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封建體制自身的弊端，在北宋社會的重重矛盾中要想推進一項改革，可以說是舉步維艱，必然會觸犯到很多守舊派的利益，而他們必然也會千方百計地阻礙改革。

范仲淹提出的澄清吏治、富國強兵等措施很明顯就是針對當時社會上詬病已久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提出的，而且初期推行的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那些保守派卻根本不管什麼國家利益，一旦改革威脅到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便瘋狂抵制，導致很多改革措施還沒有實施就被廢除了，再加上宋仁宗的改革決心也不堅定，慶曆新政迅速破產。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還有北宋朝廷的朋黨之爭，那些保守派攻擊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這恰好是宋仁宗最不願看到的，因此范仲淹等人時刻戰戰兢兢，無法集中精力推行改革。

再加上改革派的措施太過冒進，也就是自身原因，改革派任用的官員也往往敷衍了事，甚至與百姓發生衝突，諸多因素之下，慶曆新政很快就失敗了。

慶曆新政，中國宋代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慶曆四年三月，更定科舉法。

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慶曆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宋仁宗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貶到鄧州。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在陸續施行的過程中，遭到他們的阻撓。反對派的謗議愈來愈甚，甚至誣衊范仲淹與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為朋黨。慶曆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慶曆四年（遼重熙十三年）五月初，遼朝決定討伐西夏，遣使告宋並派人前往宋朝河東境內的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岢嵐軍（今嵐縣北）探測攻夏的進軍道路。范仲淹提出遼、夏雙方聚兵於河東路境外，萬一雙方聯合南下，河東路將被攻佔，並故意誇大局勢的嚴重性，堅決要求親自前往處理。六月下旬，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富弼則強調遼軍如果攻宋，必定重點進攻河北路，自願前往訓兵備敵，八月初，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其實他們都是為了逃避夏竦造謠毀謗可能帶來的災禍，雖保留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的官職，但已不再參與朝政。

十月初，宋夏議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張方平等借小事攻擊宰相杜衍的女婿蘇舜欽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員，江休復、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職或罷職，以致王拱辰宣稱被他一網打盡，改革終於走上末路。

慶曆五年正月中旬，遼使到開封告知遼夏戰爭結束，這是對宋友好的表示，遼、夏威脅相繼解除。同月下旬，仁宗認為天下已經太平，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同日被罷免而出任地方官。守舊派代表賈昌朝、陳執中接替杜衍、章得象而任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這次因在慶曆年間進行而史稱“慶曆新政”的改革，最後失敗。

北宋兩次改革在中央集權統治一體化中起了一定的調節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設定“祠堂”、“義莊”、“族產”、“族規”、“鄉約”，發揮了宗法血緣的統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頓，如慶曆新政中的“均公田”、“厚農桑”，“減搖役”。

以上這勢都是書宋兩次改革對專制豐只中來集權一體化的調節和加強的措施。從社會的改進，歷史的發展來說，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沒有成功，但從加強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一體化來衡量，如透過官僚機構的調整，財政經濟的治理，“重農桑”、“均公田”、“減搖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併，擴大了財政稅源，這就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體化的統治,一定程度的延長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壽命。

慶曆新政主要只限於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不敢太多地接觸到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

慶曆新政是北宋仁宗慶曆年間的政治改革。宋初以來，大地主兼併土地日益劇烈，戰爭頻發，加以契丹渝盟，軍費與歲幣增加，農民負擔加重。慶曆時，各地陸續發生農民起義。統治階級部分人士為克服危機，相繼提出改革意見。慶曆三年（1043）8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9月，他們提出十項改革方案：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大部都被仁宗採納，頒行全國，號稱“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權，實行時遇到強烈反對和阻撓。1045年，主持“新政”的主要官員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仁宗搞慶曆新政，其實只是有改革的想法，卻沒改革的決心，周圍的人一片攻擊，他就動搖了。加上慶曆新政對北宋的頑疾而言，只能算是撓癢癢，實際上作用不大，而且他正面硬槓上至勳貴，下至吏員，朝廷從上到下全是反對者，必然難以長久。

針對冗官問題，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其核心是減少不合格官員的數量，削減因為家庭背景而當官的人數，同時改革官員選拔和考核體系，選拔出合格的官員。

所謂“明黜陟”，指的是改革官員的選拔機制。由於官僚制度的慣性，宋仁宗時代形成了官員定期“磨勘”的制度：官員按照資歷，文官三年升遷一次，武官五年升遷一次。范仲淹認為，這個制度使官員們根本沒有動力去追求政績，只需熬資歷即可。必須改革磨勘法，根據官員實際的能力和成績來提拔，將那些熬資歷的不稱職者淘汰掉，形成良性的競爭局面。

所謂“抑僥倖”，指向的是官員的恩蔭制度。宋真宗以來，皇帝要向大臣顯示恩惠，便大量地分封官員子弟當官，由此形成了龐大的冗官體系。范仲淹算了一筆賬：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在朝任職二十年以上，竟然能幫助兄弟、子弟二十人在京做官。如果不做出改變，官僚集團的膨脹速度會迅速吃空政府財政。

所謂“精貢舉”，是改革貢舉制度。由於朝廷的考試注重詩詞歌賦，所以招來的人才大多以辭章文采見長，而缺乏真正的治理能力。范仲淹試圖改革貢舉制度，並在學校教育中加強實務訓練。

“擇官長”“均公田”兩項，則是希望謹慎地選擇合格的地方官，避免不合格官員為禍民間。發給官員職分田，讓他們無後顧之憂，不偏不倚地工作，避免貪贓枉法。

官僚階層發現，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們的權力被限制。改革恩蔭制度之後，官員的後代當官沒有那麼容易了，賺錢的機會也少了，而磨勘制度變得嚴密之後，當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當整個官僚階層開始反抗時，范仲淹知道，改革已經進行不下去了。一切都在向著舊軌道滑去。

先來說一下慶曆新政的背景：慶曆新政是中國北宋仁宗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慶曆四年（1044年），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這次改革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它的中心思想是整頓吏治，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

失敗的原因：北宋中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大宋王朝困難重重，於是統治者便倡導改革。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不顧個人安危，直言進諫，便以核心人物倡導慶曆新政。此改革雖然曇花一現，但在北宋的政治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究其失敗的原因：一、仁宗皇帝的昏聵視聽、動搖反覆；二、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法上缺乏整體規劃，過於主觀；三、守舊勢力的一是改革派勢力的強大。

缺點：一是改革派對改革的艱鉅性，複雜性認識不足，準備不夠充分，尤其是人才培養方面稍嫌欠缺的田間下倉促上馬。

二是從革新政策的針對性、可行性來看，也不足稱道。

三是改革缺乏統籌規劃，全面設計，其選擇的突破口不夠恰當。

四是政策的推行機關也執行不力。

總之，由於改革派思想上過於主觀，在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全盤的考慮，這樣就難免使新政在推行上遇到麻煩，因受阻而停頓。

首先，要將慶曆新政的失敗歸結於中國的封建體制上。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改革官制向來是很難得。尤其是在宋朝這樣一個以重文臣，輕武將的政權裡，想要改革官制更是難上加難。但是，由於當時的冗官現象十分嚴重，所以對官制的改革勢在必行。范仲淹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的這一特權，必然會觸動許多大官僚貴族的利益，因此會引起許多官僚地主的反對。這也就是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時會首先在經濟、軍事方面做起，而繞過整治吏治這一問題。

此外，范仲淹的改革條令，不單單只是針對那些無德無能而又屍餐素位的不稱職官員，那些稱職的官員也要被削減俸祿。另外，他還要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如果說整治吏治是為了解決一些毫無才能的官員，因而引起一些貴族官僚的反對。那麼減少科舉的錄取名額，就觸動了全天下以科舉中第為生的讀書人的利益。所以，反對實行新政的絕不止一些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要知道，北宋是歷朝歷代最重視文人的。士大夫階層就是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統治者怎麼會為了實行新政而得罪所有計程車大夫呢？

其次，“朋黨之言”引發了宋仁宗猜忌。要知道，唐朝時的牛李黨爭讓唐朝承受了巨大的後果，那麼，身為統治者當然要以前朝為警，提防朋黨的出現。范仲淹的新政措施觸犯了許多官僚、地主及富商的利益。這些人思想腐化，只知到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利益，而不顧國家的發展。畢竟，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太少，保守官僚又太多。所以，當一個人攻擊范仲淹是朋黨時，宋仁宗不信，但是當幾乎滿朝文武都攻擊范仲淹是朋黨時，宋仁宗不信也得信。因為朋黨的危害太大了，它不僅會危害百姓，更會威脅到統治者自身。所以，防患於未然，宋仁宗還是被他的猜疑知之心所支配，從而結束了慶曆新政。

最後，要從新政本身來說。一個新政的實施，一定要做好實施前的準備工作。但是，范仲淹並沒有很完善的準備便開始了新政。這次新政的改革措施太猛，範圍太大，幾乎涉及到整個政府機構，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足，被罷黜的官員的安置問題不知如何處理。農民也沒有在新政的實施中獲得立竿見影好處。而范仲淹的用人也是一大問題，王安石曾說過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范仲淹手下的推行新政者，大多空發言論而毫無實際作為。這就一方面導致了新政的實施出現了問題，另一方面，眾多官僚攻擊范仲淹為朋黨。簡單些來說，就是范仲淹交友不慎，任用他們反而被坑。

由於各種原因，慶曆新政最終失敗，范仲淹也被貶官外放。

慶曆新政，是指中國北宋宋仁宗在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顯然，其絕大部分措施皆針對吏治，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目的。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

新政的主要內容為：

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

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

同時，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

慶曆四年（1044年），更定科舉法。

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

次年（公元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這次改革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變法結果

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 仁宗對朋黨之論也開始產生懷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五月，范仲淹與韓琦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 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時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 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至此, 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 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新政弊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例如石介，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 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時期:宋仁宗慶曆年間。

代表人物:范仲淹，富弼

改革的原因:官僚集團吏治不清。主要整頓幹部官僚制度，反腐倡廉，隸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

新政改革內容說明:1改變官員升遷制度，以政績考核指標作為考察標準。2限制以特殊背景作為升官及壟斷官位的名額，減少權貴特權。3以真才實學作為科舉取士標準。4加強對地方官員的管控考察，升遷及罷免。5重視農業生產，以農業好壞考察管理官員。減輕賦稅。

當時政治背景:1高度集中地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限制宰相權利。官員權利過大。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2軍事化設定，設立樞密院，掌控兵權。軍隊激增導致財政開支擴大3設三司，掌控財政。

社會原因:1社會化矛盾激增，農民暴亂。2外敵入侵，軍隊戰鬥力低下無法抵禦。

失敗缺點原因分析:1沒有得到官員的支援，大部分官員普遍反對。因為改革動搖官員權利甚至需裁撤大部分官員。2改革的反對派是當時支撐國家運作計程車大夫階層及讀書人家庭。3改革措施不當，新政舉措過激。損害了貴族及官僚階級利益。4改革未能統一戰線，不能結合當時時間情況聯合官員進行徹底的變革。5改革後期，作為當權者的宋仁宗不在支援改革。

我對這個問題略知一二，我來回答一下。

▲范仲淹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三。

一是觸犯了封建官僚體制。

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宋代的“恩蔭”制度導致朝廷養了一大批人，且“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恩蔭制”基本等同於官僚世襲，宋代官僚機構中充滿了坐食祿米的權勢子弟，導致了“蔭序之人，塞於仕路”，“權貴之子，鮮離上國”。而范仲淹變法中強調“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要透過在全國的官僚系統中重新洗牌，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裁減冗官，精簡機構。

▲北宋時期“冗官”現象十分嚴重

一旦變法推行，將直接打破官僚貴族的“恩蔭”特權，這無疑觸動了官僚貴族的根本利益。同時，要精簡科舉選拔的人才數量，避免官員人數過多的情況，這又觸及了全天下讀書人的利益。也就是說，慶曆新政改革，觸犯了包括官僚和文人在內的北宋士大夫階層的根本利益，這相當於要對北宋的統治根基開刀，皇室為了自身利益，只能叫停變法。

二是受到黨爭之說的影響。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對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者將造成沉重打擊，其自身利益將受到很大影響，因此改革越推進，反對聲越高，連當朝宰相章得象都加入了反對派陣營，攻擊范仲淹等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為“朋黨”，抹黑他們要“欺罔皇上，獨攬朝綱”，連曾經支援變法的仁宗都對范仲淹等人產生了猜疑，最終導致范仲淹被貶，新政被廢止。自此之後，兩宋的黨爭逐漸升級，成為了在朝堂排除異己的手段。

▲“朋黨”之爭

三是變法過於激進，政策無法落地。這個原因也是慶曆新政變法的缺點。

首先，改革措施太冒進，“更張無漸”、“規模闊大”。其次，改革的前期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最後就是，范仲淹在用人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弊端。王安石曾經批評他結交朋友時“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實際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也是話多做的少，想法多行動少，更有甚者喜歡說大話，標新立異，言行不檢。例如石介，連原本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 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反對新政者更指責范仲淹等人“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就這樣，原本一場針對北宋時期冗兵、冗官、冗費等社會弊端而進行的社會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此後的宋神宗年間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也僅僅是避開了對統治階級的改革，還被黨派之爭所左右，最終結果依然失敗。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推行的社會改革，在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可能輕易實現，這對處於風雲變幻的12世紀的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新政不會成功大概有三點吧

1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

2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

3改革實施過程本身出現的問題

缺點大概是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范仲淹的用人, 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 結遊士, 以為黨助, 甚壞風俗”。事實上, 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議論多, 而實際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 發空論, 言行不檢。例如石介, 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 自許太高, 低時太過, ⋯ ⋯ 好異以取高”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 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

我來詳細回答下，共分幾個部分，敬請詳聽。

一，臨危受命上《條陳》。

慶曆三年九月，臨危受命的范仲淹應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點改革主張。上書雖是出自范仲淹之筆，但其中的改革思想與措施卻是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的共識。所以《答手詔條陳十事》是慶曆新政的施政綱領。這些措施的絕大部分經過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詔令的形式次第頒佈施行。

這十條措施分別是：

明黜陟。改變只重資歷、不問實績的官員晉升機制，以“約濫進，責實效”，以期政事修舉；

(二)抑僥倖。對恩蔭加以時間等條件限制，不允許官僚為子弟“陳乞館閣職事”。“館閣”主要是藏書機構，並不是位高權重的機要位置，但時人認為是儲才之地，“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不可輕授。透過抑制恩蔭數量與職位，“革濫賞，省冗官”；

(三)精貢舉。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即要求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興辦學校，注重教育；

(四)擇官長。透過層層薦舉的方式，選擇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

(五)均公田。在外為官者，給予“職田”，彌補俸祿之寡，使其生活“豐足”有保障，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

(六)厚農桑。因地制宜，興修農田水利，抵禦自然災害，發展農業生產；

(七)修武備。面對邊防緊張、重兵戍邊的形勢，面對冗兵耗費國家大量錢穀的事實，發展民兵，平時生產，冬閒訓練，寓兵於農；

(八)減徭役。精簡合併機構，減少百姓“義務勞動”的時間。“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

(九)覃恩信。赦書內宣佈的恩澤，即政府的各項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

(十)重命令。改變過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捋順各類規章捍格牴牾的關係，對有法不依的官吏給予嚴懲。

錢穆先生總結說：“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為澄清吏治，范仲淹親自審察地方官吏才幹，尤其重視對負有監察州縣之權的“監司”長官的沙汰。他還派出按察使到各地進行按舉，他任命的提點江東刑獄王鼎、轉運使楊紘、轉運判官王綽就因為競相揭發官吏的“至微隱罪無所貸”，惹得當地官員怨恨不已，將三人“目為三虎”。事情傳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興了。

從整頓吏治下手，無疑是啃硬骨頭，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組織者對此應是瞭然於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歐陽修曾對仁宗上書講了這樣一番話：“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而這擔憂，卻一語成讖，不幸言中。

二，慶曆新政死絞殺。

與王安石變法期間的眾口呶呶，聲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異，彼時改革的反對者直接指責慶曆新政具體措施的言論並不多。這其實不難理解，新政是拿官吏開刀，利益受損的，首當其衝的是各級官吏。

他們的內心，肯定是以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論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看，還是從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視角觀察，都是無可指摘的、正確的。除反映個別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擾民問題外，利益受損的官吏無法也不能公開表達不滿。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們既不能公開反對，便另闢蹊徑，從人事下手，步步為營地對新政組織者與支持者進行打擊。封建社會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臺，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之事了。

於是，接連發生了幾次針對范仲淹一派成員的人事鬥爭。

就在范仲淹上書改革的同一個月，發生了滕宗諒事件。滕宗諒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在當時，稱為“同年”。這本已是時人很看重的一種社會關係，而韓、滕兩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諒得以在西北前線任地方官“知慶州”，就是范仲淹推薦的結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發滕宗諒先前在涇州任職時，“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在中央，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仁宗覺得負責紀檢的人員有些小題大做，說：“邊帥以財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謂李牧故事，是戰國時趙國守邊良將李牧不惜錢財，厚待戰士，“以結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還是派人調查此事。

事情其實並不複雜，但滕宗諒怕連累他人，把相關記錄檔案給燒燬了，這下就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了。圍繞這件事，范仲淹與負責監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雙方互不相讓。最終，在慶曆四年正月，滕宗諒還是受到了處罰，被降級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遠的嶽州。於是就有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岳陽樓記》中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諒的字。

滕宗諒是范仲淹的好友與同黨，在范仲淹整頓吏治之初，就有人對其發難，翻出莫須有的陳年舊賬，居心昭然若揭。陰謀者認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會對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維護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會與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的人事整頓形成鮮明對比，最終隱隱地指向一個“黨同伐異”的罪名。

慶曆四年六月，正當范仲淹、富弼“日夜謀慮”，推行“慶曆新政”的關鍵時刻，被罷黜樞密使職務的夏竦，用極其陰險卑鄙的手段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栽贓。

夏竦被罷免最高軍事長官之職，心中當然不無失落，而著名的理學家石介卻拍手稱快。夏竦的發難就從這位石介先生開始了。

石介曾寫信給富弼，勉勵他們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兩人是千古並稱的賢臣良相。

夏竦出於對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裡模仿石介的筆跡，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與西漢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湯的孫子太甲開始荒淫，就把太甲關在宮裡讓他反省，自己處理政事。後來看到太甲改悔，才將政權交給他。而霍光在無子的漢昭帝駕崩之後，迎立漢武帝孫昌邑王劉賀即位，但27天之後就以淫亂無道的理由報請上官太后廢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議後決定從民間迎接武帝曾孫劉病已(後改名劉詢)繼承帝位，是為漢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廢立天子之事，後人將他們合稱為“伊霍”。這簡直是勸說富弼等人廢掉皇帝，另立明君了。為了將罪名坐實，夏竦還指使女奴偽造了石介為富弼起草的廢立詔書。然後散佈訊息，把謠言傳到仁宗耳朵裡。

皇帝趙禎向來耳根子軟，面對流言蜚語，面對一班元老重臣的鑿鑿之言怎能無動於衷？更為重要的是，“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范仲淹一夥在波詭雲譎的鬥爭形勢面前，退縮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陸續離開中央，標誌著改革派的下臺，預示著整頓吏治、懲治腐敗的慶曆新政的全面失敗。

這年年底，之前不遺餘力彈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發動了對革新派的最後一擊。農曆十一月，進奏院的劉巽、蘇舜欽拿賣廢紙的錢辦酒會，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尋歡作樂。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員，藉著酒勁，寫了《傲歌》，對讀書人的神明——聖人周公與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終與會者被貶。蘇舜欽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薦的人，這次“奏邸之獄”，使改革派在人事上、聲譽上遭到很大打擊。事後，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說：“吾一舉網盡之矣！”

三，“朋黨之爭”帝心疑。

慶曆新政的失敗，原因很多，最明顯的一條，是仁宗的動搖。我們對比一下二十多年後王安石發動的那場“熙豐變法”，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差距。王安石變法推行後，“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眾，而神宗信任之益堅”。王安石甚至提出了驚駭時人耳目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來說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時人都承認，王介甫得君之專，無與倫比。

相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黨”之議甚囂塵上，就疑神疑鬼地終止了改革。這固然有兩位皇帝性格上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兩位帝王在兩場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慶曆新政的領導者是范仲淹，熙豐變法的領導者是宋神宗。神宗不僅是“大有為”的實際發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兩場改革面臨的阻力也不同：熙豐變法中，反對者所指摘的多是改變政策法令帶來的問題，矛頭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慶曆新政中的反對派，矛頭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體內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黨”問題。

人治條件下，人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非但制度規則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沒有好的執行，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從吏治下手，可以說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條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來保障，也不可能發動群眾進行監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寶壓在人的身上。這人，一是下邊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於對改革派人品與名望的信任，面對負面反饋，尚能容忍。但隨著改革的展開，特別是人事調整大刀闊斧地進行，宣稱范仲淹等人“朋黨”的聲音不絕於耳，整個官僚集團騷動不安，這不能不讓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趙宋政權是靠軍事政變得來的，對臣子的防範遠大於對外敵的擔憂。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主用心，常須謹此。”作為太宗的賢孫，宋仁宗趙禎是不會忘記這個教導的。

此外，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問題。

一是涉嫌“朋黨之爭”。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韓琦、富弼先後被任命為執政，歐陽修、餘靖、蔡襄等人併為諫官，過去所謂的“範黨”皆在朝廷。此外，作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於朝。而範黨的政敵呂夷簡、夏竦則被先後罷免宰相、樞密使之職。形勢似乎一片大好，積極支援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著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慶曆聖德頌》，其中有“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之句。范仲淹對石介的作為，惱火不已。

壞事的不僅是石介，歐陽修也因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實。面對朝廷中“朋黨”的指摘，面對皇帝對朋黨的深深警惕與不安，慶曆四年四月，歐陽修企圖重新定義朋黨的概念，以解開皇帝的心結，以堵悠悠眾口。在上呈給宋仁宗的那篇《朋黨論》中，歐陽修指出，朋黨自古有之，只不過有君子之黨，有小人之黨。仁宗皇帝觀此奇文後，滿腹狐疑地問：“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回答說：“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

這無異於全盤接受了反對者的指責，承認了朋黨的存在。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是當仁不讓地以君子自居的，那顯然，任何不與之黨附的人，都不得不屬於小人。這種高擎起兩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變相將所有人群分類歸的做法，客觀上顯然鼓勵了士大夫的結黨。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黨”的標籤，也未必不是空穴來風。

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個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這種猛烈，既表現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也反映在推行的過程中。

從減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葉適說：“惟明黜陟、抑僥倖，最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覺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應該先易後難，“若仲淹先國家之常行，後庸人之重害，庶幾讒間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在壓力面前，宋仁宗倒向大官僚集團一邊。而作為政治犧牲品，范仲淹又一次被罷官。飽經風霜的他憂勞成疾，上書請求南遷，以期葉落歸根，未能如願。宋仁宗皇佑四年，64歲的他舊疾纏身，最後病逝於青州。

中國曆朝歷代的改革無一不是在內憂外患之下，自上而下推動的，因此，無論任何改革一旦觸動官僚集團的核心利益，前功盡棄是鐵律。這是中國的宿命。其實，說到底，皇權專制政體無疑是人治的官本位社會。“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所謂聖賢口中的民本位社會純屬後人無中生有的瞎掰。

與時俱進的改革一旦停滯或夭折，與所謂盛世結伴同行的必然是蕭規曹隨，固步自封，抱殘守缺。所以，歷朝歷代由盛而衰只在轉瞬之間。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自下而上推動的社會變革，華人稱為造反。而造反又無一不是血流成河。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推行新政的原因】

北宋宋仁宗慶曆年間，各地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貧富兩極分化，百姓生活水深火熱。

西北的党項族建立了西夏國，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宋軍大敗，更加激化了國內的矛盾。北方的遼國也趁機向北宋施壓，勒索了大量錢財，一時間北宋政權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北宋社會冗兵、冗政、冗費最嚴重，政府財政開支入不敷出，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這一切都預示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已經迫在眉睫，在這種背景下，以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有識之士開始醞釀一場改革，這就是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內容】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提出條陳十事，具體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澄清吏治，包括明黜涉、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這些措施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上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和冗員現象提出的。二是富國強兵，具體內容包括厚農桑、減徭役、修武備。這主要是針對北宋積貧積弱和冗兵現象提出的。三是厲行法制，這是針對當時朝廷政令朝令夕改，威信不高的情況提出的。

這十項改革措施針對性非常強，可以說是針砭時弊、切中要害，非常具有可行性，可以說就是完全針對北宋社會的弊端和矛盾提出的，而且在改革初期，范仲淹等人也是切實貫徹執行的，因此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時間朝廷風氣為之改變，一派政治清明，欣欣尚榮的局面，受到百姓的歡迎。

【新政結束的原因】

雖說范仲淹主要執行的這一次改革有利於國家，但是他和富弼以及韓琦等人的關係，導致了宋仁宗的不滿，宋仁宗也藉由著他們的朋黨關係結束了這一場新政。

結束這場新政的根本原因卻是因為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影響到了國家的利益，宋仁宗迫於壓力不得不停止了這場變革。在北宋社會的重重矛盾中要想推進一項改革，可以說是舉步維艱，必然會觸犯到很多守舊派的利益，而他們必然也會千方百計地阻礙改革。

范仲淹提出的澄清吏治、富國強兵等措施很明顯就是針對當時社會上詬病已久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提出的，而且初期推行的效果也是很好的，但是那些保守派卻根本不管什麼國家利益，一旦改革威脅到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便瘋狂抵制，導致很多改革措施還沒有實施就被廢除了，

再加上宋仁宗的改革決心也不堅定，慶曆新政迅速破產。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還有北宋朝廷的朋黨之爭，那些保守派攻擊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這恰好是宋仁宗最不願看到的，因此范仲淹等人時刻戰戰兢兢，無法集中精力推行改革。

再加上改革派的措施太過冒進，改革派任用的官員也往往敷衍了事，甚至與百姓發生衝突，諸多因素之下，慶曆新政很快就失敗了。

范仲淹所想要實行的這次變法就這樣失敗了，他主持的第一場新政出發點是好的，雖說失敗了但也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不要搶，我來答！慶曆新政是北宋年間第一次重大改革，這場改革是以北宋的政治改革家范仲淹為主主持的，歷時一年多的改革，結果以失敗告終。關於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歷來學者都有過分析，大多數關於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的探究，主要是泛泛的肯定了范仲淹等人提出的改革計劃，把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籠統歸咎於改革觸犯了官僚貴族的利益。

一、慶曆新政在措施上存在的問題

范仲淹、富弼等人在改革中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等十項措施，前五項措施主要是針對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從教育培養到科舉選拔，從考核升遷到整治貪腐，從推薦有才能的人到平均公田養廉，范仲淹的措施其實成了一種行政體制改革，後三條重點是促進農業生產，為了調動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頒佈一套考核官員獎勵農民的配套制度。最後透過覃恩信和重命令兩項以保證朝廷的各項政策得到貫徹落實。

精貢舉這一項，據《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記載：“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①范仲淹提出地方一級考試，不用把考生的姓名密封起來，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方便考官知道考生是誰，從而對他以往的履歷、平行能力等等進行全方面的考察，但范仲淹想的過於簡單了，這在官本位的獨裁專制社會中是行不通的，名字不遮，考生家長很容易找到考官。也就是說，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制度設計反而為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提供了方便。范仲淹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這觸及了讀書人的利益。因此，改革的反對者絕不是少數朝廷保守派官員，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階層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二、慶曆新政在實行時間上存在問題

改革歷時一年多，這對於社會來說確實是不小的壓力。本身這場改革就是在仁宗皇帝的急切催促下寫成的，方案剛剛擬定後不久，沒有經過認真研究，也沒有做好事先準備，急於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詔頒佈施行，在新政的執行過程中會出現預備不足、準備不充分等問題，所以才會導致新政執行到後期無力應對。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社會基礎的支援，需要得到百姓及廣大人民的支援，而這種社會基礎的培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等人把改革變成了一種解決國家社會矛盾的手段，希望透過這次改革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是不太可能的。政令接二連三的頒佈，大大超出了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在這短短的一時間想要革除積弊，解決問題，其實是犯了一種急於求成的錯誤。

三、“朋黨”問題直擊革命派要害

關於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過後范仲淹也曾就此事深刻反思過這次改革失敗的原因，皇祐元年，范仲淹關於這場改革給他的好友葉清臣寫過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是：

“然國之安危存亡，繫於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於己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者宜弗為也。”②

范仲淹在這封給好友葉清臣的信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有關慶曆新政的內容，但是字裡行間有些話還是可以看出范仲淹對改革、對仁宗皇帝、對國家、對百姓確實是盡心竭力了，同時又把漢朝李膺當時所處的環境借喻自己的處境，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這封信中也暗含著一個導致新政失敗的直接因素，往大了說是范仲淹改革觸及了大官僚大貴族的利益，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往小了說就是新政遭到破壞，被誣觸犯北宋政治敏感區牽涉“朋黨”問題。

關於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與朋黨問題，歐陽修還寫了一篇《朋黨論》，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③可以看出歐陽修寫的這篇《朋黨論》可以說明改革派並沒有結黨營私，危害國家危害百姓。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承認了朋黨的存在，這一點犯了仁宗皇帝的忌諱，改革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四、總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是利益所屬、權力鬥爭的問題。范仲淹改革的關鍵點是靠人治來推行的，他的前提是人們會自覺地大公無私地去落實措施，但問題是人的天性就是趨利避害，是自利的，在沒有權力監督，制度約束下，人們很自然地會做出有利於他自己的選擇，而置國家、社會、他人利益於不顧。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僅是靠幾位賢明的君主，仁人志士說改變就能改變的。這樣看來，范仲淹是在以一種微薄之力在與無形的社會機制進行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范仲淹還要和與自己意見相反政敵進行鬥爭，這種潛在的權力鬥爭，相互交叉，需要承擔失敗後果的則是改革派，所以，歷來銳意改革者的結果大都不是好的，但是這種憂國憂民，把個人利益置之度外的從政精神是值得讚揚的。

慶曆新政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其核心是吏治改革，這樣勢必損害官僚集團的某些既得利益，造成了強大阻力，失敗就在所難免！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對慶曆新政進行剖析：

一、慶曆新政的背景

在西夏侵擾，政事廢弛的形勢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再一次起用呂夷簡這位能臣來應付危局。不過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未見他有高明的勝算,倒還是他的後輩范仲淹與韓琦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他三次為相,以在劉太后聽政時期安定政局的貢獻最大。

因當國日久,政敵不少,他在明道廢后風波中洩私忿、黜臺諫的做法,也為時論所非議。他已經老了,終於上書,自求罷相。新任諫官蔡襄抨擊他要對西北的戰敗、國家的積弱和政府的渙散負擔全部責任。宋朝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問題,儘管責任決不是完全在他的身上,但他宰相也做到了頭。

次年四月,呂夷簡罷相,在此前後,宋仁宗調整了宰執班子。原樞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為宰相,其下執政有參知政事范仲淹和賈昌朝,樞密使杜衍,樞密副使韓琦和富弼。樞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臺諫官激烈的論劾,說他為人“邪傾險陂”,在對夏戰爭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這就埋下了他後來對范仲淹新政的嫉恨。

當時的臺諫官也有較大的調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對夏竦入主樞府上也是很堅決的。名相王旦的兒子王素與歐陽修、餘靖都被新任命為諫官,都是三十來歲意氣風發的年齡。

慶曆三年,對西夏和戰尚未定局,但宋朝許多弊病已在戰時暴露無遺。這年五月,沂州士卒王倫率眾起事,參加的主要是士兵,其後還有大量饑民加入。隊伍從沂州(今山東臨沂)北向青州(今山東益都),然後南下經海州(今江蘇連雲港)、楚州(今江蘇淮安)、泗州(今江蘇盱眙),一直打到揚州,最後朝廷派出大軍圍剿,七月,才在和州(今安微和縣)被擊潰。

兩個月後,張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陝西商縣東南)揭竿而起,起初只有數十人,後來不斷有饑民和叛兵加入進來,他們轉戰京西十餘州郡,最後韓琦調集精銳才將他們剿滅。

令人驚駭的是,兩支起事隊伍所至州縣,官吏不是作鳥獸散，就是把兵甲作為禮物，讓起事首領入住縣衙,這樣就充分暴露了地方吏治的廢弛和腐敗。類似的兵變和民變,時人驚呼“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於一夥”。內亂外患所凸現的各種深層次問題,昭示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從年齡層次來看當時的宰執班子,首相章得象與樞密使杜衍六十開外,另一宰相晏殊與參知政事范仲淹五十出頭,其他如韓琦、富弼等都在三四十歲之間。

再來看他們的政治傾向。晏殊雖與范仲淹同屬中間年齡段,但他以神童入仕,出名頗早,天聖時已做到樞密副使,范仲淹、韓琦和富弼都是他推薦進用的,他還是富弼的老丈人,在人事關係上,他與改革派相當密切,但在政治態度上,卻比較持重保守。

倒還是年齡比晏殊大十來歲的杜衍來得思想開通些,他是新入館閣的著名詩人蘇舜欽的泰山,對范仲淹和富弼抱有好感,但對范仲淹那些年輕追隨者,例如石介、歐陽修的某些過激言論並不以為然。

章得象為人“渾厚有容”,他看到仁宗進用范仲淹、韓琦和富弼,讓他們經劃當世急務,儘管與後一輩有著代溝,卻也能夠涵容,直到後來新政失敗,他才對人說:“我們常見小孩蹦跳遊戲,總禁止不得,一直到碰牆才會停止。當其舉步時,勢難阻遏。”這就是他對改革的根本態度。因而章得象、晏殊和杜衍地位雖髙,卻沒有成為政治改革的領袖人物。

早在仁宗親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諫而被呂夷簡指為朋黨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執政,在處理西夏問題上也表現出遠見卓識,在臺諫與館閣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隨者,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都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政治改革的領袖。

二、慶曆新政的內容及缺點

慶曆三年九月,仁宗頒佈手詔,點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韓琦和 富弼條陳秦聞可以實行的“當世急務”,數日以後,范仲淹就呈上 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標誌著慶曆新政拉開了序幕,而這篇《條 陳》則被視為這場改革的綱領性文獻。

他所條陳的十件事：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其內容大體可以歸納為整頓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諸 條)、發展經濟(六、八兩條)和加強軍備(第七條)三個方面,可見 這是一次以吏治整頓為中心的政治改革。

因此不妨先說其吏治整頓的具體措施。

其一,改革官吏磨勘制度。此即“明黜陟”的內容。宋代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為期,將政績送中央考課院磨勘,無大過失,例行遷轉,年資幾乎成為升遷的唯一標準。十月,朝廷制定了磨勘新法,嚴格考核辦法,延長磨勘年限,擇優破格升遷。

其二,改革恩蔭任子制度。此即“抑僥倖”的內容。官員子 孫以門蔭得官的任子制度,宋代是其惡性發展時期,皇帝生日、南郊大禮乃至官員退休、死亡,都可以為子孫乃至門客求得一官半職。宋代冗官問題,這也是原因之一。不久,朝廷出臺了新蔭補法,作出不少限制性規定:皇帝生日不再蔭補;長子以外的官員子孫年滿十五,官員弟侄年滿二十,才有蔭補資格;蔭補子弟必須透過禮部考試才能入仕為官等等。

其三,改革科舉學校制度此即“精貢舉”的內容。慶曆四年,朝廷實行科舉新制,規定舉子必須在校學習三百日,才能參加州縣試;參加州縣試計程車子必須有人擔保其品質無大問題;考試內容改以發揮才識的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取消記誦為主的貼經墨義(貼經即以紙貼蓋經文,讓考生背誦;墨義即背誦經文的註疏)。這項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把科舉與學校教育結合起來,讓科舉制度能夠選拔出合格的統治人才。

與此同時,朝廷明令全國州縣立學,一時間,州縣學猶如雨後春筍。中央也在原國子監基礎上興建太學,成為最高學府,延聘孫復、石介等鴻儒執教,生員名額從七十名增至四百名,進入前所未有的發展期。史稱“慶曆興學”。

其四,嚴格選任地方官員。此即“擇官長”的內容。地方長吏的賢否關係到一方百姓的休慼,范仲淹主張將年老、多病、貪汙、不才四種不合格官員律罷免。他命各路轉運按察使按察本路州縣長吏,京東轉運按察使薛紳的四名部屬專門奉命蒐集州縣地方官的過失,官員們稱之為“京東四瞪”。

范仲淹自己圈定全國監司名單尤其嚴格,見有不合格者,即以筆圈去,富弼也感到他苛刻,提醒說:“筆勾去容易,你不知道被勾取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一家哭總比不上一路哭吧!

其五,糾正職田不均現象。此即“均公田”的內容。真宗時,國家向官員授職田,以補薪俸不足,但在實施中也出現了分配不均和擾民現象。范仲淹認為職田有助於官員廉潔奉公,主張朝廷派員檢查並糾正職田不均現象,責其廉節,督其善政。

其六,強調詔敕政令信用。此即“覃恩信、重命令”的內容。范仲淹要求仁宗下詔,今後皇帝大赦的寬賦斂減徭役等事項,各級官府不能落實,一律以違制論處;而政府頒行的條貫法規,敢故意違反者,也以違制處罰。

發展經濟的措施共兩條。其一為興修水利,以“厚農桑”。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秋收以後,朝廷行文諸路轉運使,督導州縣開河渠、築堤堰、修圩田,以期救水旱,豐稼穡,厚農桑,強國力。

其二為省並縣邑,以“減徭役”。范仲淹指出,縣份劃分過細,管轄人口太少,勢必造成官吏人數多、人民負擔重。慶曆四年,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陽)試點撤併掉五縣,並準備將這一做法逐漸推廣全國。

加強軍備的措施僅一條。范仲淹建議恢復唐代府兵制,在京師附近招募五萬民兵,每年三季務農,冬季訓練。這樣,國家既不需耗費巨資募養禁兵,又能在敵軍突然入侵時,隨時組織軍隊,進行抗擊。這條措施未及實際施行。

總之,慶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唯有這一方面具體措施不少都立即付諸實施,也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官僚集團的某些既得利益,引來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反對派首領是前朝老臣夏竦,“朋黨”是反對派揮舞的大棒。而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誤也激化了錯綜複雜的矛盾,促成了改革派與反對派兩大陣營的力量消長。

三、反對派的反對及失敗原因

新政開始不久,知諫院歐陽修就上書指出兩制官中奸邪者 未能盡去,並指責兩制推薦的御史臺官“多非其才”。歐陽修早在明道“朋黨”風波中就與范仲淹同為“四賢”之一,他的這一上 書,儘管只代表他個人激烈的主張,卻理所當然地被人視為傳達范仲淹改革派的傾向,這就把兩制官與以王拱辰為首的御史臺官都推向了改革派的對立面,使得在改革吏治上原來可以合作的御史臺與政府的關係一下子形同水火。

監察御史梁堅彈劾權知鳳翔府滕宗諒和並代副都部署張亢貪汙公使錢,這兩人向為范仲淹所器重,矛頭所向十分清楚。公使錢是宋代特有的一種官給,有點類似官衙的小金庫,雖大部分不能私入,但在使用上有不少模稜兩可的餘地。范仲淹不惜辭去執政之職為滕宗諒辯護,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也以辭職相要挾,並立即付諸行動,不到御史臺供職。仁宗對滕宗諒在景祐初政時指責他“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記憶猶新,在臺府之爭中倒向了王拱辰,將滕、張兩人貶官。

范仲淹入京參政後,鄭戩出任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他既是仲淹的連襟,也贊同築城固守的方針,因而支援靜邊砦主劉滬修築水洛城(今甘肅莊浪)。但鄭戩不久調離,新知渭州的尹洙原屬韓琦主攻派,反對築城,雙方各有所恃,發生激烈衝突,尹洙命狄青率兵拘捕了劉滬。

水洛城之爭實際上是范仲淹的主守派與韓琦主攻派不同政見的延續,兩位新政要人為自己器重的經世之才各執一詞,最後仁宗只得將尹洙和狄青調離他用,平息了改革派內部的紛爭。

就在這場紛爭的高潮中,仁宗問范仲淹:“自古小人結為朋黨,也有君子之黨嗎?”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結黨而做好事,對國家有何害處呢?”其後不久,歐陽修進獻了《朋黨論》,顯然是針對仁宗朋黨之問而發的。這是一篇議論風發的宏文,圍繞“君子不黨”的傳統觀點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覆,不說君子無朋,反說君子有朋,不說朋黨不可用,反說朋黨為可用,最後歸結到一點:人君“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文學上的好文章在政治鬥爭中有時會是一著壞棋。這篇《朋黨論》一是觸犯了人主的忌諱,任何皇帝都不會鼓勵臣下公開結黨威脅皇權;二是觸犯了被劃在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員,按照歐陽修的觀點,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偽朋”,這樣,改革派就在無意之中為自己樹立了一個龐大的反對派。

正如南宋呂中所說:“君子小人之實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則小人者豈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為邪,則小人亦指正人為邪。”這樣,黨爭就不可避免。

在反對派中,夏竦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前文提到,他原先是被仁宗任命為樞密使的,王拱辰率領包括餘靖和歐陽修在內的臺諫官先後上了十一疏,拱辰甚至拉著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變任命(由此也可見王拱辰最初與改革派並無成見),仁宗才改命杜衍。從到手的樞相到改判亳州,對夏竦來說當然是奇恥大辱。這事令支援范仲淹的國子監直講石介異常振奮,寫了一篇流傳一時的《慶曆聖德頌》,文中明確把仁宗起用改革派稱為“眾賢之進”,而把夏竦灰溜溜地與樞密使無緣說成是“大奸之去”。

夏竦的反擊就是從石介人手的。慶曆四年,他唆使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的一封信,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都是古代輔佐天子的賢臣;霍指霍光,他是西漢廢立國君的權臣。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都心不自安,請求出朝巡邊。

六月,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弼也出為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九月,仁宗罷了晏殊的相位,杜衍升任宰相。晏殊與新政集團保持著距離,但他是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薦者,又是富弼的泰山,人們容易把他的罷相與新政派的失勢聯絡起來。

與此同時,仁宗任命陳執中為參知政事,新政派的諫官蔡襄和孫甫上奏說他剛愎不學,仁宗硬是把陳執中從外地召入朝中。蔡襄和孫甫見轟不走陳執中,便自求外放,仁宗同意,改革派至此喪失了與反對派較量的喉舌,臺諫官清一色都是反對派。這時,改革派的領袖與骨幹幾乎都已經被排擠出朝,但反對派還要把范仲淹的追隨者從館閣中清除出去。

當時京師官署每年春秋都舉行賽神會,同時置辦酒宴,同僚歡飲。這年監進奏院蘇舜欽發起進奏院的秋賽宴會,與會者王沫、刁約、王益柔、江休復、宋敏求等十來人都是范仲淹引薦的一時才俊,酒酣耳熱王益在即席所賦的《傲歌》中吟出了“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的詩句。

王拱辰打聽到這事,立即讓監察御史劉元瑜彈劾蘇舜欽和王益柔誹謗周、孔,並犯有大不敬之罪,要求處以極刑。仁宗連夜派宦官速捕了全部與會者,令開封府嚴加審訊後經韓琦等反對,才從輕發落,蘇舜欽永不敘用,其他人受降官處分。王拱辰高興地聲稱:“被我一網打盡了！”

十一月,仁宗頒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不點名地批評有人“陰招賄賂,陽託薦賢”。范仲淹一見到詔書,就上表自求罷政。慶曆五年正月,仁宗免去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讓他出知邠州,富弼也同時罷政,出知鄆州。三十天後,杜衍罷相,指責他“頗彰朋比之風”,把他視為新政朋黨的總後臺。韓琦上書指出不應輕易罷黜富弼,三月他也被仁宗罷去了樞密副使之職。

至此,新政派被悉數趕出了朝廷。在此前後,新政所推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幾乎全部廢罷。

宋代後來的學者批評仁宗對慶曆新政“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並對其原因大惑不解。實際上,仁宗當初銳意改革是出於應付慶曆初年內政外患的需要。到慶曆四五年間,宋夏和議已成定局,京東西的兵民騷亂也已經平息,宋朝統治不僅解決了燃眉之急,還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黨之嫌,迫使仁宗把消解朋黨之爭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既然小人結黨而不承認,那就只有把不避結黨之嫌的君子逐出朝廷。歐陽修乃至范仲淹這些君子們,在朋 黨問題上的見解從道理說是無可非議的,但政治鬥爭並不定是道理之爭,因而他們最後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遠之了。

新政的內容

慶曆新政是慶曆年間由范仲淹主持的政治改革。宋仁宗時，政治和社會危機日益嚴重。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向宋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以整頓吏治為主的十項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一明黜陟(嚴明官吏升降)、二抑僥倖(限制官僚濫進)、三精貢舉(嚴密科舉取士)、四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五均公田、六厚農桑(重視農業生產)、七減徭役、八修武備(整治軍備)、九重命令(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十推恩信(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以上十條措施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目的是緩和社會矛盾。

失敗的原因

由於改革措施觸犯了官僚和權貴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們的猛烈反對，“新政”推行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等人就被迫離開朝廷，已頒佈的改革法令也相繼被取消。

改革的缺點

新政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范仲淹的用人不當，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影響

雖然改革失敗了，但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揭開了序幕。

當時官員普遍反對

當時普遍評價改革是“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等等。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 而朋黨之論, 滋不可解”。

也即損害別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實際上對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還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宋代科舉取士名額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員數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損害了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對者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和讀書人及其家庭，而讀書人是統治的階級基礎。

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這是一個殺手鐧。因為搞團團夥夥會威脅集權統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與猜忌。其實慶曆新政失敗就是因為改革派搞團團夥夥而失敗。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也因為搞團團夥夥而失敗。

改革派一廂情願，以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隨者群叢，把別人都當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給利益也得幹，讓你幹是給你的恩賜。憑什麼？

所以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其實中國歷史證明，不管什麼改革，說得再美好，包裝再高大上，明星效應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國稱為聖人），只要短期內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好處，就不會有人支援改革。

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議論多, 而實際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 發空論, 言行不檢。例如石介, 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 低時太過, 好異以取高”。

當時的宰相呂夷簡以為“范仲淹迂闊而不可信，徒有虛名而已”的言論，改革派進行了猛烈的反擊，甚至到了人身攻擊地步：

范仲淹言呂夷簡專權徇私，陰竊入主之柄。

其實呂夷簡是北宋少有的執行能力比較強的宰相。

歐陽修的上述奏疏中，不僅將呂夷簡的一生全盤加以否定，將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於他，而且還帶有人身攻擊的味道，這就有失公允。

改革派操之過急，新政有些措置失當

開始新政，他與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員就急躁起來，不顧當時是否具備條件，大量頒佈改革法令，可謂百事更張，甚至提出減少後宮，改革到了皇帝的頭上。而且經常抽風，制定什麼三個月初見成效，一年大見成效，每月必須出臺多少改革政策之類的不切實際方案，並大肆宣傳。

做事情沒有秩序，沒有邏輯，想起一出是一出，“席未曖於紫荊，劍已及於寢門，議磨勘矣，覆仁子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為厚”。

而且把改革這種要死人的行為當成做遊戲，例如當時范仲淹坐在京城裡，選派幾個精明的轉運使，到地方上澄清吏治，范仲淹則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翻開花名冊，對不稱職者，“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則委逐路自擇知州。公權則通判人。”然後就新任知州自擇知縣。這樣整頓吏治，是達不到他們想的“若然，則官修政舉，則天下無事矣”的效果的。

首先是將整頓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將發展生產放在第一位，是一個重大的失策。

慶曆新政的重點是澄清吏治，改良政治，沒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發展生產，也沒有使農民的負擔有所減輕，因此不僅遭到地主、官僚的反對，也得不到農民的支援，階級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比以前更加尖銳，所以失敗是必然的。

又如恢復府兵制，更是迂闊之舉，因臣僚的反對而未行。

再如規定士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才能參加發解試，曾應舉者須百日，也脫離實際情況，不容易做到。

改革損害了大貴族、大官僚的利益

如新政要求大幅度削減任子待遇，勢必招致大部分中高階官員的強烈反對。尤對地方官的整頓，更是觸犯了許多官員的切身利益。

改革派不能團結大多數人，四面樹敵，導致就算有一些同情改革的官員，也對新政的好壞不發一言，實際上是坐等其敗。

仁宗後來放棄對改革派支援，主要原因是新政近一年來效果尚未見到，統治集團內部卻引起一片混亂，以及范仲淹等人的“朋黨”，拉幫結派，搞團團夥夥，這是觸犯政治高壓線。

宋代皇帝最害怕大臣結成朋黨，搞團團夥夥危及自己權威，架空自己。

慶曆新政為中國北宋仁宗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具體內容為: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

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仁宗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

慶曆四年（1044年），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這一系列改革措施稱為“慶曆新政”。

改革背景: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為了鞏固王朝統治以范仲淹為首的官僚階級上書仁宗進行改革。

結果:從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實施開始，至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知揚州。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失敗原因:（1）仁宗皇帝的不作為。作為統治者及最高領導人，仁宗皇帝對於新政從開始實施，到落魄收場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實際上，不管新政在實施中既得利益集團多麼猖狂，攻擊多麼狠，只要仁宗皇帝堅決支援改革，作為大宋王朝地位最高的領導，皇帝的堅決支援改革成功的機率還是很高的。而仁宗皇帝在變法期間自始至終採取不作為的態度，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先是沒有經過充分準備就倉促進行改革，在改革過程中，也沒有作出表態，親自推動改革進行。並且在改革進行了沒幾個月的情況下，仁宗就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朋黨指控，陸續罷免了幾乎所有的改革派大臣導致新政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失敗。

（2）朋黨指控由於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等在推行新政過程中，幾乎可以說是同心協力，和衷共濟，有時還互相推崇，招致朋黨之譏。宋朝本就是將軍無權，士子治國，所以本對范仲淹等人有戒心的宋仁宗，因為朋黨指控最終下定決心將范仲淹等人逐出朝廷。深層次來說，朋黨指控之所以能成功也在於它觸犯了宋朝的家法。這裡的家法是指朝廷對朋黨的防範。

（3）新政準備不足，由於新政上馬極為倉促，沒有經過長遠規劃，也沒有考慮綜合各方意見，制定最佳化方案。導致在新政實施過程中，很多政策在實際情況下並不能很好實施，執行起來也非常困難。再加上由於時間倉促，改革派對新政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而且無法制定可行性的方案。比如，擇官長這個措施很不錯，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精簡了政府機構，但是卻沒有可靠的淘汰恩養制度所以這就導致了新政危害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從而導致了新政的失敗。

（4）損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們以一腔熱血赤子之心推行新政，但卻損害了人數佔大多數的保守派的利益。也就是說改革思想太過超前，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還沒學會游泳，就一個猛子扎進了深水區，那樣不出事才怪呢！例如宋朝的選官和蔭官制度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是這是大宋王朝得以正常運轉的根基，龐大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除非有壯士斷腕的決心，徹底改變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決這些痼疾，但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下，匆忙上馬的改革，再加上改革派們自己的思想也沒進步到改變社會制度的程度。所以理論上和實際情況下改革都無法辦到盡善盡美，所以失敗也就理所當然了。

缺點:因為慶曆新政最終失敗了，所以這次改革肯定是有很多弊端的，失敗原因也分析過了，缺點也包含在原因中，主要是改革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更沒有挑選得力可靠的官員將改革貫徹實施。這也是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

朝廷統治的傳統勢力強大。

在宋仁宗統治的時期，北宋社會正處於矛盾重重的社會中，北宋內部自身受到階級之間的矛盾衝突的影響，同時外部還需要受到來自眾多民族地區的侵略和干擾，進一步加深了北宋與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民族矛盾衝突，這內部和外部的雙重社會矛盾衝突，一直影響著北宋社會的穩定。這樣的動盪社會背景下，表明上為范仲淹進行新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環境條件，但是事實上，北宋自身的傳統統治勢力還是十分的強大。

根據當時的北宋時期的經濟統計狀況的資料，雖然北宋的官員部門在財政方面的支出顯得空虛，但是統治者所掌控的財富數量卻是十分龐大的，因此統治者控制下的北宋朝廷，實際上能夠保證北宋朝廷的收支平衡的，甚至很多情況下還會存在剩餘。

宋朝統治者之所以如此管理，也是按照傳統的統治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力。范仲淹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只能夠對於官員部門的財政進行統計，但是對於統治者自己的從財富是無從得知的，這也造成范仲淹只看到了表面上的國庫空虛，因此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並不是符合宋朝的實際情況的需求的，他所看到的宋朝財政困難只是傳統統治下的一種方式，並且這種方式是為了維護君權而不能被改變的，因此范仲淹的許多措施無法被實行，慶曆新政也就只能以失敗告終。

因循守舊思想在宋朝根深蒂固。

很多情況下，因循守舊的思想會阻礙社會的進步，使得國家和社會停滯在原地沒有發展，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人人因循，不復奮勵。”范仲淹等改革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也要採取措施革新社會面貌，但是范仲淹卻忽視了一點，因循守舊的社會風氣確實是宋朝社會中所存在弊病，但是同樣這也是他們在進行革新當中的一個重要的阻力，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對於他們推行的革新的不利影響。

當時宋朝的朝廷對於官員的待遇是十分優越的，在這種環境下，大部分官員都不願意再進行改革，他們同樣也在享受宋朝的優渥待遇，同樣遵循著因循守舊的思想，整個宋朝都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范仲淹要想對於國家進行改革創新，自然就會引起這些因循守舊思想的人員的反對，他們不願意打破現在這安逸的生活，慶曆新政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對，也就很難實行下去。

慶曆新政的改革促使準備不充分。

范仲淹作為慶曆新政主要改革者，他自身是具有一定的改革能力的，並且他對於當時北宋社會中存在各種弊病也能夠比較明確的找出來，宋祁在《景文集》中記載：

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北宋的腐朽吏制。因此范仲淹針對於當前宋朝的腐朽吏制提出了相應的革新措施，確實是正確的選擇。

但是宋朝的吏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年，有著十分牢固的統治基礎和統治力量，范仲淹只是看到了吏制存在弊病，卻忽視了吏制背後的強大阻力，對於吏制的改革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措施和強大的改革力量的支援，才能夠真正將吏制進行變革。范仲淹想要僅僅憑藉幾份奏摺就將這一弊徹底的革除，如此倉促的準備顯然是不可能的。

新政政策推行過快。

范仲淹在進行慶曆新政的革新措施當中，每一項政令都是透過宋仁宗進行頒佈的。由於宋仁宗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在釋出政令方面號召力最大，並且能在較短時間內傳到全國的通知領域當中。

因此范仲淹當時將各種新政的改革措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全部頒佈下去，並且傳達到全國各個地方。這顯然，對於一直以傳統思想作為主要思想的民眾來說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和不理解性，這樣就造成了新政在實行過程中，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阻力。並且許多新政措施，由於官員和地方百姓的不理解，使得新政在是實行過程中沒有被真正落實，或者被官員和人民隨意的進行了曲解，使得新政措施沒有展現出真正的改革效果。

雖然范仲淹也認為措施的改革是需要有先後順序，循序漸進的，他的政令也確實按照一定的順序頒佈的，但是由於每一項措施之間相隔太短，前一項措施剛落實，還沒有展現出其作用，後一項改革措施就要接著頒佈實行，如此急於求成，很難使得新政獲得成功。

新政的執行機關執行不當。

新政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進行措施的執行，因此執行機關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改革能否成功，但是范仲淹在執行新政措施的時候，范仲淹本人時在京城當中，只是選派了幾個比較有能力的人到各地進行官吏的調查，對於上報上來的官吏名單進行核對，對於范仲淹認為的才不勝任的官員，就直接派官員來代替他。

在范仲淹選派好上層的官員之後，剩餘的官員則由這一層官員自己進行任命。這種措施要想整頓當時腐朽的吏制，很顯然是不可能實現。

范仲淹作為新興的改革家，他的思想確實是正確的，范仲淹本人也確實具有改革的才能，但是范仲淹對於宋朝的環境判斷失誤，沒有真正意識到宋朝的狀況，改革措施不符合宋朝實際發展的需要，是造成慶曆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

真心的不是特別的明瞭，回答不了這麼高深的問題，抱歉，不過最近有看清平樂，到是讓我瞭解了跟史書上學的不一樣的范仲淹，以前學他的詩詞，只是皮毛了解一些，看到劇中演繹的范仲淹那才叫一個愛國勝於愛自己的性情中人，有遠大的抱負，有愛國的情操，實在是難得的人才，怪不得晏殊一直鍾愛有加，急力引薦。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入朝為樞密副史，旋拜參知政事，與富弼、歐陽修等推行“慶曆新政”。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給宋仁宗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即《上十事疏》，成為推行新政的綱領。

上圖范仲淹

十事依次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條綱領，除了修武備一項未施行外，其他諸項均以詔書的形式頒行全國。

歐陽修在慶曆三年也連上三狀，極言去冗選良、整頓吏治之必要。針對北宋財用不足的現實，他提出“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即取消專賣）”等建議；在軍事上也希望政府能不拘泥於出身，而以才能選拔將官。同時韓琦、餘靖、富弼等人也紛紛提出改革方案，推動了新法的展開。范仲淹、富弼成為變法的核心，從慶曆三年十月到四年五月，北宋全國上下出現了一場政治改革運動，即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是北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改革運動，它整頓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兼及軍事、經濟等。在文化教育領域力圖扭轉宋代以辭賦、墨義為先的學風，主張“經義”與“治事”並重，對北宋中期的學風和士風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范仲淹提倡的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等措施顯然具有為政愛民的特點，帶有明顯的進步性，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慶曆新政以整頓吏治為中心，雖切中時弊，但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一些官僚的既得利益。正因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朝廷內外各種無端的誹謗。宰相章得象首先向范仲淹等人發難，接著，以夏竦為首的政治集團開始誣陷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結黨為奸，謀逆造反，一時“朋黨”論大起。上圖宋仁宗

宋自開國以來，最高統治者便著力防範臣僚結黨營私，恪守祖宗法度的宋仁宗對此也極為敏感。慶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富弼等新政領袖相繼被貶出朝廷，韓琦、歐陽修、杜衍等一大批變法支持者也先後離京任職。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紛紛受到了打擊和迫害，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補等新法也被宣佈作廢。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便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