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革新時的日本，參照了中國隋唐時期的政治體制，例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權的天皇制國家，以才選官；

2、參照了中國的租庸制，把很多貴族土地收歸國有，國家定期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向他們收取賦稅。

週一良先生在《中日文化關係史論》一書中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能體現出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例子， 是中國與只隔衣帶水的鄰邦日本。”

的確，中日兩國之間的交往，至隋唐時代達於頻繁往來的鼎盛時期。這時，中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處於先進地位，唐代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高度發達，而尚在“大化革新”前的日本，社會發展還落後於中國。

因此，中日之間的交流，日本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勢，如飢似渴地吸收中國文化，先後派出使團、留學生和學問僧到中國來吸取營養。

在隋代，日本共派出遣隋使五次，特使高向玄理等人專程來華學習佛法，在唐代，從公元630年到公元834年的200餘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18次，其中有16次到了中國。使團成員包括正副使、僧人、學生和各類工匠，來訪人數由起初的250人左右增加到後來的500人左右，最多的一次達651人，船隻也由兩隻增加到四隻。

那時，日本的航海技術還很落後，連利用季節風向航海的技術都沒有掌握，因此，幾乎每次來華使團都要付出巨大犧牲，文獻記載的遇難者達500餘人，但他們為了學習中國文化鍥而不捨。

他們來華以後，大多人國子監所轄的“六學”就讀，學問僧則四處拜師，論道講法。他們在中國學習的內容包括了文物典章制度、生活方式、社會習慣和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回國後終於在奈良時代以“大化革新”為契機，使日本實現了中央集權制度，進入了封建社會。

這些在中國留學的日本人，其中有許多成就卓著，對日本的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如南淵清安、高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國井田制度實行班田制、促成“大化革新”的關鍵人物。古備真備、空海等則是藉助漢字創造日本假名字母的直接貢獻者。中國的圍棋也由吉備真備帶往日本。膳犬丘則將尊孔儀式帶回日本。

有一些留學生則長期留在中國，如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晁衡，隨第八次遣唐使入唐，在長安完成了學業，接受了科舉考試，並考中進土，官至秘書監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館長，與李白、王維等大詩人關係很好。阿倍仲麻呂中間曾渡海回國，臨行前唐玄宗、王維賦詩送行，中途遇險而還，李自還以為他遇難，作《哭晁衡》一首，成為中日友好的千古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