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科舉制沒有“八股取士”這種情況，創作環境相對開放，特別是唐朝，可以說是最開放的朝代。

明清開始，統治階級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開始流行八股文，不會八股文就當不了官，官員思想被禁錮，只會用八股文創作。

鄉野文人創作不為得官，不必使用八股文，創作更隨意一些。

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決定了文化生產的方向。

用唐宋和明清做對比，很明顯唐宋時期社會和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要更為重視。

自秦漢始，中國曆代政治都以文人治天下。

文人得以仕，則文人廟堂出。

在一個政治清明的朝代，文人得以進入政府中央施展才華。

唐代諸多文人如韓愈、顏真卿都在朝廷任職，即便是李白這樣在仕途上不得志的也得到過皇帝的青睞。

經歷五代時期的軍人政權，進入宋代。

宋代對知識分子來說絕對是最美好的時代，再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有如宋代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宋代由於得國不正害怕失去天下，又吸取五代時期軍人執政的教訓，於是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從此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沒有哪個朝代比宋代還將“刑不上大夫”貫徹得徹底。

只要政府對文人知識分子足夠尊重和重視，就能促進文化的繁榮。

在看看明清，那就是另一副面貌，文人知識分子尊嚴盡喪。

都知道明清小說出名，那是因為文人落魄，只能在民間寫小說慰藉自己。

明代政治惡化，特務政治暗無天日。

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草木子謂：故其時文人多不仕。

在朝廷任職連安全都無法保障，所以當時的文人多不入仕。

明代官員不僅俸祿低，還有受廷杖侮辱的風險，明代可以說是文人知識分子尊嚴盡喪的時代。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

再看看清朝，又與明代不同。

滿清政府相較於明代對知識分子更加尊重，因為要依靠漢人知識分子治理天下，於是清軍進入中國就開科取士。

但是漢人知識分子在清代依然沒有尊嚴，因為滿人對於漢人總是有所防範。

當時的臣子分為兩種，奴才和相當奴才而不得。

經歷滿清的統治，中國人被培養出而來一種奴性。

明清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是無法和唐宋相比的。

自宋開始，中國就喪失了漢唐那種開放與擴張的大氣象。

而後來的明清，不僅喪失了開放，連宋的開明都已經喪失。

明清是文人知識分子十分卑微且悲哀的時代。

於是乎，唐宋文人多出自廟堂，明清文人多出自鄉野。

其實無論唐宋還是明清，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文人大多都是當過官的，換句話說，都是統治階層的人，真正鄉野文人極少。為什麼會覺得唐宋文人多出廟堂呢？我認為造成這種錯覺的原因是唐宋時期朝廷對思想管理相對寬鬆，即便是身在廟堂也可以發表自己的思想言論而不被追究，這一點在宋朝達到了極致，宋太祖趙匡胤曾說過，大宋永不殺言官，只能貶，不能殺。而且當時但凡有點名望的文人，都會被邀請出來做官，他們也願意出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唐宋是文人聚集在廟堂，而不是廟堂出文人。

但是到了明清，統治者開始加大對思想的禁錮，對文人中出現的種種新的思想畏如蛇蠍，幾次文字獄的興起便是因此原因。這樣一來，很多文人就十分不滿，不願出來做官，反而當起了隱士。甚至很多文人在做過一段時間的官員後又辭官重做回隱士，這也就造成了明清文人多出鄉野的錯覺。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薄意見，不當之處，還望大家不吝指點。

這個問題要客觀剖析。唐宋文人高居廟堂汗牛充棟，鄉野名士也為數不少，比如孟浩然、李賀、柳永，均沒登科，即使李白杜甫這倆位一等一的詩壇瑜亮，一生也非錦衣玉食，大半歲月落泊飄零。而明清人口基數大、文化教育普及發達。唐宋時期系精英教育，文人當官機會多，明清年代是大眾教育，文人出人頭地的空間小，終其一生，也只好如張岱、蒲松齡、終身不仕。

第一，你說這個問題是個別的。

第二，隨著經濟的發展，書籍、紙張等物品價格會下降。

第三，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以世家大族為首的文人力量會遞減，而寒門世子讀書的機會就越大。

古代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低，物產不夠豐富，經常鬧饑荒，70%的民眾能夠吃飽飯就已經可以稱做盛世了。文人讀書學禮，要脫產，一般的家庭可養不起一個閒人。所以，在先秦時期，要學文識禮，都要“學在王官”，都是貴族子弟，普通老百姓都沒有上學的資格。後來遭逢亂世，很多貴族子弟流落民間。他們失去了原本的田產基業，開始以教書為業，逐漸使得民間的識字率也開始上升，這給了唐宋時期的科舉制度奠定了基礎。

唐朝是中國封建貴族政治的最後一個朝代。伴隨著科舉制的興盛，經過兩百多年的持續打壓，來自社會底層的讀書人開始大量出仕，逐漸取代了唐朝的貴族，成為官僚隊伍裡的中堅力量。到了五代十國時期，變幻的時政，讓封建貴族的最後一點斯文被撕的粉碎。由於宋朝重文輕武國策的退推出，宋朝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文治最為興盛的時代。同時，宋朝借鑑了以往歷朝歷代農民起義軍中知識分子的作用，設定了大量的冗官，把這些流落民間的知識分子納入朝廷。宋朝的農民起義很多，可是很多都不成氣候，其原因就在這裡。

到了元朝，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朝代。忽必烈不開科舉，可是他非常重視學校的建設。可能忽必烈也發現了發展教育事業對於他的龐大帝國來說有著非常大的穩定作用。宋朝出現的很多書院在元朝得到了保留和發展，元朝甚至還在省府州縣都設定了專門管理學院的衙門。這些人讀了書，卻沒有晉升的機會，只有把滿腹的才情釋放到文藝創作中，元曲就是在這種氛圍成為元朝的主流藝術。

明朝時，南方的學校教育經過北宋、南宋、元朝統治者的刻意扶持，民間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文學團體。這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無奈科舉考試的錄取率太低，很多人終其一生止步於秀才、舉人，至於做了天子門生的進士們，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後來，明朝的特務高壓政治，很多人不願意與大明王朝合作，很多人做了隱士，這類稱為“山人”，甘願流落民間。為什麼他們被稱作“山人”呢？原來，當時很多學院都建在山上，很多不願意出仕的文人就在學院討生活，因此被稱作“山人”。

到了清朝時，由於民族矛盾的加劇，文人隊伍裡更是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隊伍。那些不願意出仕清朝的文人，在反抗清朝的起義失敗後就隱居鄉下，著書立說，成為鄉間賢達。中華樸素的文化透過這種方式在鄉野傳承，與那些投靠清王朝的文人對於針鋒相對。因此，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民間（鄉野）文人要比歷代都要多。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印象，與三個原因有關。

其一，農耕技術的發展，讓鄉野的經濟能力能夠養的起脫產的文人。

其二，科舉制度製造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鄉野學習氛圍，可以說這是古代中國實現階級流動的創造性辦法。

其三，嚴酷高壓的政治環境，使得很多有風骨的文人不願意屈從當權者的淫威，選擇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可是他們還是著書立說，讓後世人知道有他們這一號人存在過。可是，這樣就讓明朝、清朝的當權者們背上了“野有遺賢”的罪過了。

興盛的原因

清代乾隆皇帝年間，曾經編纂《全唐詩》，收錄唐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詩人約二千二百多人，由此可見唐詩興盛的情況。唐詩興盛的原因，可以約略歸納為下列四種：

一、 帝王的提倡：

唐代很多帝王極力提倡唐詩的寫作，對詩人非常禮遇，使詩人的地位大大的提高，無形之中也鼓勵了文人從事詩歌的創作，促進唐詩的興盛。

二、 科舉的影響：

唐代以科舉取士，詩是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之一，使天下的讀書人把寫詩當作參加考試，求取功名的途徑，詩人不斷提升寫詩的技巧，使唐代的詩歌的成就比前幾代進步很多。

三、 詩的寫作範圍擴大：

唐代以前的詩歌，大多數是描寫貴族生活，作者大都是貴族，或是圍繞在貴族身邊的讀書人，所以寫作的範圍比較狹窄，題材比較單調貧乏。但是到了唐代，寫詩幾乎是全民運動，作者來自各個不同的階層，描寫的內容豐富多變，使唐詩的作者由貴族普及到民間，唐詩的內容從描寫少數的貴族生活，擴充到反映多數人的生活，唐詩與人民的距離更接近，更多人喜歡讀詩、寫詩。

四、 詩歌本身的發展：

詩歌的發展，從五言古詩、七言古詩，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因為聲律之說的興起，在唐代有了平仄與押韻更嚴格的絕句、律詩，加上原來的古詩，形成唐詩三種主要的體裁。唐代的詩人大量寫作這三種體裁的詩，使唐詩興盛

根本的原因在於統治者對於意識形態的的掌控，對於能夠進入廟堂之中文人的篩選。唐宋是學而優則仕，很好的驗證了古代儒學文化的傳統，文人為官，賣貨帝王家，廟堂之上的官員，幾乎都是透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清朝漢人本來就受到滿人的打壓，尤其是政治上，為什麼元曲，明清小說在中國古代史，那麼出名，是因為文人不受廟堂的待見，大多數文人流落江湖，寫出了不朽的作品

您的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表述，可能更有利於找出真正的答案。

廟堂本身不是文人的製造地，而是文人的集聚地。您的問題實際上或可以轉換為：為何唐宋的朝廷聚集和吸納了絕大多數的文化人，而明清時期有不少比例的文化人遊離於朝廷之外？

官吏選拔，換言之，就是”仕進“，進身為官。開皇十五年，隋文帝下令裁革“鄉官”，正式廢除行世300餘年的九品中正制。開皇十八年，詔令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督、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推選人才，以德、才舉人，完全改變了魏晉以來注重出身門第的陳腐局面。大業二年，隋煬帝繼續變更魏晉以來的選舉法，正式設立“進士科”，開了科舉制的先河。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在宮門前看到新進士們有秩序地排著長隊進進出出時，不禁拍掌大笑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為什麼？就因為中央政府透過科舉制度從士族和豪強手中奪回選拔官吏的權力，而且有學問的人都不琢磨去推翻朝廷了，而是去透過考試一心求官，這是統治階級籠絡讀書士子和一部分貧寒百姓的絕妙辦法，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

科舉取士，自隋至清（606～1905年），千年有餘。作為一項制度，相對於九品中正、世卿世祿，科舉具有歷史進步性的，在封建社會處於上升時期的唐宋兩代能夠培養許多傑出人才，廟堂上也會吸納更多的文化精英；而明清兩代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衰敗階段，科舉慢慢就成了統治者維護舊的封建秩序、抵制社會進步的一種工具了。八股文，面目可憎；文字獄，噤若寒蟬；重文輕武，輕視、貶低自然科學技術；皓首窮經，遠離社會現實。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市民社會開始發育，一批文化人（如徐霞客、唐伯虎、蒲松齡等）或主動或被動地改弦更張，廟堂上吸納的文化人就少了，而散落於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