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沒落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內在與外在的原因,在歷史上來看,主要是在清朝末年沒落的。
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轉而支援票號改革,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臺,貸款之事成為泡影。最後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
晉商沒落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內在與外在的原因,在歷史上來看,主要是在清朝末年沒落的。
清朝末年,上海成為通往西方的門戶,加上白銀外流,銅錢價格暴跌,晉商喪失販鹽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線的重大變遷,晉商便開始衰落。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與官府關係越驅緊密。晉商雖然在中國近代金融界輝煌一時,但其興盛並非依靠自由經濟體系的競爭,而是依賴與朝廷的特殊關係。所謂“官商經濟”(或稱官商勾結的壟斷經營),晉商的後代往往走向科舉之路,最後在朝廷內閣任官,例如明朝萬曆時期的蒲州張四維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官僚消滅,票莊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入清後,晉商被緊緊地綁在清王朝的戰車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與清王朝的命運休慼與共。大量捐納加速了清王朝的沒落,同時造成了晉商本身生存發展的危機。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陸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權,可節省大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使得晉商壟斷兩湖的茶葉販運事業久不復見。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圖的晉幫商號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建議改組票號為銀行,卻遭到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的反對。辛亥革命後,山西票號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陝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轉而支援票號改革,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臺,貸款之事成為泡影。最後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