的遊俠也大不相同，沒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邁不凡”（見《漢魏六朝詩鑑賞大辭典》）。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主角意識的深刻表現。在他們看來他們不只是在評說歷史，創造歷史的主體就是他們自己。 至於正始文學，則明顯具有文人氣的特徵，但在表現個性上卻與建安一脈相承。至若入晉之後，則漸少爽朗剛健的風骨。 魏晉風骨對後世影響，特別是唐代諸公大聲疾呼提倡“漢魏風骨”。李白的詩個性之強，近於魏晉，思想上也近於玄老。

後人說 李白 有清談跡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稱為“詩史”，在內容上更近於魏晉。而白居易文辭淺白、直率更是與魏晉有不解之緣。 再者，魏晉在形式上的發展也不容忽視。五言詩的形式擴大了詩的容量，使得詩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五言詩也為詩的音樂化找到了一種新的方法。儘管這在當時還並不成熟，但卻給後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詩的形式，使平仄音韻的變化更為豐富，也更具規律性。從更深層意義講可以說是直接導致了後世七言、律詩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詞、曲。

感謝精彩的提問，要問答這個問題，我們來分析下問題的主題，理解樓主的意思。“魏晉風骨”，“三曹的作品定位”，“後世影響”

宗白華先生曾經評價過魏晉時期，他是這樣說的“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魏晉風骨”本來是形容建功立業的壯志的詞語，那後來為什麼會用來形容灑脫呢？我想這跟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魏晉時期政治動盪，國家動亂，士大夫等寒門學子在九品中正制（依靠門第擇官）盛行的時代，是不可能有出頭之日的，再加上他們這群人自身就有的傲骨，所以很多人開始抨擊這個社會，到後來他們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他們這些讀書人就能夠改變的。索性大家都選擇了“沉淪”，整天喝酒佯狂，裝瘋賣傻，還學老神仙自煉丹藥以求長生。

因為這群人他們不服輸，敢闖敢幹，骨子裡面有傲氣，不向社會和當權者低頭，尤其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這幾人，再加上他們生活在魏晉時期，所以就把他們這種狂放不羈，自然灑脫的行為或人，稱為“魏晉風骨。”

魏晉風骨，哈哈哈

相信你在問這個問題的時間已經百度過不少答案，以下純粹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先從兩漢說起，選拔官吏的制度為察舉制，就是由丞相、御史、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這些制度造成的結果就是“朝中無人難做官”。

三國時期以各種世家，姻親等串聯的形式，各種結義，各種聯合。諸葛家族的各為其主，夏侯、曹氏家族的錯綜複雜，都從側面證實一點，打架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綜上，很多有才能的魏晉讀書人，有很大的天地但是不經過多代的沉澱積累，想在當時的官場立足是很難的一件事。他們不崇尚自然，不灑脫怎麼辦？修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託物言志展雄心，“淡”看庭前花！

魏晉風骨，應該是指建安文學的特點才恰當，以曹操父子為首的建安文學，在創作內容上“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劉勰《文心雕龍》）意思是建安時代寫文章的有深遠的用心，寫出富有含義的文辭，所以顯得慷慨而富有氣勢。

在文章（詩歌）風格上，建安文學，清峻簡約，與兩漢文學的鋪陳排比繁複縟雜，一味歌功頌德明顯不同。

所以，後世有建安風骨的說法。初唐陳子昂提倡恢復建安文學的傳統，作品應該有風骨。是指作品從內容到表現手法要剛健明朗、崢嶸有力、生機勃勃。

在曹魏後期，到兩晉司馬氏家族統治時代，士大夫們在人生態度上講究風神氣度，飲酒成風，談玄服藥，張揚個性，放誕任性，一般稱之為“魏晉風度”。如“竹林七賢”，東晉王謝家族的人物逸事等。

所以，魏晉風骨應該是指魏晉建安文學，而魏晉風度是魏晉名士的風度、風神等等。

“魏晉風骨”本來是三曹用來表達建功立業的壯志，那後來怎麼又成為崇尚自然，灑脫的名士的代名詞？

這裡面有概念混淆。而這種混淆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詩風衍變，逐漸從家國民生的大情懷零落成文人宴樂、歸隱的個人小情調的過程。

這裡面涉及到幾個容易讓人混亂的詞彙：“漢魏風骨”、“魏晉風骨”、“建安風骨”、“魏晉風流”。人們容易把這幾者混為一談，實際上在詩風傳承演變上確實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各有側重點。

陳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漢魏風骨”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

寫文章的正道被拋棄，已經五百年了。漢魏風骨，晉和劉宋都沒有傳承到，但是有足夠的文獻可以體察前人的正道風格。

很顯然，在陳子昂心裡，晉朝之前的文章風格才是正道。而這個時期實際上是指兩漢和曹魏時期的文學。其實這是有一定歷史原因的，兩漢，文學（詩、文）還是掌握在上層知識分子手中，秉承《詩經》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詩文必然是以論道（治國之道）為主，而相對的個人感情抒發作品都是從民間收集的樂府作品，比如《江南》之類的。也就是說詩文的上層功用是國事，而下層民聲因為沒有文辭修飾一說，也是樸實無華的。

而樸實無華的表達方式、內容豐滿的主題敘述就是文章的正道——這個直到今天，也還是這樣。漢魏的詩文正是這種風格，才會被中國曆朝歷代文人奉為圭臬。

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漢魏時期的樸是“拙樸”、“古樸”，是文藝創作本身沒有提升到修辭的階段，而並非文人創作之時的有意為之。這也是為什麼經歷了駢文、齊梁體這些極盡修辭的形式主義文體之後，無論陳子昂、初唐四傑、杜甫、歐陽修等大文人如何糾偏文風，寫作風格都難以再回歸到原來的路子上。

因為修辭也是文藝的必要手段。這種手段一旦從曹植手中誕生，就不可能再磨滅。所以我們只能說“返璞歸真”，儘量回到最真的狀態，而“真”並非就是“拙”，這其中是有區別的。

這也就是“漢魏風骨”和“魏晉風骨”的形式上的區別，漢是天然淳樸，晉就有了文采。

文藝修辭這種手段正如後來的平仄格律一樣，一旦產生了，就會在無意中影響創作。這當然是一種進步，我們號召返璞歸真，學習漢魏風骨，實際上是反對齊梁體、駢文的過度修飾。就好像現在很多人反對格律，是格律真的不好麼？當然不是，我們要反對，也只能反對格律的濫用。格律本身是近體詩入門的一種規則，無所謂好壞。

那些不瞭解而反對的人，根本不必在意。這些人就類似於北宋初年的“太學體”，為反對晚唐體後延的“西昆體”，而走入另外一個極端。為了反對而反對，結果寫出來的東西卻同樣險怪奇澀，這就是追求本真過度的表現。

相對於艱難晦澀的“西昆體”，險怪奇澀的“太學體”，白居易的“香山體”就好多了，既通俗易懂，又不流於江湖，所以成為北宋初最大的詩歌流派，直接影響了日本詩壇。

所以，任何一種形式，任何一種文風，其初衷都是對前面文風的發展以及修正，我們要反對的都是他們的矯枉過正，我們要學習的也只是他們能夠適用於現時代的正道。

“建安風骨”其實是指建安時期的文學，“建安”實際上是漢獻帝的第五個年號，也就是說不管曹魏如何權傾天下，這個時期還是漢末。但是建安時期的代表人物“三曹七子”基本上都是曹魏集團的人物，除了一個孔融。這十個人對這一時期的詩、賦、文的發展都做了貢獻，在詩的領域，對建安風骨的推崇甚至高過漢魏風骨，因為漢朝的詩，除了樂府之外，和其他時期比起來實在是太不顯眼了。

這個時期的詩歌，內容上關注社會、熱心政治、心在民生，風格上雄健、疏朗、悲壯。格式上上承兩漢敦厚淳樸，下啟晉朝玄思空靈。

而題主之所以把“魏晉風流”和“魏晉風骨”混為一談，就在於正始時期的詩風衍變。“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號，這個時期，司馬氏逐漸勢大，他們代表計程車人集團和宗親集團的衝突就慢慢凸顯。上層計程車人、門閥也到了必須要站隊的時候。高層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門生或者血親，不願意出仕司馬氏，但是又不得不面對司馬氏的邀請。於是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瘋子文人。如著名的“竹林七賢”。

這正是魏、晉的過渡時期，所以後人稱這些特立獨行的名士風格為“魏晉風度”、“魏晉風流”，在不是很熟悉詩歌、文學發展史的人眼中，就和“魏晉風骨”混淆起來。

這個時期的高層文人的理想破滅了，沒有了經國濟世、建功立業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隱居活命。思想決定風格，所以詩風就不再關注社會民生，而更多地開始進行個人追求——肉體追求和精神追求。

實際上從“漢魏風骨”到“建安風骨”，再到“魏晉風度”，再到後來的“左思風力”，是經歷了“建安時期”、“正始時期”、“太康時期”的不同時代政治權利變更傾軋之下的結果。

最終南北朝宋齊梁陳的詩歌風格在文人朝不保夕的政治生態下、修辭風格的大流行下，逐漸放棄了對家國情懷的關注，進入了形而上的空洞、頹靡的詩文表達方向。後來的發展就主要集中在音韻學的變化，從“永明體”到“宮體”，也就是“齊梁體”，為唐詩的平仄格律打好了形式上的基礎。

盛唐詩歌在形式上承襲並發展宮體，在寫作上效仿“漢魏風骨”，融入大唐奮發向上的意象，終於成就了中國詩歌史上最輝煌的盛世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