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如何應對夏天的水旱災害以及次生、衍生災害一直是華人的難題。
首先是如何認識災害。天命曾是華人對天氣及自然災害原因的唯一解釋。鄧拓曾這樣說道，華人脫離氏族社會後，經濟政治生活都由單一階級支配的體系已經建立，所以人們認為人間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階級進行統治，因此也受其影響。同時，受自然力的壓力，又設想存在與人間統治階級一樣的天神。所以，天氣、災害都被認為由人間統治者的行為引起，受天神控制。
那些年代，一旦出現災害，皇帝首先要自責和檢討，並且採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責怪，然後參加這種活動的往往還包括皇室親屬、各級官員後來普通百姓都會採取類似行為。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華人開始採取其他方式應對災害。根據鄧拓歸納梳理，歷史上華人應對災害有消極救濟與積極預防兩種。消極救濟又有臨災治標、災後補救兩種。
臨災治標又分為賑濟、調粟、養恤、除害等等。災後補救包括安輯、放貸、節約等等。安輯是指安頓流民，蠲緩即緩賦，放貸用於復業，節約用以度困。
積極救濟論的主要內容是包括重農、倉儲在內的“改良社會條件”和包括水利、林墾在內的“改良自然條件”。
中國曆代災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災，雖亦由於自然條件使然，而人工不與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廢弛厥為基本原因”。
官吏往往開始就決定了人們是否需要應對災害。明憲宗實錄中曾記載，1470年華北、華東地區的六個府“夏麥已全無收”。結果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雖累經報災傷，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轉遲延。
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嚴格吏治。典故紀聞記載，永樂元年，朝廷要求凡豐捻之處，於見有官鈔支糴谷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中計績，以定展最。”也就是說不僅建立儲備制度，還將其作為官員考核的內容之一。在明洪武年間，為了防止救災時官員剋扣糧食，規定將每個災民的姓名和應得到的口糧張貼在公共場合，還要求上級官員出其不意下行查驗。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如何應對夏天的水旱災害以及次生、衍生災害一直是華人的難題。
首先是如何認識災害。天命曾是華人對天氣及自然災害原因的唯一解釋。鄧拓曾這樣說道，華人脫離氏族社會後，經濟政治生活都由單一階級支配的體系已經建立，所以人們認為人間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階級進行統治，因此也受其影響。同時，受自然力的壓力，又設想存在與人間統治階級一樣的天神。所以，天氣、災害都被認為由人間統治者的行為引起，受天神控制。
那些年代，一旦出現災害，皇帝首先要自責和檢討，並且採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責怪，然後參加這種活動的往往還包括皇室親屬、各級官員後來普通百姓都會採取類似行為。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華人開始採取其他方式應對災害。根據鄧拓歸納梳理，歷史上華人應對災害有消極救濟與積極預防兩種。消極救濟又有臨災治標、災後補救兩種。
臨災治標又分為賑濟、調粟、養恤、除害等等。災後補救包括安輯、放貸、節約等等。安輯是指安頓流民，蠲緩即緩賦，放貸用於復業，節約用以度困。
積極救濟論的主要內容是包括重農、倉儲在內的“改良社會條件”和包括水利、林墾在內的“改良自然條件”。
中國曆代災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災，雖亦由於自然條件使然，而人工不與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廢弛厥為基本原因”。
官吏往往開始就決定了人們是否需要應對災害。明憲宗實錄中曾記載，1470年華北、華東地區的六個府“夏麥已全無收”。結果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雖累經報災傷，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轉遲延。
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嚴格吏治。典故紀聞記載，永樂元年，朝廷要求凡豐捻之處，於見有官鈔支糴谷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中計績，以定展最。”也就是說不僅建立儲備制度，還將其作為官員考核的內容之一。在明洪武年間，為了防止救災時官員剋扣糧食，規定將每個災民的姓名和應得到的口糧張貼在公共場合，還要求上級官員出其不意下行查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