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推行的變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財政收入和穩定了當時的軍事。但變法的同時也受到了歐陽修、蘇軾、曾鞏等很多文人士大夫的反對，由於觸動了官僚及大地主階層的利益，以及在執行過程中傷害到了老百姓利益，最終變法以失敗告終。說到底王安石變法沒有透過鼓勵工商業、刺激經濟發展增加稅收而讓宋朝實現財務收入增加，而是透過用國營、管制的方式來獲得財稅收入的增加。

懂得點現代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那是緣木求魚，未能有效提升政府財稅收入。儒家一向守舊，自然是抨擊王安石變法了。

其次，葉紹翁是南宋中晚期人，距王安石變法時期有二百年左右。作為江湖布衣詩人，葉紹翁沒有複雜多樣的生活背景，少有現實政治的坎坷曲折，生活的主要內容無非是交遊、隱居，抒寫隱居生活和布衣情懷。其主要作品有《遊園不值》等。

三、葉紹翁在拜謁王安石祠時寫下了《謁半山祠》：

歸去田疇問老農，力行新法竟何功。

已知供佛追前過，尚惜修書謝數公。

塑像難陪夫子壁，古祠誰訪覺王宮。

都來二百年間事，燕麥戎葵幾度風。

主要內容是詠王安石變法事件。由於葉紹翁沒有多少從政生涯，生活在底層，對底層百姓生活接觸較多，瞭解民間疾苦。所以對王安石變法，尤其是青苗法對當時百姓利益的傷害以及民間百姓對變法的嗟怨等，“力行新法竟何功”，是說王安石應去問問農民們，推行新法究竟有何功。“都來二百年間事，燕麥戎葵幾度風”，說明王安石變法經過二百年來，未對宋朝農業百姓生活帶來作用。詩中並不是對王安石變法進行全面否定，而是委婉地提出了批評。

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多存爭議。任何變革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的改革不也經歷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嗎？想透過變法促進生產，使國家富強起來，本意是好的。但是，王安石一班書生閉門造車，不深入基層調研，憑自己想象去變法違反了經濟發展規律。結果事與願違。

改革沒有群眾基礎，就產生了“歸去田疇問老農，力行新法竟何功”的上層建築與社會實踐脫節的現象。在黨的領導下，我們的改革在農村受到農民的廣泛支援，土地承包解放生產力是農民對舊體制的反抗，破舊立新立刻見效。在城市工礦企業破除鐵飯碗，大鍋飯，精兵簡政，輕裝上陣，講求經濟效益，使老企業喚發青春。這些舉措無一不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基礎是改革成敗的根本。

王安石所處的時代及本人認知的侷限性使他不可能走廣泛的群眾路線，不可能去發動群眾參與改革變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打壓下，變法只能是曇花一現。

葉紹翁是在二百年後對王安石變法做的觀感，從詩中看也沒有全面否定變法。而是說“新法竟何功”？是說沒有真正的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