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是中國古代生者對逝者一生的總結，也是逝者流傳於後世的特殊稱號。王安石諡號“文”，是古代文臣最高最好的諡號之一。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圍繞他的爭議也持續千載。他去世以後，世人多稱荊公，而其諡號則甚少有人注意到，研究王安石諡號由來及內含，有助於更深刻地認識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生前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有著特立獨行的節操、性格、生活方式、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死後單諡“文”，世稱“王文公”。在宋代，多數臣僚歿後皆取二字諡，如范仲淹的“文正”，歐陽修、蘇軾的“文忠”等。已知的1140個宋代諡號中，單諡僅28個，佔3.27%，除一個四字諡外，其餘皆為二字諡。可見，二字諡是定例，單諡是特例。而單諡為“文”的，則更是少之又少，僅楊億、王安石、朱熹三人諡“文”。關於王安石諡“文”，有很多人認為是為了隱惡，一方面，蓋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無可非議；另一方面，又因為王安石的政治成就爭議實大，有很多人認為他禍國殃民，因此據諡法“取一善為定”的原則，隱去第二字對他生前政治錯誤的惡評，僅以一字“文”為諡。真相如何，有待考釋。

一、唐代及宋初的單復諡之爭

欲考察安石諡號的地位以及是否含有貶義，當先考察單諡“文”與唐宋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諡號“文正”之關係。

“文正”諡號在唐與北宋前期，叫“文貞”，後因避仁宗趙禎諱，遂改為“文正”。在唐宋“文貞”與“文正”作為諡號，其含義與規格相同。宋亡後，不再避宋諱，“文貞”即與“文正”並存。在唐初，因魏徵卒諡“文貞”，故其諡號受到追捧。後又因司馬光雲“文正”乃“諡之至美，無以復加”，經此宣揚，文正更被當作人臣極美的諡號，從此成為一種現象，千百年來，“生晉太傅，死諡文正”成為無數文臣追求的夢想，圍繞著“文正”二字發生的爭奪也屢見不鮮。明大學士李東陽甚至為了文正諡號向人磕頭，招致時人譏笑。而到清代，“文正”諡號的擬定，“悉出特旨”，群臣無權建議，尊貴無比。

唐人諡“文貞”的有魏徵、蘇瑰、陸象先、宋、張說等名相。張說因生前有脾氣暴躁、貪財等性格缺點，以“文貞”為諡還引起了非議。被諡為“文”的白居易、韓愈，其政治地位與魏徵、宋、張說等名相不可同日而語，雖諡“文”，但並不能與“文貞”相提並論。白、韓所處的唐代，正是諡法變革，由一字諡向二字諡過渡的時期，圍繞一字諡與二字諡爭論不休，還沒有形成定例，二字諡僅佔27%，多數還是一字諡，二字諡少而難得，唐度支侍郎嚴郢議諡時曾說：“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知二字諡為宰臣專有，其尊貴可知。但並非所有宰臣皆能獲二字諡，獲此榮耀還需有彪炳史冊的功業。而白、韓官品未至宰相，其獲單諡，情理固宜。

宋初二字諡依然高於單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宰相，除範質遺言不請諡外，其餘皆得到二字諡。單諡在當時地位仍不如二字諡，如錢惟演，平生見風使舵，政治品格不高，歿後取“追悔前過曰思”之義，諡“思”，在美諡佔大多數的宋代，這樣的諡號其實是很差的。十一年後，至宋仁宗慶曆五年改諡“文僖”轉為美諡，可見北宋初年情況與唐朝類似，二字諡依然好於單諡。楊億單諡“文”，是因其僅官三品，與獲二字諡的宰執皆位至一、二品高官不可同日而語。

二、北宋中期以後諡法的變革與王安石諡號的地位

宋仁宗以後，諡法發生了變革，單復諡之爭已經結束，諡法高度制度化。仁宗朝以後，除極個別情況如配享孔廟的王安石、朱熹等為單諡外，其他臣僚均為二字諡，即便官品不高，亦皆蒙二字諡，如校書郎邵雍的“康節”、中書舍人曾鞏的“文定”。在此情形下，單諡遂為人所重，這與唐及宋初正好相反。

王安石以後，還有朱熹獲得“文”的單諡。二人得諡有很多相同之處：其一，二人在剛去世時，皆被政敵打壓，待政敵倒臺或去世以後才得追諡，因此他們所能獲得的諡號帶有補償性質，給出的諡號亦優於尋常。這種情況在宋朝武臣的身上也有所體現，武臣所能獲得的最高二字諡是“忠武”，宋代以前有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獲得。在宋代，獲“忠武”諡號的武臣共有岳飛和韓世忠兩位。他們獲此美諡，也都是南宋主和派失勢而主戰派上臺時的追諡。其二，王安石、朱熹死後皆得配饗孔廟，這是一個儒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綜合以上兩點來看，王安石和朱熹所獲得的單諡，是要高於二字諡的。

由此，我們還可以從朱熹定諡的事例中來看北宋中期以後單諡、復諡的優劣。朱熹去世時本無諡號，等到他去世八年以後的嘉定元年，韓胄被殺，結束了慶元黨禁，開始嘉定更化，才被賜諡“文”。此後，朱子學逐步官學化。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間點上，朱熹的賜諡有著封聖的特殊意味，賜給朱熹單諡，是高於二字諡的。其實，在朱熹議諡之初，朝廷所議之諡為“文正”或“文忠”，但當時吏部侍郎劉彌正提出：“孔氏之道，賴子思、孟子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儼然將朱熹當成聖道的繼承發揚者。在這種意見的影響下，朱熹獲得了超逸絕倫的單諡“文”，且從朱熹開始，是否獲得單諡甚至成為道統的標準，此後十餘年中，理學諸家相繼獲得單諡。嘉定九年，張諡“宣”、呂祖謙諡“成”。十三年，周敦頤諡“元”、程顥諡“純”、程頤諡“正”。此後，以周程朱張為道統的理學被官方確認，周程朱張諸人亦從祀孔廟，進入神壇。可見理學諸家單諡的重要程度遠超同時代的二字諡，何況王、朱二人獲得的單諡乃是“諡號述行，莫美於文”的最高諡字，其超群絕倫的特殊性自不待言。

三、王安石賜諡的背景與諡號的含義

王安石本人的定諡過程，也能說明王安石的單諡高於二字諡。首先，得諡時間點是紹聖元年。經過元更化，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下定決心要紹述父皇的變法大業，因改元紹聖。欲重新啟用新黨，給新黨領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因此紹聖元年追諡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徽宗崇寧三年又追封舒王，配饗孔廟。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給王安石的追諡必然極盡崇高，因而王安石單諡“文”便應運而生。在重新起用新黨的政治氣氛下，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後即被諡“文正”，在新黨中，無論功業還是文學，蔡卞都是無法與王安石比肩的，且王安石是蔡氏文正公的直系長輩岳父，其諡號不可能不如其婿，這便是王安石的單諡地位高於文臣最高的二字諡“文正”的證據之一。

前文提到，“文正”是在一般情況下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諡號，那麼哲宗皇帝欲崇奉王安石，為何不即給王安石定諡“文正”呢？這是由於舊黨領袖司馬光之故。我們知道，司馬光死後諡“文正”，生前又極力鼓吹“文正”乃人臣無以復加的美諡，新舊兩黨勢同水火，在紹聖年間抬高新黨、打壓舊黨的政治氣氛下，是不可能讓新黨領袖王安石的諡號與舊黨領袖司馬光相同的，因此只好別出心裁，給王安石一個超越於群臣之上的單諡，這是王安石的單諡“文”高於二字諡“文正”的證據之二。

紹聖元年朝廷下詔為王安石議諡之際，監察御史周秩曾提議，“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眾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於聖裁，而後有司頒焉。”朝廷為之下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諡，選博士一員撰議”。開啟了王安石議諡的特殊程式。今天來看當時諡議中“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的辭句，也可得知王安石的諡號含義，絕不止於文學成就，而是指神宗朝一代文治，既包含文學，更包含政治與教化，非一般文臣諡號可比，其含義是十分明確的。

王安石諡號之所以在後世引起誤解，原因之一是將王安石的諡號與韓愈、白居易、楊億的諡號性質混同。為此，本文將王、朱二人諡號的性質與韓、白、楊區別開。原因之二則是由於王安石變法失敗帶來的巨大惡名影響了人們對他的看法，扭曲了人們對他諡號的理解，這樣的扭曲是偏頗的。發生在王安石諡號問題上的一系列誤解，也給我們在臧否古代人物之時帶來幾點教訓：

第一，不以成敗論英雄。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變法的失敗並不是敗在新法本身，而是敗在變法過程中的用人不當和執行不當，將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王安石本人是有失公允的，應該看到新法本身是進步的，王安石的政治眼光和改革意識是超前的，道德品質是高尚的，個人品行無可指摘。在王安石罷相失勢之時，蘇軾曾寫詩道：“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能得如此評價，個人魅力也可見一斑。

第二，不可因人廢言。無論政治上爭議有多大，王安石的文學成就是不容置疑的。王安石的文章列入唐宋八大家，其詩有直逼盛唐的氣韻，宋代堪與東坡比肩，其詞如《桂枝香?金陵懷古》等篇，亦皆膾炙人口。然而因為政治上的爭議等原因，比起同時代的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陸游等，王安石的文學成就受到的關注較少，研究不夠充分，這種情況值得人們反思。

第三，不可為尊者諱。後世對王安石的褒貶十分極端，貶者極盡醜化之能事，推重者又將他神化，看作完人，這都是不正確的。毋庸諱言，王安石在政治上有著各種缺陷，比如剛愎自用、用人失察、排除異己等，不必諱言。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正是這些政治缺陷導致了變法的失敗，當引以為戒。

我來回答此題。

諡號與名臣，就像名校與名人的類比，諡號文正，就如同畢業於清華大學，是一種至高榮譽。

雖然北宋滅亡，王安石有很大的責任要負，但就諡號而言，“文”毫無疑問是美諡，這個絕無爭議。大部分人在爭的就是，有多美。歐陽修初定也是單字“文”，且特別說明了是參考“韓愈、李翱、楊億”的單字諡“文”來給的，說明即便是單字，一個“文”也是很不錯的美諡。

王安石的諡號給什麼，在當時絕對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已知的記載是，王安石死於元祐元年，追贈太師，沒有諡號。 這件事非常反常，北宋這個級別的高官過世，有褒諡，有貶諡，但從來沒見過不給諡號的。後來王汾曾上書“乞賜惡諡”，元祐四年，李常又曾上書想給王安石請美諡，但是自始至終無論是哲宗還是高太皇太后都沒有迴應。 而“文”已經是哲宗親政後給王安石的美諡了，想來哲宗還是面臨著巨大的爭議與壓力的。不過他把王安石配享神宗了，我得說，配享太廟是宋代文臣的最高榮譽，相比之下，諡號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雖然南宋的時候王安石又被踢出去了；以及，後來司馬光被配享哲宗，這簡直就是絕妙諷刺。所以既然哲宗都把他配享了，可能也就不在乎諡號給啥了吧。

至於這個諡號，“文”單字，參考韓愈、楊億、甚至歐陽修，我只能說，它的意思是，官方非常肯定此人的文學成就（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諡個“文”還是當之無愧的），而後面沒有第二個字，恐怕就是對政治建樹不予評價的意思。實際上韓愈和楊億根本就沒有政治建樹，歐陽修有一點，所以後來給加了個“忠”字上去，王安石和這幾位並列，就顯得很尷尬了。

我來回答此題。

諡號與名臣，就像名校與名人的類比，諡號文正，就如同畢業於清華大學，是一種至高榮譽。

雖然北宋滅亡，王安石有很大的責任要負，但就諡號而言，“文”毫無疑問是美諡，這個絕無爭議。大部分人在爭的就是，有多美。歐陽修初定也是單字“文”，且特別說明了是參考“韓愈、李翱、楊億”的單字諡“文”來給的，說明即便是單字，一個“文”也是很不錯的美諡。

王安石的諡號給什麼，在當時絕對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已知的記載是，王安石死於元祐元年，追贈太師，沒有諡號。 這件事非常反常，北宋這個級別的高官過世，有褒諡，有貶諡，但從來沒見過不給諡號的。後來王汾曾上書“乞賜惡諡”，元祐四年，李常又曾上書想給王安石請美諡，但是自始至終無論是哲宗還是高太皇太后都沒有迴應。 而“文”已經是哲宗親政後給王安石的美諡了，想來哲宗還是面臨著巨大的爭議與壓力的。不過他把王安石配享神宗了，我得說，配享太廟是宋代文臣的最高榮譽，相比之下，諡號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雖然南宋的時候王安石又被踢出去了；以及，後來司馬光被配享哲宗，這簡直就是絕妙諷刺。所以既然哲宗都把他配享了，可能也就不在乎諡號給啥了吧。

至於這個諡號，“文”單字，參考韓愈、楊億、甚至歐陽修，我只能說，它的意思是，官方非常肯定此人的文學成就（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諡個“文”還是當之無愧的），而後面沒有第二個字，恐怕就是對政治建樹不予評價的意思。實際上韓愈和楊億根本就沒有政治建樹，歐陽修有一點，所以後來給加了個“忠”字上去，王安石和這幾位並列，就顯得很尷尬了。

宋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追贈太傅，紹聖元年追贈諡號“文”，又稱王安石為王文公。

王安石一生的成就變法革新:王安石透過變法，抑制了豪強對老百姓的盤剝，避免了土地兼併;國家稅收增加，國庫充盈;訓練新軍，提高軍隊戰鬥力，改變了西北邊防屢戰屢敗的局面，給大宋開疆拓土兩千多里。文學成就:王安石大力推崇詩文革新運動，改變了宋朝的靡靡之風;王安石的散文更是“瘦硬同神”，例如《讀孟嘗君傳》;同時王安石用“五行”來解釋宇宙的生成，豐富了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處”拓展了辯證法，讓中國古代的辯證法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古代諡號規定

諡號起源於西周時期，主要是給地位較高的人，去世之後用一兩個字對其一生給與評價。

同時諡號也分為上中下三類:

上諡，表示表揚讚美，例如“文”、“孝”、“武”等。

中諡，一般表示同情，例如“愍”、“懷”等。

下諡號，表示批評的意思，例如“煬”、“幽”、“荒”、“厲”等。

同時西周時期對於諡號也是有明文規定的:

《逸周書·諡法解》: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所以由上可見，古代諡號“文”是一種極大的讚美。

宋朝自“杯酒釋兵權”後，一直實行的都是重文輕武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時期臣子以時候獲諡“文”為自己的最高榮譽。

北宋時期有三大變法:王安石變法、范仲淹的慶曆新政、蔡京的二次變法，而其中能真正改變宋朝困苦局的只有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在宋神宗去世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的打壓下失敗了。但是不能抹去王安石的一生功績，同時加上王安石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死後獲諡“文”正當其所。

自宋代開始，復諡成為主流。其中以“文正”最為尊崇。後人多認為王安石在文學上成就高，但在政治上的成就爭議較大，所以將“文”後面不好的評價給隱去了。但本人以為王安石單諡“文”是比其“文正”更高的褒獎。

一、“文正”的榮譽

司馬光是第一個提出“文正”這個諡號，是大臣諡號中的最頂級的，“諡之至美，無以復加”。經過司馬光這麼一鼓吹，千年來讀書人將“生前晉太傅，死後諡文正”作為做官的最高理想。而司馬光也在死後如願以償的獲得“文正”的諡號。在司馬光之前，也就王曾、范仲淹得到了。因此，在後世，很多大臣將此作為畢生追求，甚至出現醜聞。

例如，明朝開國150年，沒有一個人獲得“文正”的諡號。正德年間，大學士李東陽退休養老。重病時，好友大學士楊一清去看望。交談中得知李東陽擔心死後諡號，楊一清當即表示會為其爭取“文正”的諡號。此時垂暮瀕死的李東陽，竟然掙扎著在床上給楊一清磕頭！！！

又例如，在清代，“文正”的諡號必須由皇帝特旨，大臣沒有建議權，變得更加尊貴。

二、“文”諡更加尊貴

在現在已知的宋代大臣諡號中，單諡僅有28個，四個字的諡號1個，其餘均為復諡。以“文”為諡號的，僅有楊億、王安石、朱熹3人（注：在《宋會要輯稿》中，楊徽之、蘇洵被改諡、追諡為“文”，此為孤證）。宋代復諡為主流，品級不高的大臣也能獲得，單諡一個“文”更加彌足珍貴。原因有三：

第一、配饗孔廟。這是一個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與諡號相比，差以萬里。宋哲宗時，追諡王安石為“文”，配饗神宗廟。宋徽宗時，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饗孔廟。特別是宋哲宗啟用新黨重新變法，在這種氛圍下，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後諡“文正”，難道岳父比不上女婿？

第二、予以補償。王安石在去世時，新黨備受打壓。七年後，高太后去世，司馬光也去世，宋哲宗親政，想重新啟用新黨改革，追諡王安石，就必須優於平常，帶有一定的補償性質。

第三、政治氛圍的影響。作為王安石一生之敵的司馬光，死後諡“文正”。而且司馬光生前也極力鼓吹“文正”是大臣無以復加的美諡。但宋哲宗想重新啟用新黨之人，就要打壓舊黨，同時拔高新黨領袖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因此，王安石獲得比“文正”更高的諡號“文”就不難理解了。

三、總結

諡號是古人對逝者一生的總結，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宋代，特別是宋仁宗之後，關於諡法已經制度化、規範化。但伴隨著兩宋興衰的黨爭、政治角力、政壇的動盪，反映在大臣的諡號上，就有許多追諡、改諡，甚至奪諡的情況發生。

自周朝開始，秦朝廢除，漢代又興起，至清朝滅亡，歷經3000餘年。無數文臣武將為了一個諡號發生了多少故事。這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古人對於道德上的追求，以及自省自警自勵的人生態度；另一方面，這些諡號畢竟只有文臣將相才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卻與之無緣。

雖然現在沒有了諡號，但我們國家有各種榮譽和獎勵規定，而且大部分是面向廣大基層和群眾的。尋古問今，我們有理由相信，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經歷者，能夠在歷史書上留下自己光輝燦爛的一筆！

補充：

鑑於有朋友說到單諡“文”有避嫌之意，我再舉一個例子，朱熹的諡號。

在宋代之後，單諡已經不多見。但南宋朱熹的諡號也是“文”，兩人頗有相似之處。

朱熹在死後八年才獲諡號，在生前也是受到政敵韓侂冑的打壓。在韓侂冑死後，南宋朝庭討論給朱熹諡號時，最初是準備給“文正”或“文忠”。當時吏部侍郎劉彌正指出，孔子的儒學得以發展，依靠了其嫡孫孔伋、孟子。在二人死後，孔儒之道從漢朝開始一直不顯。直到本朝朱熹將其又發揚光大。在這種意見下，朱熹獲得了單諡“文”。自此之後，周敦頤“元”、程顥“純”、張栻“宣”，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均為單諡，也從祀孔廟。可見他們的單諡高於其他人的二字諡。其實王安石、朱熹的單諡是“諡號述行，莫美於文”的最高諡字和褒獎。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紹聖元年（1094年），獲諡“文”，故世稱王文公。

古人常見諡號多為兩字以上，有的多達二十餘字，為什麼王安石的諡號只有一個“文”呢？我們先從諡號說起。

什麼是諡號？

諡號是對死去的帝妃、諸侯、大臣以及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蹟進行評定後，給予或褒或貶或明的稱號，始於西周。

古代什麼人才能用諡號？

或許有人會有一種錯誤認知，以為諡號只有帝王才能用，其實不然，除了帝王，帝妃、諸侯、大臣以及其他社會地位高的人都可以用諡號。但是作為臣子使用諡號，歷朝歷代都有詳細的規定。比如漢朝規定必須生前封侯者才能獲得諡號；唐朝規定必須二品以上官員才能獲得諡號。

諡號有多少個字？

諡號是人死之後，後人給予評價的文字。長短字數不定，或一兩字，或二十餘字，字數不定，情況較為複雜。

聽說的帝王諡號在先秦，唐宋比較短，通長兩三字。而明清后帝王諡號字數是比較長的，比如明成祖的諡號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康熙帝的諡號為: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歷史上臣子的諡號字數分文臣武臣。文臣有一字的，為一個單“文”字。兩字的為“文”後跟，正、貞、成、忠、端、定、簡、懿、肅、毅、憲、莊、等字;單字“文”的歷史上只有五個人：唐代韓文公韓愈、白文公白居易，宋代楊文公楊億、王文公王安石、朱文公朱熹。可見諡號為“文”一字的地位崇高。

從宋代以後“文正”便是對大臣的最高諡號（比較有名的如司馬光、范仲淹等死後都諡“文正”），“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以下為“文成”“文端”“文恪”“文襄”之類。

是什麼樣的成就讓王安石的諡號配上頂級單“文”字？

王安石是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思想家：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推行了新的思想學說，當時稱為“荊公新學”。學說提出“萬物一氣”的命題，認為“氣”生成“五行”，構成萬物。認為人具有感覺和思維能力，能認識世界萬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致一論》）。

政治家：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意思就是,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

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特別是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歐陽修曾作詩嘆道：“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改革家：王安變法是繼商殃變法後又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王安石天縱英才，千年難得，諸多方面成就高度鮮企及者，單諡“文”實至名歸

諡號是中國古代生者對逝者一生的總結，也是逝者流傳於後世的特殊稱號。它既在事實層面反映逝者生前的功過，又在道德層面褒貶善惡，有時還是反映不同時代政治輿論的導向，古人對此極為重視，正所謂“一字之褒寵，逾紱冕之錫，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刑"。

諡號是封建時代在人死後按其生前事蹟評定褒貶給予的稱號。諡號來自於諡法。諡法規定了若干個有固定涵義的字，大致分為三類：屬褒揚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屬於批評的有：煬、歷、靈等；屬於同情的有：哀、懷、悼等。依次可稱為上諡(美諡)、下諡(惡諡)、中諡。諡號的涵義歷代基本固定，只有細微修改。例如韓愈的諡號“文”，涵義有“經天緯地，勤學好問，修德來遠，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愍民惠禮，道德博聞，錫民爵位，剛柔相濟，修治班制，敏而好學，施而中禮”等。子貢曾經問孔子，“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子就認為是因為他“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圍繞他的爭議也持續千載。他去世以後，世人多稱荊公，而其諡號則甚少有人注意到。

王安石生前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有著特立獨行的節操、性格、生活方式、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死後單諡“文"，世稱“王文公"。在宋代，多數臣僚歿後皆取二字諡，如范仲淹的“文正"，歐陽修、蘇軾的“文忠"等。按照古時慣例，二字諡是定例，單諡是特例。而單諡為“文"的，則更是少之又少，僅楊億、王安石、朱熹三人諡“文"。關於王安諡“文"，有很多人認為是為了隱惡，一方面，蓋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無可非議；另一方面，又因為王安石的政治成就爭議實大，有很多人認為他禍國殃民，因此據諡法“取一善為定"的原則，隱去第二字對他生前政治錯誤的惡評，僅以一字“文"為諡。

王安石以後，還有朱熹獲得“文"的單諡。二人得諡有很多相同之處：其一，二人在剛去世時，皆被政敵打壓，待政敵倒臺或去世以後才得追諡，因此他們所能獲得的諡號帶有補償性質，給出的諡號亦優於尋常。這情況在宋朝武臣的身上也有所體現，武臣所能獲得的最高二字諡是“忠武"，宋代以前有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獲得。在宋代，獲“忠武"諡號的武臣共有岳飛和韓世忠兩位。他們獲此美諡，也都是南宋主和派失勢而主戰派上臺時的追諡。其二，王安石、朱熹死後皆得配饗孔廟，這是一個儒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綜合以上兩點來看，王安石和朱熹所獲得的單諡。

一、王安石賜諡的背景與諡號的含義，也能說明王安石的單諡“文”非同一般。首先，得諡時間點是紹聖元年。經過元祐更化，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下定決心要紹述父皇的變法大業，因改元紹聖。欲重新啟用新黨，給新黨領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因此紹聖元年追諡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庭，徽宗崇寧三年又追封舒王，配饗孔廟。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給王安石的追諡必然極盡崇高，因而王安石單諡“文"便應運而生。在重新起用新黨的政治氣氛下，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後即被諡“文正"，在新黨中，無論功業還是文學，蔡卞都是無法與王安石比肩的，王安石是蔡氏文正公的直系長輩岳父，其諡號不可能不如其婿，這便是王安石的單諡地位高於文臣最高的二字諡“文正"的證據之一。

而“文正"是在一般情況下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諡號，那麼哲宗皇帝欲崇奉王安石，為何不即給王安石定諡“文正"呢？這是由於舊黨領袖司馬光之故。我們知道，司馬光死後諡“文正"，生前又極力鼓吹“文正"乃人臣無以復加的美諡，新舊兩黨勢同水火，在紹聖年間抬高新黨、打壓舊黨的政治氣氛下，是不可能讓新黨領袖王安石的諡號與舊黨領袖司馬光相同的，此只好別出心裁，給王安石一個超越於群臣之上的單諡。

紹聖元年朝廷下詔為王安石議諡之際，監察御史周秩曾提議，“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願特詔兩省、眾禮官等會禮部議上，朝廷取決於聖裁，而後有司頒焉。"朝廷為之下詔“不候本家行狀，令太常官共議諡，選博士一員撰議"六開啟了王安石議諡的特殊程式。

今天來看當時諡議中“君臣相與行道，以成一代之文"的辭句，也可得知王安石的諡號“文”含義，絕不止於文學成就，而是指神宗朝一代文治，既包含文學，更包含政治與教化，非一般文臣諡可比，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王安石我們很熟悉，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宋神宗時期主持變法的人。他在治國和文學方面為北宋做出了貢獻，因此他也被稱為文學家，改革家。

1086年，王安石去世了，可是在1094年，宋哲宗卻給王安石追諡為“文”，宋哲宗是怎麼考慮的呢？這個文字可以認為是文化，文明的意思。從總的來看，王安石的一生是符合文的，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1.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看到北宋時期的一些弊端，於是提出來要變法，宋神宗非常支援王安石變法。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時間很短，但是讓北宋富國強兵了，使北宋積蓄了二十年的財政支出，呈現了百年難遇的繁榮景象，北宋的國力也增強了，軍事力量也隨之改善了。變法改革也是一種文治，並沒有付諸於武力，所以王安石變法，是一種文的體現。

2.王安石的文學水平很高王安石的文更多的體現在了他的文學水平上。他的文學思想強調為社會服務，主張文道合一，對北宋詩文革新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他的詩歌更是非常有名，比如《泊船瓜洲》，《春夜》等都收錄了中小學的語文課本。王安石的詞現存有二十多首，詞的風格都以豪放為主，影響了後世詞壇的發展。

從這兩點來看，王安石在文方面的貢獻巨大，體現了北宋以文治國的思想，促進了北宋文化的發展，宋哲宗追諡他為“文”，是非常合適的，也體現了王安石的特點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