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 年 6 月 3 日，郭富從廣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寫下了給印度總督的報告，稱 :5 月 30 日中午 12 點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臺發現，許多非正規部隊在其陣地之後三、四英里處的山腳下（似為白雲山一帶）集結列陣。他遂率軍進攻。對方且戰且退，隨即又聚合反攻。由於大雨，英軍的燧發槍無法射擊，對方與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對方因作戰不利亦後退。回到四方炮臺後，他又發現有一個連的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歸，即派海軍兩個連攜帶不怕雨淋的雷擊槍前往救援。救援英軍發現該連被數千民眾包圍，開槍驅散民眾，救回該連。 5 月 31 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餘保純，若不停止此類行動，將中止先前達成的停戰協定。至當日中午，民眾聚集了 1.2 萬至 1.5 萬人，包圍英方陣地。餘保純前往勸解，民眾撤離。

現如今對三元里抗英的各種宣傳，都已經過不同程度的渲染。以下摘自《天朝的崩潰》中對此事件的評價：

　　即便按照中方文獻的記錄，殲敵10餘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項大的勝利。因為戰爭的軌跡並未因此而改向，英軍此後仍肆虐於中華大地，清王朝最終仍歸於失敗。　　因此，從軍事學術的角度來觀察，三元里抗英之戰雖有意義，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戰果大小的分歧並無決定性的意義。　　然而，在當時和後來的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不是戰鬥的結果，而是戰鬥的可能發展趨勢。這些論者們宣稱，若不是餘保純的勸解，擁有獲勝能力的民眾就有可能消滅廣州城北的英軍。這在當時的文獻中有著明確的表露。例如，三元里抗英之戰結束不久的長紅，長紅不久後的《盡忠報國全粵義民諭英夷檄》，以及戰後士子何大庚於1842年11月的《全粵義士義民公檄》等。這三篇文獻為當時流傳甚廣的民眾方面的宣言，多為後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來，我們會發現這些宣言的調門是越來越高。第一篇僅稱若非餘保純勸解，英軍首領不得下船。第二篇提升至民眾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殲英軍。第三篇又再提升至英軍因恐民軍之威力，方肯以600萬元退兵，否則將“破城焚劫”;若非佘保純的釜底抽薪，就不會再有“數省禍延”的災難！　　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戰所以獲此戰績，主要原因在於天時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溼了英軍的燧發槍和火藥，使之不能發射，這就使民眾在兵器上提升至與英軍同等的水準，皆為冷兵器。又由於英軍不諳地理，縱深追擊，結果1個連迷路而被民眾團團包圍。如果離開了這些條件，像5月31日那樣，以萬餘民眾去攻打英軍據守的四方炮臺，局勢完全會兩樣。　　世界各國民眾反對侵略的歷史巳經表明，他們最為有利有效的戰法是游擊戰，即憑藉地理環境的熟悉，抗敵鬥志的高昂，設計消滅單獨活動的敵軍小部隊，切忌使用正規的陣地戰。以裝備落後、缺乏訓練、組織指揮不嚴密的三元里等北郊各鄉的民眾，強攻擁有先進武器的英軍陣地，其結果將會與民眾在宣言中的說法完全相反。　　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三元里等處民眾的各種長紅、檄文，都是寫於英軍退出廣州之後的。這種事後的張大其詞，很有可能就是鼓動民眾的宣傳，原本不必一一引用而作檢討。但是，這麼一種宣傳，不僅使廣州地區以外的官紳民眾所深信不疑，寫入其他官私文獻，為這場極有可能獲勝的抗爭被扼制而嘆息；而且隨著時間的推延，宣傳次數的增加，宣傳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這種說法，這可見證於1843至1849年廣州民眾反入城鬥爭時的各種官私言論；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陷落，相信這種宣傳的咸豐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紳組織民眾收復廣州並攻佔香港！　　時為兩廣總督祁壎幕客的梁廷枬，頭腦稍為冷靜，其著作《夷氛聞記》中並沒有採用民眾方面的這些宣傳，而是提到另一種說法，即三元里等處民眾的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剋日全幫退虎門外”。時下流行的各種論著，大多采用了梁氏的這一說法。　三元里體現了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最近幾十年的宣傳，將之提升為人民群眾（或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民族主義。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傳統的“天下”觀念、“夷夏”觀念。三元里民眾無法置身事外。儘管他們在外來侵略面前持武裝抵抗的姿態，但此中體現出來的當屬由屈原、岳飛、史可法等英傑代代相傳的傳統樣式的民族主義；而他們在長紅、諭示、檄文中毫無躲閃地公開宣佈對一切外國人的鄙視，又與“天朝”的態度並無二致。當人們認知中國包含著“天下”，即中國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時，當人們還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國以外地區的文明時，他們身上的那種傳統的民族主義雖可以產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壯舉，但畢竟不合時代節拍。　　我以為，近代的民族主義的蕞基本的特徵，便是國際觀念，承認各民族的對等，反對異民族的壓迫。而在中國，具有國際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大體萌生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經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闡發宣教，成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　　具有國際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在西方是伴隨著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而產生的。在此期間的《聖經〉翻譯成被視為“土語”的民族語言，教會勢力在日益壯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縮，各級封建領主勢力被國家政府權力削弱諸環節，使得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識到自己的民族，認同了自己的民族。而這種民族主義又反過來催生、助長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　　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很早便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單獨的民族，就傳統的民族主義而言，中華民族並不存在著民族意識覺醒的問題。問題的真正要害在於，具有國際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又如何從具有“夷夏”觀念的傳統民族主義的母體中胎生。　　就這一層面進行討論，三元里民眾抗英鬥爭就不是毫無貢獻的了。　　若視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為正常現象，那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則是在非常狀態中產生的。它主要不是由內部條件，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列強的侵略，直接導致了三元里、反入城等等在“夷夏”旗幟下的反抗，後來又發展到反洋教、義和團一類的排外主義的舉動。可以說，正是由於列強的百般蹂躪，使得“夷夏”觀念（傳統民族主義）經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形態）而進至近代民族主義。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排外主義本身的落後性，但它又確實是傳統民族主義至近代民族主義異變過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階梯。這是歷史的合理性。同樣，我們也不否認，排外主義作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產生過程中的階梯，使之一開始就帶有容易走極端道路的血緣遺傳性的毛病。三元里民眾抗英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一系列異變過程中的最初的鏈環。　　如果說三元里民眾抗英鬥爭在客觀上是一種愛國行動，那是絕無疑義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眾在主觀上漾溢著愛國主義精神，似缺乏推理演繹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節的起首就專門討論並判明瞭三元里民眾抗英的起因——英軍的暴行。這一起因的真正意義在於：三元里等處民眾進行的是一次保衛家園的戰鬥，而不是投身於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儘管其中的某些士紳，有著傳統民族主義色彩的號真實存在。根據茅海建於《天朝的崩潰》中的研究：

原因：1.英軍開啟中國人的棺槨。2.英軍劫掠財物。3.英軍強姦、調戲婦女。

三元里，廣州城北一個小地方，估計是中國近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村子。因為歷史教科書向一代代人講述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我們都會條件反射地將它與“近代史上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第一次勝利”劃上等號。

愛國主義的宣傳和教育是必須的。前提是，這種宣傳和教育必須基於史實基礎。如果事實本身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完美，光憑感情的孱入與拔高固然可以賦予其煽動性，但是，這已經失去了歷史最基本的求真功能，跟神話沒什麼區別。

最愛君因此覺得，有必要重新講述一下歷史上真實的“三元里大捷”。

01

1841年5月，廣州城外。英國的艦隊停泊在水面，等待清朝在和戰之間作出最後的選擇。

這是鴉片戰爭的第二個年頭。道光皇帝是個典型的選擇綜合症患者，時而主戰，時而主和。他對英軍的實力全然沒有概念，每一次戰與和的最高指令，都要基於一線官員或真或假的戰報，綜合研判後下達。

主和的琦善此時已被撤換，廣州來了主戰的奕山。奕山調兵遣將，將廣州城的守備軍力（包括鄉勇）充實到了8萬人。他在等待一次輝煌的勝利。

21日晚間，奕山密令炮船偷襲英軍艦隊。此後幾天，清軍的水上力量遭到了英軍的狂毆痛扁。

這場水戰之後，中英雙方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廣州方面認為，夷人水上功夫了得，但如果登陸，在岸上打一仗，清軍是有實力教訓他們的；英國人也認為，光靠水上的勝利是不夠的，是時候登陸廣州城了。

於是，新到任英軍司令臥烏古的一支部隊在廣州城北邊登陸，結果，如入無人之境，很快佔領了城北門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廣州城，頃刻間暴露在這群印度及英國士兵的射程之內。

27日早晨，正要下令攻打廣州城門之時，臥烏古接到了英軍全權代表義律的信。信中說，廣州知府餘保純已同意支付600萬元贖城費，並保證奕山及調入廣州的軍隊六天內撤離。作為回報，義律答應不破壞廣州城，臥烏古應停止進攻。

臥烏古的五千人部隊原計劃登陸後一兩天內即可攻佔廣州。但義律和餘保純進行的停戰談判，令這支部隊無所事事地駐守在了城北高地。

19世紀的殖民戰爭實行“以戰養戰”的後勤政策。吃喝拉撒，成了問題。

28日，部分英軍不受控制，開始下山侵佔北郊最好的民房，搶劫村民的糧食牲口，挖掘奇異的墓葬，甚至發展到姦淫當地婦女。

歷史教科書上引以為傲的三元里民眾抗英事件，就是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廣州城被保全下來的同時，三元里一帶的村莊遭到了侵擾。

激烈的情緒迅速擴散，整個三元里很快躁動起來。

02

革命史學家認為，三元里事件起因於三元里民眾愛國情緒的高漲以及對侵略者的憎恨和反抗。

典型代表是老一輩史學家陳錫祺教授，他在相關論文中指出：“廣東人民激於愛國熱情和對侵略者的憎恨，勇敢無畏地走上鬥爭的最前線，高舉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大旗，沉重地打擊了野蠻、兇殘和貪婪的侵略者。”

類似的經典表述很多，成為教科書講述三元里事件的史學支撐。問題是，三元里民眾受得起這頂大帽子嗎？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辨析兩個關鍵點：第一，廣東人民（包括三元里民眾）憎恨侵略者嗎？為什麼憎恨他們？是不是因為愛國熱情？第二，三元里事件是否沉重打擊了侵略者？到底打贏了沒有？如果贏了，贏了多少？

先說第一關鍵點。

可以肯定地說，當時，中國人還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盛行的是忠義觀和夷夏之防。

忠義觀，即對皇帝的效忠，只有受過傳統教育，以及藉此走上仕途的讀書人才有這種觀念。普羅大眾，尤其是擅長外貿的沿海民眾，對遠在帝都的皇權，及其所代表的帝國，並無多大的認同度。

夷夏之防的觀念則更有意思。對民眾來說，英國人當然是“夷”，但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洲人，長期以來在漢人的心目中也是“夷”，不能代表正統。都是“夷”，效忠哪個都不算效忠。

總之，愛國的觀念，是後來的史學家強行安裝在三元里民眾腦袋裡的。

真實的歷史是，鴉片戰爭期間，包括三元里在內的廣州大批民眾自動充當了英國軍隊後援，或背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引路參與作戰等。根據清朝的官方資料，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這個龐大的群體在當時被稱為“漢奸”。

林則徐在各種場合痛罵漢奸，說這些漢奸有的穿著官兵的衣服，有的穿著洋人的衣服，既為英軍作帶路黨，還幫助英軍打清軍。

1841年2月，琦善在連吃敗仗的情況下，上書道光皇帝哭訴，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民眾除了做漢奸之外，還都被英軍的小恩小惠誘惑收買，以助敵勢。

你們看，不管是滿族官員還是漢人官員，都使用了“漢奸”這個詞。說“漢奸”，而不說“清奸”什麼的，強調的是漢人中的奸細，而不是大清帝國的奸細，很明顯帶有種族區隔意識。這反過來也說明了，滿清政權對一般漢人的敵視，以及一般漢人對滿清政權的漠視。

插句題外話：由於滿漢的區隔一直未能完全消弭，幾十年後，當章炳麟、孫中山以漢族主義相號召，很快就將社會的反滿情緒調動起來，三下五除二，瞬間把滿清政權顛覆掉了。

鴉片戰爭時期，民眾不受僱於清廷，沒有理由為清廷賣力。在他們眼中，沒有忠義，只有利益。誰給錢，誰對咱們好，就給誰幹活。

與清廷對民眾的漠視/敵視相比，英軍在發動鴉片戰爭之前，已經做了相對充分的情報工作，知道中國東南沿海的民眾愛做貿易，不愛韃靼統治者。所以，要求在戰爭中“儘量少與人民作對”。

義律用中文四處張貼布告，強調英軍的作戰物件是中國的朝廷，不是中國的民眾。這些佈告還暗示，滿清調入廣東的軍隊才是民眾的禍害，想想你們經受的搶劫和掠奪，是不是這樣？他試圖讓廣州人相信，英國人才是“這座城市真正的保護者”。

果然，廣州的民眾都是很現實的。在兩軍對戰的時候，他們隔河觀看，態度中立。

03

那麼，為什麼還會發生三元里事件呢？

如前所述，原因不在民眾的愛國或反侵略熱情，而是部分英軍違背了不與人民作對的命令，騷擾村莊，激起反抗。

駐紮在廣州城北高地的英軍，下山到三元里一帶村子徵掠財物，夜間巡邏兵還幹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農民是出了名的“忍者”，這些過分之事，引起他們的抱怨是肯定的，但要讓他們操起傢伙，以命相搏，卻還不到那個程度。

按照美國曆史學者魏斐德的說法，真正激起民眾激烈反抗的是，英軍觸碰了他們的底線，褻瀆了他們傳統價值中的“孝”和“義”，具體是由兩件事引發的：

第一件事，英軍中一個由印度土著組成的步兵團進入當地一座廟宇，一個軍官出於好奇，挖開墳墓，亂拋屍骨。沒有什麼事情比這種褻瀆行為更能使孝順的中國人震怒。

第二件事，這些印度兵強姦了三元里附近的良家婦女。當時人梁廷枏的記載是，夷兵“大肆淫掠，奸及老婦”，連老婦人都不放過。可以想象，村民因為自己或鄰居的妻女受辱而被激起的反抗情緒有多強烈。

5月29日，一隊英軍巡邏兵在三元里一帶停留。一些士兵強行闖入農民韋紹光家裡，企圖汙辱家中的主婦。

一些史學家懷疑，韋紹光有秘密會社天地會的背景。於是，這場未遂的汙辱其妻的行為，釀成了三元里民眾與英軍之間的第一場衝突。韋紹光則成了號召民眾抗英的領袖之一。

當時，村民拿起棍棒、鋤頭等冷兵器武裝自己，同時鳴鑼召集四里八鄉的男人加入戰鬥的行列。

所以，三元里事件是民眾激憤於英軍的暴行而進行的本能反抗，是一場保衛家園的戰鬥。後世史學家把它提升到了反帝愛國運動的高度，已經超越了三元里民眾的思想認識，並不是歷史的真實。

04

現在說第二個關鍵點：三元里民眾抗英成功了嗎？

5月30日，早上，太陽猛烈。三元里一帶集結起來的五千民眾，在英軍營地前的一座小山上形成對峙。臥烏古命令兩個團發起進攻，三元里鄉民有序撤退。

緊接著，越來越多人加入抗英的隊伍。其中包括了一些裝備有槍支的鄉勇、水勇。受此鼓勵，民眾舉起三星旗，迎著英軍的槍彈反攻，但很快又被英軍擊退。

下午一點鐘左右，山裡突然電閃雷鳴，暴雨如注。

正是這場暴雨造就了中國近代史上最神奇的勝利。英軍的火槍被澆溼無法使用，加上對地形不熟悉，一些士兵被狙擊，落荒而逃。

天黑以後，英軍派出兩連海軍陸戰隊，裝備了新式的、不怕潮的槍支，打散三元里民眾，成功救出了被圍困計程車兵，於晚間九點鐘回到營地。

這一仗，靠著天時地利，三元里民眾打贏了。

不過，中英雙方對傷亡人數的記載分歧很大。英方的報告是，三元里之戰英軍共有5人死亡，23人受傷。中方奕山的報告稱，三元里等村鄉勇擊斃英軍十餘人。

這一仗，英軍損失了一名小軍官。但中方說是我們擊斃的，英方說是中暑死的。

後來，許多人在記述三元里之戰時，將英軍被擊斃人數提高到了二百餘人，最高的說法甚至達到了748人。這些都有自我邀功或者誇大事實的嫌疑，不值一駁。

歷史學者茅海建統計指出，即便按照英方的記錄，擊斃/打傷英軍二三十人，放在鴉片戰爭諸場戰役中，這一戰果也排到了第4位。然而，這雖然值得稱道，但算不上偉大的勝利，因為戰爭的軌跡並未因此而改變。

正如我們上面說到的，三元里之戰的勝利，是老天爺幫忙，帶有很大的偶然性。

05

然而，很多人不這樣想。革命史學家不這樣想，當時聽聞三元里之戰計程車紳、官員也不這樣想。

5月31日早晨，當勝利的訊息傳開後，越來越多民眾聚集到英軍駐地對面，人數達到了兩萬人左右。

臥烏古捎信給廣州知府餘保純，說如果敵對行動持續下去，他就要下令攻打廣州城了。

餘保純趕緊解釋，這場對抗，官方實不知情。他隨後作了三元里民眾士紳領導者的工作，聚集的民眾很快散去。一場如臨大敵的對峙就此結束。

6月1日下午，英軍撤退，登上軍艦。廣州城解圍。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以中英當時的軍事實力而言，如果不是餘保純出面勸解，英軍攻下廣州城只是時間問題。

但是，當時和後來的人們沒有這種理性。三元里事件後，一些士紳領導撰寫的長紅（長幅紅紙書寫的通告）肆意誇大此戰戰果，不僅捏造英軍傷亡人數，還偽稱擊斃了侵華英軍總司令伯麥、英國軍艦加略普號艦長霞畢（荷伯特）。這兩人都在清廷的懸紅名單內，一人賞銀五萬元。有意思的是，負責懸賞事宜的奕山接到多起自稱擊斃上述二人的報告，但最後都未按格奏賞。原來都是騙賞金來的。

這些夾雜著謠言的戰報，利用當時資訊獲取的不對稱，一點點擴大影響。李星沅、包世臣等一批著名的外省官員都堅信，三元里之戰是大勝，不是小勝。他們認為，三元里事件中的“義民”可以利用起來，取代清軍水師，直接走上前線對抗英軍，這樣就能扭轉整個戰局。

整個帝國的官僚精英，軍事常識缺乏到這種程度，怎能不敗？

可憐可嘆啊，人們寧願相信裝備落後、缺乏訓練的三元里民眾可以拯救頹敗的帝國，而不願好好過過腦子，英軍數千人為什麼就能揍得整個帝國滿地找牙，他們兩年間在沿海城市攻城略地，遊刃有餘，優勢到底在哪裡。沒有人願意正視這個難堪的差距，只願意沉迷在自己偽造的勝利神話裡。

最慘的是餘保純。他為保住廣州城立下大功，卻被當作阻礙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漢奸”。所有人都說，如果不是餘保純驅散三元里抗英民眾，當時駐紮在廣州城北的數千英軍早成了刀下鬼，從而英軍將徹底戰敗投降，就不會有後來清廷的割地賠款了。

理性的功臣總是被誤解，被謾罵，而善於煽動情緒的噴子，總是被追捧，被信奉。這是所有時代的悲哀。

最後，最愛君說明一下，寫這篇文章有兩個初衷：一是告訴大家真實的“三元里大捷”，是一次偶然的、不可複製的勝利；二是告訴大家餘保純是保住廣州城的大功臣，他從三元里之戰後揹負“漢奸”罵名，是歷史最大的不公正。

三元里抗英事件歷程

1840年6月，英國發動對華的鴉片戰爭。

1841年5月25日，英軍攻陷廣州城北諸炮臺，設司令部於地勢最高的永康臺。

5月29日，英軍劫掠隊到三元里一帶搶掠燒殺，姦淫婦女。三元里村民擊退來犯小股英軍。

5月30日，當地士紳何玉成聯絡附近103個鄉的群眾，誘敵至牛欄岡丘陵地帶。時大雨驟至，英軍火槍受潮不能發射。團練民眾冒雨反擊，將英軍分割包圍，肉搏鏖戰。追擊過程中，英軍第三十七團的一個連（60人）被義軍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僱傭兵被刀砍斃傷。後英軍支援，被困2小時後，撤回四方炮臺。

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圍四方炮臺。臥烏古不敢再戰，轉而威脅官府，揚言毀約攻城。奕山等聞訊恐慌，急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先安撫英軍，復率番禺﹑南海兩縣令向團練中士紳施加壓力。士紳潛避，團練逐漸散去，臺圍遂解。

三元里抗英真實存在證據三元里人民討英繳文三元里抗英存在問題主觀上的保衛鄉里，尊王攘夷的傳統民族主義構成客觀上的上的現代愛國主義。

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傳統的＂天下＂觀念、“夷夏＂觀念。三元里民眾無法置身事外。儘管他們在外來侵略面前持武裝抵抗的姿態，但此中體現出來的當屬由屈原、岳飛、史可法等英傑代代相傳的傳統樣式的民族主義;而他們在長紅、諭示、檄文中亳無躲閃地公開宣佈對一切外國人的郡視，又與“天朝＂的態度並無二致。當人們認知中國包含著“天下＂，即中國是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時，當人們還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國以外地區的文明時，他們身上的那種傳統的民族主義雖可以產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壯舉，但畢竟不合時代節拍。

2.英軍真實傷亡人數較少，且多印度僱傭兵

傷亡人數，隨軍軍醫麥華生回憶“在此次小戰鬥中，第二十六團喪失了三個人，一個軍官、十個士兵受傷”，“（另外一個走失的連）三個人被害，一個軍官、三十個士兵受重傷。“考慮到重傷的很可能會死去，此軍醫記錄的很可能是整數，之後英國遠征軍陸軍司令郭富（V.H.Gough）在給印度總督奧克蘭伯爵的報告中稱，在三元里事件中，英軍有5人死亡、23人受傷，如果按英軍對外告稱的只有實際一半計算，則實際最終為10人死亡、46人受傷，共56人。

綜上所述，這一起因的真正意義在於：三元里等處民眾進行的是一次保衛家園的戰鬥，而不是投身於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儘管其中的某些士紳，有著傳統民族主義色彩的號召，但他們著力的重點且最具影響力的，仍是對保衛家園的宣傳。不過三元里人民不畏英夷，以及其客觀表現的愛國精神還是值得鼓勵和宣傳的。

三元里抗英事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軍隊與非官方武裝力量間在廣州市郊外三元里發生的衝突事件。

三元里是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841年5月，佔據廣州四方炮臺的英軍到三元里搶掠財物、強暴婦女，當地人民奮起反抗，打死數名英軍。隨後，三元里附近103個鄉的群眾包圍了四方炮臺，並誘敵至三元里牛欄崗。當時恰逢傾盆大雨，英軍槍炮皆啞，手持刀、矛、鋤頭的民眾乘勢猛攻，人數越聚越多。英軍增援部隊到達後，才解救了被圍困的英軍。

1841年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圍四方炮臺，英軍驚恐萬分，逼迫廣州知府強行解散了抗英隊伍，英軍撤出虎門時發出告示，恫嚇中國人民“後勿再犯”。中國人民當即發出《申諭英夷告示》警告英軍“若敢再來，不用官兵、不用國帑（tǎng），自己出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各鄉慘毒之害也”！

三元里抗英鬥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第一次自發的大規模抵抗外國侵略的鬥爭，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抵禦外敵的愛國精神。

證據: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廣園西路三元里村北面。原為三元里村民供奉北帝的三元古廟，建於清初。建築面積446平方米，3間磚木結構建築。館內陳列三元里抗英的文物史料，系統地介紹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的史實，有三星旗、三元里百姓討英檄文、繳獲的英軍軍服、大刀長矛、伍紫垣印章等文物與資料 。

1841年5月25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英軍攻陷廣州城北諸炮臺，設司令部於地勢最高的永康臺。永康臺土名四方臺，距城僅一里，大炮可直轟城內。清軍統帥奕山等畏懼求和，5月27日與英訂立《廣州和約》，以支付英軍贖城費、外省軍隊撤離廣州等條件，換取英軍交還炮臺、退出虎門。 但和約墨跡未乾，英軍就不斷竄擾西北郊三元里及泥城、西村、蕭岡等村莊，搶掠燒殺，姦淫婦女。廣大民眾義憤填膺，各地團練共圖抵抗。29日，三元里村民擊退來犯小股英軍。次日，南海、番禺百餘村團練手持戈矛犁鋤，群起圍困永康臺。相持近半日，英軍司令臥烏古（郭富）親自帶兵出擊。 團練且戰且退，誘敵至牛欄岡丘陵地帶。時大雨驟至，英軍火槍受潮不能發射，團練民眾冒雨反擊，將英軍分割包圍，肉搏鏖戰。英軍一個連隊幾遭全殲，其餘逃回炮臺。31日清晨，廣州手工業工人以及附近州縣如花縣、增城，從化等地團練也陸續趕來，圍臺民眾增至數萬，相約餓死英軍。 臥烏古不敢再戰，轉而威脅官府，揚言毀約攻城。奕山等聞訊恐慌，急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先安撫英軍，復率番禺、南海兩縣令向團練中士紳施加壓力。士紳潛避，團練逐漸散去，臺圍遂解。

條約簽訂之後，英軍在等待廣州當局履行條約規定的賠款期間，在三元里的集市上和附近搶掠了幾個寺廟，還強姦了幾名當地婦女。廣州地區長期的拉鋸作戰，本來就使百姓非常的疑慮害怕，英軍的暴行激起了百姓們的強烈憤慨。在當地士紳的召集下，大量的當地農民扛著大刀鋤頭糞叉和梭標向英軍發起了攻擊。憤怒的村民在5月30日早晨包圍英軍佔據的四方炮臺，英國的好戰將軍郭富當即率領三個連的英軍外加孟加拉僱傭兵出擊。英軍稍微攻擊了一下，就把在樹敵底下喝茶乘涼的村民們嚇跑了，英軍繳獲了村民的武器，還有幾桶茶水。喝完茶水後英軍接著追擊逃跑的村民，追了幾里之後英軍決定撤退。當時將盡六月，廣州地區很熱，英軍的軍服為汗水溼透，加上地形不熟，天空陰雲密佈，眼看就要下雨了。看到英軍撤退，村民們又都圍了上來，天降大雨，英軍武器失靈，戰鬥力大減，村民們稍是追擊後也撤退了。如果結果真是這樣，三元里就不會被傳頌千古了。

無論三元里抗英給英軍造成多大的傷亡，但他是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起始，象徵著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才使中華民族屢遭危難而國不亡，延續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三元里抗英當然真實存在。

三元里是哪呢？在清朝時期，三元里是廣州城北的一個小村莊，英軍佔據廣州以後，壞事做盡，甚至還跑到城外去了，三元里離廣州城不遠，自然就成為英軍的目標。

對三元里抗英的歌頌已經夠多了，我的看法一開始也是與書本上一致，認為意義有多重大。

看得多了，回過頭來再看，並不覺得有什麼稀奇的。

排除英軍外國人的身份，三元里其實就是同一夥土匪的鬥爭。有一夥土匪到了三元里這個小村莊搶劫，在官府指望不上的情況下，村民們當然要抗爭，不管是有組織的還是自發的。

所以所謂得三元里抗英其實與反抗山賊土匪搶掠是一樣的，三元里村民知道他們這是反抗外來侵略嗎？肯定不知道啊。至於所謂的討英檄文，我持懷疑態度。一個小村莊裡會有人寫出這種文章來。當然，三元里畢竟離廣州城比較近，有秀才生活在那裡也是有可能的。我就不做評論了。

接上面的話說，鄭沂因為這夥土匪的英國人身份，才使得這場鬥爭有了意義。但在歷史上究竟有多重要呢？

三元里的村民真的具有愛國主義嗎？或者說他們的愛國主義和我們理解的一樣嗎？

總之，我對後人分析出來的三元里抗英鬥爭的各種意義持懷疑態度，對三元里村民的思想覺悟是否有這麼高持懷疑態度。

三元里是州北邊的一個小村莊。1841年5月，英軍攻佔越秀山四方炮臺，與當地清政府簽定《廣州和約》。英國人得到賠款後，同意撤回香港。在此期間，有英軍士兵到三元里搶錢搶女人，激起民憤，於是三元里與附近一萬多鄉勇聚集，帶著諸多冷兵器，向英屬印度軍襲去。一萬多鄉勇將30多人的英屬印度陸軍團團圍困，英軍派兩個海軍連支援，兩個小時後，印度軍撤回四方炮臺，鄉勇又圍困四方炮臺，然後英軍總懷念通知廣州知府餘葆純，若鄉勇不撤，英軍將屠廣州。餘葆純問詢上級，上級為避免《廣州條約》被廢，令餘葆純勸退鄉勇，餘葆純也因此擔上了賣國的罪名。

三元里抗英是真實存在的，依據是當年聚集議事的北帝廟依舊存在，現在是抗英紀念館，裡面有當年繳獲過英軍的物品，還有犧牲的烈士紀念碑。

為何總有人提出些已有歷史定論或事實的事，作出懷疑或者否定的問題？而提出者卻自已提不出任何依據？這不是學術的爭鳴！而是作亂！

是真的，情況跟歷史書差不多，但殺英軍人數就冇咁多，有誤殺那些猶太人，屯兵廣州的新疆人(認作紅毛鬼)兩，三千人之多，清政府息事寧人，撥地厚葬在在現廣州火車站旁的猶太墳場，清真墳場，三元里都是以宗族聚居，族人不惜生命保鄉，保土。早於三元里抗英七年，珠海淇澳島(蘇兆徵烈士故鄉)就有打敗英軍，英軍倍三千倆白銀給淇澳鄉民。這兩次抗英鬥爭是啟示孫中山先先作《三民主義》，《民族》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