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其實問得很深，涉及到歷史分期，以及中外史關係問題。下面的內容很枯燥，有興趣可以看一看，沒有興趣就不用浪費時間了。對普通人而言，這是艱深的歷史理論問題，深入瞭解的意義不大。
首先談歷史分期。歷史分期不是歷史本身形成的，而是為了歷史研究，將較長的歷史時段人為分割成較短的幾個歷史時段，以便於研究。所以，對於任何歷史當事人而言，他們沒有自覺。也就是說，乾隆和華盛頓都不會有自己是古代人還是近代人的困惑。因為這個標準完全是由後人設定的。那麼究竟如何進行歷史分期的設定？這本身就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於很多歷史研究的爭論，其實也和分期的設定有關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析方式，很容易形成爭論。不過在學術界，一般情況下會形成一種主流觀點。但是主流觀點隨著歷史的變遷，往往也會發生改變。所以歷史分期不具有絕對性，是歷史學家主觀判斷的結果。從根本上講，歷史具有高度連續性，不能分割。但是從研究層面上講，歷史又必須分割，否則研究活動無法開展。對於分期的理解，應當從歷史研究層面上來入手，而不是將歷史按照分期的時間前後人為截斷，認為前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這是一種錯誤的想象。歷史的變化一定是漸進式的。就算是再劇烈的變革，也不可能在一瞬間就使得歷史事物發生質的變化。
接下來談近代史分期的問題。在近代史分期的具體時點選擇上，我們中國的歷史學界主要採用了蘇聯世界史模式的觀點，也就是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終點光榮革命1688年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這種以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革命事件作為歷史分期依據，基本上都是按照馬克思的社會階級劃分理論而進行的。當然也可以採用其他的時間點，比如也有學者主張法國大革命作為近代史開端。跳出政治領域，以重大經濟事件作為世界歷史分期依據，也不是沒有道理，因此也有人將工業革命作為近代史的開端。所以，近代史的範圍界定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由此不難看出，前後時間相差有百年之多。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的，不能用一種說法去否定另一種說法。換句話講，在事實上不存在這樣一個將近代和古代分割的時點，只存在著一個過渡帶，在這個時間段內，既具有古代社會的一些特徵，又具有近代社會的一些特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特徵會越來越少，近代特徵會越來越突出。原則上講，可以把分期時間點設定在這個過渡當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可行的。
然後談中外歷史關係問題。西方史和中國史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在發展過程當中是不同步的。因此，在中國的主流中學歷史教科書當中，把西方近代史的起點定在了1688年，把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定在了，爆發鴉片戰爭的1840年。兩者相差150多年。為什麼同樣是近代，兩者相差這麼長時間？最主要是因為近代這個概念並不僅是一個時段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形態概念。它實際上描述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中國1840年以前，是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1840年以後，透過鴉片戰爭，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開始逐步的侵入到中國社會，因此中國才開始向近代國家轉型，所以才將這一年定為了中國的近代元年。在這之前，中國歷史發展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與西方等境外國家的文化交流相對有限，並且在發展過程當中，始終以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為主導，構建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文化體系。而西方興起之後，透過武力手段，向全球進行征服，在客觀上實現了將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連線起來的這樣一種效果。換句話說，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或者說全球史是西方殖民的產物。從此以後，全世界的各國曆史才開始同步發展。
最後回到問題本身，從社會形態來看，華盛頓當時所處的美國社會已經具備了比較明顯的近代社會特徵，華盛頓應該被視為一個近代人；乾隆時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傳統社會，因此乾隆應當被視為一個古代人。至於兩者之間，在歷史上大致處於同一時期，卻分別處於不同形態社會，這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現象，沒有必要大驚小怪。至於是古代史還是近代史，對於華盛頓而言，沒有特別明顯的問題。都是作為近代史研究的物件。但對於乾隆來說，確實值得一提。如果將對乾隆的研究僅僅限定在中國範圍之內，那麼完全可以理解為古代史的研究。就如現在中國清史研究當中，一般將1840年以前的領域交給古代史學者進行。但如果將對乾隆的研究擴充套件到世界範圍，那麼原則上應該將其界定為近代史研究。比如說，有學者研究乾隆對於當時世界認知的瞭解研究，這種研究就應當列入近代史領域，這是因為從世界範圍來看已經進入近代史階段。還有不少同時期中外，社會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比如彭慕蘭的大分流，實際上就涉及到中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和英格蘭在經濟發展領域的比較，也應當被視為近代史研究。
這個問題其實問得很深，涉及到歷史分期，以及中外史關係問題。下面的內容很枯燥，有興趣可以看一看，沒有興趣就不用浪費時間了。對普通人而言，這是艱深的歷史理論問題，深入瞭解的意義不大。
首先談歷史分期。歷史分期不是歷史本身形成的，而是為了歷史研究，將較長的歷史時段人為分割成較短的幾個歷史時段，以便於研究。所以，對於任何歷史當事人而言，他們沒有自覺。也就是說，乾隆和華盛頓都不會有自己是古代人還是近代人的困惑。因為這個標準完全是由後人設定的。那麼究竟如何進行歷史分期的設定？這本身就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於很多歷史研究的爭論，其實也和分期的設定有關係。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析方式，很容易形成爭論。不過在學術界，一般情況下會形成一種主流觀點。但是主流觀點隨著歷史的變遷，往往也會發生改變。所以歷史分期不具有絕對性，是歷史學家主觀判斷的結果。從根本上講，歷史具有高度連續性，不能分割。但是從研究層面上講，歷史又必須分割，否則研究活動無法開展。對於分期的理解，應當從歷史研究層面上來入手，而不是將歷史按照分期的時間前後人為截斷，認為前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這是一種錯誤的想象。歷史的變化一定是漸進式的。就算是再劇烈的變革，也不可能在一瞬間就使得歷史事物發生質的變化。
接下來談近代史分期的問題。在近代史分期的具體時點選擇上，我們中國的歷史學界主要採用了蘇聯世界史模式的觀點，也就是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終點光榮革命1688年作為世界近代史的開端。這種以重大歷史事件，尤其是革命事件作為歷史分期依據，基本上都是按照馬克思的社會階級劃分理論而進行的。當然也可以採用其他的時間點，比如也有學者主張法國大革命作為近代史開端。跳出政治領域，以重大經濟事件作為世界歷史分期依據，也不是沒有道理，因此也有人將工業革命作為近代史的開端。所以，近代史的範圍界定具有一定的主觀性。由此不難看出，前後時間相差有百年之多。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的，不能用一種說法去否定另一種說法。換句話講，在事實上不存在這樣一個將近代和古代分割的時點，只存在著一個過渡帶，在這個時間段內，既具有古代社會的一些特徵，又具有近代社會的一些特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特徵會越來越少，近代特徵會越來越突出。原則上講，可以把分期時間點設定在這個過渡當中的任何地方，都是可行的。
然後談中外歷史關係問題。西方史和中國史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在發展過程當中是不同步的。因此，在中國的主流中學歷史教科書當中，把西方近代史的起點定在了1688年，把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定在了，爆發鴉片戰爭的1840年。兩者相差150多年。為什麼同樣是近代，兩者相差這麼長時間？最主要是因為近代這個概念並不僅是一個時段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形態概念。它實際上描述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中國1840年以前，是沒有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1840年以後，透過鴉片戰爭，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開始逐步的侵入到中國社會，因此中國才開始向近代國家轉型，所以才將這一年定為了中國的近代元年。在這之前，中國歷史發展具有很強的獨立性，與西方等境外國家的文化交流相對有限，並且在發展過程當中，始終以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為主導，構建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文化體系。而西方興起之後，透過武力手段，向全球進行征服，在客觀上實現了將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連線起來的這樣一種效果。換句話說，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或者說全球史是西方殖民的產物。從此以後，全世界的各國曆史才開始同步發展。
最後回到問題本身，從社會形態來看，華盛頓當時所處的美國社會已經具備了比較明顯的近代社會特徵，華盛頓應該被視為一個近代人；乾隆時代的中國，還是一個傳統社會，因此乾隆應當被視為一個古代人。至於兩者之間，在歷史上大致處於同一時期，卻分別處於不同形態社會，這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現象，沒有必要大驚小怪。至於是古代史還是近代史，對於華盛頓而言，沒有特別明顯的問題。都是作為近代史研究的物件。但對於乾隆來說，確實值得一提。如果將對乾隆的研究僅僅限定在中國範圍之內，那麼完全可以理解為古代史的研究。就如現在中國清史研究當中，一般將1840年以前的領域交給古代史學者進行。但如果將對乾隆的研究擴充套件到世界範圍，那麼原則上應該將其界定為近代史研究。比如說，有學者研究乾隆對於當時世界認知的瞭解研究，這種研究就應當列入近代史領域，這是因為從世界範圍來看已經進入近代史階段。還有不少同時期中外，社會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比如彭慕蘭的大分流，實際上就涉及到中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和英格蘭在經濟發展領域的比較，也應當被視為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