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簡單解釋一下東林黨。

東林黨，簡單講，就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

萬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

“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三吳士紳”、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代表人物、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時人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矛頭直指閹黨。何為閹黨？

明神宗朱翊鈞統治後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天啟帝時期，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爭相依附之，形成另一股政治勢力，史稱“閹黨”。

東林黨與閹黨的較量。

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等主張。他們還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各種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明末黨爭中，東林黨的主要對立面是齊楚浙黨。

閹黨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

萬曆後期，雙方以爭國本為首，以三案為餘波，相攻不已。

天啟四年(1624)，東林黨人楊漣因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斗、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魏忠賢又使人編《三朝要典》，借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案為題，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繆昌斯等先後被迫害致死。

齊楚浙黨又造天鑑諸錄，加東林以惡名，並列黨人榜於全國，每榜少則百人，多至五百餘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奪，朝中善類為之一空。魏忠賢還指使黨羽製造《東林點將錄》，將著名的東林黨人分別加以《水滸》一百零八將綽號，企圖將其一網打盡。

天啟七年明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縊死，次年毀《三朝要典》，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但東林與閹黨的鬥爭，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東林黨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東林黨是明朝後期出現的以中下級官員、中下地主及知識分子為主的反對王公貴戚、權臣宦官的政治集團。他們企圖以儒家正統思想挽救國家，但在強大的統治集團剿殺下，遭到重大打擊。直到崇禎即位處死魏忠賢才有所抬頭。

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有兩種觀點：

一派認為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為東林黨“不務空談, 主張躬行實踐, 不是為講學而講學, 而是要過問政治, 以達到經世致用”。

我個人認為，不管怎麼樣，東林黨針砭時弊，多多少少對掌權的閹黨有所制約。

明朝的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的興起

　　從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計程車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東林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了這個稱號。黃宗羲就曾辯駁說：“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東林黨真有名哉!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一般都把東林之始定在萬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認為，東林之始可追溯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的奪情之爭。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的人員構成與宗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計程車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絡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東林黨人認為，當時最大的現實問題就是道德論理問題，而且東林人士認為要拯救危局、解決危機，最根本的手段, 就是復興道德，並以宗教般的熱情去以道德濟世。正因這一共同的價值認同和相似的的學術淵源，東林黨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這一強大的團體。

　　東林黨的主要活動

　　東林黨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書院建立之前，顧憲成等一批後來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在建儲、稅監、會推閣臣、京察等問題的論爭中，嶄露頭角，取得一定的個人資本和社會名聲，此為第一階段;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建立，顧、高等人以書院為大本營，研習道德學問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出位論政”，最典型的就是推舉李三才入閣之事，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復職並主持了許多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同時力圖清算前案，這是第二階段;“東林”與“非東林”兩大派系的對立與黨爭愈演愈烈，由於得到熹宗的支援和信任，魏忠賢的閹黨在這場鬥爭中取得勝利，大批東林人士慘遭迫害，這是第三階段。

　　東林黨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一、建儲之爭。建儲之爭歷時十幾年，幾乎可以說是萬曆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東林黨的骨幹們脫穎而出，贏得過人的聲譽和大批的支持者。在這群日後成為東林骨幹的年輕官員們看來，萬曆皇帝對他長子的偏見(這種偏見導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繼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禮儀的。事實上，早在張居正奪情風波中，這些官員們就已顯示出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他們反對、抨擊一切違背儒家正統的行為。在建儲事件上，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當萬曆皇帝對他們的行為予以懲罰時，他們相互援助，透過輿論手段不斷進行反擊。由於東林黨人把個人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懲罰對他們並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反而是對他們道德的褒獎。東林黨人最終成功阻撓了萬曆皇帝改變繼位順序的企圖，但也正因如此，萬曆日漸消極，對朝政幾乎放任不理，明末頹勢也就愈發明顯。

　　二、考察和任用官吏之爭。明朝對官吏進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兩種。考核決定著這級官員仕途升降，因而也是各個黨競爭的主要場所。在歷任首輔之爭及李三才任用問題上，東林黨人與齊黨、楚黨、浙黨針鋒相對。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雙方互相排擠：萬曆三十三年東林黨人都御史溫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貶謫浙黨官員錢夢皋﹑鍾兆鬥等﹐沈一貫從中阻撓。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驅逐齊楚浙黨官員，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齊楚浙黨人手中﹐又大肆貶謫東林黨人。四十五年浙黨主京察，也大肆斥逐東林黨人。天啟三年東林黨人主京察﹐又盡逐齊楚浙黨。魏忠賢得勢後，齊楚浙盡聚其下，形成強大的閹黨勢力。而後，雙方爭鬥不休，直至崇禎末年東林與閹黨餘眾仍是勢如水火。

　　三、抑制礦監稅使之爭。從萬曆二十四年起，萬曆派出許多宦官充當礦監、稅監，在全國各大城市以徵商開礦為名，大肆掠取民間金銀。他們往往以開礦為名，強佔土地，毀民房，或巧立商稅名目，橫徵暴斂。有史學家考證後推斷，礦監稅使掠奪財富的總額超過了政府賦稅收入總額。【7】礦監稅使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是空前的，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負，反抗，民變此起彼伏。東林黨人本著士的“良知”，掀起輿論攻勢，想逼迫萬曆裁撤礦監稅使，其中東林黨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書，言辭激烈，贏得眾多東林黨人支援。但萬曆始終採取消極應對的措施，東林黨的強大政治攻勢，終究未使他屈服，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在萬曆去世後也就不了了之了。

　　東林黨的失敗

　　天啟初年是東林黨的鼎盛時期，大量東林黨人復職，擔任朝廷重要職位，齊楚浙黨被逼到了困境。由於東林黨奉行嚴格的二元對立道德標準，許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員也被逼到了反東林陣營。與此同時，宦官魏忠賢由於深得熹宗信任，成為了權傾朝野的關鍵人物，反東林勢力漸漸聚集到他麾下。東林黨與閹黨的衝突愈演愈烈，東林黨人多次指責閹黨“奸臣亂政”。天啟五年，魏忠賢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由，唆使其黨羽造編《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次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閹黨四處搜捕收押東林黨人，先後有“六君子”和“七君子”之獄。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骨幹都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並被殺害。東林之盛終成曇花一現之勢，朝政完全落入閹黨之手。

　　天啟七年(1627年)，崇禎即位，魏忠賢被流放南直隸鳳陽府，東林黨人餘人才免遭魏忠賢的打擊。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與閹黨餘勢之間的鬥爭一直持續不斷，一直延續到南明覆滅。

　　歷史評價與反思

　　對於東林黨人的評價，有兩種觀點：一派認為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為東林黨“不務空談, 主張躬行實踐, 不是為講學而講學, 而是要過問政治, 以達到經世致用”。

　　我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觀點，然而，東林黨人初心雖好，最終卻還是捲入他們極力反對的黨爭中，並最終因此慘敗在閹黨手下，這對於他們而言，不啻為一個極大的諷刺。

　　東林黨倡導經世致用，道德濟世，但他們經世的具體內容, 主要體現在“清議論政”和“生民關懷”兩個方面。從這兩方面活動的內容、過程及其後果，也不難看出東林道德經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對於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藍圖也並未真正推行，相反，他們當政期間忙於黨政，扶植同黨，對宿敵齊楚浙党進行殘酷打擊，欲將其一網打盡。雖然這是時勢所迫，是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但東林黨的腐化卻也是明視訊記憶體在的。由此看來，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縱使他們在黨爭中擊敗閹黨，也只不過迎來新一輪的黨間、黨內派系爭鬥罷了。無論如何，他們平息黨爭，拯救時弊的目標是無法達成的。

　　我認為，他們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導致他們的行為趨於極端且不識變通，將大批正直的中間派官員逼入“反東林”派系中。謝國楨先生曾感慨:“我們最可惜的是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 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 都斥為異黨。”

　　二、對於現實問題的錯誤判斷和濟世手段的不切實際。明末社會積弊甚多，王朝可謂危如累卵，東林黨對於最根本的國庫虛弱，經濟危機卻視而不見，他們意圖用道德手段代替技術手段，殊不知，這種方法對於解決現實問題並無多大幫助。相反，嚴厲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劇了黨爭。

　　三、士本身的侷限性。士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越感使他們自傲，孤僻，將自己的價值觀凌駕於他人之上，導致他們在現實中的孤立(這一點在與閹黨的鬥爭中尤為明顯)。同時，東林黨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審時度勢處理複雜政治事務的靈活機變，難以在紛亂時局中有所作為。

　　四、複雜、嚴峻的社會形勢使他們忙於權力鬥爭，黨同伐異，根本沒有精力實行救國之策。

東林黨誕生於明朝，消亡於明末清初，只能說對當時的明朝歷史產生了極大影響。

東林黨爭是東林黨與閹黨、浙黨等其它黨派之間的爭鬥。東林黨爭的出現促成了明朝的加速滅亡！東林黨本來是為了抵制閹黨掌握權力的一個政治團體！但是到了後來由於閹黨的覆滅，東林黨人對於依附閹黨的和不是東林黨的大力打擊，最後東林黨轉而形成分裂。導致明朝官僚隊伍凝聚力，執政力，團結力大大下降。官員在朝廷上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一己或一黨私慾，加速了政治腐敗。

明末東林黨越來越放肆，不僅在朝堂任意寄生，更用武力干涉皇帝家事。

東林黨的創始人顧憲成當了吏部考功主事後便在“京察”上做手腳，以個人情感公報私仇，排除異己，是“京察”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公正性。此後被一些急功近利者模仿利用，只要誰掌權，就用“京察”打擊對方，是非不分，逐漸形成了一股逆流。明朝後期士風敗壞、官員無能，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此。

明朝中期之前，國家的稅收一直以農業稅為主，但到了萬曆年間，國家的財政逐漸入不敷出，於是政府開徵了工商稅。但這一舉動損害了江南工商集團的利益，而東林黨很多人都與這些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東林黨骨幹高攀龍、李三才的家族背景都和商業有關。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拼命地鼓動皇帝廢除工商稅，理由是“不與民爭力，藏富於民”，但這些民並不是農民，而是那些工商界富民。

萬曆二十四年，有人奏請開礦，以徵收礦稅。那時國家的一些礦都掌握在地主和地方官僚手中，如果國家開礦，就是國有化，這無疑是和地主官僚有密切聯絡的東林黨人不情願看到的。於是東林黨又激烈的反對礦稅，又鼓動江南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抗稅。到萬曆三十年，在李三才等東林黨人的竭力勸阻下，明神宗不得不叫停礦稅。

沒有工商稅和礦稅，國家只能加徵農業稅，這必然會加重貧苦大眾的負擔。崇禎登基後，接連發生陝西大旱、農民起義、後金鬧事等不利局面，處處要花錢，但錢根本不夠花。東林黨人卻依舊沒能建議向富庶地區徵稅，以致明王朝活活窮死。

東林黨，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黨派，而是以東林書院為中心，許多人慕名而至。逐漸由一個輿論中心，形成了一個政治派別，被他們的反對者稱之為“東林黨”。在明後期的官場上，大多數事情都與東林黨有關，對明朝歷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同時，黨爭雙方相互消耗，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東林學派興起

顧憲成，時人稱“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是萬曆八年進士。他直言進諫，經常對朝政決議提出反對意見，逐漸引起神宗不滿，他提名引薦的人都是神宗厭惡之人，因此被罷官。回到家鄉，從事講學活動，開始講述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其弟顧允成修繕了宋時所建的東林書院，開始在此講學。因為他在士大夫階級中名望頗高，許多士子慕名而來。他與“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了東林大會，每月一小會，每年一大會。東林學派崇尚實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主張進行批判，他們主張“知輔行主”，認為人不能空想，要有實際行動。

東林黨人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專政，反對礦稅，他們代表的是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者收稅。最終在明後期三大案“移宮案”“紅丸案”“挺擊案”中慘遭打擊。當時許多有名的東林黨人如楊漣、左光斗等人被宦官魏忠賢及其黨羽殺害。崇禎即位後，魏忠賢被流放自殺，東林黨其餘人才免受打擊。

歷來各人對東林黨褒貶不一，但我認為，儘管他的一些主張有利於國家發展，但他們代表的只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在上面爭鬥不休，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只要對方掌政，另一方一定會被沉重打擊。爭來爭去，最終受罪的還是百姓，因此後期才會有百姓造反。他們在朝堂上侃侃而談，看似為的國家百姓，更多隻為扳倒對方。因此，我認為正是因為東林黨政，加速了明朝滅亡的腳步。

（東林學派雕像）

【結語】

無論黨派是什麼主張“，知輔行主”也好，還是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也罷，真心為百姓著想之人，才是真正好的學說。而陽明先生就是一心為百姓著想，不同於東林學派，只會在朝堂之上搬弄是非，這與他們的學說來講，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

東林黨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

　　某個織布場的江南富商沈老闆，看上了一個有學習天賦的窮書生—杜秀才，然後便不惜重金求名師，訪高人，對杜秀才認真教導，重點培養。這小杜同學也真是刻苦用功，每天不打遊戲，不網聊，專注於《四書五經必考》一類的經典教材。

終於，考中了進士，入朝為官，杜同學由一個窮書生變成了人模狗樣的國家幹部。他要感謝誰呢？嘴裡當然高呼皇帝萬歲，心裡可是感激那位慧眼識人的大財主。

杜秀才成了杜大人，可還是單身呢，這些年也沒功夫談情說愛。沒關係，沈老闆將本家族中一個漂亮的女子許配給他，順便結門親戚；這下，杜大人愛情、事業雙豐收。

要怎麼報答呢？明朝幹部的工資那麼低，再說那沈老闆腰纏萬貫，也看不上你這幾個錢。那就只能以權謀私唄，怎麼謀私？咱們杜大人可是讀過孔聖人的書，講氣節，有尊嚴，絕不幹偷雞摸狗的事，偷雞摸狗的不幹，那就冠冕堂皇的幹，直接上書皇帝，情真意切的說：啟稟聖上，蠲免江南工商業者稅賦，以利萬民，沈老闆的投資得到了回報。

假如杜秀才，被外放當了個縣令，那就更好辦了，回到江南的地盤，直接充當富豪們保護傘。由此類推，當時江南無數個沈老闆凝聚成了一個財閥集團，這幫財閥供養出了一大批如杜秀才一樣的文人官僚，他們又集結成明末最大的政治集團。

東林黨實質上淪為江南各級地主，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國家危亡時刻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更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

為了自己的利益處處干擾國家的大政方針政策，極盡破壞之能。對下底層階級的更是充滿了壓迫，靠著半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模直接對底層階級進行壟斷掠奪壓迫，對底層階級的苦痛不聞不問。最後形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東林黨建立之初的宗旨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到後來徹底演變成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添亂”！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不再是國家命運，而只是純粹的個人利益，從而使得日薄西山的明末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東林黨一開始也湧現出了一大批愛國為民的知識分子，比如說顧憲成、楊漣、左光斗等等，正因為這些人在明末的“黨爭”中失利（東林前六君子和後七君子全數罹難），所以他們的繼任者們都紛紛陷入黨爭無法自拔——爭權奪利，絲毫不顧及國家命運，將明朝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在爭奪權力方面，明末東林黨人的“黨同伐異”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們不只在朝廷內部安插自己的人手——想法設法推舉“自己人”進入內閣，成為首輔，同時他們還盲目插手明朝對後金的防務（主要是抓權）——排擠能作戰的將領，任用“志大才疏”的“自己人”。

在貪汙腐敗方面，東林黨人一貫的宗旨就是反對工商稅，反對宦官干政，其中原因就是當時大部分東林黨人都是亦商亦官的“代理人”，他們以礦監貪腐為藉口，極力抵制工商稅，實際上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錢袋子”。

所以東林黨對歷史的積極意義少之又少，而且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速度，對明朝的滅亡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東林黨，很大的話題。簡單說說吧，其間有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在我看來，東林黨人就是一群有精神潔癖的官員和讀書人，本著忠君報國的初衷，卻無意間把大明王朝推向了深淵。東林黨的幾個領袖，個人還是很佩服他們的情操氣節的，那副為國為民死而後已，刀斧加身全然不懼的精神，客觀地說是值得後世肯定的。但是這就有了一個問題：在一條錯誤的路線上，以高尚的初心而一頭走到黑，甚至撞了南牆也不回頭，到底是對還是錯？

明代是一個皇權空前強化的朝代，但依然無法避免封建王朝的一條鬥爭主線——皇權與朝臣的鬥爭。雙方爭的是話語權，也反覆在質問對方，即這個天下是皇帝獨有的還是與士大夫共享的。

東林黨在萬曆中後期開始抬頭，到了明熹宗時代開始展露頭角。在明熹宗即位的那段時期，諸如”紅丸案“，”移宮案“，東林黨人確實是出了大力的。明熹宗上臺後，也投桃報李，提拔重用了一大批東林黨人，史稱”眾正盈朝“。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皇帝對於自己登基效過死力的功勳群體，為什麼最後又縱容魏忠賢閹黨的做大做強，最後把東林黨幾乎團滅？

還記得那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嗎？咋一聽，似乎感嘆東林黨人的以天下為己任，但是你細細琢磨，是不是有這麼一股很濃的書生意氣？

學而優則仕，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做官和做學術，是兩個概念。在我看來，東林黨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把搞學術那套用在了搞政治。搞學術就是爭辯對錯，搞政治卻是玩平衡。東林黨人的精神潔癖就是這麼來的，他們眼中看事情，就是對錯，是錯的，就要斧正，就要取締。國家這麼一搞，就要亂了，因為各種政治勢力盤根錯節，各種利益集團需要照顧，純粹的非黑即白是無法定義政治。

但是東林黨人不管，不是我們認可的，打壓；我們看得不爽的，打壓；對我們翻白眼的，也打壓。明熹宗是看出了這個問題，朝堂之上是天天吵架，而且還沒法還嘴，不然就是一副為民為君的一通教訓。魏忠賢的出現，不是偶然。而閹黨最後能夠迅速壯大，也和東林黨人肆無忌憚地打壓各派政治勢力有關。說直白點，閹黨，就是被東林黨打壓後的各種政治勢力的重新組合。

事實勝於雄辯。儘管閹黨的口碑很差，行事也狠辣血腥，但是在魏忠賢掌權的那段時間，國家沒發生什麼中斷國運的大事，朝堂在平穩有序的運轉，各種政務有人在做事，也有人敢做事，敢擔當，中樞的執行力也是一個大一統王朝的高效範。但崇禎上臺後，魏忠賢倒臺之後的大明呢？你品，你細品。

一家之言，聊以解悶。

我來回答一下吧，明末時期的江南，以學風開放自由著稱。倡導自由辯論，對當今的時事進行議論。作為東林黨的倡導人顧憲成和高攀龍以其尖銳的思想，對朝局進行了大膽的抨擊。為當時的文人們所側目，許多學者慕名而來，官僚士大夫也紛紛相助，其中不乏一些位高權重者。東林黨在朝中的逐漸強大肯定會引起其他政黨的不滿。以齊黨、浙黨、楚黨三大黨派聯合反對東林黨。特別是在萬曆三十九年京察中（所謂京察是明朝時期吏部考核官吏的制度。對於京官來說，京察是關係前途命運的大考）。兩派勢力互相爭鬥，最終東林黨勢單力薄敗下陣來。看似大勢已去，但很多東林黨培養的官員已經進入權力層。三年後，東林黨借“梃擊案”翻身，東林黨成了保護太子的英雄。萬曆四十八年，萬曆帝病逝。太子朱常洛即位，東林黨的地位也提高。可朱常洛在位八個月服用藥而中毒身亡，兒子朱由校在東林黨人的擁護下即位。被重用的東林黨人在朝中擔任要職，透過分化瓦解手段，擊敗了反對派齊浙楚。到天啟四年，東林黨如魚得水，可這時的對手已經換成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高攀龍低估了魏忠賢對天啟皇帝的影響力，在揭發弊案中反被閹黨倒打一耙，想整頓官風的高攀龍心灰意冷，罷官回家。此時魏忠賢大興冤獄，迫害東林黨。魏忠賢死後，重新主政的東林黨廢除了之前制定的一些稅收政策。使國家稅收方面大減，國庫空虛。總結東林黨人空談愛國理想，沒有對明朝做出實際作用，反而在明朝危難之際，有點火上澆油。各個政黨間互相爭鬥，導致明朝在黨爭下漸漸油盡燈枯。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是明朝最霸氣的宣言，也正是因此，明朝號稱史上最剛烈的朝代。然而這樣一個讓人嚮往以及尊敬的朝代，也最終走向了滅亡。明朝的滅亡是多方面的原因，有天氣的劇烈變化，也有王朝的腐朽，但是明朝後期的黨爭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各派黨爭，在朝堂之上爭權奪利，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東林黨與閹黨的爭端，極大的消耗了國力。可以說，東林黨的興起極大程度上推動了明朝內部的消耗以及明朝的削弱逐漸走向了滅亡。

東林黨的興起以及逐漸的腐朽

東林黨最初的建立是好的，他是被革職回家的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組織修建的一所書院。顧憲成因為政治鬥爭的失敗，被皇帝罷官革職回家。於是為了能夠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顧憲成在東林書院之內教學。

此時的東林黨還沒有興起，興起的只是東林書院。在顧憲成的領導之下，東林學院逐漸的興起，並且越做越大，吸引著很多有志之士的加入，同時也包括著許多被革職的官員學者的加入。

東林學院講究把讀書與國事相結合，在讀書中大家點評政治時事。於是學院之內的人越來越多，他們的政治理念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相認同，整個學院逐漸的變成了一個理念相同的政治團體，並且許多朝堂之內的官員也十分認同東林學院的政治理論。

之後，隨著東林學院之內的學子逐漸的步入朝堂，因為政治理念的相同以及同樣來自東林學淵，所以他們就自發的結合在一起，在朝堂之上相呼應，因此，東林黨逐漸的形成。

同樣的，朝堂之上除了東林黨，還有按照地域分成的浙黨，楚黨，齊黨等等各種黨派。而朝堂之上的官位只有那麼多，想要位居高位，就要把競爭對手擠掉，所以這些黨派之間開始進行混戰，也就是後世俗稱的黨爭。至此，東林黨開始漸漸的變得腐朽。

為了爭權奪利，東林黨忘記了自己最初的理念，開始在朝堂之上進行黨派廝殺，當別的黨派中人提出諫言的時候，這些其餘黨派的人開始為反對而反對，根本不再考慮諫言是對是錯。至此，明朝的黨派之爭開始危害了國家的利益。

東林黨所代表的地方利益

東林黨的人員大部分都是江南地區的人，這些東林黨人在江南地區都有著自己的基業，他們就是江南商人的政治代表人，在朝堂之上維護著他們的利益。

明朝後期，天災不斷，經常遇到大旱等災年，所以國家的賦稅收入非常的低，而國家的主要收入都是依靠這些農民的賦稅來維護國家的各個方面的發展。因為賦稅的數量低，所以明朝的統治者想要開始徵收商稅。

而江南地區自古以來都是富庶之地，所以一旦開始收稅，損失的都是這些江南商人的利益，同樣的還有這些東林黨人的利益，於是這些東林黨人在朝廷之上極力的阻撓這個政策的實行。

在明朝後期，明朝的賦稅只有幾百萬的白銀，而那些例如晉商八大家卻有著上億兩的存銀，這些商人不用繳納商稅，政商勾結，賺取財富，不可謂不諷刺。

天下大旱，國家無力賑災，還有那些軍隊的俸祿也沒有辦法分發朝堂無力賑災，農民就逐漸的起義，再然後國家要花錢去平叛，就更要花錢，就這樣，陷入了惡行迴圈之中。一直到後來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只能上吊自殺。

東林黨的眼高手低，違背了最初的定義

東林黨人最初的時候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可以說是非常的積極的政治思想，但是當黨爭之後，東林黨變得腐朽之後，他們的行為卻恰恰與最初的政治思想相反。

這些位居高位的東林黨人只會在朝堂之上談天說地，對於時事卻一竅不通。他們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個的道德典範，因此受到百姓的追捧，依此來獲得與皇帝爭權的能力，每當他們遭到處罰以及貶謫的時候，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不惜直言進諫的道德高人的形象，以此引發民間的追捧，從而引發輿論，造成對統治者的壓力。

這些黨人因為自己計程車子身份，感覺身份優越，這些優越感使得他們看不起與自己身份不同的人，尤其是對於士卒，往往稱其為“泥腿子”，所以使得他們被孤立

這些東林黨人往往是滿嘴的仁義道德，卻對於朝廷真實的弊端視而不見，往往針對這些問題總是扯到應該注重道德修養，要求皇帝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於是，朝廷的國庫空虛經濟危機等沒有絲毫的轉機，國家的弊端仍然在不停的加深。

東林黨最初與各個地方黨派進行爭鬥，後來與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進行爭鬥，在崇禎皇帝的幫助下，閹黨被毀，朝堂之上東林黨一家獨大，但是這仍然不能解決問題，這些東林黨又開始迅速的分裂繼續爭權奪利，根本沒有把精力放在國事之上

明朝後期，正是由於以東林黨為首的黨爭不斷的內耗，使得國家的行政力量低下，沒有幹實事，於是明朝就在這種內耗之中走向了滅亡。

明朝的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透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塑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做某些改造。對明朝東林黨人的評價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派認為東林黨和齊、楚、浙及閹黨一樣都是從派性出發，爭奪權勢而已。另一派則認為東林黨不務空談，主張躬行實踐不是為講學而講學，而是要過問政治以達到經世致用。東林黨倡導經世致用，道德濟世，但他們經世的具體內容主要體現在清議論政和生民關懷兩個方面。從這兩個方面活動的內容過程及其後果也不難看出，東林道德經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的缺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人對於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藍圖也並沒有真正推行。相反，他們當政期間，忙於黨爭扶持同黨，對宿敵進行殘酷打擊，欲將其一網打盡。雖然這是時勢所迫，是權力鬥爭的必要手段，但東林黨的腐化是明視訊記憶體在的。東林黨參與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有幾件。一是建儲之爭。在建儲事件上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當萬曆皇帝對他們的行為予以懲罰時，他們相互援助，透過輿論手段不斷進行反擊。由於東林黨人把個人道德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因而皇帝的處罰對他們並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反而是對他們道德的褒獎。東林黨人最終成功主導了萬曆皇帝改變繼位順序的企圖。但也正因為如此，萬曆皇帝日漸消極，對朝政幾乎放任不理。明末頹勢也就愈發明顯。二是考察和任用官吏之爭。明朝對官吏進行定期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兩種，考核決定著這級官員仕途升遷。因而也是各個黨派競爭的主要場所。由於黨爭激烈，內耗不斷，各黨派爭鬥不休，明朝政府的行政能力直線下。第三是抑制礦監和稅使之爭。萬曆24年，萬曆皇帝派出許多宦官充當礦監稅監，在全國各大城市以徵商開礦為名大事掠奪民間金銀。東林黨人掀起輿論攻勢，想逼迫萬曆放棄礦監稅監。但萬曆始終採取消極應對的措施，東林黨的強大政治攻勢終究未能使他屈服。這場曠日持久的衝突也就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國力。

那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完全不顧歷史事實。難道當時全國的史學家全都同樣的偽造歷史，除了敘述方式不同，為什麼他們的敘述的歷史事實都大體上互不矛盾。難道中國歷史只能是徹底的虛無嗎?

個人認為，歪曲和偽造中國歷史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也是公開的學術造假。所謂《清實錄》中清軍的戰報報告清軍捉住了馬士英，最後馬士英和投降清朝的降將方國安父子等等投降過去的將領一起被處斬，這樣的事實只是佐證了眾多史書上記錄的清軍殺降的事情，並沒有馬士英不在方國安軍中，自己組織抗清隊伍的記錄，事實上馬士英帶著他的殘兵敗將當時就是投靠了方國安的大軍。眾所周知方國安擁有重兵，在被馬士英策反之後，成為了消滅南明政權和荼毒江南人民的主力部隊，這在眾多史料中都有記載。清軍殺降並不能證明這些投降的將領的罪惡不存在。

中國式的人際關係註定了中國近代的悲慘命運。明朝末年，李自成能夠透過行賄官員多次成功逃脫。而很多不夠世故的知識分子卻被極端殘暴的虐殺致死。

在秦淮八豔中李香君痛斥馬士英，馬士英罵李香君是賤人，實際上，馬士英才是最大的賤人。

《續明紀事本末》記錄了馬士英的晚節。鄭芝龍和方國安，都是馬士英的好朋友。馬士英在潞王政權覆滅以後，在清軍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馬士英聯絡降將張存仁，企圖投降清朝但對方不接收。於是透過馬士英的私人關係，在一幫包括方國安、鄭芝龍在內的死黨的幫助下，馬士英得以進入方國安帳下，方國安的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要支柱，方國安手下有超過10萬人的部隊，在南明軍隊中最有實力。馬士英在方國安面前大談軍事，然後說當年弘光政權的覆滅都是阮大鋮惹的禍，吹完之後，卻跟阮大鋮依然情同手足。然後唆使方國安攻擊友鄰的部隊，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隊要麼無糧草供應，要麼在方國安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閩浙道路中斷，南明軍隊的抗清事業從此基本瓦解。然後馬士英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準備以此獻給清朝，作為將來在清朝晉升的階梯，馬士英阻斷前來營救的張國維，橋墩上刻下十個大字。但被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將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國安阮大鋮後來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後跟馬士英一起被清朝殺死。鄭芝龍後來也投降了清朝。

據史書記載，馬士英之所以能在明末的大環境下飛黃騰達，根本不是有什麼過人的能力，而是他非常善於交結權貴，他之所以在第一次當縣令的時候就被彈劾，就是因為用公款交結權貴，馬士英非常善於拉攏很多狐朋狗友，這才使得他一再飛黃騰達，並且在搞垮了幾個南明政權之後，別人仍然動不了它一根毫毛。馬士英扣押了朱以海，作為投降清朝的政治資本，

我是在探討崇禎為什麼生死國滅？這是明朝末年政治生態決定的現實，不搞清這一點，就不知道明朝為什麼亡國。馬士英在崇禎年間的表現倒是很不錯，但當時的政治生態環境只容許像馬士英這樣善於拉幫結派的人生存，這是明朝滅亡也是中國近代史悲劇的深層原因，正如魯迅先生曾經談到過的那樣，中國近代落後始於17世紀。

你說馬士英善於拉幫結派。這倒不是假的。馬士英的朋友圈也是非常廣，他早就想投降清朝，然而對方嫌他是首惡元兇，清朝不要這樣的大奸臣。他透過朋友圈，到處都有人接收，到處都有人替他說話，於是乎馬士英始終沒有被處分，也沒有被動一根寒毛，明朝末年這些人只考慮私人朋友關係而不顧及其他人。馬士英後來被安排在方國安的手下，方國安的部隊是明朝的主力部隊，卻成了消滅南明王朝的主要力量。

明朝在崇禎手上意外突然死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天災。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情況跟唐朝末年的情況非常接近。但唐朝末年的情況是黃巢起義軍佔領了包括廣東在內的廣大華南地區，但黃巢本身並不是一個能成大事的，有點類似於李自成的情況。在200年前的明英宗曾經被瓦剌軍隊俘虜，但在於謙的帶領下，明朝又堅持了200年。當時的人們似乎把馬士英也當成了于謙再世，結果卻大失所望。

透過明末清初的古籍，可以知道，清兵之所以能夠那麼順利的渡過長江，其實是馬士英造成。個人感覺當今世界，對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越來越鼓勵，這將從根本上扼殺知識創新，從歷史上看，以史為鑑，眾所周知，就在清兵渡過長江後不久，多爾袞下達了全民剃髮令，但清兵是如何渡過長江的？根據明朝史書《明季南略》和《南渡錄》的記載，渡江當日，清兵聲東擊西。從七里港趁著大霧渡過了長江，渡到一大半的時候，南明軍隊才發現清兵，隊形大亂，清兵趁機渡過長江。乍一看似乎是大霧惹的禍，可謂天不助大明。仔細一想，其實很有問題，長江大霧是經常有的現象，真正的原因是“七里港警報寂然”，就是偵察兵都被打怕了關怕了，原來在幾天前就在七里港，馬士英把前來報警的偵察兵抓起來捆起來，痛打一頓；重賞那些吹牛逼的，使得沒有人再敢來報警，於是七里港從此無人報警，上演了一出真實版的花剌子模信使故事，這使得南明政權從此成了瞎子和聾子，真是害人不淺。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靠著長江天險守住了半壁江山的政權，實在是太多了。沒有哪一個崩潰的如此的快，難道，東晉和南宋的時候，上百年都難得遇一次大霧?馬士英在七里港上演的，才是真正的花剌子模信使故事，比傳說中的真實多了。

鄭芝龍和方國安，都是馬士英的好朋友。馬士英在潞王政權覆滅以後，在清軍的追擊之下，潰不成軍。馬士英聯絡降將張存仁，企圖投降清朝但對方不接收。於是透過馬士英的私人關係，在一幫包括方國安、鄭芝龍在內的死黨的幫助下，馬士英得以進入方國安帳下，方國安的部隊是南明軍隊的主要支柱，方國安手下有超過10萬人的部隊，在南明軍隊中最有實力。馬士英在方國安面前大談軍事，然後說當年弘光政權的覆滅都是阮大鋮惹的禍，吹完之後，卻跟阮大鋮依然情同手足。然後唆使方國安攻擊友鄰的部隊，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隊要麼無糧草供應，要麼在方國安的攻擊下潰不成軍，閩浙道路中斷，南明軍隊的抗清事業從此基本瓦解。然後馬士英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準備以此獻給清朝，作為將來在清朝晉升的階梯，馬士英阻斷前來營救的張國維，橋墩上刻下十個大字。但被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將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國安阮大鋮後來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後跟馬士英一起被清朝殺死。鄭芝龍後來也投降了清朝。

據史書記載，馬士英之所以能在明末的大環境下飛黃騰達，根本不是有什麼過人的能力，而是他非常善於交結權貴，他之所以在第一次當縣令的時候就被彈劾，就是因為用公款交結權貴，馬士英非常善於拉攏很多狐朋狗友，這才使得他一再飛黃騰達，並且在搞垮了幾個南明政權之後，別人仍然動不了它一根毫毛。馬士英扣押了朱以海，作為投降清朝的政治資本，併為將來在清朝的晉升做好準備，張國維趕來救援，馬士英和方國安為了阻擋張國維的救援，阻斷石橋，並且在石橋墩上刻下了十個大字：方馬至此止，敵兵向前行。明朝的史書《聖安本紀》、《明季南略》、《續明史紀事本末》等大量的史書中都有相同的記載，並且有刻的石碑為例，不可能當時全國的史學大師們集體睜眼說瞎話，否則只有歷史的虛無了，任何歷史都不能相信。

馬士英，讓南明王朝的福王政權、浙江的魯王政權的主要力量是方國安，但馬士英的唆使使得這支超過10萬不戰而降，並且扣押了魯監國。史書記載，馬士英在逮捕和迫害他人方面絕不手軟、極為強硬，並不計任何後果，但這並不能代表馬士英對大明王朝是忠心耿耿的。馬士英的晚節是這樣，難道謊言說了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在顧炎武的《聖安本紀》和計六奇的《明季南略》都有記載。我覺得華人不應該那麼賤，連自己的歷史都沒有了，歷史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是否定這個民族的存在。馬士英率領軍隊依附於方國安 ，方國安的超過10萬人的軍隊是朱以海南明政權的主力部隊，在馬士英的唆使下，這個超過10萬人的部隊不戰而降，並且扣押了魯監國朱以海，方國安和馬士英準備把魯監國朱以海獻給清朝，作為晉升的階梯。張國維趕來救援，方國安和馬士英率領大軍阻斷石橋，在橋墩上刻下兩行大字：方馬至此止，敵兵往前行。後來，看管魯監國的官員生病了，朱以海逃脫登舟入海。後來馬士英覺得沒抓住朱以海，投降過去也沒多大意思，自己出了家，在浙江的寺廟裡，很快被清軍活捉，後來清軍將他處死。投降過去的阮大鋮、方國安等等，也被清軍殺了降。這個在眾多史料中都有記錄，馬士英並非閹黨分子。這是他最初能夠為廣大東林黨人接受的原因。但他為閹黨翻案，重修《三朝要典》。據《聖安本紀》記錄，有大批的閹黨分子不失晚節，殉國而死。但馬士英絕對不存在殉國的說法。

明末清初的時候，報業十分發達，這使得那個時代的歷史記載比先朝要可信的多。左良玉起兵的主要理由是討伐馬士英，當時左良玉已經無法控制手下，手下都忍無可忍，集體要求舉兵討伐馬士英。當然，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左良玉手下的大都是闖王李自成的部下，他們一般不願意跟老領導打仗。據《明史·奸臣傳》記載，左良玉部隊起兵造反，討伐馬士英，在起兵文書上列舉了馬士英的八條罪狀。包括為閹黨重修三朝要典。當了首輔還要獨掌兵權。大肆誣陷迫害他人。以選中宮為名，把最漂亮的女人佔有，剩下的才給朱由崧。腐敗到極品，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控制皇帝，招募死士，濫用暴力。還有太子案等等。左良玉手下的，主要是哪些李自成投降的部隊，早已義憤填膺，36員大將聯名造反，如果左良玉再不起兵造反，他們就要自我行動了，左良玉已經控制不住了。

方國安在馬士英的策反下，成為了覆滅南明王朝、屠殺江南人民的主力部隊，並非愛國將軍關於這一點必須尊重事實。在馬士英控制下，潞王至多是一個傀儡，毫無獨立人格，潞王朱常芳為了早日擺脫這種傀儡生涯，做出了投降清朝的無奈之舉。試想一下，作為一個皇帝，要不是傀儡當得實在難受，誰願意投降敵人那一邊當奴才。

《南渡錄》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據《南渡錄》記載，朱由崧是被馬士英勾結宦官黑的。弘光皇帝的荒淫根據李清《南渡錄》所記載並非是真實的，據記載馬士英勾結宦官把那些接蹱而死的宮中女人(估計是被馬士英一夥虐待死的）都說是弘光皇帝乾死的，抓蛤蟆的事也是馬士英制造的謊言。

根據李清《南渡錄》所記，弘光皇帝整日以淚洗面，很少接近女色但是很愛喝酒。有一次馬士英告訴他要是不聽話，就把他皇帝位置廢了，弘光皇帝聽了以淚洗面，痛哭不已，從此一切權力都任由馬士英把持。

南明時期馬士英借皇上選皇后和妃子的機會，大肆搜刮美女，在傳統戲曲《桃花扇》中，都有所反映，由於他只要沒有結過婚的美貌少女，很多被抓進宮的少女，都被糟蹋死了，害得少女人人自危，有的投井自殺，連這些少女的母親也自殺了，有的到處拉郎配找男人。這些在史書上都有記載。從歷史上看，有了權力的人找女人還真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