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時間太過短暫。從15年到19年，再從19年到23年。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沒有坐穩屁股，馬上布林什維克的風又從俄國吹過來。各種思想交匯，各派人士也相互發文辯駁。還沒來得及著文修書，大革命就開始了。

另一個方面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點在迎新排舊。大多數學者都在介紹新思想。介紹新思想重在讓大眾瞭解，知道，只需要說清楚即可。更何況中國舊的東西，幾千年了，文化的東西根深蒂固，企圖用幾年的時間排乾淨，也是不可能的。

最後一個原因嘛，前面也有提到。各派的相互辯駁詰難，新派與舊派，新派之間，都是不斷髮文。哪裡有時間去創作文學著作呢？

首先，時代需要與創作之間並不是必然的、一一對應的關係。

不僅新文化運動沒有產生文學鉅著（如果題主的鉅著定義指的是長篇小說的話，確實如此。如果泛指一切小說作品，這種說法顯然值得商榷，魯迅先生的幾部作品還是不錯的），包括後來的抗戰、1966年後的十年等，都是歷史重大事件，也沒有產生文學鉅著。

包括二戰，打得這麼慘烈，雖然二戰題材的小說有不少名作，但能被稱為鉅著的，恐怕也沒有，上世紀末，國外文論家比較看好諾曼·梅勒的《死者與裸者》，因為它從主題到寫作技術，都有鉅著風範，沒有硬傷，而且影視化後，反響也不錯，可在今天，真正肯讀這部小說的人又有多少呢？

其次，文學鉅著誕生帶有偶然性

時代有需要，作家卻沒產出，過去我們往往將責任推到作家努力不夠、天分不夠上面，但這顯然也有點簡單化。

眾所周知，有許多偉大作家參與了二戰，甚至親自上過戰場，比如美國的海明威、斯坦貝克，法國的加繆，英國的奧威爾，等等。海明威是非常想寫二戰的，他的《喪鐘為誰而鳴》《太陽也升起來了》，雖然寫的是西班牙戰爭，但這兩部小說都有點“用力過猛”，難稱名著。

這麼多天才型作家集體發揮失常，只能說明，文學不是生產，不能時代需要什麼就生產出來什麼，作品有作品的命運，它能不能得到認可，這個誰也說不太好。

其三，俄國革命時誕生的文學鉅著也不算多

俄國文學中真正的輝煌期在“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湧現出非常多的優秀作家，創造了人類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蹟，而革命時代雖然有很多作品，但真正夠得上鉅著標準的，恐怕不多。

革命時代的代表作家應該算是高爾基了，但他成名較早，並不是因革命文學而成名，他更接近批判現實主義。

《靜靜的頓河》確實可稱是鉅著，因為它不僅體量大，氣魄也大，很難想象這樣的作品出自一個當時還比較年輕的人（肖洛霍夫）手中，這本書引起轟動後，一直有質疑的聲音，肖洛霍夫後來的創作再沒達到這本書的高度。

《靜靜的頓河》真正打動人的是地方史的建構，以及特別有韻味的、充滿憂鬱的筆觸，並不是革命主義。

只能說，當時俄羅斯文學的根扎得太深了，湧現出太多偉大的作家，包括巴別爾（如果不是早逝，他可能成為人類史上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之一）、費定（看他的東西需要很有耐心）等，只要給時間，他們必然能寫出大作品來。

其四，中國長篇小說傳統相對薄弱

古代中國文人對小說比較蔑視，將詩和散文視為文學冠冕，而小說只是雜書、閒書，直到民國初期，仍有很多人認為曹雪芹寫了一本敗家的壞書，一般讀書人既不閱讀小說，也不試寫小說。

曾有人問龔自珍對《紅樓夢》的看法，龔的評價很低，說就是一本禁書而已，顯然，他只聽說過書名，沒真正看過這本書。

《紅樓夢》初期只在旗人圈中流傳，目前所發現的所有早期版本，非出自王府，即出自八旗。旗人看重這本書小說，是因為其中的詩、詞、賦寫的非常好。

可見，在這種大氛圍下，當時除了曹雪芹復生，也不大可能出現什麼鉅著。

晚清是中國長篇小說創作比較活躍的時期，特別是譴責小說、狹邪小說非常流行，但譴責小說大多寫的比較膚淺，影射意味過重，減少了創作與虛構成分，情節上常有不合理處，往往用寫事代替寫人。

值得一提的是劉鶚，他的《老殘遊記》被魯迅誤為“譴責小說”，其實今天看，這本書本意並不是譴責，在小說中，劉鶚刻意學習了西方小說的寫法，所以比較生動，可惜劉鶚橫跨官商兩道，此外還搞一些研究，所以無暇寫作，他也沒把寫小說當成一回事，直到他去世後，人們才知道他是《老殘遊記》的作者。

由於《老殘遊記》是急就章，幫朋友報紙補白之用，所以故事有不合理處，劉鶚曾想全部推倒重寫，可惜天不假年，即使如此，《老殘遊記》因文字功底較好、結構上引入了西方小說的一些技法，所以國外譯本頗多，可能應是《紅樓夢》之外譯本最多的一本中國古小說了。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文壇盟主是林琴南，還在用文言文寫小說，且初期寫小說、翻譯小說是沒稿費可拿的，在這樣條件下，指望出文學鉅著，實在有點太苛求了。

新文化運動開始時學習西方文化，後來十月革命勝利後又學馬克思主義，時間過短。

鉅著也不是沒有，魯迅的《狂人日記》等書都是那時候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