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當時的貴族，百姓是穿不起漢服的。就像當今時代，著裝追趕潮流的，都是中上階層，經濟富足，引領著裝的風向，歷史也一樣。

明代是中國曆代漢服的大雜燴時期。

女裝方面，明朝流行款式有襖裙、衫裙、披風褙子，又有之前朝代的齊腰襦裙，對襟襦裙等；男裝方面，既有先秦的衣裳，又有仿秦漢的各式明制深衣，有傳承隋唐宋的圓領袍，又有明朝特色的道袍，直身，直裰等通裁製漢服。

在明朝穿漢服非常普遍，舉個例子：

明代帝后百官服制：

冕服：從宋代起，皇帝幾乎只穿一種冕服。

朝服：通天冠服、皮弁服、朝服等。

公服：百官的正式辦公服均用到它。

常服：恢復唐宋時代的常服系統。

褘衣：為皇后受刪、謁廟、朝會時穿著。

翟衣：為皇后的第二禮服。

禮服：品官命婦的大禮服。

我們著重看“常服”，常服指恢復唐宋時代的常服系統，連帝后都可以穿常服，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說了。

明朝漢服有什麼進步呢？

我們重點來看明代官員階層及民間的服飾特點，大學士們的服裝其實是複製唐的，並無進步可言，唯獨講講這個錦衣衛，這一點是真的進步，進步之處就在於，不是因為錦衣衛的衣服漂亮，百姓跟著學，而是錦衣衛為了方便執行任務，跟著百姓學。也就是說本來老百姓那時候就穿這個，錦衣衛這個職業為了方便“微服私訪”也開始穿便服。當錦衣衛亮明身份的時候，那衣服上就雕龍畫鳳了，所以看起來才那麼的帥。從整體形制上，這種最初的長衫解決了穿著漢服沒法打架的尷尬局面，修身利落、袖口被紮緊、下襬不再碰到鞋、腰下開叉跑動自如，裡面穿條褲子或裙子。其實那時候的人穿條褲子是一種巨大的心理挑戰，其壓力不亞於去穿一雙五指襪。

明制漢服的分類

明代披風:披風是明代男女皆可穿著的對襟式外套，明人認為從宋元的褙子發展而來明代褙子:明代婦女的服裝，主要有衫、襖、霞帔、背子、比甲及馬面裙等。

明豎領:明代出現的立領服飾，最早出現於明朝中期。

明代比甲:比甲是一種無袖、無領的對襟兩側開叉及至膝下的馬甲。

明代冑甲:明代軍士服飾的一種胖襖。

明代襖裙:明代女子常在裙外加一條短小的腰裙，以便活動。

明代曳撒:明代較為流行的服飾之一，自元代辮線襖演變而來。

明朝穿漢服是官方許可的，這麼多分類自然而然能夠證明。

傳統的力量是無窮的，而將傳統全部消滅是不可能的，為什麼這樣說？以割草為例子，讓一顆草消失，首先要割掉它，接著將其燒燬，燒剩下的灰燼，即使撒在空中，撒在水裡，灰燼雖然暫時看不到了，但卻不可以被銷燬。

因為穿衣服而打打殺殺，這種事在中國，有著上千年的歷史。打打殺殺的理由，五花八門。

首先，朝廷喜歡製造服飾等級制度，將穿衣服與身份等級直接掛鉤。這種手段簡單粗暴，但在彰顯統治者的權力存在感、甄別“順民”與“刁民”方面，很有效。

戰國時代的齊威王，看不慣民眾穿得舒服漂亮，頒佈錦繡禁令，凡身著錦繡之衣者，與誹謗國君同罪。同罪的意思是，得死。自漢代開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許穿與自己的身份等級不合的服裝，成了明確的法律條文。到了唐代，朝廷又將黃色霸佔為皇權專用色，將紫色霸佔為三品以上官員的專用色。於是，普通人再不能穿有顏色的綾羅綢緞，和雜有紫色、黃色的衣服衣帶。違者，視情節輕重，要麼坐牢，要麼去死。宋代延續唐制，服飾禁令更為細緻。宋太宗下詔，地方上各行各業的人，包括“縣鎮場務諸色公人並庶人、商賈、伎術、不繫官伶人”，只允許穿黑、白兩色衣服，使用鐵質或角質的帶子，不許穿紫色服飾。幞頭、頭巾的高度不準超過2.5寸。婦女不允許戴假髮髻，不準把髮髻梳高。只有獲得朝廷認證的“命婦”，有資格使用銷金、泥金、真珠等飾品。如果是普通百姓穿錯了衣服，那就慘了。宋代法律規定，製造銷金服飾的人、販賣銷金服飾的人，穿著銷金服飾的人，被逮住了，都得坐牢兩年，“並許人告”，歡迎百姓們互相舉報。

到了明朝，朱元璋非常“關心”民眾穿什麼。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詔規定：“庶民男女”，你們這些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許用“金繡、錦綺、經絲、絞羅”，做飾品不許用“金、玉、珠翠”。可以用什麼呢？做衣服只許用“綢、絹、素紗”，做飾品“止用銀”。而且，做靴子絕不允許“裁製花樣金銀紋飾”。有人違規怎麼辦？抓起來，看時代的心情，打屁股或者殺頭。

再往後，明代百姓甚至被完全剝奪了穿靴子的權利。監察御史王英某次穿著靴子微服進城，被守門人抓住捆綁起來送官。王英慌忙解釋自己是當官的，並命人取來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帶，好說歹說，才逃過一劫，洗刷掉“違法穿靴”的嫌疑。朱棣甚至拿穿錯衣服逼迫開國功臣耿炳文自殺，都是明朝皇權時代傳統悠久的常規操作。

其次，朝廷喜歡將穿衣服與政權認同感直接掛鉤。

宋代皇帝，也特別討厭民眾穿著任何帶有遼、金風格的服飾。宋仁宗曾經下令，宋帝國境內的所有民眾，一概不許“效契丹服乘騎鞍髻轡”，違者嚴懲不貸；宋徽宗的禁令更狠，他下詔通告全國，“自今應敢服若氈笠、釣墪之類者，以違御筆論”，誰敢效仿契丹的穿衣風格，頭戴氈笠之類的，按照“違御筆”論罪。“違御筆”之罪有多大？宋徽宗的規定是：官府拿到皇帝，也就是宋徽宗的御筆批示之後，滯留一個時辰不處理，“杖一百”，打一百棍屁股；滯留一天，“徒一年”，坐一年牢；滯留兩天，“加一等”，流放三千里；滯留三天，“以大不恭論”，要摘了腦袋。南宋繼續把穿衣服與愛國緊緊捆綁在一起。當時的法律規定：“諸服飾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國者准此，若暫往來者聽身從本俗。”“諸服飾輒效四夷者杖一百。”大意是：除境內的外國商人外，南宋百姓一律不許穿周邊國家（主要是金）的服飾，違者杖責100下。懲罰上雖然已沒有宋徽宗那般殘暴，但南宋政府還有一項鼓勵民間百姓互相告發的政策——凡告發別人穿胡服，“告獲服飾輒效四夷者”，可以得到朝廷的獎賞，獲“錢五十貫”。

在明太祖朱元璋看來，老百姓選擇穿什麼衣服，與他們是否忠心於現政權直接相關。他下詔，嚴厲禁止所有人再穿任何帶有元朝風格的服飾：“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這封詔書裡，最狠的是那一句“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什麼樣風格、具備哪些元素的服飾算“胡衣”，是沒有固定標準的，判斷的唯一依據是“聖心”，也就是全憑朱元璋自己的喜怒與好惡。這也就意味著，上至官僚，下至百姓，除了將穿衣服的自我審查做到極致之外，別無他法來規避朱元璋的風暴雷霆。

當然，朱元璋自己是不妨經常戴著“直簷大帽”出出進進的。儘管這種風格的帽子是元代皇帝平時所用，但一切“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朱元璋說它不算“胡衣”，自然就不算，誰也不能抗議半句。

比起歷史上的各個朝代，明朝將與穿衣服有關的種種打打殺殺發揮到極致，究其本質，不過是因為穿衣服被賦予了一種區分“你們”、“我們”和“他們”的功能。皇帝及其代理人屬“我們”；遵守服飾等級制度、安安分分不穿“胡衣”的民眾屬於“你們”；違規穿高檔服飾和“胡衣”者，屬於需要被規訓被打屁股的“他們”。如果在明朝穿之前朝代的漢服會怎麼樣？輕則、屁股開花，重則腦袋搬家。當然，朱元璋自己是不妨經常戴著“直簷大帽”出出進進的。儘管這種風格的帽子是元代皇帝平時所用，但一切“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朱元璋說它不算“胡衣”，自然就不算，誰也不能抗議半句。

按二十五史等正規史書的《輿服志》等內容，每朝每代，都有本朝的服裝要求，這是屬於“禮儀”範疇的，從頭上的飾品、服裝、佩件等，包括出行的車輛的麾蓋、顏色、馬匹、儀仗隊人員等，都有嚴格的要求，這些是主要是針對官員的，而老百姓，也有規定，比如“商賈不得乘坐馬車”、“女性頭上（金銀）飾品不得超過一件以上”（明清）、“不能穿狼、貂等皮”（明清），按照這些規定，尋常百姓沒啥好穿戴的，只能依本朝的最低要求，至於穿了前朝的服飾，那就不符合本朝的制度了。服飾，在歷朝歷代，都是等級的象徵，絕對不可亂穿的。

中國古代特別重視服飾，每逢改朝換代，首先就是“易服色”，以顯示新朝的正統性和新氣象。明太祖朱元璋雖是布衣皇帝，目不知書，但卻富有政治遠見和智慧謀略，他以治國安邦和江山社稷永固為己任，終其一生都在謀劃制度建設，強化政治秩序。他認為構築“辨貴賤，明等威”的社會秩序，確立等級森嚴的服飾制度並付諸實踐檢驗是治國的當務之急，故從建國開始他就極力推進此項建設。

由上而下，從帝后宗室，文武百官，到衛所官兵，庶民百姓，樂妓，僧道，農夫，商賈等各個階層的服飾有明確的規定。從規定的內容看，制度設計包括冠服至鞋履、首飾、巾帽暖耳、傘蓋，以及面料、樣式、尺寸大小、顏色等多方面，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

明朝時期君主專制空前加強，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特立獨行，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所以在明朝穿之前朝代服飾，必然會遭受嚴重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