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這種西來的思路有利於加強我們文化的底蘊——好比當年佛教傳入一樣。只不過始終要把握一個科學的態度，不能情緒化——實事求是的整理國故，就算是否定了“祖宗”，也沒有什麼問題吧？同理，刻意的否定“祖宗”，也是不對滴。

可疑但不可否。凡事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態度，才能得到合理的結果。疑必須在充分了解認識的基礎上產生，這種疑才會有正面作用；如果沒有對事物的深入瞭解、認識，出於本能的厭惡或其它不純動機，就全盤否定，那就是無知和耍無賴，根本沒有資格說三道四。文化是需要傳承的，古代文化是今天文化的根，全盤否定古代文化，就是把自己的根閹割掉，是極端不自信和不負責任的表現。

「後來秦始皇又成了統一的事業，但各民族間的種族觀念是向來極深的......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他們起來喊道：『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這種說法傳到了後世，便成了歷史上不易消釋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遠做真史實的障礙。」

——《<古史辨>第四冊序》，1933年

在顧頡剛的推測中，「三皇五帝」之說蓋只是人們為了「大一統」的觀念而編造出來的事情。

民國二年（1913年），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顧頡剛聽了章太炎先生所辦的「國學會」講學，對章氏大為敬佩，並一度立志做一名古文經學家，此時的顧頡剛，對中國的古史與古書是持相信態度的，這就是所謂的「信古」。

▲顧頡剛（1893--1980），歷史學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現代歷史地理學奠基者。

但是沒過幾年，顧頡剛讀到了康有為所著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雖不能完全信服於康氏的論述，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觀點還是給予了他很大的啟發。由此，顧頡剛對古文經學不再一味崇信，轉而對古史的真偽進行懷疑，這就是所謂的「疑古」。

1919年五四運動後，新思潮遍卷全國，懷疑思想也得以盛行，於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便興起了，並在20世紀20年代後形成了一股席捲整個學術界的疑古思潮。

《古史辨》的出版猶如晴天霹靂，其對中國古史系統的「破壞力」似乎已達到了可以「摧毀」的地步。疑古思潮立即贏得了眾多史學家的響應，《古史辨》一書也很快被翻譯成了英文、日文版本。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以來，羅根澤、呂思勉等文史大家也參與進來，至1941年相繼出版成《古史辨》共七冊。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即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比如，在《論語》中，孔子是隻講堯舜的，而到了戰國時期，古史才追溯到比堯舜更早的黃帝，及至更後，才出現更為完備的「三皇五帝」古史體系。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時間越往後，中國的古史期就愈長，所以顧頡剛認為，中國的古史很大一部分都是後世層累地積造出來的。

在疑古派看來，東周以前的歷史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這些古史缺乏相應的文獻資料，而流傳至今的古書，也存在著大量的偽書。從古史真偽到古書真偽的辨證，中國古史瞬間變得茫茫不可考證，中國歷史也由煌煌上下5000年變得僅有2000餘年可考。

在顧頡剛看來，缺乏文字資料的東周以前的古史，自然是不可信的。但是，疑古派沒有充分考慮的是，一旦有考古資料的出土，古史與古書的證實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王國維在古史研究中提出過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即在古史研究中，將已有的文字資料與新發掘的考古資料相互結合驗證，便能更為準確地佐證古史，這是一種較為科學的研究方法。19世紀末20世紀初，安陽甲骨文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1917年，王國維更是根據甲骨文資料考據出了商代王世系表，1928年，安陽殷墟考古發掘正式開始。

殷墟的發現，證明商朝在歷史上真實存在，而甲骨文資料也佐證了古書中記載的商王世系表的準確性。考古學的興起對疑古派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那些被懷疑的古史，某些部分已經被證實是真實的，那些被懷疑為偽書的古書，很多也被考古證明為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