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帶頭反對永貞革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後，沒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憲宗繼位時，才把他轉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為此痛恨王叔文，並遷怒於柳宗元﹑劉禹錫，把自己遭貶陽山令歸罪於柳宗元和劉禹錫，永貞革新時沒起用韓愈，就其為人來說，恐怕不是沒有原由的。而韓愈被貶陽山令起因是上書得罪了李實。​貞元十八年，三十五歲的韓愈，出任國子監四門博士，可不知什麼原因，僅一年後就被撤職。這期間他有《上李尚書書》，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實獻文求助，可李實是一個趁著大旱，欺上瞞下剋扣徵稅的貪官，但韓愈卻在上書裡獻媚稱頌李實是“忠於君，孝於親”的人。上書不久，韓愈做了監察御史。這時他又一反前態，與張署、李方叔寫《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的奏疏，揭示旱災實情。

這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做法使得韓愈因此得罪李實被貶為陽山令。​​韓愈被貶這件事本來與兩年後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沒有相干，可韓愈卻藉此機會發洩永貞革新時不被起用的惱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的長詩裡把他的遭貶歸罪於柳宗元和劉禹錫。他說∶“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這顯然是在洩憤，又故意把自己說成是永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舊派朝臣求援。他還作詩《永貞行》，攻擊王叔文﹑柳宗元等人為“小人乘時偷國柄”。並顛倒黑白，說宦官掌控的禁軍是“天子自將非他師”，抵毀革新派，說“天位未許庸夫幹”。韓愈的這些話完全是反對王叔文的宦官﹑藩鎮和舊派朝臣的腔調，不過經過他的描述更顯得激切﹑刻薄罷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進者”。宋代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中的《讀柳宗傳》中說道∶“餘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於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蘇軾朋黨論說∶“唐柳宗元﹑劉禹錫始不陷叔文之黨，共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名臣矣。”韓愈反對王叔文，卻遷怒柳宗元和劉禹錫顯然是出於私利，但後世卻還是因為韓愈的名望而更多的相信韓愈的說法。​之後清朝同治時的陳其元寫了一本《庸閒齋筆記》，他在論述“古人被冤”時，為王叔文等人申冤。儘管如此，宦官對直筆的一些記述還是不滿。柳宗元參與永貞革新，關係一生榮辱，後世人多為此惜之，可如果韓愈說的是真的，那麼查閱柳宗元或劉禹錫留下的文字並沒見有一絲與此事有關的文字。​所以，此事是否真的如韓愈所說，或者說歷史究竟如何，還有待考證。

歷史的真相很多時候，撲朔迷離。從中唐至今，很多關於永貞革新的記載，都非常負面。我們分析的時候，需要知道：是誰記錄的。

比如韓愈就說過：永貞革新是“小人乘時偷國柄”，是一種極端負面的評價。不過，陳寅恪在考據之後指出：韓愈與宦官俱文珍頗有交往，故記述永貞革新，多采納俱文珍等反對派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