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在古代時君主做了任何事都要有史官記錄在案，而且史官們真實記錄就算君主殺了他們，他們都不會動搖。二是秦始皇統一天下我就不相信與秦始皇同一時期的六國君主都是白痴，唇亡齒寒的道理他們都不知道，所以秦始皇肯定改過歷史書的。三是劉邦一統天下創立漢朝其史官們玩命般的摸黑秦朝，開創了摸黑前朝的歷史。

歷史學家在各個時期都存在，但是，隨著社會制度的發展，他在社會當中扮演的角色，必然也隨之發生改變。

先前，封建主義時期，古人以史為戒，歷史學家，通讀研究各各時期的事件，給自己的君主以參考，主要是相當於帝師。古人尊師，所以，尊重歷史的傳承。記錄研究歷史，一是為了更好的治理自己的國土，二是，為了傳給自己的後代以治理經驗，三是，為了揚名，不至於後人書寫時，只是一紙笑談。

現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改變，歷史學家，主要職能就程式設計課學者，學者主要幹什麼，首先，著書立傳，教書育人，其次，我們都知道的是，歷史學家大多研究的是距離我們很遙遠的事情，那個時候的政治制度都跟我們現在都不一樣，就沒有對現在的政治家有太大的服務。最後，國人現在重“術”，輕“文”。

個人愚見。

古代的讀書人少，所以說他們的社會地位都比現在高。歷史學家也就是一種讀書人。但當時他們使命感和責任感遠遠比現在的人高的多。

因為現在有幾個人不識字？當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後，那麼讀書人的整體水平也就下降了。因為太多以前沒有資格學習歷史的人都進入到了這個領域。很多人缺乏一種科學的，理性地對待歷史的態度。有很多在讀歷史的時候，都帶著一些自己的主觀思想。更主要是歷史研究成果的發表，受外界因素的影響也很大。有的人是為了博取眼球，有的人是為了名利。但最關鍵的還是我們這個國家的歷史，很多時候都與政治緊密的結合。特別是現在一些歷史學家發表的東西不一定是全面的，多數存在一種目的性。相對而言，民間由於教育的普及，有了更多對歷史有一定深入瞭解的讀者。有些時候，這些所謂的歷史學家真的不如一些民間的歷史草根研究者，對歷史來的瞭解的深入全面。當然，光環褪去，成為被嘲笑的物件。

這個命題我覺得不成立。

首先題主所說的重視是指那些人的重視？可以分為兩部分人：一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或者直接定位為統治者；二是社會地位比較低的人，定位為被統治者。當然這種分法在現在可能不太合適，類比一下。

古代的帝王，士大夫階層對歷史或歷史學家的重視是毋庸置疑的，不多討論。但是底層的勞動人民呢？恐怕更多的是為了生計奔波，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這些人口比重最多的人不可能對歷史感興趣的，他們學歷史也沒有用。帝王、士大夫們讀史對治理國家起到以史為鑑的作用，勞動人民讀史卻不能指導他們種莊稼，織布，養豬，最多茶餘飯後當做消遣，作為談資而已。而且《二十四史》記錄的世家、本紀、列傳裡很少出現底層人民的身影，底層人民沒有代入感。再一個文化水平偏低，使得他們不能夠接觸正統的歷史，更多透過小說、評書來了解過去的事。那不叫歷史，那是演義。所以古代只用統治者會重視歷史，底層人民不會重視。更不要說歷史學家了。

反觀現在，最近習大大列出的書單裡大家看看有多少史書，反正《資治通鑑》這樣的鉅著每一代領導人都讀過，毛澤東還有點評。商界王健林，任正非也經常在公開場合提到一些歷史著作。可見歷史在當代上層社會里的關注程度沒有降低，成大事的人沒有一些歷史知識儲備是不可想象的。再看看我們現在的老百姓，整體素質比100年前的中國要提高不知多少等級，大家對歷史的關注度相較過去也是提升的，不然《百家講壇》這個面向大眾的欄目怎麼這麼火。網上很多草根歷史愛好者也經常發表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哪來的，源頭還不是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我們現在能很快的說出來司馬遷、司馬光、班固、錢穆、呂思勉、柏楊等歷史學家，就足以說明歷史學家比以前要受重視。

史家本來非常神聖，而且獨立。到了春秋，禮崩樂壞，所謂亂臣賊子都想借用權力影響歷史話語。於是發生了崔杼弒君，又接連殺戮史官的事情。到了秦漢，中央開始集權，皇帝越來越不受限制，尤其漢武帝建立大一統，儒家投靠皇權，史家進一步失去了獨立性。那時還發生了一次極具象徵性的大事件，就是司馬遷因李陵案下獄，最後處以宮刑——史官被閹割了。儘管司馬遷身殘志堅，維護了史家的尊嚴，但其後來者卻沒那麼有品格了，都逐漸自覺按照儒家思想向皇權靠攏，為皇權說話。這樣的歷史自然逐漸掉價。儘管過程比較漫長，比如到了唐太宗的時候他想改史官記錄，就被回絕了（後來也採取了折衷的辦法）。皇帝可以各種威逼利誘，這種環境下史官要保持公正是很不容易的。並且皇帝還可以銷燬檔案，史官要保持客觀也不容易。但最最要命的還是儒家與皇權其實是綁在一起的，作為整體集團有著共同利益。而民間獨立史家又受視野、材料的侷限，水平很難與官方史家抗衡，也被排斥，成為“野史”，地位不高。綜上所述，史家的地位的確是一直走下坡路的。

李澤厚先生認為中國有巫史傳統，並且是由巫而史，也就是由聯通天地與人間的巫，最終由記錄人間歷史的史官所替代，反映了子產所說的“天道遠，人道邇”，如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就是不去探求玄妙飄忽的彼岸世界，而是看重關乎當下的世俗生活，某種程度上，歷史承擔了一部分的宗教職能。這也是古代史官受重視的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傳統社會治理國家基本靠的都是經驗，而並非理性。所以，統治者非常重視之前的通知經驗和教訓，所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統治者都能夠借鑑之前的成功經驗，避免之前的教訓，所以會花大力氣組織史家去寫歷史，當然最終的效果是另一回事，但是史官收到重視卻成為現實，比如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司馬光，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

再次，從中國傳統學科分類經、史、子、集四類來看，史類排在第二位，僅次於經類，可見在學科結構中的地位之高，學習歷史成為讀書人的必修課，歷史學家的地位自然就高了。加上那時候能夠治學歷史的也非一般人，他們很多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