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國時期，商鞅的名氣非常大，對於秦國統一的天下大勢，很大程度歸功於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他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在商鞅名聲未顯之時，在魏國擔任國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公孫痤十分賞識這個年輕人，可以說，公叔座是商鞅的第一個伯樂。

在公叔痤重病瀕危之際，魏惠王詢問誰可以替代他的位置，公孫痤強烈推薦商鞅，但是魏惠王不以為然。公叔痤看出了魏惠王的心思，當時魏惠王還未繼位，所以公叔座勸誡道：“如果您不用商鞅，繼位後，一定要殺了他，不能讓他流入其他國家。”魏惠王應付的答應了。

因為當時的商鞅非常年輕，魏國怎麼會將相國之位交給一個毛頭小子呢，但是魏惠王也沒有殺商鞅。這時候的魏國，在魏文侯的帶領下，已經成為了中原第一大國，國力非常強盛，並有稱霸中原的勢頭，秦國也要仰起鼻息。眼看就要橫掃六國，但是魏文侯卻去世了，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大將軍吳起也離開了。可最要命的，卻是商鞅的離開。

因為得不到重用，而秦孝公卻在招賢納士，所以商鞅到了秦國，經過幾番波折，商鞅終於得到了秦國的重用，於是商鞅在秦國上下開始實行變法。改革變法的內容有：

戶籍制度、連坐法，這個戶籍就是類似現在的戶口本，每個人都要有身份證，連坐就是十五人一組，一個人犯了什麼罪，其他人知情不報，全部視為同罪行，因為這個法規，秦國的治安出奇的好。

軍功獎懲制度，秦國規定，戰場能夠斬得敵方首級者，計攻，畏戰不前者，獲罪，因此秦國計程車兵打仗非常勇猛，這也是秦國“虎狼之師”的由來，因為秦軍動輒斬首。還有一些其他變法內容，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重農抑商等，使得秦國煥然一新，國力急劇上升。

關於商鞅變法，還有一個小故事，當初商鞅變法，在民間頒佈新法，很多人不信，於是商鞅在城西豎了一根百來斤的木頭，聲稱誰能將木頭扛到城東，獎勵十金。由於木頭並不重，而十金卻是一大筆財富，所以許多人不相信，於是，商鞅就增加到了百金，還是不相信，增加到了千金，終於有人忍不住了，扛著木頭就走到了城東，結果，商鞅真的獎賞給這個人一千金，讓百姓十分震撼，因此，商鞅獲得了民眾的信任，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對於變法的成果，秦孝公十分高興，而且，商鞅還幫助秦國，從魏國手中奪回了河西之地，將魏國趕回了河東，這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由來，立下如此不世之功，秦孝公便賜給了商鞅一塊非常大的封地，叫做“商”，因此他才叫商鞅，其實他的本名叫做公孫鞅。可惜的是，秦惠王繼位後，為了獲得貴族的支援，將商鞅車裂而死，一代變法名臣，慘死棄市，但是他給秦國留下的政治措施，一直延用，為秦國統一天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獻。

如果當年魏惠王聽從公叔痤的話，任用商鞅為相，那麼統一天下的會不會是魏國呢？我認為不會，因為秦國地處關中，民風未開，因此，他急需政治上的人才，商鞅就非常符合秦國的需求，而魏國呢，已經經歷了李悝變法，在政治建設上已經飽和，魏國處於四戰之地，他所需要的，是像吳起、孫臏這樣的軍事人才，因此，即使商鞅留在魏國，也無法做出多大功獻，更不能幫助魏國統一。

有兩種可能：

魏惠王之前的魏文侯，魏武侯兩代君王，重用吳起變法使得魏國的實力大增。但是魏國內部貴族實力非常強大，他們怎麼可能丟棄自己現有的權力？商鞅變法的初期，可能這些貴族會支援，但是到後期威脅到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聯合起來最終將商鞅除掉。變法功虧一簣。

如果當年魏惠王聽從公叔痤的話，任用商鞅為相，情況會發生改變。

秦國地處關中，民風未開，因此，急需政治上的人才，商鞅就非常符合秦國的需求，而魏國已經經歷了李悝變法，在政治建設上已經飽和，魏國處於四戰之地，他所需要的，是像吳起、孫臏這樣的軍事人才。因此，商鞅留在魏國，對魏國的改變不大。

但是，如果商鞅能夠說動魏王全力攻滅秦國的話，情形又有所不同，佔據關中之地之後，魏國的局勢將會大優，甚至取代秦國統一天下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商鞅留在了魏國，那麼秦國必然將會錯過一次最佳的崛起時機。或許秦孝公仍然有勵精圖治的信念，或許仍然會吸引相當一大批的山東六華人才來秦國效力，但秦國必然不會再有原本的“商鞅變法”，那麼即使秦國有所改變，也不會達到原本的成就。

此外，還有巴蜀之地的歸屬問題，秦國在錯過最佳崛起時機的情況下，巴蜀還會被秦國佔領嗎？

如果巴蜀落入楚國手中，對秦國來說又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因為函谷關的作用將會大大降低，佔據巴蜀的楚國完全可以從南部直接殺入關中腹地。

綜上，如果商鞅留在魏國，有利於魏國與楚國，而不利於秦國，統一天下者，將是此三國之一。

魏惠王:不能識人，何以稱惠？

在很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魏惠王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因為在我的印象中，“惠”是一個較好的諡號。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歷史知識的積累我才發現魏惠王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一代雄主，但是絕對稱不上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也就是所謂的明君。之所以將魏惠王稱作是一代雄主，是因為魏國的霸權在他當政的前期完全確立。如果魏文侯建立的魏國是一個一流強國，魏武侯將這個強國帶上了繁榮發展的高速軌道，那麼魏惠王就將魏國在高速軌道上的執行速度開到了極限。魏惠王是真正意義上戰國時代的第一位王。他也是真正戰國時代的第一位霸權君主。但是即使如此，他離一代明君還差得遠呢！老子曾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然而，或許對於一個君王而言，只有知人，善於人聽言，才能算得上是明。可是，非常遺憾的是，這位自大的魏國君主，似乎既不自知，又不知人。在他當政的半個世紀中，魏國的人才流失是所有戰國中最為嚴重的，如果說春秋時期的人才格局是“楚材晉用”，那麼戰國的人才格局自魏惠王開始就是“魏材秦用”，所以綜合歷史史實來看，魏慧王不是一個明君，最起碼不是一個識人的明君，不識人就不會用人。正如商鞅，便是最好的例證。

那麼，言歸正傳。讓我們假設，魏王是一個識人的明君，並將商鞅留在了魏國加以重用。歷史在那個莫名其妙的拐點處，之後的發展軌跡又會怎樣呢？筆者以為根據現有歷史的推斷可能會發生兩種結果。第1種是，商鞅變法成功，魏國提前統一天下，改變中華民族秦系政治的格局，走上晉系政治（或者魏系政治）第2種可能是，由於魏國舊貴族勢力的阻撓，商鞅變法失敗，歷史在不斷的前進中稍微停滯，在停滯之後又會進入新的迴圈，向前發展。會有另一個時代鉅子，選擇另一個國家成就原先歷史應有的發展軌跡。（重新進行中央集權制改革，郡縣制改革，經濟改革等一系列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的措施革新）。“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在一個時代必然有一個時代的英雄；時代是必然的，英雄卻是偶然的！在那個普通人難以把握的歷史拐點處，歷史選擇了商鞅，而沒有選擇其他人。這是既定的歷史事實，如果將其中的某一個歷史事實發生的既定條件給改換，整個歷史也將為之改變，而最終究竟向何處改變？或許根據歷史的慣性，我們可以揣摩，但是我們的揣摩都是不成立的！

不怎麼樣，唯物主義歷史觀告訴我們，歷史不會因為個人而改變，且歷史不容假設。

再具體到本問，原意是魏國完成商鞅變法吧。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擴充套件到商鞅變法為何是在秦完成的，而不是在山東諸國。因為魏國等山東諸國階級已經固化，再要進行商鞅變法這般大刀闊斧的改革，在戰國這樣的大爭之世，結局請參考王安石變法的北宋，必然是黨爭不斷外敵入侵。亡國都是大機率事件。

秦能夠完成變法，是因為秦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之時，不變就亡國了，窮則思變，加上秦孝公惠文王等國君的堅持不動搖，才完成變法，就這還搭上了商君一家子人的性命。商君千古，所有變法者改革派，都是在黑暗中砥礪前行的人，值得尊敬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