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上臺，鑑於肅順攬權的教訓，多次申諭廣開言路。同治四年，李鴻藻入軍機後，拉攏大批言官，形成“清流派”。隨著情況的不斷變化，最高統治者不僅對清流派的言論持寬鬆放任的態度，有時甚至還會有意慫恿。

慈禧太后為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借御史為耳目，以翰林為喉舌，對清流彈劾權貴常加鼓勵，以監視和牽制奕訢等人。正是由於慈禧太后的寬縱，清流人物才更加放膽而行。

清流派是個比較特殊的派別。慈禧太后雖然專橫跋扈，但還是比較能接受清流派的諫諍。“庚辰午門案”、“東鄉慘案”都驗證了這一點。但慈禧太后對清流派的寬縱基於對它的利用。

在共同的政敵——肅順被消滅之後，慈禧太后與奕訢的矛盾也因難以容忍兩個權力中心的並存而逐漸公開化，且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利用清流限制政敵，以達到鞏固自身地位的目的。

另外，同治年間，漢族地主階級官員以武力出任督撫之後，集地方軍政大權於一身，成內輕外重、尾大不掉之勢。權力的旁落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為防止地方勢力失去控制，便玩起了“以清議維持大局”的手法，將清流派當成了削弱漢族大員的秘密武器，有意利用這些好為大言的京官，對地方漢族大員進行不遺餘力的詆譭與抨擊。當然慈禧太后也利用清流派的輿論影響力，割除貪官汙吏，使其有利用於她的封建統治。

慈禧太后的寬縱使清流派得以發展壯大，但又因為這種寬縱基於利用的基礎之上，所以一旦沒有了利用價值，勢必不會縱容下去，正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甲申易樞之後，慈禧太后最大的政敵——奕訢被逐出權力中心，清流派隨之被瓦解。

慈禧太后作為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對於效忠於清王朝的任何政治派別都是有選擇的重用、拉攏、培植。她利用各派目的相同而政見不同的情況，讓各派互相牽制，以形成權力上的制衡。又根據政局的變化，對各派有所傾向的扶持，玩弄維持大局的權術，撈取更多的擁戴和輿論的支援，而自己則居高臨下，利用握在手中的各派，鞏固自己最高統治者的地位。

抨擊朝政的“清流派”，主要是由翰、詹、科、道的官員構成，即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給事中、御史道。根據清王朝政府的機構職能設計，翰林院、詹事府都具有就國家事務上折諫議的權力，而六科給事中、御史道更是專職的監察、彈劾部門。所以，“抨擊朝政”本來就是這些部門的職責所在。而且清王朝時代，為了發揮諫議、監察部門的監督作用，長期實行的是“言者無罪”的政策，因而這些諫議、監察部門，往往會出現捕風捉影，甚至捏造事實的情況，但只要能發揮讓百官戰慄戒懼的作用，就算證明是亂說，一般事後也不會追究。

除了“清流黨”自身的工作職能本來就是抨擊朝政、參劾百官外。慈禧太后還曾非常明顯地利用清流黨的這種特點，將其作為工具來打擊異己。例如中法戰爭時代，慈禧太后就曾利用縱容清流黨來參劾朝政，達到了讓恭親王為首的軍機處集體換班的甲申易樞。

藉助清流黨，使得官員們互相爭鬥揭發，互相猜忌盤算，人人自危，人人向朝廷邀寵爭功，從而皇權統治才能鞏固。這就是為什麼包括慈禧在內的清代統治者們，對以參劾為能事的翰詹科道“縱容”的主要原因。

但是這種縱容也並非是沒有底線的，尤其明顯的是慈禧太后在扳倒了恭親王之後，日益嫌清流黨呱噪討厭。甲午戰爭時，清流黨議論朝政日甚一日，其中屬於帝黨人物的監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安維峻連續上奏了60多道殺氣騰騰的奏章，其中大多是捕風捉影之語，到了最後安維峻的本子參到了慈禧太后頭上，而且無法無天地在公開的奏章裡把道聽途說的李蓮英擅權之類的段子都拿來作為參慈禧太后的證據，最後終於惹怒慈禧，將安維峻革職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