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局外人》《鼠疫》等作品中，從人的存在這一角度出發，探討了什麼是荒誕以及人類應該如何面對荒誕等問題，他對於荒誕的思考，被文學界稱為“荒誕哲學”，有評論家說過，“加繆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如何對待荒誕的問題。”以《局外人》為例分析一下：

第一個荒誕性，是人的生存狀態具有荒誕性。《局外人》中默爾索為人孤僻，面對母親去世顯得尤為冷漠，他不僅在母親的靈柩前抽菸、閒聊、打瞌睡，而且在葬禮的第二天就去海邊游泳，與女朋友一起嗨皮過夜，並且意外殺了人，這一系列表現與社會倫理規範格格不入。默爾索彷彿喪失了人類的情感，女朋友表示願意嫁給他，他內心毫無波動；律師為他的過失殺人而辯護，他也全不在意；被判處死刑，他就默然地坐以待斃，他雖然生活在世界上，看起來卻與所處的世界毫不相干。默爾索這類“局外人”在工業化社會具有普遍性，他們遊離於社會之外，與社會環境脫節，缺乏真實存在感。“局外人”的荒誕性，來自於他們作為獨立的、理性的個體，不能夠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存，卻必須屈從於外界看似“合理”的要求，最終產生了對世俗生活的厭倦、對時間和死亡的鈍漠、對世界的異己感和陌生感。當“局外人”們對自我存在的價值以及存在狀態產生懷疑時，“荒誕”也就誕生了。

第二個是整個人類社會的荒誕性。社會的“荒誕性”，在於它將活生生的人異化成沒有感情的機器，人們按照既定的節奏，漫無目的地生活著，比如親人去世就一定要表現出悲傷，在 神父面前一定要虔誠地祈禱與懺悔……我們長久沿襲下來的所謂“規範”、“標準”，正在用“理性”的名義麻木我們。我們只有遵守並認同它，才會被接納成為“局內人”，否則就會被社會拋棄，成為“局外人”。默爾索正是看到了社會的荒誕性，因此採取漠然、無謂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對現實世界的荒謬性的清醒認識，蘊藏著反抗荒誕的激情。

最荒誕的一點是什麼呢？默爾索最終並不是因為殺人而被處死刑，而是因為在母親葬禮上沒有哭泣而被處死。對映到工業化之後的人類社會，僵化的教條一旦被挑戰，必定會有一個真實的人被抹殺，這樣的荒誕戲劇直至今日仍在上演。

　　加繆對荒誕作出了這樣的定義：“荒誕是在人的需求與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這兩者的對抗中產生的。”人與世界之間的疏離，也即世界對人來說成為陌生的異己存在，是荒誕的實質。“在這個驟然被剝奪了幻想與光明的世界裡，人感到自己是一個局外人。這是一個得不到解救的流放，人被剝奪了對失去的故土的記憶和對福地樂土的希望。這種人與生活，演員與佈景的分離，正是荒誕的感覺。”既然世界對人來說是一種異己而且敵對的存在，並且沒有上帝的拯救和諸神的幫助，人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對抗世界的荒誕。

　　在加繆的哲學中，人與不合理的荒誕現實的鬥爭，被稱為反抗。這種反抗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超人行為，在他前期的思想裡，西西弗斯成為這種反抗行為的代表。當然，這一被他重新演繹和詮釋的著名希臘神話人物，已經被賦予了“荒誕人”的特性。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主人公為了能在村子裡居住，幾乎使用了他能想到的各種方法，直至身心疲憊，也未能接近神秘的城堡一步。徒勞而絕望的抗爭和追求，什麼也改變不了。在《審判》中，主人公同樣耗盡心力想擺脫被判處死罪的命運，但最後仍是難逃一死。

　　加繆與卡夫卡一樣，深知人的任何努力和行動，都難以改變人生最終的悲劇結局，但也並沒有選擇懦弱的自殺行為，即生理和哲學上的自殺。因為這兩種方式，都是對荒誕的逃避，對現實和精神兩方面的逃避。即便是卡夫卡，也沒有放棄抗爭，儘管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他雖然熱愛尼采，卻不是他的信徒，猶太思想是他的根基。古希臘那種悲劇英雄的氣質，是他所不具備的。海明威、薩特、加繆，都是抗爭的代表，“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將他們的意志摧垮，反而讓他們顯示出了與命運抗爭的大無畏英雄氣概。這種與命運相抗爭的行為本身，在無意義的非理性世界裡，從虛無和荒誕中創造了意義和價值。這就是海明威的“硬漢精神”、尼采的“酒神精神”、加繆的“西西弗斯精神”、魯迅的“摩羅精神”。

　　像古希臘的英雄一樣，不畏艱險和死亡，與神秘和殘酷的命運相抗衡，活出人的勇氣、價值和尊嚴。這就是希臘的悲劇精神，這就是大地上的真理。尼采認為他所提倡的是一種“快樂”的哲學；加繆稱反抗的人生是“幸福”的；魯迅說，戰鬥和復仇，是“生命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存在主義是一種英雄主義，無論是薩特的“我寫作，故我存在”，還是加繆的“我反抗，故我存在”，都在張揚一種人的主體性，存在主義是一種人學，同時也是一種人道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