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秦始皇並沒有把儒家全部否定，秦始皇做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皇帝，坐上皇帝的寶座後，內心肯定是無比的興奮，但又無比的惶恐，這就跟現在的創業者是一樣的，當你創業成功後內心初始肯定會有一絲惶恐和不安的，如何發展？如何才能發展的好？秦始皇所做的一切不都是為了穩定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嗎？我們後人去評論他，站在一箇中立的角度去看比較合適。漢武帝時期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也是帝王的權術而已，也是不斷試錯糾偏的一個過程，最後漢武帝靠著這一套成功了，才留下了千古英名，如果失敗了呢？歷史又會重新定論。歷史就是這麼的有意思，每次的大事件都是高層的博弈，輸贏只在一念間！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焚書時間不止漢武帝和秦始皇做過，其其實不管那一次焚書都是對中華文華毀滅，大量文史資料被毀，至今都無法復現，下面給大家列舉歷朝來的焚書事件，一一道來，大家拿好小板凳吧。

焚書坑儒這個歷史事件我們都聽說過，當時秦始皇要滅先代典籍，所以展開了大面積的焚書活動，還殺了不少儒士，不過焚書事件在整個歷史上並不少見，下面就為大家介紹下歷史上影響比較大的焚書事件。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封建的時代，焚的書也是最多的，所以為後來的歷史典籍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下面就來詳細瞭解下吧。

提起焚書，秦始皇肯定成了眾矢之的。其實，焚書並非秦始皇的首創，歷史上的焚書事件也絕非秦始皇一例，有歷史記載的、有名的“焚書”就有四次。

01

秦孝公焚書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實行變法。在《韓非子·和氏》中有“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的記載，由此可見，商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焚書的人。

商鞅認為以“儒術”為首的諸種文化典籍是“六蝨”，國家有六蝨，將使人民不能專注於農務，盜賊必至，國力便受到削弱，人民也必跟著貧困，所以必須剷除。但商鞅的“燔詩、書”主張，實際上並沒有認真執行，因而對古代文化並沒有什麼大的破壞性。

02

秦始皇焚書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齊人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並主張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

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燬;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此即為“焚書”。這起焚書事件，令大量文化典籍化為灰燼。

03

梁元帝焚書

梁元帝(508～554)蕭繹，是南朝梁皇帝。公元554年，西魏派常山公於謹、大將軍楊忠率軍5萬南下攻梁。10月，魏軍攻破江陵(今湖北江陵)。被圍困的梁元帝認為，自己讀書破萬卷，仍免不了亡國，讀書還有何用。於是，他就命舍人高善寶把所有14萬卷圖書聚集在一起燒掉。

蕭繹焚書(江陵焚書)是在個人陷入絕望境地而做出的非理智之舉，與秦、清等朝代為愚民而強令焚書有本質的區別，因而後人也往往對其焚書之舉抱以寬容的態度。

04

乾隆皇帝焚書

清乾隆皇帝即位後，從1773年到1782年，他組織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學者，歷時10年，編纂出中國封建時代一部空前絕後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的問世，對於儲存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傳播古代學術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乾隆皇帝編書的根本目的在於推行文化專制主義，以鞏固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編書時，他曾兩次提出：對古籍該“譭棄”的應予譭棄，該“刪改”的應予刪改。因此，有些書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

據統計，在編書的10年中，僅浙江省就毀書24次，被毀書籍多達538種，13862部之多;江西巡撫海成，僅在乾隆41年(1776年)就搜繳焚書8000多部。整個乾隆時期，共焚燬各種圖書7l萬卷之多。可見，乾隆朝焚書是中國封建社會規模最大的焚書事件。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這大一統的江山代代相傳，直至萬世。他要抹掉七國之間的差異，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最後達到思想的統一。現在看，秦始皇成功了，雖然大秦帝國沒有傳過三代，但大一統的中華走到了今天。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接了秦始皇的班，進一步統一漢民族的文化思想。秦亡後，分裂傾向有所反彈，要求恢復分封制，各種文化思潮氾濫。漢武帝獨尊儒術，把思想統一在了孔子旗下。儒家主張大一統，講君臣父子、三綱五常，這一切穩定了封建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客觀上維護了大國一統。現在看，漢武帝也成功了，自漢代開始，儒家思想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浸透到了每一個華人的思想最深處。

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似走向兩個方向，但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說是異曲同工也不為過。

異曲同工，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為了維護自己政權的穩定，漢武帝獨尊儒術也是為了政權的穩定。

當然對儒家造成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焚書坑儒是對儒家造成了傷害，而獨尊儒術卻是讓儒家更加興盛。但這兩件事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統一人民的思想，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諸子百家就不允許議論秦國法家治國之術。

而漢武帝時代，漢朝已是國富民強的時代，在政治上，武帝需要一套思想基礎，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這大一統的江山代代相傳，直至萬世。他要抹掉七國之間的差異，統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接班秦始皇，進一步統一漢民族的文化思想。秦亡後，分裂傾向有所反彈，要求恢復分封制，各種文化思潮氾濫。漢武帝獨尊儒術，把思想統一在了孔子旗下。儒家主張大一統，講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客觀上維護了大一統。

所以，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似走向兩個方向，但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有異曲同工之妙。

很高興為您解答！首先要提示您，經過儒家專家、愛好儒學者長期辯論，嚴肅考據，董仲舒並未向漢武帝提出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建議。在《董仲舒傳》中，也只是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顯然大言不慚的竟敢說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含血噴人，侮人清白。都對不上號的。 既然董仲舒沒有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因而也就談不上“漢武帝採納”一說了。 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的事實。 從學術文化的發展看，漢代以愚黔首是相對比較寬鬆，既沒有秦始皇時代的“焚書坑儒”，知識分子不會幹焚書坑儒的事的。也沒有後代充滿血腥的“文字獄”，只能算“文雅獄”。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 儒家專家、愛好儒學者人格擔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自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 1916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 而與他同時代的“國學大師”梁啟超（1873-1929年）則從未承認並使用這一說法。

秦始皇焚書坑儒獨留秦書是歷史事實，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根本就不存在，雙方沒有可比性，感謝採納。

這兩者可謂是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加強思想統治，維護國家安全。

首先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這是一件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事情。可是秦始皇在管理國家，釋出國家法令的時候，卻發現各地的環境不太一樣，讀書人特別能說，經常對國家法令置若罔聞甚至詆譭，秦始皇覺得你們這些人搞什麼啊！都是你們讀書讀的，毛病事事真多，乾脆別讀書了，全部交上官府，你們只允許保留醫藥、種植、占卜一類的書籍。試想一下，百姓天天讀這些書，肯定是老老實實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待著啊。試想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思想上會有新的碰撞會有新的火花嗎？會出現春秋戰國時期那麼多人才嗎？答案就是出產率從50%掉到了0.1%，所以這有這有利於國家管理百姓，不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要知道諸子百家時代，才會出現百花齊放，出現那麼多聖人。所以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主要是禁錮百姓思想。（當然這裡面還有方士的事情，我們就不談了）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可不是一般人，那是有著雄才偉略的皇帝。漢武帝上位時，自己的父親、爺爺為自己積累下太多太多財富，怎麼辦？那就一個字花，正趕上匈奴的問題需要解決。索性漢武帝就組織了衛青、霍去病等人進行對匈奴的戰爭，這個過程中缺錢了，收歸地方上的鹽鐵專賣權，我自己賣。發現這些個藩王學要解決了，酎金奪爵（藉口祭祀祖先金子不純，廢除部分藩王）、推恩令（藩王將所有土地分給自己的所有兒子，之前只是給嫡長子。四五代下去你懂得）。這些事情在做的時候，眾口難調啊，總會有反對的人出現，這顯然不符合漢武帝的利益。於是漢武帝就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推崇儒家思想（進行了一定的重新解讀，君權神授，忠君愛國、遵守法紀），做官就得來儒家思想，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大幫站在漢武帝身邊的人，為漢武帝加油助威。（之前是黃老學說，強調休養生息）所以漢武帝這個舉措加強了對百姓思想的管控，促進了國家的穩定。

所以秦始皇的焚書坑書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掃除反對聲音，加強思想管控，促進國家穩定發展。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

相同點

一、目的和出發點是相同的，都是為了迎合君主的統治，透過統一意識形態，從思想上控制被統治者，提高中央集權，實現君主專制。

二、對多元文化的破壞作用和對百家思想的禁錮作用都是一樣的，它們都終結了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豐富多元的思想文化局面。都是對中華民族的個性閹割。

不同點

一、方式和結果不同。秦始皇採用的法家思想，對其他的思想文化進行極粗暴野蠻的破壞，結果並未能鞏固統治反而加速了秦的滅亡；漢武帝順應歷史潮流，獨尊儒術，以儒學為正統，由上到下逐漸滲透到民間，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統治思想，促進了大一統政權的形成與鞏固。

二、對後世的影響不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摧毀了許多文化典籍，毀滅了許多寶貴的先秦文化；是對先秦文化的一次重大破壞，使儒學的發展遭受了強烈打擊。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思想逐步發展，成為兩千年封建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但它同樣閹割了民族思維，中華民族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專制的思想等於沒有思想，不利於學術的切磋和文化的發展，沒有多元性，很多優秀的思想都被閹割；獨尊儒術也抑制了法制的發展，所以我們的國家至今仍然是一個人情國家，很多情況下人們更願意走關係而不願意走法律程式。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其實獨尊儒術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傷害更深。

我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有異曲同工之處。首先二者的歷史大背景雖有不同，但是二者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封建專治統治，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發起的。秦始皇初統一六國，各國文化都有差異，不利於自己的管理，需要統一民眾的思想，就需要一個主流的價值觀來引導民眾，所以，他焚燬了各國的典籍，只留取了一部分他認為對他的政治需要有用的書籍。而漢武帝，對於如何統治人民，加強中央集權，便想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方法，他希望用倫理道德來約束眾人，以延續自己的統治。他認為推崇儒家文化，有利於他改善治民之術。

其次，他們的焚書和罷百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的繁榮，經典的流傳。我們讀唐詩，浩如煙渺，讀宋詞，百轉千回，它們之所以在唐宋時期達到巔峰，無可超越，不能逾越，是因為那時文化大環境百舸爭鳴，百花齊放，從來沒有哪一派的學說為一家之長，也沒有哪一本書為一家之尊。秦始皇焚書，禁止私人藏書，想要透過“愚民而治”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致使大量的經典典籍損毀，失傳，是後人透過記憶恢復，使中國的古文化失去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漢武帝罷黜百家尊儒家，雖然是想透過儒家建立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但是他阻礙了文化的自由傳播，限制了人們思想多元的發展，同樣為文化發展帶來了負面的效應。

可以說是一定程度的異曲同工，因為這兩種政治舉措都是為了鞏固統治和皇權所實行的一種手段，也都達到了目的。但不能說完全異曲同工，因為其起因、過程、結果和意義都完全不同。

秦始皇“焚書坑儒”是被誇大化、抹黑化了的，焚書坑儒焚的是無用之書，坑的是無能方士，獨留秦書只是說說而已，最重要的是焚書和坑儒是發生在不同時間的兩件事。

秦始皇焚書的起因是已經實行很久的“郡縣制”再一次遭受了質疑，在背後打著各種小算盤的人企圖以古反今。主張“焚書”的是李斯，但背後授意的是秦始皇，此事之後，就沒有人再企圖重提舊事了。

秦始皇坑儒是因為他在“求仙問藥”的過程中醒悟了被方士所欺騙的事實，也意識到了“妖言惑眾”的危害性，為了整治這種風氣才下令坑了400多人，但是這些人裡面實際只有小部分是儒生。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沒有真的滅掉了百家，只是把儒家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重點在於“獨尊”而非“罷黜”，而且漢武帝實際所實行的，是儒表法裡。

秦始皇和漢武帝都可算是千古一帝，才智能力非同凡響，做任何事都會有多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影響頗大的政治決策。

焚書坑儒，罷黜百家，其實都是有相同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都是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只是這兩個事件的結果不同。

秦始皇採用法家思想，為了嚴格的貫徹“力治”，他必須要焚書坑儒，從一時的政治實踐結果來看，“力治”在秦國顯然是成功的。

其實說起來，秦國當時採取的政治很像抗戰時期，日本的軍國主義，能最大程度的整合國家，正是因為這樣，它為秦國帶來了強大，也使它有能力把分裂的中國第一次統一起來，但是他的結果並未能鞏固統治反而加速了秦的滅亡。

漢武帝即位時，漢朝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富國強兵。

但是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下層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矛盾逐漸加劇，獨尊儒術，以儒學為正統，促進了大一統的形成與鞏固。

由於儒學思想對於封建統治有很大的幫助，在此後的歷朝歷代，都成為封建統治者進行文化專制的思想工具和封建專制文化的統治力量。

其實總結起來說兩個事件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都是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可是兩個事件的方式和結果不同，秦始皇採用法家思想，用最粗暴的當時來加強國家道路的建設，但是結果並未能鞏固統治反而加速了秦的滅亡。

而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學為正統，促進了大一統的形成與鞏固，但是同時也為後來人們的思想的束縛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秦始皇的焚書坑書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歷來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於思想的鉗制。

不否認，這兩起事件確實起到了整頓思想的作用，但對於一個大一統王朝來說，思想的統一性是非常重要的，這並不能作為攻訐其的理由。

如果從實際來看待這兩起事件，後世對其的描述有太多的不實之處，多為以訛傳訛。

除了對於思想上的統一之外，焚書坑儒和獨尊儒術的背後，都是有著不得不為之的原因。

“焚書”與“坑儒”，歷來傳說多有歪曲

“焚書”一事其實很簡單，就是李斯建議秦始皇燒了一些書而已，但所燒之書並不是沒有選擇的，也絕非只留了“秦書”。

《史記》當中是這樣講的：

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從這段記載裡可以看到以下幾條資訊：

第一，國家修撰的史書中只留秦記史書，其他燒掉；

第二，博士官所職之書，要予以保留；

第三，醫藥卜筮種樹方面的技術類書籍，不燒。

只保留本朝所記史書，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因為國家修史自然會帶有立場，它和私人撰寫的史書所代表的意義也不一樣。

私人撰史，比如司馬遷作《史記》，他自己也說是“一家之言”，代表著他對於歷史的看法，至於讀者信還是不信，那都是無所謂的。

官修史書，它們所代表的是正統地位，所以只能保留本朝所修的歷史。這一傳統是在古代社會中一貫延續的，私修前代歷史那是抄家滅族的大罪，因為這種行為和造反無異。

畢竟，依舊沿用前朝的正統口吻敘事，那就是否認本朝的正統地位，實際上就是造反。

這一點，參考清朝前期的文字獄，很多私修明史還沿用南明紀年的學者，死的不冤。

而對於技術類書籍不消說，這種內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百姓都用得到，自然要保留。

但是，秦朝所燒的其他書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非博士官所職”，也就是說，不是國家正規機構收藏、出版的書籍，統統燒掉。秦朝設立“博士”這一官職，就是掌管史書記事和書籍典章的。

那麼，秦朝是否流通這些書籍呢？是有流通的。

《史記》中“項羽本紀”有這樣一段話：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在此之前記述了項羽曾經學“書”，而在這一段話裡，也有“才氣過人”的評語，並且是和“力能扛鼎”並列的，這是文武雙全。

吳中子弟多為知書之人，他們忌憚項羽，自然不是因為武力打不過他，畢竟項羽自身的身體素質極佳，“力能扛鼎”在歷史上本身也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他們對於項羽的忌憚自然在於其文采上的造詣。

試問，如果秦朝沒有流通書籍，那麼江東子弟所學習的“書”從何而來？

所以，“焚書”並不是像後世流傳的那樣，秦朝見書就燒的行為，也很難想象一個朝代的統治者能做出如此荒謬的決定，這是，沒有現實依據的。

甚至有人懷疑，漢代出現的文化斷層，很多古代典籍的失傳，是因為楚漢相爭的戰火所致，這些珍貴的典籍被銷燬了。

不得不說，這一說法從道理上來講，更能經得起推敲。

“坑儒”事件也不是坑殺儒生，而是坑殺了一些違法犯忌的人，其中以方士居多。但是，這一事件的背後是秦朝廟堂中兩股勢力的交鋒。

秦朝以法家立國，所以必須在大一統之後加強集權制，那麼就一定要施行“郡縣”，而不能再繼續“分封”。

但是，秦朝立國之後，分封和郡縣之爭一直存在。

此時，李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分封制”真正動亂的緣由，不是因為地緣問題，而是因為血緣問題：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也就是說，在分封制最初階段，天子與諸侯那是血緣極近的兄弟，自然不會有問題。但是，幾代人之後呢？血緣關係的逐漸淡化，比如會出現動亂的結局。

然而，時隔七八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再次提出了應該施行分封制：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從這一段描述可以看出，淳于越是想要“師古”，想要打破法家所建立起來的集權制。

這是動搖了作為統治思想的法家之根基，自然遭到了李斯等人的極力反對，並且將這一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定下了“以古非今”是重罪的條例：

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李斯進一步提出，這樣的思想盛行，會導致國家的動盪不休，上升到了事關國家興亡的高度。

於是，秦朝才出臺了嚴格的措施對輿論進行管控。

那些被“坑殺”的人，都是違背了這一措施。而像淳于越那樣在政令出臺之前發表過言論的人，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懲罰。

所以，“坑儒”不是因為殘暴，而是法家以法治國的具體體現，最終的根由還在於違背了律法之上。

換言之，知法犯法，以身試法，難道還不該殺嗎？

所以，秦朝的“焚書坑儒”實際上是對於思想統一性的一種措施，只不過其施行結果被後世所誤解，以訛傳訛之下，逐漸歪曲，而這種歪曲多是漢朝所為。

“獨尊儒術”，因果倒置下的誤解

漢朝攻擊秦朝的“焚書坑儒”，但其自身也有著對於輿論的把控行為，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代遇到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難題，也是唯一一次出現的問題，那就是“帝王合法性”。

在漢代之前，無論是天子還是諸侯，其出身皆為貴族，這是一個慣例，從來沒有被打破。

但是，劉邦是起身亭長終有天下，就違背了這一傳統。

出身如此卑賤的人，最終能當上皇帝，既然打破了固有成規，那就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個解釋很重要，如果不能讓人信服，那麼皇帝的權威性就受到了挑戰。既然出身低微的劉邦可以做皇帝，那麼人人都可以做皇帝；劉邦可以用武力推翻秦朝的統治，那麼別人也可以用武力來推翻漢朝的統治。

這是當時漢朝所面臨的最大的隱患。

從歷史事實來看，漢朝建立短短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憂外患就沒有消停過，外有匈奴，內有叛亂，國家風雨飄搖，與漢武帝之後的漢朝迥然不同。

在這一階段裡，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紛紛嘗試解決“帝王合法性”難題，但都失敗了。

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其所依據的就是快速恢復民生，認為能讓經歷了幾百年戰亂的百姓生活安定，就能得到民心，所以“三十稅一”的政策可謂是寬鬆至極。

結果就是地方迅速坐大，有了可與中央抗衡的能力，叛亂不休。

而法家對於朝堂之上的高壓統治，如郅都、張湯等酷吏的存在，使得整個王朝人心惶惶。

陰陽五行家試圖用五行終始來解釋朝代更替，但自身都爭論不休，連漢朝到底是“水德”、“火德”還是“土德”這一最基礎的問題都沒有定論。

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代表儒家將劉漢天下歸為“天命”這一無法證實但又無法證偽的理由，才使得這一問題得到解決。

所以，從漢代開始，歷來王朝興替都要有點異象出現，這就是“天命”的造勢。

而從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歷來認為儒家所取得獨尊地位是因為皇朝的支援，這其實是因果倒置。

真正的關係應該是，只有儒家解決了困擾漢朝的難題，所以才得到了皇朝的支援，取得了獨尊地位。

這樣一來，後世所有封建朝代都必須尊奉儒家為正統思想，否則就是質疑其所提出的“帝王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質疑自身的合理性。

“焚書坑儒”和“獨尊儒術”，都是對於思想上的管控，但也都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前者是統一思想的具體措施，後者是統一思想的最終結果，兩者並不是一回事。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可謂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統一思想，維護皇權統治。

一、秦始皇焚書坑儒

商鞅變法使秦國開始走向強大，秦國國君勵精圖治，在秦始皇時終於一統天下。在一統天下後，“如何讓天下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便成了秦始皇迫切解決的問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統一六國百姓思想，秦始皇開始了一系列的措施，設定郡縣，修建馳道，焚書坑儒等。

①法家在秦國的作用

法家的思想是皇帝要做到大權在握，強幹弱枝，從制度上來防止大臣架空自己，威脅皇權；在地方上防止百姓造反。因此，在統一天下後，秦始皇開始了一系列的措施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實行三權分立， 設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握行政、軍事、監察大權，讓他們相互制約，相互牽制。設定郡縣，擺脫之前分封制留下的弊端，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郡縣——郡縣制。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垂直統治系統，皇帝的權利可以下到百姓一級，能夠更好的控制百姓。修建馳道。修馳道主要是為了軍事目的，一旦有叛變，能夠迅速地到達平叛。

可以說在法家思想的影響下，秦始皇已經從政治上，軍事上完成了對皇權的鞏固，因此為了開始從思想文化上的鞏固自己的統治。

②焚書坑儒旨在統一思想，維護皇權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雖然秦朝統一了天下，但人們的思想領域還是比較混亂的，仍然處於百家爭鳴的餘溫中。一個國家走向繁榮的關鍵是這個民族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因此現在的秦朝需要的就是結束思想混亂的局面。

在進行思想統一的改革前，擺在秦國面前最大的問題是該選擇哪家的學說作為治國方針。在當時最大的兩種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講究以“禮”治國，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對於靠變法強盛起來的秦國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繼續用法家的思想來治理國家。

因此，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場文化浩劫便發生了。秦朝以前的書籍除了秦國的史書和專業書籍如醫學，農業等保留了下來，其他盡皆銷燬，民間私藏圖書便以死罪論處。

法家是一種不斷汲取的文化，它不在乎人民的生活，只希望透過變法使得國家強盛。因此，最終的結果就是百姓深受其害，而變法者最終也是身死國滅。

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可謂風光無限，但楚悼王一死，對他滿懷怨恨的楚國貴族就將其射死在楚悼王的墓前；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把所有人當成成功路上的棋子，結果最終車裂而死；韓非子勸解秦王不要相信任何人，因為人都是自私和貪婪的，秦王採納了他的思想，認為韓非子有可能也是間隙，將其毒死。

秦國的變法使得秦國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還沒有統一天下前，秦國百姓就已經開始獨自承擔著繁重的賦稅，在連坐和告奸的變法約束下，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而六國對於秦法也是非常恐懼的，從南韓上黨寧願加入趙國也不願加入秦國就可以看出來。“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隨著秦國他們一統天下，焚書坑儒後，法家思想繼續作為統治思想後，原本的六國百姓的生活一下子就改變了。

“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蓆，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在繁重的徭役，苛刻的法律面前，人人自危。由此秦末農民起義頻發，而大多數的口號則是“天下苦秦久矣”。而漢高祖劉邦在攻佔咸陽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廢除商鞅之法，實行約法三章。

可以說，秦朝是“成也法家，敗也法家”。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擁有高效的汲取能力上，能夠快速高效地發揮出百姓的潛力，從抵抗六國侵略變成滅六國統一天下。但是在建國後，焚書坑儒，法家獨大，使得沒有了可以約束它的力量，導致汲取過度，超出了百姓的承受力，百姓開始紛紛反抗。

二、漢武帝獨尊儒術

“以史為鑑，方知興衰”，這句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口中的話，不管在什麼時候都適用。漢朝初期，漢朝君臣開始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認為主要有兩點：其一便是秦國不斷的汲取民力，導致民不聊生，其二便是秦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有問題。法家思想是一個只能做不能說的思想學派，公開依靠法家思想不利於統治的穩定，應該要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偽裝，也就是隻能暗中使用法家思想。

①漢朝早期實行的“黃老之術”與漢武帝的思想不符

基於對秦朝滅亡的教訓，漢朝初年開始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大幅度地降低賦稅，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到景帝時已經達到了“三十賦一”，百姓漸漸富裕起來。同時改革法律，廢除了秦朝時連坐是和告奸的法律，漢朝進入了“文景之治”。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可以說不同於漢景帝的無為而治，漢武帝更像是秦始皇，是一個性格強悍，希望有作為的皇帝。漢武帝在位時期拼命地擴張，不斷地吸取民力，東並北韓，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並且大力地造宮殿和陵墓。此時的漢朝已經不在適合用漢初的“無為而治”來治理國家。

②漢武帝結合法家思想開始獨尊儒術

為了解決今後的思想問題，漢武帝於元光元年開始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隨後董仲舒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 ”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鞏固了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處理國家和百姓的關係。

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當時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型的重大舉措，在十一年的時間裡透過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使得儒家經學得到了重大的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的正統思想。

三、獨尊儒術是焚書坑儒的延續

無論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自身的統治。而且漢武帝時期的儒術已經經過戰國和漢初的洗禮和當初的孔孟之道有了區別。可以說漢武帝採用的儒家思想已經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思想—外儒內法。

①獨尊儒術中的儒術已經被法家化

現在我們提到“三綱五常”都會認為這是儒家思想，其實，這個詞最早是法家提出來的。韓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這顯然適合儒家思想不符，因為儒家思想講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種權責對應的關係，而不是“”三綱五常”那種單向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現在三綱就便是我們熟悉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了呢？

主要就是因為董仲舒在向漢武帝提獨尊儒術時，將孔孟之道與法家思想連線在了一起。

董仲舒在對儒學的改造過程中保留了儒家天命的思想，要求皇帝重視“上天”的想法，透過上天來對皇帝進行警示，這在一定程度上儲存了周朝時期的儒家文化。

與此同時董仲舒有將皇帝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指出皇帝的權利大於一切，並指出“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的三橫一豎就是指的帝王將天，地，人連線在一起。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臟。

所以百姓應無條件的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大臣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這要比法家更加註重皇帝的權利。

②漢武帝時的儒家繼承了法家韓非子勢的思想

除了君權的強化，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法家勢的思想，強調要樹立皇帝的權威。“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分則失權。”這裡的“威便是韓非子的“勢”，都是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

除了樹立皇帝的權威，董仲舒還主張愚民，要求百姓“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只要聽從上級命令就行這也與法家的愚民相呼應。

漢武帝獨尊儒術讓皇權獲得了仁義道德的外衣，對皇權進行了部分約束，但並沒有妨礙皇權的實際執行。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經過漢朝之後幾代皇帝的發展，儒家思想已經逐漸成熟，達到了外儒內法的地步——表面越來越像儒家，內在越來越像法家。

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將法家治國思想加以利用，逐漸形成了一個皇權至高無上，但又相對有利於百姓的思想。新時期的儒家思想打破了法家一直以來無限汲取百姓的弊端，開始有節制的汲取百姓的力量，進一步促進了國家的穩定發展。

結語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自己的皇權地位，穩定國家，但在採取的方法上雖然有差別，但目的是相同的。

焚書、坑儒其實是兩個事件，後人之所以將之連起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二者發生時間極為接近，而這一定程度上誤導了很多人。

焚書是指焚燒除了法家學說之外的“治國”類書籍，及儒、道之類會對國家治理產生影響的百家書籍以及《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而醫、農、工等書籍均不在此列。非眾所周之，秦國經歷了商鞅變法後，國力愈發強盛，最終吞併六國，一統天下。法家學說作為秦國統一的最大功臣自然是收到青睞的，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分封、立郡縣，車同軌、書同文等的各項舉措在當時無異於驚世駭俗。這些都在當時都引發了極大的爭議，百家學子借各自學說展開批判與煽動，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既然要書同文，那你覺得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是不是勢在必行？

坑儒並非是指坑殺儒生，而是方士。因方士所言長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長生也非是小小丹藥所能達到。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煉藥尋丹，乃是要傳《道經》於天下。始皇惱羞成怒，認為方士們在耍弄自己。於是，先焚道經，後坑方士。而在這一系列變革背後，是否坑殺過儒生？當然是肯定的。作為一個以法學為治國學說的國家，借百家學說煽動者，當不當殺？既釋出焚書法令，私自藏書者當不當殺？縱然以如今的觀點不免苛責過甚，然而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做法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漢武帝時期的舉措，由董仲舒提出。而此時的儒家並非完完全全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理論，而是結合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百家之長，創造出的一種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的新型儒家學說。

從時代背景下來講，周朝推崇周禮，可以講周禮便是治國學說。而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征伐，早已禮崩樂壞，百家爭鳴的局面都渴望自己的學說可以成為正統的統治學說。秦始皇結束了幾百年的混亂局面，首要任務就是維持政權的穩定、社會的穩定。而統一六國最大的功臣就是法家學說，在亂世允許百家爭鳴，而在一個統一的王朝不需要那麼多的學說與觀點。學說不同則分歧不斷，分歧不斷則會產生分裂，平白新增無數不安定因素。最有效的辦法便是確立正統學說，將其他學說打壓為異教邪說。每個學說都有其可取之處，為何不取精棄糟？我想你我明白的道理，秦始皇肯定也明白，李斯等文武也清楚。奈何當時時代背景已然等不及如此溫水煮青蛙之法，重病還需猛藥，焚書之舉是在必行。

漢朝也非從始至終都信奉儒家學說的，西漢初年，由於歷經了多年戰爭，因此推崇黃老學說，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這在很大程度上覆蘇了當時經濟的發展。黃老之學也造就了文景之治，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黃老之學已然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急需一種新的學說作為治國的綱領。法家學說經過秦朝的實行，暴露出了很多的缺陷，如果直接拿來用恐怕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就在此時，儒家學說中的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更加符合漢武帝的胃口，也符合中央集權、神化君權的時代發展潮流，董仲舒以儒家為表，法家為裡，更吸納百家優質之說，創造出了新型的儒家學說。因此，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也成為了此後兩千年的正統學說。

最後說結論，無論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獨留秦書，還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都是維護統治需求。雖說二者採用的是不同學說，然而從本質上講，都是為了樹立國家正統理論，以此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說二者異曲同工確無不可。

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者間唯一的相同點，那就是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想借此來加強中央集權。增加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力度。還有，這裡要著重強調一下，焚書和坑儒是兩件事，並不能一概而論。秦始皇焚書並非焚燒的儒家典籍，他所焚燒的大多數都是列國史記和巫醫占卜之書，而那些真正有用的醫學類書籍和農牧以及工藝類書籍卻並沒有被焚燒。而坑儒也並非是真的屠殺儒生。所坑殺的都是那些術士和方士。歷史上秦始皇並沒有屠殺過儒生。所謂的屠殺儒生不過是儒家的欲加之罪罷了。

關於為何秦始皇屠殺術士的原因我們就不多做分析了。單純講一下秦始皇為何在一統天下後，會焚燒六國典籍和那些巫醫占卜之書。

秦始皇在一同六國後，起初也沒有打算焚燒六國典籍和那些巫醫占卜的書籍。但自從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議後，準備實行郡縣制後，大儒淳于越極力的反對郡縣制。並且要求秦始皇繼續使用周朝的分封制。但分封制弊端太多，所以秦始皇決定置之不理。於是為了逼迫秦始皇改變主意，儒家就開始讓人大肆傳播流言蜚語，借用儒家典籍引經據典的批判朝政。因此秦始皇大怒，所以秦始皇認為是時候該統一思想了。不能再任由儒家肆意詆譭朝政。所以秦始皇下令民間不允許私自教學，改由國家統一開辦學堂。這種做法就好像現代社會國家開辦學校學生上學一樣，不承認也不允許私塾教學。這也是秦始皇為了統一思想而作出的努力 因此秦始皇為了打到這一目的，開始了焚書的計劃。

但秦始皇所焚燒的書籍全是一些不入流的書籍。真正有用的醫學類書籍和工藝類書籍全部都很好的儲存了下來。至於秦始皇為什麼還要焚燒巫醫占卜的書籍，這就和秦始皇紀屠殺術士聯絡上了。大家都知道秦始皇迷戀長生。所以就讓侯生和盧生去尋仙藥。而這兩人騙了秦始皇的大量錢財後就一跑了之了。所以秦始皇暴怒，之後便搜捕和這兩人有關的術士進行屠殺，並且還燒燬了術士那些蠱惑人心的邪書。秦始皇此舉雖然是出於報復，但不得不說他確實作對了，畢竟歷朝歷代術士除了禍國殃民並沒有做什麼好事。

至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核心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維護中央的絕對統治地位。漢武帝之前，漢朝一致推崇的是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達到了一個頂點。所以漢武帝即位後迫切的想要加強中央集權。而無為而治顯然不能滿足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此時儒家提出的大一統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政治傾向上非常符合漢武帝的理念。所以漢武帝在政治上才極力的推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在刑名律法方面，漢武帝還是偏向於法家之道。雖然歷史上漢武帝和秦始皇所做的事情並不相同。但其目的卻是一致的。

“在一個國家裡面，必然有一個統一的主流文化，否則它就是一盤散沙”。

公元前361年，自秦孝公開始實行商鞅變法開始，秦國便一直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建立了一系列嚴苛的法律，使得秦國成功崛起。並在商鞅變法一百三十八年後，統一了六國，建立起了強大的秦國。見影片https://www.ixigua.com/i6814712486713885196/

荀子的得意門生李斯亦信篤法家，在秦統一六國後，他被任命為相，主導了焚書坑儒。焚書坑儒，毀掉的只是民間藏書，至於各諸侯國的先秦典籍，官府已有備份，不至於失傳。更重要的是，它毀滅了從戰國開始流行計程車階層“不治而議論”的風氣，而這正是孕育諸子百家爭鳴文化的溫床，杜絕了儒生議政的傳統。

相較於七十多年後，漢武帝在大儒董仲舒的提議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然而罷黜百家，並不是廢除各種思想，而是汲取了陰陽家、法家、墨家等眾多思想的精華，成為了改良後的新儒學，此時的儒學，在秉持仁義禮的基礎上，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強調尊卑有序的王權等級觀念，儒學一躍而為經學，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為國家的政治統治思想。見影片https://www.ixigua.com/i6813714082307244552/

因此，從維護中央集權的角度來說，兩者確實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深究其中細節，秦朝的焚書坑儒簡單粗暴，是其棄王道走霸道之路的必然選擇，而漢王朝的罷黜百家則是從無為到有為、從道家到儒家的嬗變之勢。

秦統一六國前，列國之間經歷了百年的爭霸戰爭，各國都有自己獨立的政治文化制度，不同的文字，不同的生活習俗。秦始皇以武力橫掃六國，將原先六國的土地和人民納入到秦朝這個統一的大帝國之中，這是一個地域空前廣闊的帝國，然而，舊有六國的風俗文化等並沒有因為地域的統一而消弭，反而是因為大家都聚到了一起此前文化的差異導致矛盾不斷。為了消除這種因不同文化造成的矛盾，秦始皇就需要統一人們的思想文化認知了。焚書當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它是維護帝國統一的措施。

西漢建立之時社會經濟因為戰亂遭到了極嚴重的破壞，從劉邦到漢景帝幾代帝王都奉行黃老之學，實行無為之治，著力於恢復發展社會經濟。到漢武帝繼位之時，國家經濟已經有了極好的發展了，但由於國家長期的無為而治導致了各類社會矛盾的爆發，影響著國家的統治。在百家學說中，儒學有維護等級制度的學說內容，推廣儒學無疑就有利於加強自己的統治了。

綜上所述，焚書和獨尊儒術都是在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其發生的主要原因都在於維護君主專制的統治。當然獨尊儒術比焚書溫和了許多，但焚書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明顯比獨尊儒術時要複雜得多。

可以稱為異曲同工

都是透過文化層面來強化統制加強君權

秦始皇焚書獨留秦書，是為了削弱六國的文化影響，增強秦國的文化認同，避免內部文化離心

漢武帝獨尊儒術，則是利用儒學“君權神授”的理論來強化自己的地位為自己代言

眾所周知：漢武帝乃漢景帝第十子，卻在最終登上了皇位

這個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封建社會，肯定少不了被念念叨叨，漢武帝自己心裡也沒底。

需要找點東西來強化心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