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兩漢三國兩晉單名特別多呢？對此現象，古今論者意見不一。
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所致。但是王莽政權僅僅存在了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第一、崇尚單名是一種社會潛意識。
華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由於周秦西漢幾千年間，崇尚單名的取名習俗，在東漢以後仍被承襲繼續了下來，並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與《公羊傳》“二名非禮”對社會潛意識的影響作用，這才造成了東漢以後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一見解，是否合乎歷史本相，見仁見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第二、為了便於避諱。
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故兩漢三國兩晉時單名的人多。
為什麼兩漢三國兩晉單名特別多呢？對此現象，古今論者意見不一。
以前一般解釋為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後復古改制，“令中國不得有二名”所致。但是王莽政權僅僅存在了短短的15年（9—23年）時間。在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實行，15年之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潰，其禁令不可能會對以後三百年的歷史再發生影響，只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承性一樣，作為中華民族重要文化現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樣具有傳承性的特點。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活的流體，是溝通人與人、上代與下代、群體與群體、社群與社群等共存關係的一種社會活動過程。每一代人都需要從上一代人那裡承接社會文化的遺產，並把它們傳繼給下一代人，使文化成為一個不間斷的連續存在，每一個社會、民族或群體都透過不斷繼承形成文化傳統，並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出新文化。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第一、崇尚單名是一種社會潛意識。
華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由於周秦西漢幾千年間，崇尚單名的取名習俗，在東漢以後仍被承襲繼續了下來，並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與《公羊傳》“二名非禮”對社會潛意識的影響作用，這才造成了東漢以後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一見解，是否合乎歷史本相，見仁見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第二、為了便於避諱。
避諱起於西周時期，凡君主與尊長的名字不得直書或直說，必須用其他方法迴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傳桓公六年》雲：“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周代用避諱事奉神靈，人死之後，他的名字就必須避諱。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諱的文字並不多，尚未因避諱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亂，所以複名在兩週時期大有人在。如鄭莊公名寤生，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
進入秦漢特別是漢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強化封建專制統治和皇權，維護帝王唯我獨尊的神聖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 “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姓慶的都改成為姓賀。
避諱之制在漢晉時代越來越密，漢律已有觸諱犯法的規定，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詔日：“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由於秦漢以來諱制越來越密，這就勢必產生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來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等的種種混亂；甚至追改古書，如將《春秋》改為《陽秋》，《莊子》改為《嚴子》。
為了儘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漢晉時代的帝王採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採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採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採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採用冷僻字取名。西漢至東晉54帝中，採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坦，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睿（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愍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採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
故兩漢三國兩晉時單名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