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趙禎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時間42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就連乾隆皇帝，也說：“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之所以稱說宋仁宗是明君，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體現：

　　經濟發展。宋仁宗統治時期，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仁宗皇帝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

　　宋仁宗節儉愛民。仁宗皇帝不光對人仁慈寬厚，身為九五至尊，但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衣食非常簡樸。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在幹嗎?宋仁宗回到宮中，立刻讓嬪妃倒水，嬪妃問他在外面為什麼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他稱，屢屢回頭，沒見隨從帶水，如果問起，怕隨行受處罰。

　　接受官員諫言。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還有一次，諫官王素勸諫仁宗不要親近女色，怕陛下為女色所惑，宋仁宗命令太監，給這些被送進宮的女子每人三百貫，然後馬上送她們離宮。

　　北宋詩詞著名。蘇軾、蘇轍考中進士以後，宋仁宗看了他們的文章後，讚歎不已，稱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而北宋時期，詩壇、詞壇、文壇最輝煌燦爛的時刻，基本都是在他在位時期。這一切，肯定與仁宗皇帝的仁慈、寬厚密切相關。

　　宋仁宗駕崩，百姓無不哭泣。公元1063年，宋仁宗駕崩，時年54歲，仁宗駕崩的訊息傳出後，“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燒紙錢哭於大內之前。”洛陽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以至天日無光，偏遠地區的人們也帶孝帽哀悼。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他當政期間，北宋國威不振，長期處於契丹和西夏的威脅之下，只能委曲求全地用大量金錢來維持和平；文治方面似乎也比不上父祖，太宗時的幾項重大文化工程潤澤百世，真宗東封西祀，亦足以誇耀外邦。天聖八年（1030），剛滿20歲的仁宗在崇政殿主持“殿試”，這一科錄取了歐陽修、蔡襄、田況、石介等後來的名臣。殿試中仁宗並沒有把已經連中兩元的歐陽修點為狀元，他更青睞於一個19歲北方少年的卷子，這個被仁宗點為新科狀元的少年才俊叫王拱壽。仁宗親自為他改了名字，這就是後來在慶曆政壇上赫赫有名的王拱辰。這個事件往往被人們所忽略。此時仁宗在劉太后巨大的政治陰影下已過了九個年頭了，他為新狀元王拱辰改的這個名字，究竟透露了什麼玄機呢？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以政治上的“北辰”自居，行無妄為之德，不出其位而天下大化，這大概是此時青年宋仁宗在新科狀元名字上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吧。宋仁宗在他四十二年的政治生涯中，實現了“北辰”的夢想，為我們奉獻了一個璀璨的文化星空。宋仁宗與他的合作者們共同構建了一個至少在公元十一世紀看起來很完美的和諧文人世界，這個世界時時被後世文人所回憶、言說和塑造。本文從文人政治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審視仁宗的時代，或許會發現一些被忽略的歷史細節。

一、宋仁宗和他的時代

在討論宋仁宗之前，先讓我們從文人政治發展的角度對北宋歷史作一個鳥瞰。首先是文人政治逐步確立的階段，這一階段可從北宋肇始斷至真宗與遼國訂立“澶淵之盟”，經過四十餘年的內外交戰，這個年輕的帝國終於開始過上和平的日子；第二階段是文人政治高度發達的階段，主要包括真宗後期和仁宗朝，文人士大夫在適宜的政治土壤中，培育出文人政治文明之花；神宗至北宋滅亡為第三階段，彼時單制度層面而言，已臻古代文人政治之化境，但這並沒有改變中國的命運，因為文人政治的痼疾——黨爭，漸漸成為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吳）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即使是在後人眼裡名聲並不是特別好的呂夷簡、章得象，也在與劉太后政權合作的過程中表現出凜凜風節，為自己在仁宗親政後的政治舞臺上繼續發揮作用，奠定了輿論基礎。這些或明或暗的劉氏政權之反對派，在當時並沒有受到劉氏特別嚴厲的打擊，反映了劉氏尚寬厚穩重的為政特點，這極大地影響了仁宗，為士風在仁宗一朝的張揚提供了空間。

在宋人的記憶中，如果不討論女後主政本身的合法性問題，劉後的“天聖明道”之治是值得回憶與豔羨的。從歷史發展的維度去觀察這一時期，或許我們會認為它有些保守、持重，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天聖明道之政恰恰為文人社會發揮到極致作了物質、思想和人才的準備。仁宗朝跨越北宋文人政治確立和發達兩個階段，其交界點在明道二年的仁宗親政，因為以此為分界線，仁宗朝的政治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不僅僅對仁宗一朝有意義，也關係到整個北宋歷史的發展。南宋劉光祖被光宗選為殿中侍御史後，所上謝表有曰：“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鹹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韋佔盛矣。”而正是宋仁宗完成了“盛矣”的工作。鄧小南先生認為仁宗朝是宋朝“祖宗之法”形成的重要時期，實際上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恰恰在仁宗時期，文人政治發展到其後世無法企及的高度。許多文人政治體制在這一時期完成，臺諫制度、考試製度得到改革與完善，“和而不同”的慶曆士風得以樹立，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張方平、包拯等一大批慶曆名臣成為這一時代舞臺上的主角，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也在仁宗朝嶄露頭角，在慶曆士風的砥礪藻雪下，奠定了其在後仁宗時代的成就。當然，歷史發展並不總是符合理性邏輯，其中也存在深刻的悖論，北宋文人社會的和諧並沒有保持很長的時間，就成為歷史上的曇花一現，朋黨政治的出現使文人心理受到不可逆轉的傷害，這就使人們每當回憶起“慶曆士風”，平添了一番複雜的意味。

文人政治發展過程中，既有歷史規律的必然性，也歷史機遇的偶然性。在專制體制下，一個理想文人社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於君主的素質。那麼宋仁宗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為什麼他能成為理想文人社會的重要締造者呢？

筆者認為，宋仁宗是個有著極強角色意識的君主。一個君主關注自己的社會形象，這在政治發展史上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情，文人政治往往會藉此獲得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如果翻看北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趙匡胤的時代，帝王的任性、無理與無賴還時不時地干擾著正常的政治生活，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會經常被濫用。但這這種情形到仁宗時代則幾近絕跡，考仁宗四十二年的統治生涯，我們很少看到他濫用自己的君權，而是對文人臣僚表現出極大的尊重。仁宗何以被稱為“仁”？範祖禹在給宋哲宗的札子裡寫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聖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比較全面的概括了仁宗帝德。實際上人們更認同仁宗的寬厚仁慈。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作官家。”其言頗能道破仁宗帝王之道的天機。縱覽其四十二年在位時間，確實沒有出現大的失誤，即使是在身後，士人們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種種善政。其為人比較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執政期間，朝無鉅奸，亦無重大冤案發生，朝野上下多見忠義之士。雖因積弱之軍事，在與西夏的交鋒中屢遭敗績，和遼國的外交也從沒得到什麼便宜，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畢竟在逐步發展，宋代的各項政治制度進一步成熟，朝政沒有形成大的動盪，涵養了一大批文化奇才，為宋代文化的登峰造極準備了社會條件和人才條件，這在兩宋是非常難得的。現在史學界的普遍看法是仁宗的持重因循的主流政風，是造成北宋社會問題的關鍵時期，筆者認為這或許成立，但仁宗難以承擔這樣的責任，他北宋政治迅速崩潰的催化劑。宋史專家鄧小南先生認為，北宋文人成為政治主角，並非開國者趙匡胤的天才之思，而與自唐末五代以來的社會大思潮密切相關，這樣的看法給筆者很大的啟發。中國專制時代文人政府之真正完善，斷自北宋當無疑義，但這應該是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其思想積累和政治準備絕非一日之功；正是大動亂大痛苦之後的沉思，以及自唐五代以來文人政治力量的逐漸成長，才使歷史作出理性的選擇。

古代中國雖不乏文人政治的傳統，但只有到了宋代，真正的文人社會才名至實歸。一個良好的文人社會建立，不僅需要從制度上予以保障，像被我們反覆言說的北宋“右文抑武”制度，它還需要兩個也許更為重要的條件，其一是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其二是文人獨立人格的涵養。對於北宋來說，至少在前三朝，這樣的條件還只是部分滿足。趙匡胤的革故鼎新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的部隊消滅了境內的最後一個漢族割據政權——北漢，北宋已經在打打殺殺中走過了前二十個年頭。然而所有這一切，又宣告了另一場更危險戰爭的開始，宋太宗開始與北方的強敵——遼正面交戰。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雙方簽訂備受爭議的“澶淵之盟”，期間兩國刀來劍往，戰爭實際上已經讓這個年輕的帝國疲憊不堪。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雖然宋初統治者具有一統天下的胸懷和實力，但畢竟戰爭才是北宋前四十餘年的主旋律，整整一代人，為這殘酷的歷史程序付出了代價。“澶淵之盟”簽訂時，宰相寇準持反對意見，認為數十年後契丹又會成為宋朝的大患。但是真宗顯然已迫不及待，他說：“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冠冕堂皇話語中，透露出疲憊與急不可耐的心態。瞭解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澶淵之盟後的宋真宗是如何志得意滿，忙不迭地做些粉飾太平的事，他等待這個沒有戰爭的日子已等得太心焦。澶淵之盟後，真宗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所重，即有邊奏，手詔詰難，致十餘反”。當時有人建議襲擊回撤的遼軍，遭到真宗的拒絕。實際上，真宗澶淵之盟後的對外政策，奠定了其後三四十年的國際政治格局，為北宋經濟文化的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真宗的執政方針不僅為劉後政權所墨守，也深刻地影響了他的繼任者宋仁宗。

宋初幾任皇帝，都注重文人在政權中的作用。五代至宋初，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論，確無可貴之士，但趙匡胤雖打心底裡瞧不上讀書人，卻能夠接納、包容和利用他們，立“不殺士大夫”之誓以激士自貴，以期士風涵詠百年之效，確實有一代政治家的高明之處。宋太宗也十分關心文化事業，他曾對秘閣監李至說：“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樵書》記載，“太宗閱

，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鸛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鴟尾上，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問宋琦，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太宗關注的雖然是與治術相關的書籍，但也確實引導和推揚了社會重文風尚。宋朝的三部大書，也都是在太宗的操持下得以編纂。宋真宗亦是好文之人，《貴耳集》載：“真廟宴近臣，語及

，急命呼‘秋水’至，則翠環綠衣，小女童也，頌《秋水》一篇，聞者莫不竦異。”在近臣面前賣弄一下文學風雅，亦可見千年前的時尚。三任帝王的不懈努力，為北宋文人社會從制度上和社會思潮上的確立奠定了基礎，雖然頻繁的戰爭使文人政治還沒有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是文人這一階層經過宋初四十年的人文涵養，已經逐漸具備了政治主體和人格主體的資格了，和諧文人社會確立的兩個基本條件已大體滿足，文人們還在等待什麼呢？

他們在等待一個相對完美的帝王合作者，與他們共同描繪和諧文人政治圖景。天聖、明道年間是皇太后劉氏執政，劉氏也是有宋第一位當政的皇后，其當政也為涵養砥礪士風提供了現實的土壤，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以敢於諫諍而聞名計程車大夫，這無疑成為慶曆士人最記憶猶新的從政道德旗幟。如

所論：“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女後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無法超越一個本身就不理想的政治體制。我們或許應該分清社會問題哪些是體制造成的，那些是不合格的管理者造成的，這樣的區分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有必要。在北宋當時的政治體制下，仁宗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壞，這已經值得尊重了。考察北宋九個皇帝，處在仁宗的時代，會有人做得比仁宗更好嗎？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假設，而是歷史研究中應具有“瞭解之同情”的研究心態。

細細研究仁宗的執政經歷，筆者發現其自有發展脈絡。在親政初期，仁宗似乎急於表現自己的執政能力，兩次大的人事變動顯示了他欲在朝臣面前表現自己的果敢，急於樹立威望的心態。如第一次罷免呂夷簡時，事頗出夷簡意外。仁宗甫親政，呂夷簡即手疏陳八事，並在罷免太后任用人員上與仁宗有所討論，表現出極大的合作真誠。有人認為此次罷呂夷簡事出於郭皇后，如北宋名臣司馬光就這樣寫道：“久之，乃知事由郭後。夷簡由是惡郭後。”但這種說法更可能是人們倒果為因，把呂夷簡此次被貶和半年後的“廢郭後”事件聯絡到一起，實際上仁宗和郭後琴瑟不和，且親政之初的仁宗對後宮干政極為反感。筆者以為，這次呂夷簡的意外被貶，更可能是仁宗向朝野表明自己的態度和權威，是對自己親政形象的在乎。我們看看除呂夷簡外，其他幾個因所謂“太后之黨”而被貶大臣們後來的政治命運。景祐元年（1034）八月，夏竦加刑部尚書；景韋佔四年（1037）四月，以夷簡之密薦，用王隨、陳堯佐為平章事；寶元元年（1038）四月，晏殊兼御史中丞；範雍後來也在與西夏的戰事中得到重用；除張耆年老，未有大用外（但是他得到了仁宗的尊敬），其餘諸人都很快重新獲得起復，在仁宗政壇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一張一弛之間，顯現出仁宗用人之術，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仁宗對太后舊臣的大規模罷免，是向人們發出青年皇帝的權威必須得到尊重的資訊，並非出自政治上的報復。

仁宗在親政之初，力圖扮演一個剛毅決斷的有為之君角色，同時也要示人以仁，因政治問題被貶斥的大臣往往不久就得到起復。在一些生活中的細節上，他卻精心塑造出仁君的形象。仁宗曾經對輔臣們說：“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禱於上帝。倘霖淫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外聞之，嫌其近名耳。”《東軒筆錄》載：“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人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該書還有一條類似的記載：“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恕如此。”類似的事例也多見於其他宋人筆記中。所謂的“語近臣”、“密示”、“不欲使外聞之”云云，看起來無人知曉的隱秘事件總是能夠得以流傳，則它的發生，總是具有一定傳播取向的。

帝王的角色意識對文人政治發展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這樣的角色意識使帝王加強了道德自律意識，意識到自己在一個政治體系中應該擔當的責任，使他成為一個接近職業化的政治家。關於封建帝王角色意識的看法，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在評論唐太宗時說：“太宗為自己塑造出一個強有力的文化形象，在一群精心挑選出來的親密大臣面前‘扮演’他的皇帝角色。”宋仁宗實際上並沒有多少直接評論唐太宗的言論，但他和唐太宗一樣，有著極強的角色意識。他的角色雖有一個發展過程，但總體而言，仁宗力圖扮演的是一個“仁君”角色，一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角色，一個居於其位、而能使“眾星拱之”的和諧文人政治締造者角色。事實證明，當北宋的在金人的殺伐之聲中徹底謝幕後，我們回過頭來再仔細審視，仁宗的角色扮演得相當不錯。

二、宋仁宗與和諧文人社會

宋仁宗的角色意識直接影響到他的行政風格和政治素質。筆者認為，在古代君主專制背景下實現文人社會的和諧，與君主的政治素質和人格取向有很大的關係。相比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帝王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整體素質並不高，而且極具不穩定性，這也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增添了不少非理性因素。歷史規律的必然性與專制政治的偶然性，構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政治文化景觀，宋仁宗與北宋文人政治文化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研究標本。

宋仁宗虛心納諫、鼓勵言職，使文人的參政意識增強，提升了他們的主體人格。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的去世，是仁宗朝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宋仁宗很快穩定了局勢，避免了由於劉太后去世而可能給北宋政壇帶來的動盪。很快，太后死後一個月，仁宗即以劉太后輔政時交通請謁的罪名，貶內臣江德明、羅崇勳等人，一些在劉太后當政時鼓吹“還政”論調的人和劉氏政權的反對派大都得到了重用。如林獻可曾抗言請太后還政，被流嶺南，他也在劉太后死後的第二個月即被遷為三班奉職；同月召知應天府宋綬、通判陳州范仲淹赴闕，其後張士遜、李迪、王隨、李諮、王德用、蔡齊、範諷等人也都得到重用，而這些人，都是劉太后當政時的持不同政見者；劉沆、曹修古二人均於劉太后時期，鯁直敢言，如今詔劉直集賢院，贈曹為右諫議大夫，明道二年九月，贈曾直言請太后還政的劉越為右司諫；劉渙曾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夷簡處理得當，仁宗以之為忠，至此從呂夷簡之請，以劉渙為左正言；翌年，以反對過劉太后的滕宗諒為左正言等。仁宗在朝廷上進行大規模的人事變動，主要是出於一代新君急於施展抱負的心理。但是他如此大量起用劉太后執政時期的不同政見者，特別是那些職務不高但勇於討論“還政”的官員，則無疑向士人們樹立了一個政治風向標，那就是統治層對直言的欣賞與獎勵，而這種資訊對仁宗朝計程車風和政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且也由此影響了仁宗朝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士風的砥礪與轉變繫於具體的社會現實政治，而北宋中前期的歷史確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劉後執政這一環節，北宋中前期士風之張揚，至少還要推遲一段時間。仁宗注重臺諫職能，為了大力提拔人才，特地恢復或設定了殿中侍御史裡行、監察御史裡行等職位，從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士人表達反對意見的權利。隨著執政經驗的逐漸豐富，宋仁宗對言官越來越表現出特別的尊重、理解和寬容。慶曆三年（1043），王拱臣任御史中丞期間，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得到了仁宗的讚許；知諫院王素、餘靖、歐陽修、蔡襄因“言事不避，並改章服”，當年十月，王素除外任，任宗還對他說：“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在歐陽修出外時，仁宗也曾鼓勵他不以內外為念，要積極向朝廷建言。仁宗對臺諫之臣抱有極大的寬容和好感，雖然後人對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仁宗還是以虛心納諫的形象為後世所接受，他的這種姿態，為當時和諧文人社會構建奠定了基礎。而縱觀仁宗朝的不少大臣，也確實做到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可以說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精神，成為慶曆士人新型政治倫理的標誌，確實離不開仁宗朝現實文人政治環境的涵養。

仁宗不僅樹立了虛心納諫的公眾形象，他對文官和文官制度表現出的尊重，在宋代君主中並不多見，正是在仁宗朝，三權相互制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使慶曆之政在整個古代專制政治史中，顯得別有生面，其中的一些核心內容，被不斷重塑、整合到北宋“祖宗之法”中，成為後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記憶。

卷三的一條材料，頗能說明這一問題：

嬪御久不遷，屢有幹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為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箋，戲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眾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但笑遣之。

尊重政府的集體決策，締造新的文人政治論理體系，體現了仁宗守成之君的高明之處。而且宋仁宗善於防微杜漸，最大程度上保護這種他與文人官僚一起建立起來的共治制度，對一些丕變的苗頭給於堅決抑止，如人們耳熟能詳的仁宗出“梳頭夫人”事，在當時就獲得士論稱讚，被認為“以此則過文帝遠矣”。

正是宋仁宗在對虛心納諫、尊重政府決策的政治家素質，以及涵容寬廣的胸懷，使宋代文人政治獲得良好的發展平臺，一個和諧的文人社會得以以構建。如《世緯》一書中，就把北宋慶曆年間和唐之貞觀、開元年間對舉，當作君臣關係融洽的兩個最美好的時代，“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官有人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藹如也”。正是有了這樣“藹如”的君臣關係，一個良好的文人政治風氣才能得以形成，文人官僚間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合作。北宋統治者堅持“異論相攪”，實際上是保持政治生命力的重要手段。筆者認為慶曆士風的核心精神是“和而不同”，“和”也只有在“不同”的前提下才更有價值。慶曆四年，邱睿因作詩訕謗朝政降職，執政欲重誅之，仁宗說：“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最終對邱睿作了較輕的處罰。嘉祐六年，蘇轍應制舉，在策論中大肆攻擊當局，言過其實，其中有“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這樣的不實指斥，引起了考官的爭議，“諫官司馬光考其策人三等，翰林學士範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絀之”。當時執政也力主黜落，但是仁宗說：“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堅決主張錄取。這一方面再次說明仁宗對自己角色的在乎，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寬容胸懷，士人內部尚不能容忍與認同的意見，他也能以統治者的大胸懷涵容之。在仁宗的時代，“黨議”之說確實存在，但其對政治的破壞程度確被後人的朋黨思維誇大了，當時的政壇主流還是文人政治的和諧局面。文人們在政治上獲得極大的尊重，文人官僚之間的關係總體上在“和而不同”的維度上發展，此處僅舉一例：

范文正公於景祜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邪？”

“範呂釋憾”是宋學研究中的一段公案，筆者認為，把這樣一件事放到慶曆士風的大背景中，其發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另外我們再看看“水洛城之爭”的范仲淹與韓琦、歐陽修與尹洙，“滕宗諒、張亢過用公使錢”案中的王拱臣、李京，“進奏院獄”的張方平、趙祐等，不少文臣們都表現出專制社會難得的行政理性，堅持“和而不同”的君子風格，共同構築了和諧的古代文人社會。

中國歷史上的仁宗:

第一位：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也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聖明之君。他在位42年時間，北宋在他的仁政統治下，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當時的中國也是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經濟最繁榮的國家。趙禎去世後，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就連遼國的皇帝也號啕大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我要給他建衣冠冢，寄託哀思。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後人也曾說：古代帝王中，只有他一人配享“仁宗”稱號。

第二位：元仁宗

元仁宗是元朝的第四位皇帝，在位9年時間。元仁宗在位期間，恢復了科舉考試製度，既有文化意義，也有社會和政治意義。科舉考試恢復以後，他進用漢臣，減裁冗員，整頓朝政，推行"以儒治國"政策，使元朝得到復興。然而在他晚年，有一點做的不是太好，那就是打破了叔侄相傳的誓約。但這個做法導致後來元朝長達二十年的政治混亂及宮廷鬥爭。導致元朝走向衰敗。

第三位：明仁宗朱高熾

朱高熾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不過他在位僅僅十個月的時間。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但是他在位期間為人寬厚，為政開明，注重社會發展和與民休息。他還赦免了許多建文帝時期的舊臣，平反了很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也停止了朱棣時期的大規模用兵，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為後世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雖然他在位僅僅十個月，但是卻影響力明朝近一個世紀的繁榮。所以他勉強配的上“仁”字。

第四位：清仁宗嘉慶皇帝

嘉慶皇帝是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的第五位皇帝。嘉慶剛親政五天，就逮捕了乾隆朝的權臣和珅，並抄沒其家產，肅清了吏治。隨後他繼續推行閉關鎖國和重農抑商政策，導致清朝由盛到衰，國內相續爆發了很多農民起義，清朝由此也開始落後於世界。所以嘉慶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時期，後人稱他為“清仁宗”，卻是有點諷刺！

宋仁宗趙禎一連生了幾個女兒，求子心切，對後宮宣稱誰生下兒子就可以當皇后。後宮嬪妃們為登皇后寶座，各顯神通，互相迫害，導致最終誰也沒有成功誕下皇子。雖然宋仁宗仁愛天下，善待百姓，但他此舉是導致自己無後的根本原因。

一、千古第一仁帝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是大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雖然比起開國皇帝趙匡胤略為遜色，但是宋仁宗以仁治天下，崇尚和平，在位四十二年，從未和死對頭遼國發生過戰爭。

也因此，兩國老百姓度過了幸福安寧的幾十年，後來宋仁宗駕崩後，遼國皇帝非常傷心，親自為他在遼國祠堂立了牌位，讓他享受和遼國皇室一樣的待遇，供老百姓瞻仰。縱觀封建王朝幾千年，像宋仁宗這樣收到敵國愛戴的皇帝屈指可數。

二、後宮黑暗，眾嬪妃無法無天

雖說宋仁宗貴為一代明君，但是他也是凡人，終不能免俗，有普遍男人的通病。他很想要一個兒子，延續香火，繼承王位。他的嬪妃一而再，再而三的為他誕下小公主之後，他就有點慌了。

慌亂之中頒佈了一道聖旨，後宮三千佳麗，不管誰能生出兒子，立馬就能做皇后。 早知道在封建王朝時期，做皇后對女性來說，就是政治巔峰了。誰又不想母儀天下呢？

在此誘惑之下，嬪妃們明爭暗鬥，堪比大型修羅場。宋仁宗雖然處理國事是一把好手，但他難斷家務事，加上後來年紀越來越大，精力日漸衰退，就更不想插手了。雖然皇后換了幾輪，但是最終一個活下來的皇子也沒有，所以皇位最後傳給了宋英宗趙曙。

三、成也“仁義”，敗也“仁義”

以仁義諸城的宋仁宗，在位時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於“文字獄”的事情。在他統治期間，大宋朝的言論非常自由。那會兒有個舉人做了一首詩，“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鼓勵成都反朝廷，獨立出來。

成都知府是個忠臣，當即就拿下這個舉人，抓到宋仁宗那裡去請罪。宋仁宗非但沒有怪罪與他，還賞了個官給他做。他這種寬容的性格對老百姓是好事，對自己的女人就是助紂為虐。

後宮佳麗為了爭奪後位，互相殘殺，接二連三的出人命，宋仁宗只看結果，不問過程，睜隻眼閉隻眼。導致最後一輩子也沒生出一個兒子，有他一大半的責任。

古人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在宋仁宗的身上可以看到一邊是宅心仁厚的君主，一邊是沒心沒肺的丈夫。作為後人，沒有資格對他進行批判，只能說人無完人金無赤足。

從我瞭解的好像就這一位，希望大家探討學習！

首先我們來了解下“仁”字的意義。

仁號稱是中國儒家學派道德規範的最高原則，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仁”的最初含義是指人與人的一種親善關係。孔子把“仁”定義為“愛人”，並解釋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義聯絡起來 ，把仁義看作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其“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其“義”，指正路，“義，人之正路也”。 儒家提倡的是一種上下有序的統治，約束人們行為舉止主要靠“禮”這種秩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靠“仁”進行改善。“仁”可以理解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現在所提倡的“和諧社會”有相近的意思。

理解了“仁”字的含義後，我們看看看歷史上有哪幾位被稱為“仁宗”的皇帝。他們是：宋仁宗趙禎（第一個被稱為仁宗和皇帝），元仁宗（元朝第四個皇帝，名字太複雜），明仁宗朱高熾（明朝第四個皇帝），清仁宗（嘉慶皇帝）。

今天只談談宋仁宗趙禎那些稱之為仁和功績。

政治清明，重視教育。

宋仁宗時期助長了文人的社會地位提高，尤其是嘉佑二年，科舉考試中，歐陽修欽點了一批考生，這批考生中就出現了後來成為文壇上的一批巨匠，他們有蘇軾，蘇轍，曾鞏等。他們進入仕途，真是進入政壇，也使得宋朝的藝術和文學更加繁榮昌盛。再加上韓企，歐陽修，富弼，王安石，司馬光等等，構成了中國歷史長河中一道靚麗風景。其中的優秀人不但文學出眾，政治抱負也堪稱宏達。

宋仁宗推行不殺士大夫不殺大臣的思想，提倡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樣的國策對士大夫的政治改革和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起到很多的作用。

重視藝術文化發展

宋仁宗時期士大夫們不但開始治學而且開始服務國家和社會，這就造成了宋代空前繁榮的文化藝術。宋代也成為歷史上最風雅的一個朝代。

宋代士大夫，能夠很好的分清個人和國家利益，他們可以互相意見不合，卻可以互相尊重不會傾軋，蘇軾曾經不滿歐陽修的政見，卻在歐陽修去世後，親自去墓前拜祭，足可見送達士大夫們的高風亮節和品德。

宋朝藝術文化繁榮

尤其儒學在宋代得到了昇華，程朱理學得以成為統治意識形態。人們的思想和思維都受儒學影響，文化藝術發展帶動了科學和社會發展，所以宋朝崇文抑武帶來的文化藝術發展產生的功德無量。宋代奠定了中國人的文化審美和生活方式基礎。

這些都和宋朝統治階級的國策有關。同士大夫共治天下，不但鼓勵了讀書人和文化人實現政治抱負，施展更大的空間發揮才能，同時讓大家和平盛世最具活力的文人們承擔更大的職責和使命。范仲淹新政，王安石變法，都代表著宋代文人政治抱負的縮影。

宋朝的藝術成就頗高

宋朝採取什麼樣的國策，影響了宋朝的發展和歷史地位。可能我們都會說宋朝懦弱，那是因為受到了外族侵略和騷擾，被逼遷都，二帝被虜，也成了千古一嘆。不過宋朝的治國方略致使文化藝術和科學經濟的發展卻功不可沒。

宋仁宗在外交上恩威並舉，強軍以防生變，增加威懾力；寬容外交，減少周邊國家的糾結。

宋仁宗在發展經濟，調養民生的時候，也沒鬆懈軍事上的威壓，養馬萬匹，養兵百萬，定時操練軍隊，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以防生變，正是這強大的威懾力。

社會和諧，國力強大，周邊民族不敢來犯。再有，宋仁宗對周遭國家還是比較寬容的。以致於宋仁宗死時的訃告送到敵國遼國時，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竟然連遼國君王握著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宋仁宗死了，不僅臣子百姓哭泣，外面的敵國軍民也為他哀悼。他在位四十二年，居然沒有興起過一場戰爭，還得到了敵國的佩服，歷史上少有。

以至於後來金兵佔領中原後，曾大肆盜掘宋陵，但因為懾於宋仁宗的威名，他們獨獨沒有對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

趙禎廟號“仁宗”，“仁”就是對他的蓋棺論定。所謂“為人君，止於仁”，這是對君主的最高評價了。宋仁宗的過人之處，即“仁”。宋仁宗親政後對臣僚、對百姓比較寬容、寬仁，正史及宋人筆記都多有記述。仁宗在位41年，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他在位幾十年裡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大家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繁榮。他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修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科學文化文明發展的頂峰。

宋仁宗牛不牛，你去看看仁宗朝都出了那些牛人你就知道了，當這些人一起上朝的景象展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會由衷的感嘆宋仁宗的命真好。

仁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重大，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這個字是不能隨便用的，給了宋仁宗當然有他的道理。

唐宋八大家仁宗一朝有六人

韓愈、柳宗元這兩位領袖是唐朝人，但後六位都是宋朝人卻都在仁宗一朝，他們分別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洵、蘇轍、曾鞏。

歐陽修就不說了中學必背名篇《醉翁亭記》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應該都記得吧？其實他還修訂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史》以及《新五代史》。

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影響是巨大的，王安石作為大文豪也是名篇不斷，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也是非常出名的佳句。

三蘇這一門三文豪，尤其是蘇軾堪稱宋代詞人的最傑出代表，一首《赤壁賦》就可以震鑠古今。

曾鞏是宋代傑出的文學家，任職史館，曾整理《戰國策》、《說苑》，並校定南齊、梁、陳三書。散文含蓄典重，雍容平易。

還有兩位文豪不得不說

一位是《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他小的時候砸缸救人，成年後寫了這部不朽的史書，毛主席對這部書評價也是非常的高，稱之為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

一位是范仲淹他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感動了太多的人，親歷新政雖然失敗了但是改革的影響還是深入人心了。

還有很多牛人也不得不說

天生軍事家韓琦、大判官包拯、科學家《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數學家賈憲三角的創始人賈憲、大詞人晏殊、柳永這些都在仁宗一朝。

宋仁宗能得到仁宗這個廟號他確實很厲害，他死後全國的百姓都痛哭不已，從這方面看他確實配得上。

總結

宋朝雖然被稱為弱宋，但從仁宗一朝看它確實不弱，不光經濟實力強大文化也非常的繁榮。仁宗一朝牛人如此之多，你可以現象他們一起上朝的景象，所以這個廟號自然得的當仁不讓！

總共6位：宋仁宗趙禎、西夏仁宗李仁孝、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帝)。

對內對外，宋仁宗都交出合格的答卷。宋仁宗內修文治，統治上寬和忍讓，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奉行無為而治卻最終天下大治。對外想辦法休戰息兵，確保了和平的外部環境。其統治四十多年，北宋各方面空前繁榮強盛。其他仁宗比較有名的有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但表現可圈可點，登基後赦免建文舊臣，平反諸多冤獄，廢除乃父弊政，停止大規模征伐，是仁宣之治的起點，可惜時間太短。另一個是清仁宗嘉慶，親政後誅殺和珅，積極整頓吏治，鎮壓各地起義，在位期間勤勤懇懇，為政中規中矩，但無法挽回清朝衰落的頹勢。

宋仁宗趙禎是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1063年在位，計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諡號為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葬於永昭陵。

《宋史》贊曰：“《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史家將其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仁宗盛治”。

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宋朝在他統治時期達到全盛：四海雍熙，八荒平靜， 士農樂業，文武忠良。被後世譽為“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

功績：

一、人口。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間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時期之盛，宋仁宗曾問包拯歷代編戶的數目，包拯經過認真考證後回答道：“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所謂“百姓安居樂業，人丁興旺”。

二、稅收。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回顧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兩者相差二十倍。“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知識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商業得到長足發展！

三、文化。仁宗朝的文化是開放的，“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朝的韓、柳兩人，其他六人都活躍在宋仁宗時期。宋詞，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蘇軾等一大批詞人的推動下，發揚光大，打造了宋詞在中國文學史的翹楚地位。而說書、小說、雜劇等文學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發展。

四、科技。中國的四大發明在仁宗朝有三個得到了應用，並轉化為生產力。火藥的發明，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對西夏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使宋朝擁有當時世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問世後，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還有王惟一發明的針炙銅人，完善了中醫針炙體系;朝廷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官交子”，這對於世界經濟和金融史的貢獻不可低估。

五、思想。哲學領域，流派紛呈，為現代中華國學打下的堅實基礎。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題，為沉悶的哲學界吹來了一陣清風，同時也為趙宋為何受周禪，以及建立封建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援。王安石提出了實學理論，培養了一大批學生，為他後來的變法，提供了理論指導並儲備了幹部隊伍。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宋寧宗在詔書中則說道：“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佑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佑所以惠天下也。”

公元1063年農曆三月，時年五十四歲的北宋仁宗皇帝駕崩，舉國上下，無不哭嚎哀痛，一時間，洛陽街頭“行人倶縞素”，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天空，以致天日無光，連遼國國主驚聞此噩耗，亦不禁悲從中來。

歷史上的“仁宗”共有四位：

“宋仁宗趙禎”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明仁宗朱高熾”

“清仁宗嘉慶帝愛新覺羅·顒琰”。

自從《清平樂》開播以來，宋仁宗又一次進入了大眾的視線。回想起來，這個人應該也算是熒幕上，比較常見的帝王之一了。

除了每年都要和大家見面的清宮劇，最經常和大家見面的皇帝應該有兩種，一種是漢武帝、唐太宗這種級別的千古一帝，另一種就是八卦故事比較多的皇帝，比如說李煜。

而那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什麼突出貢獻，也沒有太多八卦故事的皇帝，貌似並不是經常出現在熒幕上。

但宋仁宗好像是個例外，這個皇帝從古到今都是文藝作品中的常客。戲曲中的狸貓換太子，評書中的三俠五義，熒幕上的包青天。雖然他不是主角，但從來沒有被藝術界所遺忘。

這次宋仁宗，也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他再也不是那個只出來幾個照面的配角了。他開始佔領了主角的寶座。

既然榮登了主角之位，那麼關於他的問題自然而然的也就出現了。所以，一時間有關宋仁宗的感情、宋仁宗的功績、宋仁宗的喜好都成了大家閒聊的話題。

而今天的這個問題，聊得是宋仁宗的廟號。“廟號”都是在人死後為了祭祀、追溯而追加的。要是往上追溯的話，應該可以追溯到商朝。

被後人用於“廟號”上的字有很多。但一般也要根據皇帝生前的功績、個性來定。而趙禎的廟號是“仁宗”，這個其實就是根據他的個性來定的。

仁愛、孝順的皇帝，一般死後的廟號會被定為“仁”、“睿”一類的。所以，透過他的廟號我們就可以看出趙禎是仁愛、孝順的皇帝。而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仁”為廟號的皇帝。

那麼歷史上都有哪些皇帝的廟號是“仁”，趙禎又有哪些作為可以稱的上“仁”，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分析

三言兩語話眾“仁”

趙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以“仁”為廟號的皇帝。他開了這個先河之後，就有了眾多的追隨者。

當然了，這個眾多其實也不多。如果把周邊小國排除在外，只考慮佔據中原的正統王朝，有仁這個廟號的皇帝還真不多。算上趙禎，也只有四個人。

首先接班“仁宗”皇帝的人是元仁宗，他的名字有些拗口，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元朝的統治是比較野蠻和原始的。其實這種想法是有侷限性的，一個民族能夠成為統治者，肯定要有其過人之處的。

就拿這個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來說，他就不在野蠻的範疇之內。他當皇帝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漢化”。

他是元朝的改革者，他重用漢人，重開科舉，這一舉動讓他獲得了眾多世子之心。而且他改革吏治，裁撤冗員，推動農業生產，推行“以儒治國”。

可以說，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統治下的元朝，是一個逐步向漢民族靠攏的元朝，的確擔當的起“仁”的稱號。

明朝也有一個“仁宗”，他的名字叫朱高熾。這個人前一段時間，跟大明風華一塊火過一把。這個皇帝的最大特點是，他是個瘸子。

排除掉他的身體殘疾，朱高熾也的確是個性寬宏之人。他繼位之後，平反了很多建文時代的冤案，而且他重視生產，廢除了許多苛政，也一改永樂時期好兵事的習慣。讓百姓們可以休養生息，為“仁宣之治”打下了基礎，歷史上對他的評價是：

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再一個就是嘉慶皇帝了。大家對他的印象基本上是停留在“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上面的。但其實不然。

嘉慶皇帝繼位後也曾整頓吏治，想改變當時清朝的貪墨之風，而且他重視生產，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停止了“文字獄”。不管別人如何評價他，我覺得他比他老爹強。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廟號是仁宗的，基本上有這麼一個共同特點，性格寬厚，不愛折騰，他們沒有擴土開疆的功績，但都重視生產，重視民生。

順便再提一句，除了這四個正統的仁宗，周邊還是也有一些廟號為“仁”的皇帝的。譬如說，西夏的仁宗皇帝李仁孝，西遼的仁宗皇帝耶律夷列，高麗的第十七的皇帝王楷。

趙禎之“仁”

我們先來看一下“仁”這個字。從象形的角度去看，“仁”其實就是二人共存，才可以稱之為仁。

不要小看對這個字的解析。因為廟號是什麼是和在位期間的政治風格有著密切聯絡的。

而“二人共存”也的確是趙禎時期的一個政治風格。

趙禎的皇帝生涯有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劉太后垂簾的階段，而第二個階段就是宋仁宗獨立的階段。

但不管是哪個階段，都有著“二人並立”的現象。

劉太后垂簾的時候，曾經以天聖為年號。“天聖”是什麼意思，“二人為天”，劉太后的意思就是大宋朝有兩個聖，一個是皇帝，一個是劉太后被人。這是第一次“共存”。

而劉太后死後，宋仁宗開始了第二個“共存”階段。宋朝的治國理念有一天叫做“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對別的皇帝而言，或許只是說一說，但宋仁宗還真做到了。

仁宗朝的時候，正是宋朝臺諫勢力崛起的時候。宋仁宗雖然貴為天子，但實際上有“臺諫勢力”與他並存。

“二人共存”是仁宗朝的政治風格，這對他死後給他定“仁”為廟號有著極大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一說趙禎的“為君之仁”。什麼叫做“仁”，有愛、有德，容易親近的人可以稱之為仁。

宋仁宗是有“愛”的。這個皇帝，是一個善良而又有孝心的皇帝。“狸貓換太子”的故事人盡皆知，趙禎的經歷，雖然說沒有文藝作品中那麼曲折，但他的確不是劉太后的兒子。

對於趙禎之母李妃之死，一直都是一個秘密。有人說是劉太后謀害，也有人說是自然死亡。無論如何，趙禎並非劉太后生前，沒有告訴過趙禎事情的真相。

按道理而言，趙禎應該在知道真相後痛恨劉太后才對。但他好像沒有，他還向世人解釋過，母親並非劉太后所謀害：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是惺惺作態也好，是真親流露也好，是為了給世人打造出一幅仁孝面孔也好，是感念劉太后的撫育之恩也好，總之趙禎做的是稱的上“仁愛”了。

趙禎的“仁”可不止如此。有一個小故事應該能夠體現出他的仁愛。

皇帝后宮佳麗三千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所以，只要不耽誤正事也沒有人願意去管皇帝感情的私生活。

可宋仁宗朝，偏偏有一個叫王曾的人，不那麼識趣。有一次有人給趙禎的後宮送了一批美女，王曾怕趙禎誤事就勸誡趙禎不要為美色所誤。

按理說，這種事趙禎可以不理，可趙禎理了，他不僅聽了勸誡，還把這些美女遣散了，順便沒人給了一筆遣散費。

無論是遣散費這件小事，還是聽從勸誡這種胸懷上，趙禎也擔當的起“仁”字的。（PS：宋仁宗多次遣散過宮人，這種行為對於眾多的宮女來說，都可以算是仁。雖然不是大功績，但不失為是大德行）

宋仁宗之仁可以體現在他簡樸上。天下都是趙禎的，那應該是想吃什麼吃什麼，想穿什麼穿什麼，但趙禎不是，他很有節制。

他儘可能的在自己可知，可做的範圍內，去減少對民脂民膏的剝削：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結語

“仁”是一個非常細微而又普通的點，但卻很難做到。

一個皇帝能夠一時的“仁”還能夠做到，但要能夠一直剋制自己，去往“仁”的方向看齊，很難。

他在的那個位置，就註定很難一生為“仁”。但趙禎從某種程度上說做到了，他儘量避免作戰，避免上百姓限於水深火熱。

能夠體現“仁”的功績很難，因為功績的背後往往伴隨著的就是“不仁”。

“仁”是一種德行，一種操守。只有在他的旁邊，才能很好的感受到“仁”的光芒。體現在“治國”上，就是儘量少的給百姓添麻煩。

宋仁宗在這方面是身體力行的，他剋制自己對生活的慾望，減少對民脂民膏的剝削。他不去追求豐功偉績，減少戰爭，讓百姓儘量的和平生活。

作為一個皇帝，他可以去考慮身邊宦官的感受“打碎了牙往肚子裡咽”。而作為他的“敵人”，在他死後，遼國的皇帝耶律洪基會為他痛哭。

這種“仁”的光芒，是他照耀世間的依靠。雖然“無情最是帝王家”，但趙禎卻把這個帝王做的有了人情味。

仁宗作為廟號，有下列君主：

一：宋仁宗趙禎，1022年-1063年在位

二：越南李朝李仁宗李乾德，1072年-1127年 在位

三：高麗仁宗王楷，1122年-1146年在位

四：西夏仁宗李仁孝，1139年-1193年在位

五：西遼仁宗耶律夷列，1151年-1163年在位

六：越南陳朝仁宗陳昑，1279年-1293年在位

七：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1311年-1320年在位

八：明仁宗朱高熾，1424年-1425年在位[2]

九：越南後黎朝仁宗黎邦基，1443年-1459年在位

十：朝鮮仁宗李峼，1544年-1545年在位

十一：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即嘉慶帝，1796年-1820年在位

泱泱華夏數千載，只有十一個王朝能實現大一統，而能延續百年的則只有六個。這其中，在位超過四十年的皇帝更是屈指可數，宋仁宗就位列其中。

可是偏偏，仁宗皇帝好像在歷史上又沒有什麼存在感似的。這一點從他的廟號就可以看出，“如天好生，慈心為質，曰仁”。難道宋仁宗真的就靠一副好心腸穩坐江山四十餘年嗎？宋仁宗的父親宋真宗在位期間，儘管曾經簽下“澶淵之盟”，對遼國賠款認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真宗也確實為北宋爭取了幾十年國力迅速發展的黃金時間。一時間，北宋政通人和，國家富足。《宋史》都稱讚真宗是“英悟之主”。宋仁宗即位後，很好地繼承了父親的政治遺產，注重修養生息。到了公元1020年，北宋的人口與24年前簽訂“澶淵之盟”時相比，已經增加了大約474萬戶，甚至超過了唐朝“貞觀之治”時經濟總量的四倍。比起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皇帝，宋仁宗的確沒有漢武帝、唐太宗那樣的雄心壯志，但是好就好在他是一位合格的“守成之君”。國家在他的溫和治理下，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達到了封建社會的一個高潮。在宋仁宗時期，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張可流通的紙幣“交子”，四大發明中有三個出現或應用在此時。在封建社會，也很少有像這樣各行業百花齊放的局面了。仁君理政，國家安定，自然就會湧現眾多能人賢士，唐宋八大家中就有六位出現在這一時期。圍繞在仁宗身邊的，全是像范仲淹、程頤、包拯、歐陽修、狄青這樣的文武人才。這樣的陣容，即使放在後世任何一個朝代，都能算得上是豪華了。而宋仁宗也沒有浪費這些人才。《宋大事記講義》中這樣評價他：“仁宗愛人物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忘其誠，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從宋仁宗的執政理念看，他極大地發揮了宋朝士大夫制度的優勢，讓每個人都能專心於自己的工作，很少橫加干涉。而且他從諫如流，對待大臣們的諫言很有包容心。這一方面由於他明白自己能力平平，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另一方面他願意給手下這些名聲在外的大臣們機會，讓他們施展才華，甚至願意為此“買單”。所以王夫之在《宋論》裡誇了他“躬慈儉之德”後，還不忘加上一句，“寬仁少斷，無定志”。綜上所述，宋仁宗的“仁”，主觀上是因為自己缺乏定國安邦的雄心壯志，安於做個“守成之君”。客觀上是因為當時儘管北方強敵崛起，但是北宋國內朝野安定、人才輩出、社會進步，才能讓他安心的做個“仁君”。

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年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現在這期間；在宋仁宗的金殿上站著的都是范仲淹，韓琦，包拯，王安石等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大影響的人物；世界第一張紙幣誕生在仁宗一朝；活字印刷術也在仁宗這朝發明出來。人文、科技、金融，這三項現代人最重視的軟實力竟都出現在仁宗一朝，使這個看起來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如此令人嚮往。

宋仁宗“仁”在哪裡創造和諧的文人社會

北宋自宋太祖開始，將“以文制武”作為政治制度的基礎，但是打造一個盛世，僅僅靠文人是不夠的，還要一個與文人完美合作的統治者。而這人就是宋仁宗。仁宗是個極強角色的君主，他寬厚仁慈，在其四十二年的統治生涯中，很少看到他濫用君權，而是表現出對文人集團的極大尊重。

嘉佑六年，蘇轍在策中論攻擊朝廷，寫下“陛下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 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的諫言，連司馬光都大為震怒，但是仁宗卻不惱不怒，反而十分欣賞他，說出“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還有一次，包拯聯合其他諫官，合力彈劾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指責他平庸無能，言辭十分激烈，並要求罷免他。仁宗雖然感到為難，但也後退一步，答應免除張堯佐的職務，外放去當節度使。誰料眾諫官的態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詞壯聲高，連唾沫星子都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也只能氣的乾瞪眼，放棄外放的事，將氣撒在張貴妃頭上。

仁宗虛心納諫，使不少大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仁宗朝三權相互制約，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尊重集體決策。雖有“黨爭”，但和諧是主流，不少文臣都表現出專制社會難得的行政理性，堅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這與仁宗的有密切關係的。

“帝王興師，必本仁義”-和平的仁宗

宋夏戰爭之初，西夏聯合遼攻宋，但滿腹小算盤的遼國把軍隊開到宋遼邊境，意欲先敲詐一筆。與此同時，廣西壯族人民不堪交趾國的壓迫，希望歸順大宋以求庇護。這本是好事，但如果這樣，宋朝必三線作戰。仁宗不忍人民陷入戰爭的傷痛中，他暫且放棄廣西，他第一時間派富弼去和遼談判，自願被敲詐。

但結果出人意料，大遼被爭取到宋朝這邊，遼主甚至御駕親征幫助宋朝攻打西夏。同時，壯族領袖儂智高撐不下去，投降交趾，並幫助交趾攻宋，不過他起義之時，宋夏正好打完，仁宗派狄青平儂智高，很快順利解決。

“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這是仁宗常說的話。什麼人喜歡戰爭？想靠戰爭獲利的人。“歲幣”一直被視為仁宗妥協大遼的屈辱，仁宗為何寧願揹負屈辱也要求和，是因為他堅信戰爭是為了拯救，而不是為了帶來災難，他不想讓更多老百姓成為無謂的炮灰而已。也是他的這種理念，換來宋遼四十多年的和平。

結語

範祖禹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功聖德不可得而名言同，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 、愛民、奉宗廟 、好學、納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 所以為仁也。”

宋仁宗的確談不上雄才大略，他缺乏野心和霸氣，“庸庸碌碌”的度過一生，但他節儉，謹慎，寬容，愛民，他奉行的道家“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卻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宋仁宗將“仁者愛人”推上一個極致，為後世帝王樹立一個榜樣。

後面的朝代被冠以“仁宗”的皇帝還有:元朝“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代“明仁宗”朱高熾；清代“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他們無不是效仿宋仁宗。

千古第一仁君--宋仁宗趙禎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翰林學士王珪給仁宗寫的諡

宋仁宗在位42年（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對弱者同情，對世事寬容，嚴格要求自己。在位期間名臣大家輩出，北宋安定太平，經濟繁榮，文化鼎盛，背後世譽為“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

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覺，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宋史》

仁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標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將“仁”定義為“愛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廟號為仁宗，一般都是王朝行政較寬，比較有作為的守成之君，對內愛民寬刑，對外少戰事兵戈。

那麼趙禎有哪些“仁政”

一、愛百姓。下面一個小故事足以體現趙禎的寬容。蘇轍參加科舉，在考卷上寫：“我在途中聽說，宮裡的宮女有幾千個，他們整日閉門酣歌，窮奢極侈。皇上是‘兩耳不聞宮外事’，也不同大臣商討安邦治國之策。”對於蘇轍的惡意中傷，不但不怒，反而還讓其進士及第，不難看出趙禎超乎常人的胸懷與寬容。

二、施仁政。針對宋中期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及冗官、冗兵、冗費現象，採取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史稱“慶曆新政”，與民生息，使得宋朝經濟繁榮，達到封建社會的巔峰，。

三，罷兵戈。慶曆四年（1044年）十月宋與夏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自此宋夏之間維持了近半世紀的和平。以每年增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匹、兩）為代價，維持澶淵之盟的和平協議，史稱“重熙增幣 “。”

四、納諫言。擢拔歐陽修、餘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對於大臣門的犯顏直諫，他大多能夠採納。諫官王素曾勸諫趙禎不要親近女色，趙禎雖面有難色，但還是命令太監說：“王德用送來的女子，每人各贈錢三百貫，馬上送她們離宮，辦好後就來報告。”說完，他還淚水漣漣。王素說：“陛下認為臣的奏言是對的，也不必如此匆忙辦理。女子既然已經進了宮，還是過一段時間再打發她們走為妥。”趙禎說：“朕雖為帝王，但也和平民一樣重感情。將她們留久了，會因情深而不忍送她們走的。”

五、寬刑罰。趙禎尚德緩刑，遇到疑難案件，儘量從輕發落，即使對“煸動造反”的，也能區別對待，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趙禎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恐怕沒幾人能做到。

六、尚文化。嘉祐五年（1060年），趙禎又下詔：“建隆初，三館聚書，僅止萬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開元舊錄，遺逸尚多，宜開購賞科，以廣獻書之路。規定每獻一卷館閣所缺之書，賞丈絹一匹，及獻五百卷，特與文資。”所以仁宗一朝文化名人多不勝數，唐宋八大家六位宋朝人卻都出自仁宗一朝，他們分別是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洵、蘇轍、曾鞏。

七、善用人。趙禎知人善用，名臣輩出。例如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晏殊等

透過以上的政治舉措，宋朝相對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史家譽為“守成賢主”。史稱“仁宗盛治”。

世人評價：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蘇軾

後世評價：

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文天祥

趙禎不愧為後世帝王之典範，當得起這個“仁”字。

歷朝歷代的“仁宗”：

中國從第一個稱“皇帝”的是秦始皇至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共有皇帝493位，能夠用“仁”作廟號的，共七位，分別為：

蜀漢仁宗劉禪；劉禪的“仁宗”最為特殊，是由漢趙開國皇帝劉淵追封的。宋仁宗趙禎；西夏仁宗李仁孝；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永琰（嘉慶帝）。以上七位“仁宗”出自統一王朝的4位，個人認為當得起“仁宗”的就只有宋仁宗趙禎和明仁宗朱高熾2位。

宋仁宗趙禎，歷史上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北宋第四帝。我們歷來評價古代皇帝，無外乎開疆拓土、文治武功，由此判斷，宋仁宗可能什麼也不是，但以承平年代、人民安居樂業的現狀衡量，宋仁宗確實不錯，無愧為仁君典範。

一、性格溫和，知人善任

仁宗趙禎身上最著名的傳奇就是所謂的“狸貓換太子”事件了，故事當然是假的，章獻太后劉氏也算是出色的女政治家，對於趙禎的培養是很用心的，而仁宗也不像後來的光緒皇帝那樣敏感脆弱，孱暗陰柔，而是蟄伏等待，修身養性。

仁宗朝名臣輩出，范仲淹、呂夷簡、文彥博、韓琦、富弼、孔道輔、狄青、歐陽修、尹洙、餘靖、趙汴等都是響徹歷史的人物，而最具傳奇色彩的包青天也是仁宗朝的重臣之一。仁宗知人善任，虛懷納諫，確有仁君典範。

二、文化昌明，經濟繁榮

以仁治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仁宗的“溫良恭儉讓”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政體的執行態式，仁宗在位期間，天下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人民生活安定。在唐宋八大家裡，除了唐朝時的兩位，其他六位赫赫有名的宋人都活躍於仁宗朝。林語堂曾經說過，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非獨如此，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其他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也是那時代的產物。這絕非只是一個偶然現象，正是因為仁宗寬宥清明的政治氛圍以及仁厚的胸襟，才促成了社會的空前繁榮。

三、忍辱負重，和平立國

後人批評仁宗，無外乎兩點：一是武備鬆弛。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勞而無功，戰績平平。最後還相當於給西夏納貢。但在這中間，北宋雖然看似屈辱，但用錢換來了國家的安寧，“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國家的戰爭最終只會轉嫁到人民的頭上，以北宋的國力，付出有限的金錢（互市還能賺回來），掉點面子，讓人民幸福才是仁君之道。

另外一點就是“慶曆新政”的夭折，仁宗趙禎確實不是鐵腕皇帝，沒有能強有力的貫徹執行新政，其實“慶曆新政”失敗後，仁宗吸取教訓，不動聲色地低調任命續任者文彥博，悄無聲息地延續著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最終還是扭轉了真宗朝以來的經濟頹勢，迎來了北宋發展的黃金時期。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去世，年五十四歲。

《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聞見後錄》記載：仁皇帝崩，遣使訃於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其後北朝葬仁皇帝所賜御衣，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仁宗趙禎一直被後世讀書人奉為仁君的典範。

最後回答一下這位朋友提出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應該只有四位仁宗皇帝：即宋仁宗趙禎、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 顒琰，應該說廟號為仁宗的皇帝整體來看都還不算太差。

“仁”,孔子把它解釋為最 高的道德準則,所謂“仁者愛人”。

廟號為“仁”的皇帝第 一個是蜀漢仁宗皇帝劉禪然後是宋仁宗趙禎、西夏仁宗李仁孝、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皇帝)。

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被稱為仁宗的是“宋仁宗”趙禎,他是宋朝第4位皇帝,宋真宗的兒子。在位42年，開創了超越“貞觀之治”的盛世“仁宗盛治”。宋仁宗趙禎的“仁”字可稱得上是最名副其實,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最 好的皇帝之一。

趙禎即位時只有十三歲，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十餘年後親政，他的統治開始較為節儉。而北宋時期，詩壇、詞壇、文壇最輝煌燦爛的時刻，基本都是在他在位時期。仁宗在位期間,百姓都是安居樂道的。他去世後,百姓痛哭流涕。

明仁宗朱高熾雖然只在位十個月,但他在位時期為人寬厚,為政開明,與明生息

歷史上的宋仁宗是個很平庸的皇帝，徵集乏善可陳。大家千萬不要因為他廟號為“仁宗”，就以為他是個合格的君王。

宋仁宗最大的優點大概就是尊重大臣。但我認為這也是缺點。

宋朝的統治模式，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話說起來很好聽，似乎宋朝的政治氛圍很好。

但是，任何的一種模式，都要以結果去驗證。寬容大臣、厚待士大夫，這並不是結果，這是過程。應該檢驗的結果是：

寬容士大夫之後，士大夫們有沒有為國家鞠躬盡瘁，有沒有成為國家的蛀蟲，宋朝有沒有因此而蒸蒸日上？

答案全是否的。宋朝計程車大夫，拖垮了這個國家。

由於過分優待官員，宋朝形成三冗難題，最終導致積貧積弱的局面。

宋仁宗面對大臣的顢頇，其實是非常軟弱的。就拿慶曆新政來說，范仲淹認為“三冗三費”太過嚴重，提出了一些很簡單的改革之策。

但也就是過了一年，仁宗就因為士大夫們的反對，對於改革失去信心，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

這樣軟弱無能、被士大夫們把持的皇帝，士大夫當然喜歡啊，自然要給他最高的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