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時，我未能守護身邊，正在他曾經徒步到過的，距離老家150多公里外的城市出差。因此，提出這個問題對我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我來談談自己的體會。
當我接完小妹告知父親去世的電話後，當即乘車往老家趕，淚水和著記憶伴我一路。
父親年幼時在苦難中成長，從未進過學校就讀，因此目不識丁；年逾三十才和母親結婚，養育了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大集體時期，我家是全村有名的缺糧戶，父親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例如夜晚看場、跑腿送信等多掙工分。七十年代末期的豫西南農村很多地方尚未用電，市政府為了實現村村通電，免費為那些偏遠農村提供一批水泥制管電杆，但需要地方自己想辦法運回，大隊就號召青壯年勞力徒步用拉車把這批電杆拉回來，每人每天按一天半記工分。老家距離縣城二十多公里，縣城距離市政府所在地一百三十多公里，由於路程遙遠，很多人都不願意去，但是父親是第一個主動報名要求去的，只因為他看中了那“每天按一天半記工分”的優惠，來回十天可以多掙五天的工分，風餐露宿、食不果腹，長途奔波、出力流汗，這些統統都不算什麼。當十餘年後的九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出差，所走的正是父輩們曾經徒步丈量過的路線和城市，心靈就受到極大的震撼：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雖然春潮萌動，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依然貧乏，身穿補丁衣、飢不擇食物，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兩人一架板車，載著一百多斤重的電杆，翻山越嶺，曉行夜宿，四天時間硬是走完了三百多里的路程，所付出的艱辛令後輩們實在難以體會得到。
2011年夏天，我移居省城，年逾八旬的老父親身體已是大不如前，耳聾腿疼，兩眼幾近失明，只好隨姐弟妹妹們留住老家，我也曾兩次接他來省城暫居，以進孝心，可由於起居不便，每次僅住五七天就要回去。前段時間，妹妹還來電說，父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卻還牽掛著我遠離老家，平時無人相助。令我沒想到的是，父親走得這麼突然，臨終也未能得以相見，我這輩子再也難以回報恩重如山的父親了，“子欲孝，而親不在”的教訓真真切切痛徹心扉。
文章插圖選自網路。若有冒犯，聯絡於我。
作為父母大人，現在社會好，對於小輩，一般不要太多的關心，作為小輩也用不到什麼大的回報，能管好自己的生活，不用父母操心，這就是最大回報
父親去世時，我未能守護身邊，正在他曾經徒步到過的，距離老家150多公里外的城市出差。因此，提出這個問題對我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我來談談自己的體會。
當我接完小妹告知父親去世的電話後，當即乘車往老家趕，淚水和著記憶伴我一路。
父親年幼時在苦難中成長，從未進過學校就讀，因此目不識丁；年逾三十才和母親結婚，養育了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大集體時期，我家是全村有名的缺糧戶，父親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例如夜晚看場、跑腿送信等多掙工分。七十年代末期的豫西南農村很多地方尚未用電，市政府為了實現村村通電，免費為那些偏遠農村提供一批水泥制管電杆，但需要地方自己想辦法運回，大隊就號召青壯年勞力徒步用拉車把這批電杆拉回來，每人每天按一天半記工分。老家距離縣城二十多公里，縣城距離市政府所在地一百三十多公里，由於路程遙遠，很多人都不願意去，但是父親是第一個主動報名要求去的，只因為他看中了那“每天按一天半記工分”的優惠，來回十天可以多掙五天的工分，風餐露宿、食不果腹，長途奔波、出力流汗，這些統統都不算什麼。當十餘年後的九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出差，所走的正是父輩們曾經徒步丈量過的路線和城市，心靈就受到極大的震撼：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雖然春潮萌動，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依然貧乏，身穿補丁衣、飢不擇食物，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兩人一架板車，載著一百多斤重的電杆，翻山越嶺，曉行夜宿，四天時間硬是走完了三百多里的路程，所付出的艱辛令後輩們實在難以體會得到。
2011年夏天，我移居省城，年逾八旬的老父親身體已是大不如前，耳聾腿疼，兩眼幾近失明，只好隨姐弟妹妹們留住老家，我也曾兩次接他來省城暫居，以進孝心，可由於起居不便，每次僅住五七天就要回去。前段時間，妹妹還來電說，父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卻還牽掛著我遠離老家，平時無人相助。令我沒想到的是，父親走得這麼突然，臨終也未能得以相見，我這輩子再也難以回報恩重如山的父親了，“子欲孝，而親不在”的教訓真真切切痛徹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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