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什麼？
在初中時的政治書裡，我們記得恩格斯說過，勞動創造了人類。什麼意思呢？可以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解釋。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現象學》裡說，人類的形態特點表現為，一個能說話的口，一雙能勞動的手，還有能直立的腿。
說人會勞動，就與動物有區別，那有人會質疑：動物的捕食其它動物的行為，或者是吃植物的動作，難道不是勞動？你有這樣的質疑不怪你，是由於沒有跟你解釋清楚的原因。
什麼叫“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人是能夠製造並使用工具的動物。那就換一種說法，更具體，更準確。
有人做過實驗，看猴子會不會使用工具。把幾隻猴子關進一間房子裡，頂上掛個香蕉，猴子夠不著，放進一個箱子，猴子站在上面還是夠不著，又遞根棍子，有的猴子也沒反應，但是有隻機靈的猴子，就用棍子夠到了香蕉。這個實驗就說明，猴子只能使用工具，但是不能製造工具。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於這樣的解釋很滿意。恩格斯的這個關於人的定義似乎成為金科玉律了。
但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英國的一個動物學家，叫珍妮·古道爾。她跟非洲的黑猩猩打交道幾十年。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黑猩猩愛吃白蟻，可是白蟻在洞裡，怎麼能吃到？別說，這黑猩猩可有辦法，折了一個樹枝，去掉樹葉，然後伸進洞裡，白蟻以為動物入侵，就去咬樹枝，結果抽出樹枝，滿樹枝都是白蟻，於是黑猩猩像吃串一樣。我們即使看了，也不過是覺得有點意思，感覺這黑猩猩到底還是接近人類的，聰明哈。
但是問題來了，我們所接受的人與動物的區別是製造和使用工具，可這黑猩猩折樹枝，當釣魚竿來釣白蟻吃的行為，即使很簡單，難道不是創造了工具，並且去使用它？
黑猩猩也會製造並使用工具！可是，黑猩猩是人嗎？我們當然不承認。那這個對於人類與動物的區別的定義，就有問題了。
珍妮•古道爾也感到茫然。既然不承認黑猩猩是人類，那總得找出黑猩猩與人類的區別啊，總得給出人類不同與黑猩猩的理由啊！都能製造和使用工具，區別在哪裡？最後，珍妮•古道爾這樣解釋，人制造工具是雙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夠製造工具，並且能夠用所製造的工具再去做另外一個工具。
對於這個問題，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位哲學系的叫鄧曉芒的學者，有過思考。他感覺珍妮•古道爾的解釋太麻煩。並且認為這樣解釋從類人猿到早期人類的過渡，中間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鄧曉芒認為，要想到先製造一件工具，為的是製造另一個工具，這個恐怕只能是成為人以後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和遠見。因此，鄧曉芒從哲學角度給出瞭解釋，認為人是：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的動物。
我們知道，黑猩猩用完樹枝，就扔掉了，到下一次遇到同樣的情況，就會重新做。猴子用完棍子也會扔掉。但是人類製造出來的工具，就不會扔。比如說，人做了一根棍子，會把棍子視作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當作自己延長的手，會隨身攜帶，可以來抵禦和打野獸。做的石頭、石斧，也不會扔掉，留著以後用。那鄧曉芒為什麼不用儲存二字，而用攜帶二字呢？他是這樣解釋的：你把工具帶在身邊，就已經是儲存它了，儲存可以是儲存在另外一個地方，不一定帶在自己身上，同時，說儲存也不能準確地表達出人與自然的那種不能相互分離的關係。
人類能夠清晰地說話，至少經歷了一、二百萬年。最初猿人與黑猩猩一樣，口腔和喉部結構很不適合發出清晰的音節，只能發母音，跟動物一樣，只會嚎叫，不會用子音分出一個個音節。形成能夠發聲的器官，是最近十幾萬年的事。
動物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動物不能夠直立起來，不能進化成人的大腦，也不能夠進化出發聲的喉部結構。
如果單純地這麼解釋人類的語言，那麼我們必然會懷疑，動物也有自己的語言啊？動物也能夠發聲呼叫，表示報警、威脅，或是求愛，或是呼叫同伴等等。我們說，這些都算不上語言，只能說是訊號，真正的語言是符號，是可以用來講述的。語言不僅有直接性，還有抽象性，是直接性與抽象性的統一體。
我們人類可以把動物、植物或者其它的東西命名，我們還把自己取名字，然後張三李四在王二麻子不在場的情況下，來談論他。我們可以張家長李家短，我們可以有長舌婦，但是動物就不行。你不可能看到黑猩猩在一塊侃大山，它們在一起至多就是打打架撓撓癢，我們也不可能看到狗狗們在一起聊天，嘰嘰喳喳聊半天，至多隻會相互汪汪地叫。這就是語言的抽象性。
德國哲學人類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給人下了一個定義：人是製造和使用符號的動物。我們人類不僅可以創造文字，並且用它來記述歷史。就是說，人類的語言符號不同與動物的區別在於，可以用它來講述。我們有史記，有書籍，把發生過的，未發生過的，把真實的，虛構的，都可以去講，不存在眼前的，我們也可以講。動物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我們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直立起來。有了直立行走這一前提，我們才可以發生身體結構的變化，有了喉部結構的變化，我們才有說話的前提；直立有利於我們的腦部進化；我們能夠說話，大腦有了抽象能力，才可能有人類的語言。雙手解放出來，我們才可能去製造使用攜帶工具。
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什麼？
在初中時的政治書裡，我們記得恩格斯說過，勞動創造了人類。什麼意思呢？可以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解釋。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現象學》裡說，人類的形態特點表現為，一個能說話的口，一雙能勞動的手，還有能直立的腿。
說人會勞動，就與動物有區別，那有人會質疑：動物的捕食其它動物的行為，或者是吃植物的動作，難道不是勞動？你有這樣的質疑不怪你，是由於沒有跟你解釋清楚的原因。
人類與動物的區別是，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什麼叫“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人是能夠製造並使用工具的動物。那就換一種說法，更具體，更準確。
有人做過實驗，看猴子會不會使用工具。把幾隻猴子關進一間房子裡，頂上掛個香蕉，猴子夠不著，放進一個箱子，猴子站在上面還是夠不著，又遞根棍子，有的猴子也沒反應，但是有隻機靈的猴子，就用棍子夠到了香蕉。這個實驗就說明，猴子只能使用工具，但是不能製造工具。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於這樣的解釋很滿意。恩格斯的這個關於人的定義似乎成為金科玉律了。
但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英國的一個動物學家，叫珍妮·古道爾。她跟非洲的黑猩猩打交道幾十年。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黑猩猩愛吃白蟻，可是白蟻在洞裡，怎麼能吃到？別說，這黑猩猩可有辦法，折了一個樹枝，去掉樹葉，然後伸進洞裡，白蟻以為動物入侵，就去咬樹枝，結果抽出樹枝，滿樹枝都是白蟻，於是黑猩猩像吃串一樣。我們即使看了，也不過是覺得有點意思，感覺這黑猩猩到底還是接近人類的，聰明哈。
但是問題來了，我們所接受的人與動物的區別是製造和使用工具，可這黑猩猩折樹枝，當釣魚竿來釣白蟻吃的行為，即使很簡單，難道不是創造了工具，並且去使用它？
黑猩猩也會製造並使用工具！可是，黑猩猩是人嗎？我們當然不承認。那這個對於人類與動物的區別的定義，就有問題了。
珍妮•古道爾也感到茫然。既然不承認黑猩猩是人類，那總得找出黑猩猩與人類的區別啊，總得給出人類不同與黑猩猩的理由啊！都能製造和使用工具，區別在哪裡？最後，珍妮•古道爾這樣解釋，人制造工具是雙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夠製造工具，並且能夠用所製造的工具再去做另外一個工具。
對於這個問題，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位哲學系的叫鄧曉芒的學者，有過思考。他感覺珍妮•古道爾的解釋太麻煩。並且認為這樣解釋從類人猿到早期人類的過渡，中間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鄧曉芒認為，要想到先製造一件工具，為的是製造另一個工具，這個恐怕只能是成為人以後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和遠見。因此，鄧曉芒從哲學角度給出瞭解釋，認為人是：製造，使用和攜帶工具的動物。
我們知道，黑猩猩用完樹枝，就扔掉了，到下一次遇到同樣的情況，就會重新做。猴子用完棍子也會扔掉。但是人類製造出來的工具，就不會扔。比如說，人做了一根棍子，會把棍子視作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當作自己延長的手，會隨身攜帶，可以來抵禦和打野獸。做的石頭、石斧，也不會扔掉，留著以後用。那鄧曉芒為什麼不用儲存二字，而用攜帶二字呢？他是這樣解釋的：你把工具帶在身邊，就已經是儲存它了，儲存可以是儲存在另外一個地方，不一定帶在自己身上，同時，說儲存也不能準確地表達出人與自然的那種不能相互分離的關係。
人類語言的符號模式是人類與動物基本的區別人類能夠清晰地說話，至少經歷了一、二百萬年。最初猿人與黑猩猩一樣，口腔和喉部結構很不適合發出清晰的音節，只能發母音，跟動物一樣，只會嚎叫，不會用子音分出一個個音節。形成能夠發聲的器官，是最近十幾萬年的事。
動物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動物不能夠直立起來，不能進化成人的大腦，也不能夠進化出發聲的喉部結構。
如果單純地這麼解釋人類的語言，那麼我們必然會懷疑，動物也有自己的語言啊？動物也能夠發聲呼叫，表示報警、威脅，或是求愛，或是呼叫同伴等等。我們說，這些都算不上語言，只能說是訊號，真正的語言是符號，是可以用來講述的。語言不僅有直接性，還有抽象性，是直接性與抽象性的統一體。
我們人類可以把動物、植物或者其它的東西命名，我們還把自己取名字，然後張三李四在王二麻子不在場的情況下，來談論他。我們可以張家長李家短，我們可以有長舌婦，但是動物就不行。你不可能看到黑猩猩在一塊侃大山，它們在一起至多就是打打架撓撓癢，我們也不可能看到狗狗們在一起聊天，嘰嘰喳喳聊半天，至多隻會相互汪汪地叫。這就是語言的抽象性。
德國哲學人類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給人下了一個定義：人是製造和使用符號的動物。我們人類不僅可以創造文字，並且用它來記述歷史。就是說，人類的語言符號不同與動物的區別在於，可以用它來講述。我們有史記，有書籍，把發生過的，未發生過的，把真實的，虛構的，都可以去講，不存在眼前的，我們也可以講。動物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人類與動物的區別是直立行走我們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直立起來。有了直立行走這一前提，我們才可以發生身體結構的變化，有了喉部結構的變化，我們才有說話的前提；直立有利於我們的腦部進化；我們能夠說話，大腦有了抽象能力，才可能有人類的語言。雙手解放出來，我們才可能去製造使用攜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