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馬新貽跟李是同科進士，但我知道李成功的幾個原因。一是李自身的優秀；二是李被曾國藩所賞識；三是時勢機遇。

單說三，在得到曾國藩的賞識後，李成功走近慈禧身邊。“伴君如伴虎”，慈禧這隻雌虎比雄虎還難伺候；比雄虎更不可捉摸。此時是晚清即1860年以後，法國入侵越南，，越請兵，李不同意，慈禧要給，清法戰爭打響，這是慈禧唯一一次自己主張開戰的戰爭。失敗後，慈禧自是鬱悶，李是百般勸慰。賠了點錢算了。1894年，慈禧準備過60歲大壽，準備修頤和園，耗資巨大，恰逢李領銜的北洋水師需增添艦船。結果大家都知道，頤和園節省一部分開資，沒修那麼豪華，北洋添艦不成。甲午海戰前，李堅決不能開戰，光緒和慈禧堅決要打。甲午再敗。《馬關條約》由李赴日本親籤。華人罵賣國賊始於此。李替慈禧背了一次又一次黑鍋且仍然忠於慈禧。這段時間，是慈禧與光緒爭權最利害的時候，李在其中游刃有餘。李鴻章死，慈禧哀絕。頓感大清將傾。在如此大亂的背景下，在如此險象環生中，李鴻章無恙，歷史上還有誰？

題主的問題是：馬新貽和李鴻章是同科進士，才幹不輸李鴻章，為何不得善終？筆者認為，馬、李二人為人的格局以及在清廷內部的背景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命運走向。

馬新貽（1821—1870），山東菏澤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歷任知縣、最終官拜兩江總督，參與了對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的鎮壓，於同治九年（1870年），被兇手張文祥刺殺身亡。

李鴻章（1823-1901）安徽省合肥人，也參與了對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的鎮壓，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作為晚清重臣，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見證了清朝衰落的全部過程。

馬、李二人同為同科進士，在官場的經營和各種複雜關係處理上卻相去甚遠，雖然各有千秋，但是李鴻章更勝一籌，也就是說兩個人的格局大小不同，其結果也是天壤之別。以下我從三個方便來論述：

第一，馬新貽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的劊子手，藉機上位，儘管接任了原曾國藩兩江總督的班底，參與了對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的鎮壓，卻不是曾國藩的門人弟子，可是部下全是前任的班底，實際權力已被架空，舉止行為處於被監視之中，間接造成了他在管轄方面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大有“像鴨子一樣被人架在火爐上烤”的意味。

第二，馬新貽赴任兩江總督之初，暗中被慈禧賦予了調查太平天國國庫去向的重任，對於此時遠赴天津負責教案的曾國藩來講，馬新貽不死後患無窮，為馬新貽悲劇的發生埋下伏筆。對於沒有根基卻負有重任的馬新貽來講，在上任之初就有這種不詳的預感。

第三，張文祥刺殺馬新貽一案，不過是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和李鴻章淮軍問題暴露之前的激烈反應。張文祥不過是別人收買的亡命之徒，是本案的撲朔迷離的外表。其實反映的問題是清廷和曾國藩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為了自身利益的暗中較量。對於曾國藩來講想表達的是：我幫助朝廷穩定了時局，朝廷應該讓我對部下有所交代，有所封賞才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事情發展下去非我曾國藩所能左右。

至於坊間其它諸如江浙大盜復仇之說、張文祥替兄復仇馬新貽的傳聞純屬無稽之談，不過是曾國藩之流放出的掩人耳目的煙霧彈。

而李鴻章則截然不同，不但是曾國藩的門人弟子和心腹，而且還是曾國藩大力培養的未來接班人。李鴻章閱歷豐富，為人練達，根基深厚，不但一直師從曾國藩絞殺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還參與了洋務運動、編練新軍、甲午海戰、和近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諸如《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的簽訂，是中國我近代史主要的見證人之一。

馬新貽作為封疆大吏被殺，是晚清後期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犧牲品，此案不了了之成了懸案，間接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地方實力派管轄能力的削弱，他個人的悲劇不過是國家命運的縮影。

一是馬新貽能力不如李鴻章；二是李鴻章被曾國藩所賞識，抓住了時勢機遇。

另一個，馬新貽之所以不如李鴻章除了被刺早亡之外還有兩點∶一是他是翁同龢一派的，慈禧太后可能會用他救急，但不會重用。

二是此人是山東人，當時清廷有兩派，一是滿族旗人親貴。二是曾國藩一系。馬兩邊都不是。

綜上，二人都是清道光年間進士，李鴻章是第二甲而馬新貽是第三甲，能力略遜一籌，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開展洋務運動。馬新貽也鎮壓過捻軍，但被俘虜過，緋聞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