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人們對醫生大多尊稱；大夫。大夫一詞原是古代封建社會春秋戰國時期一種比較高的官職稱謂，從有醫生這個職業以來，人們一直對醫生都非常尊重，見到醫生都叫王大夫，李大夫等。另外還有是社會，也就是國家即朝廷給醫生以很高的社會地位，封建社會把各行各業，各色人等分為三教九流，即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又分為上九流和下九流。上九流為；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風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所以，在封建社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除了那些透過科舉考試一舉成名的狀元，進士，舉人等以外，醫生是最受尊敬的了。因為古代又稱醫生為；司命。是一個積德行善的職業。有什麼能比救人一命更值得尊敬呢？

坐堂。說起坐堂，始於東漢末年，最早的著名大醫學家，張機，張仲景，時任湖南長沙太守（相當於現在的市長），當時，傷寒大面積流行，死亡率很高，張仲景家族300餘口人，死亡100餘人，張仲景努力解救病人。他著述了傷寒名著《傷寒雜病論》，並且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在府衙的大堂上為患病的百姓們診病，開方，治好了大量的病人，從此以後，坐堂一詞也就慢慢的流行起來。從那以後，在藥店裡為患者診病開方看病的醫生被人們尊稱為；坐堂大夫。

那麼“坐堂”來自何處？“坐堂”之意，出自漢代名醫張仲景。

老子曾說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由於東漢末年，是戰亂之年，百姓背井離鄉，農業荒廢，相繼各地連續爆發瘟疫，洛陽、南陽，會稽等地區疫情尤為嚴重，形成“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悲慘景象。連張仲景的家也不例外，他在《傷寒論》自序裡就寫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於是面對家家都有災難降臨現實，張仲景傷心至極，“感往昔之論喪，傷橫夭之莫救乃”，於是就發憤研究醫學“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立志做個醫生，能“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

大約張仲景在五十歲，漢靈帝的時候，被推舉為孝廉，曾經做過長沙太守。這時他已經是地位很高官員了，但他還是時刻不忘百姓的痛苦，想方設法地為他們治病。在封建時代官員是不隨便進入平民百姓家的，為了能給百姓治張仲景想了一個好辦法，於是他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這兩天，把自己官府的衙門開啟，並不處理政務，而讓有病的群眾進來給他們治病。

時間一長，這成了慣例，並影響和擴充套件到寺堂和廟宇。因古時道家學徒和佛家子弟大多都習醫的，也利用初一和十五，行善積德地在寺堂和廟宇裡給百姓看病。繼而也影響到了集市，改變了以往醫生遊走不定的行醫行為，如《清明上河圖》中的“趙太丞家”就是此例。最後發展成藥店鋪和診所相結合的狀況，因古時的醫生大都能自己採藥和加工，因此也懂得藥材，看病和賣藥集一身的。況且有時根據病情時疫不同，藥材還需要臨時親自炮製，同時也籲有自己的成方和秘方，因此行醫和配藥十分方便。

如今醫藥發展到了一定的產業化和商業化，行醫和製藥雖然進行了分開，但中醫的行醫方式，在不少地方仍然保持著以“坐堂” 傳統方式。於是，百姓們就把坐在藥鋪裡給病人看病的醫生通稱為“坐堂”，所以醫生也就成了“坐堂醫生”。以“堂”作為中藥店鋪的名稱就這樣的保籲下了，相繼以藥店發展成藥廠的也不改名了，一律稱之為“堂”來紀念漢代名醫和清官——張仲景。

據說後來張仲景見朝政不清，他也無力挽回，無奈地對身邊的人說：“君疾可愈，國病難醫。”也就不再留戀官位了，辭去官職，隱居少室山，專心總結自己的行醫經驗寫醫學著作了。

其實張仲景真正影響中醫發展的、對中醫起重要作用的，並不是那“坐堂”方式的行醫行為，到是他的《傷寒論》著作，它提供了中醫臨床看病的思路和方式——辨症施治。因他畢竟是做過長沙太守的行政官員，所以他寫出了的《傷寒雜病論》條理清晰，病因和病機的轉軌分析明瞭，獨創“六經分類”其論述層次分明，發汗、清裡、和中等施治方案詳盡得當，猶如法官辦案一樣有條不紊。所以是他奠定了中醫理、法、方、藥，及辨證施治原則的理論基礎，為後世中醫的發展創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要說到“坐堂醫生”的來歷，我們就不得不從我們東漢末年的“醫聖”張仲景談起。

張仲景，是東漢末年著名的醫學家，他廣泛收集民間藥方，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經過自己的豐富的實踐，寫出了《傷寒雜病論》一書，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並開創了中醫臨床理論體系。

其實，張仲景的主業並不是醫生，而是一個長沙太守，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湖南省省長。這位省長怎麼說也是朝廷的命官，總不能每天光給百姓看病不理政事吧？可是省長又不能隨便進入普通百姓的家裡，如果不給老百姓治病又無法施展自己的所長，所以張省長就想了歌辦法，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大開衙門，不處理政事，張省長就坐在大堂上專門給老百姓看病。老百姓到處傳播，因為張省長的醫術高明，醫德高尚，有的老百姓甚至拿著被子來衙門看病。

後來，老百姓就親切的稱坐在藥鋪裡給人看病的醫生為“坐堂醫生”，來紀念張仲景。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寫完之後，仍然繼續研究醫學，後來人把十六卷的《傷寒雜病論》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本書。

本人在此做出一個小小的希望，希望我們中國多出現醫德高尚醫術高明的醫生，為老百姓謀福利，而不只是想著怎麼從患者身上榨取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