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是古代從非洲遷移過來的部落。和中原文化相互獨立的。

我們知道，中國人是從非洲大陸遷移過來的。路線就是從南亞到雲南，廣西。

三星堆是非洲人遷移到此的一個聚落。發展成了文明。

三星堆是和中原相互獨立的文明。

根據《史記》等史書的記載，夏的中心地域應該是在中原，所以三星堆不應該是夏都。而且從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獨特性來看，與中原文物有一定區別，應該是古蜀地文化。

夏王朝屬於“邦聯制”的統治核心，其下臺後，夏的後人則會一直存在，被封為方國，就像武王伐紂滅亡商王朝之後，大夏子孫被封為杞國，專門負責研究天文，大商王室被封為宋國，大商百姓被封為衛國。

當時實行的是滅朝（“武林盟主”性質）而不是滅國。

至於商王朝的分封，大夏子孫被封於何地，史書記載不詳，如果分封於巴蜀，從而與三星堆文明發生聯絡，也是極有可能的事。

而據某些作者的分析“杜宇”就是“大禹”的諧音，也是有可能的事。

我的個人見解，““禹””的意思就是“蟲

三星堆遺址，會不會就是一直都未找到的夏朝都城？

我的回答是：三星堆遺址，不是夏朝都城。

原因之一：考古學和出土的文物無法證明三星堆遺址是夏都遺址

三星堆文化是位於巴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300年--前600年，按照其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為四期：

1. 三星堆的前700年時間，三星堆人並沒有創造出什麼像樣的文化。

2. 直到距今36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交），三星堆內部突然出現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陶器等器物，自此，三星堆文化開始形成。

3. 又過了500年，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三星堆人學會了製造青銅器，此時已經來到了商末周初。

4. 到了三星堆晚期，三星堆的宮殿、神廟被毀，大量居民遷往他處，三星堆遺址從都城跌落到普通聚落，三星堆文化至此消亡。

5.從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來看，三星堆文化面貌的表現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銅器。這些極具二里頭文化風貌的陶器等，應是二里頭文化南傳的結果。

因此說，三星堆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已經到了相當於夏朝要滅亡的時候了。而夏朝是青銅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滅亡之後，才掌握青銅文化的。這就說明，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都城，但很可能是夏朝滅亡後夏文化的南遷。

原因之二：歷史學也無法證明三星堆遺址是夏都遺址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歷史學中記載的夏朝，就是以伊洛盆地為中心的中原王朝。核心區域在伊洛河流域。夏朝的先人，從鯀到禹，其活動中心一直在嵩山周圍。夏朝立國之後，即便頻繁遷都，從陽城（河南登封）、陽翟（河南禹州）、安邑（山西運城）、斟潯（河南洛陽）、老丘（河南開封），夏朝都城也一直未出中原的核心區域，更不可能到南方。所以，三星堆所在的巴蜀，無論發現遺存多麼豐富的遺址，都不可能會是夏朝的都城。

可見，三星堆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已經到了相當於夏朝要滅亡的時候了。而夏朝是青銅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滅亡之後，才掌握青銅文化的。三星堆文化形成時間晚於中原的二里崗文化。這就表明，三星堆文化是晚於夏文化的。

原因之三：二里頭遺址已經被確定為夏都遺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里頭遺址。 此後，幾代考古人在此進行了大半個世紀的探索，相繼發掘出大約一萬件夏朝文物，並基本釐清了都城的範圍，以及祭祀區、宮殿區、作坊區等功能區的遺蹟分佈情況。從而得出：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遺存。 這標誌著夏朝從傳說開始具化為真實的、可感知的歷史。

夏都遺址博物館如今已經在河南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上建成，並於2019年10月19日對外開放......

綜上所述：我認為，三星堆遺址，不是夏朝都城。

中國記載的上古和夏朝歷史就是古埃及從文明開始之初到第十八王朝結束這段時間的歷史。商、周、秦、齊、楚、越等華夏諸侯國的王族祖先人物原型均已在古埃及找到。

埃及是夏朝 崑崙是金字塔 大禹是蠍子王二世 他治的水是尼羅河

夏朝應是個原始部落聯合體，是國家概念形成的初級階段，經過較長時期整合丶完善漸趨形成了國家芻形！這是不容置疑的！

將三星堆遺址和夏的都城相聯絡，很有想法，但是應該是不可能成立的。這類想法，目前僅見於網路上一些人的帖子，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中，似乎沒有學者有持這種意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一般認為，三星堆遺址屬於古蜀國文化的一個階段。

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面貌十分豐富，時代跨度也十分之大，因此在研究中，我們通常將三星堆遺址先進行分期，所謂的分期，實際上就是將遺址中不同的遺蹟、地層單位鎖定在一個相對和絕對的年代框架之中，其方法是根據考古地層學、型別學以及碳十四的測年資料，將文化面貌相近、年代相當的東西放在一起，橫向上，可以看到同一時期一個遺址的文化面貌，縱向上，可以看到不同時間段內，不同文化的更替。

雖然學術界對三星堆遺址的分期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對於遺址的主要階段的認識是一致的，一般來說，我們將三星堆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相當於新石器末期到二里頭早期，第二期相當於二里頭晚期到二里岡期，第三期相當於殷墟早期，第四期相當於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這樣的分期，對於不太瞭解考古學文化的讀者可能有些複雜，再稍微介紹下，我們在研究三星堆的時候，往往將這個遺址的分期與中原地區已有的文化框架進行比較，其中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都是中原地區的文化型別，其時代上前後相接，後兩者被認為分別代表了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前者一般認為是夏王朝中晚期的文化，當然了，對於夏朝的認識，也不是共識，這是後話，此處不再論證。

那麼這樣來看，三星堆遺址的年代，是橫跨了新石器末期和夏商周四個時期的。而三星堆遺址最為重要的時間段，應該是遺址的二期、三期文化遺存，大概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夏商文化階段。從時間上來看，是和夏王朝有重合的，但是，我們知道，夏王朝是中原地區的王朝，從文獻記載來看，夏的活動範圍在伊洛河流域，這很重要，如果讀者不相信文獻記載的話，那麼後面的話，也不用看了。

如果接受文獻中所言夏王朝的活動範圍在現在的中原地區，那麼，就可以十分肯定的說，位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遺址，不會是夏王朝的都城了，儘管三星堆遺址的年代與夏王朝的年代有重疊。

另外，我見過很多人說，大禹是汶川人，所以將大禹的出生地與四川相聯絡，進而看到位於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有如此豐富的青銅遺存，便簡單的將三星堆與夏聯絡到一起了。所以，下面再簡單的說下大禹與四川的關係。

的確，古文獻中有關於大禹與四川的相關記載。

楊雄《蜀王本紀》中曾經寫到：“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三國志秦宓傳》中也有：“禹生石紐，今之汶川郡是也”。

《蜀本紀》也寫到：“禹本汶川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

《唐書地理志》：“茂州石泉縣有石紐山，禹以六月六日生此”。

雖然石紐的具體位置不可考，但是透過這些文獻，大概可以知道，石紐位於今成都到岷江和涪江上游之間的某處。單是透過這些文獻，的確可以推測大禹生於四川了。但是這些文獻是否可信呢？

如果我們再檢索別的文獻，就可以看到，關於大禹的事蹟和生卒十分之多，“禹跡”廣泛分佈與長江、黃河流域，比如說，除了石紐說，還有甘肅臨夏、碣石之東、昆石、石夷等，如果每一個都可信，那麼大禹實在是屬於遍地開花了。此處並非說是文獻不可靠，只不過是在研究夏文化和大禹事蹟的時候，對於文獻的利用是要有所甄別的，如何去甄別文獻的可靠程度，實際上是一門學問，要考慮文獻的真偽、訛誤、版本流傳等諸多因素，正是透過對文獻的甄別和利用，我們才會得出夏王朝應該在中原地區，而非西南地區的初步結論。

最後，文獻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一把鑰匙，但如果我們先有一個主觀的想法，再去利用符合我們想法的文獻材料來證明自己，這樣的研究，是不可取的。

參考文獻：

杜金鵬：《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及相關問題》

雷雨、冉宏林：《“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探討三星堆與夏朝都城的關係，其實涉及到兩個學科，歷史學與考古學。夏朝都城屬於歷史學範疇，而三星堆遺址，則是考古學的內容，不同學科要對號入座，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首先，從歷史學上來看

歷史文獻記載的夏朝核心區域在伊洛河流域，夏朝的先人，從鯀到禹，其活動中心一直在嵩山周圍。夏朝立國之後，即便頻繁遷都，從陽城（河南登封）、陽翟（河南禹州）、安邑（山西運城）、斟潯（河南洛陽）、老丘（河南開封），夏朝都城也一直未出中原的核心區域。也就是說，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歷史學中記載的夏朝，就是以伊洛盆地為中心的中原王朝，這是探討夏朝的前提，如果推翻歷史文獻的記載，那麼這些探討也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三星堆所在的巴蜀，無論發現遺存多麼豐富的遺址，都不可能會是夏朝的都城。

其次，從考古學中來看

歷史學記載了一種可能性，是一種前提，而考古學則是驗證了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

三星堆文化是位於巴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300年--前600年，按照其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為四期：

三星堆的前700年時間，三星堆人並沒有創造出什麼像樣的文化；一直到了距今3600年左右（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交），三星堆內部突然出現了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陶器等器物，自此，三星堆文化開始形成；又過了500年，約公元前1100年左右，三星堆人學會了製造青銅器，此時已經來到了商末周初；到了三星堆晚期，三星堆的宮殿、神廟被毀，大量居民遷往他處，三星堆遺址從都城跌落到普通聚落，三星堆文化至此消亡。

可見，三星堆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已經到了相當於夏朝要滅亡的時候了。而夏朝是青銅文化王朝，三星堆又是在夏朝滅亡之後，才掌握青銅文化的。從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年表中來看（下圖），三星堆文化（注意，是三星堆文化，不是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形成時間較晚）相當於中原的二里崗文化（早商文化），這就基本上表明，三星堆文化是晚於夏文化的。

那麼三星堆文化與夏朝真沒關係嗎？答案是否定的，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都城，但很可能是夏朝滅亡後夏文化的南遷，而且考古學中很支援這種觀點：

三星堆的前世今生：兩次“外族”遷入引鉅變

三星堆的一生雖然大起大落，但脈絡清晰。一般認為三星堆的前身是由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寶墩文化發展而來的，不過，近來的考古發掘卻發現，三星堆文化並非簡單的本土文化衍生而來，在大約3700年和3500年左右有兩股外來文化遷入，嚴重影響了三星堆文化的發展。

考古顯示：大約在3700年前，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因為某種原因走向衰落，而稍後四川本土的寶墩文化也在此時突然衰落，此時正值三星堆文化二、三期交替之時，考古觀察到外來文化的入侵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三星堆文化，這些文化主要有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這種突變，很難用文化傳播和影響來解釋，伴隨而來的可能是民族的遷徙和征服過程。

從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來看，三星堆文化面貌的表現主要是陶器、玉器和青銅器。簡單來說：

陶器：盉、觚又都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禮器，二里頭文化中期，三星堆突然出現極具二里頭文化風貌的陶器，應是二里頭文化南傳的結果；

玉器：三星堆的玉器僅兩個器物坑就出土了百餘件，器類有璋、戈、琮、璧、瑗、環等，與二里頭文化玉禮器種類基本相同，另外這些器物風格與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也極具淵源。

青銅器：三星堆銅器種類非常複雜，其中三星堆的銅牌飾、銅鈴和銅尊等為典型的二里頭文化，因為在三星堆以外地區，銅牌飾只在二里頭文化的中心都邑二里頭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過，文化屬性非常明確。此外三星堆大量人像、面具和神樹等則是代表的地方因素青銅文化。

根據考古學揭示的內容，大致可以推知三星堆文化的前世今生：

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滅亡，良渚人應該是順著長江逆流而上，進入了石家河文化圈。3700年前左右，東方的石家河文化衰落，而此後的三星堆文化，則明顯觀察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這說明三星堆被石家河文化“侵入”，這也解釋了三星堆文化中玉石文化中有明顯良渚和石家河的痕跡。而隨後，二里頭文化也進入成都平原共同形成了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參考文獻：

《再論川東長江沿岸的史前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考古發現：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與夏人西遷》，《江漢考古》2005年第1期。

大膽假設，小心考證！

三星堆遺址是否為夏朝都城？這個問題，並不能直接一口否認，因為每一個微小的歷史細節，或許都能重鑄出不為人知的歷史史實！

三星堆與夏都，這背後又牽扯到一個問題！大禹是否為蜀人？如果答案為是，那麼三星堆與夏都，或許還真有關係！據《史記》中記載:“禹興於西羌”，《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帝王世家》：“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出西羌，是也。”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於石紐”！《三國志秦宓傳》記秦宓雲：“禹生於石紐，今至汶山郡是也”。

而關於石紐的位置，據《華陽國志》載：“石紐，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於石紐之刳兒坪”。

可見，在眾多的史籍中，是支援大禹出自蜀北之西羌！如果此觀點為真，那麼大禹與三星堆未嘗就沒有聯絡！關於三星堆，有學者就推測其乃氐羌族群創造，是古蜀王蠶叢氏的都城，而《蜀王本紀》中記載：“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是氐人的一支！

又有一個問題產生，大禹與蠶叢氏是何關係？

三星堆遺址距今五千到三千年，大禹距今約四千年，相傳大禹治水後，得到舜帝的賞識，並繼承了部落首領之位！

而考古證實，三星堆遺址的青銅鑄造工藝，與中原一帶是有相互交流，有相同之處的，大膽假設下，或許大禹當年就曾生活在四川，由於治水需要而出川！大禹帶領族人來到黃河流域，在於中原地區的交流融合中，使得中原文化得到巨大的發展，最終又反過頭來反哺遠在千里之外的三星堆文明！

因此，才會出現二者間存在相似之處的情況！

至於三星堆是否為夏都，牽扯的東西甚廣，不否認，不牽強，只能說存在可能！

夏朝是否存在過？西方歷史學家是不承認的，即便是三星堆遺址，也沒能找出相關的證據表明夏朝存在過的痕跡。

所以對於三星堆遺址，我這幾年都十分關注，也看過不少參與過發掘的考古工作者的一些著作。

對於三星堆遺址，實在是存在這太多的不解，因為偏偏這是在巴蜀地區，這說明什麼？

一個很匪夷所思的問題，那就是當時的巴蜀地區，獲取文明程度比黃河流域高，間接的說明，華夏文明是一個融合形成的文明，至於源頭………（不敢亂說）。

正因為三星堆遺址帶來的意外太多，所以反而變相的導致了無論怎麼發掘，都難以去同夏朝掛鉤。

甚至可以說三星堆遺址或許代表了另外一種文明，也就是巴蜀地區的文明。

所以三星堆遺址，絕對不會是夏王朝的都城，因為一旦是都城的話，絕對有把握從這些文物中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沒有，而且出土的少數帶有文字意義的符號，其破解難度也是十分巨大，可以說毫無頭緒。

從現在考古的研究來看，華夏文明在夏朝到商朝這段期間裡，存在明顯的斷代，也就是突然一下子文明進步了不少。

這十分奇怪，但是也導致了許許多多的疑惑，主要是留給後世的疑惑。

所以看那個時期的歷史，我覺得就像看神話故事一般，我甚至在一些科學雜誌上讀到過一些假設，認為那個時期是外星人來過。

為什麼呢？因為神話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只能說當時的人理解不了，所以抽象化的表達了出來。

就像嫦娥奔月的故事，像不像就是一艘蟾蜍一般的飛船發射？

如此種種都使得我即好奇又感到不容置信，但是確確實實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時期，容易出現這種記載性的缺失。

不像後世有專門的官員記載歷年大事件，而各個朝代都會編修前朝歷史。

其實還有二里頭遺址，也是帶給了我們無盡的疑惑，但是也沒有證明夏朝的存在。

不過二里頭遺址的存在，卻說明了在商朝之前，中華大地就存在過文明，而且出現了文字。

可能是當時文明剛剛起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不具備讓所有人、所有部落都歸附於這個文明之下。

也就造成了記載的缺失，加上意識上沒有重視這些，也就使得那段時期粗獷的管理，粗獷的生活，或許夏朝，應該也是粗獷的存在吧！

三星堆遺址幾乎比夏朝還要早，當然也不排除就是傳說中的“夏朝”，只是三星堆偏離了中原文化圈，且沒有文字表明三星堆就是歷史中的夏朝。所以，史學界也不會承認，畢竟在古蜀國的遺址上面發掘出來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古蜀國在夏朝時期並沒有與中原交往，他們認為古蜀國比較封閉偏遠，屬於同一時期的另外一個文明。

不過三星堆遺址的挖掘，也狠狠的打了某些專家的臉。以前很多專家鼓吹中原文明優先於周邊其他地區的文明。意思是除了中原，其它地方都很落後。但是，三星堆遺址被挖掘出來以後，竟然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陶器、玉器、象牙等等，有的東西在中原都沒有被挖掘出來，而在三星堆裡面卻出現了。所以說，三星堆的挖掘，狠狠的打了某些專家的臉。

至於三星堆是不是夏朝，這個也不能妄下結論。中國最早的史書都集中在中原文明，且三星堆又沒有文字記載，很多史書裡面也沒有說夏朝在蜀國。所以，就導致了一個盲區，考古學家把考古的重點放在了河南和陝西，且不知疲倦的去尋找，也沒有考古出關於夏朝的物品，以此來證明夏朝就存在中原地區。假設，三星堆就是夏朝遺址，那麼很多歷史都會被改寫。尤其是《史記》裡面的記載，就會被推翻。所以，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史學家們還是相信書裡面的東西。

有興趣的朋友其實，可以去了解一下三星堆遺址，該遺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紀錄。我認為三星堆文明發源於長江流域，甚至要優先於黃河文明。但是，歷朝歷代爭奪的焦點都集中在了中原地區，沒人關心中原以外的文明。所以，導致考古進入一個盲區。總之，三星堆是不是夏朝，這個問題還有待考證。最大的障礙在於，沒有文字記載，三星堆到底屬於那個國家。而像《史記》這樣的正史，又把夏朝定在了河南一帶，假如，在中原地區真的沒有夏朝，那麼古蜀國地區，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夏朝也有可能。我認為，三星堆甚至比夏朝還要早的一個文明。《竹書紀年》中說禹的母親脩己，生生大禹於石紐（四川北川縣），且大禹早年也在四川治理過洪水，歷史上的夏朝多次遷都，根本不固定，說不定華夏最早的文明，是從四川遷移到中原的也有可能。

如果夏朝不存在的話，是不是說明大禹這個人物不存在呢？那麼安徽省蚌埠市發掘的大禹治水禹會諸侯遺址又做何解釋？

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令華人倍感自豪。

但根據國際史學界的共識，僅靠記載傳說不行，必備的三個條件一一文史典籍可考、有實物佐證、還得有王城遺址。缺一不行。所以國際史學界對中國的歷史定在二千七百年左右。

這極大剌痛了華人的心，但光生氣不行，找齊完整的證據鏈，才能得到承認，令人信服和尊重。故三四十年前國家啟動了斷代工程。

安陽殷墟的擴充套件發崛，以及隨後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多處遺址的相繼發現，有王城遺址，有實物岀士。使中國鐵證的歷史一下子提到夏末商初。

夏朝有王430，無王470年。夏的第二任王一一太康就葬在河南太康縣城南。這樣就追朔到了4100年。夏之前還應有一個或稱＂虞＂的朝代，有待人們繼續發現。

三星堆遺址是上世紀陸續發現的，岀土的文物、面具有別於中原。碳14測定距今在3000~5000年之間。與夏商有高度的重合，故有人才有了這裡曾為夏都城的推斷。

但夏商周的都城一直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變遷，不會跑那麼遠。而他與中原文明卻存在著牽連和淵源。

多數史學家、考古學家認為：這應是古夏朝人的一支經三峽來到了成都平原。與當地的土著古巴人、古蜀人進行了大融合，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又一文明一一巴蜀古文明。

他源於中原文明，又有別於中原文明。這恰恰反應了中華文明除黃河中下游一帶外，多源形成的特徵。

這個可能性不小，因為三星堆遺址和已經所謂的夏朝遺蹟二里頭遺址有著太多的相似點了，簡直就像是一個政權下的時代產物。

透過考古發掘我們發現，古蜀國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所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陶器和青銅器）都跟目前公認的夏代晚期遺址二里頭有非常多的相似性。

陶器最能體現一個地區人們日常生活的概況。而作為三星堆和二里頭都使用一種叫做陶盉（hé）的陶器。三條腿，手叉腰，頂上半開，插一個短小的管狀流；風格上也很相近，都很瘦高（當時其他地區還流行一種土肥圓的陶盉），細長腿、束腰，鋬像寬麵條一樣而且很長等等。

二里頭有一種典型青銅器叫做嵌綠松石青銅牌，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嵌綠松石青銅牌，二里頭發現了3件，三星堆遺址發現了3件，造型都極為類似。

在古蜀國金沙遺址出土了一件玉鉞，其頂部刻有精緻的獸面紋，而此紋樣居然和二里頭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紋極為類似。

此外，在二里頭牙璋是非常重要的禮器，而在三星堆同樣出土了不少牙璋，而且造型基本一致。

建立三星堆文明的古蜀華人本來就是從西北地區遷徙到今天的四川地區的。遷徙路線為先從西北地區南下，透過青藏高原東部的橫斷山脈進入成都平原，最終建立古蜀國。在夏代和西周時期，古蜀國都和中原政權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周人的伐商聯盟就是以西部的親緣部族為主，其中就有古蜀國。

在《尚書·禹貢》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夏人與古蜀國聯絡密切。

《禹貢》展現了夏王朝豐富的金屬礦冶知識，其中一個讓人驚訝的點是雖然整本《禹貢》都是以陶寺遺址所在的山西南部來敘述，但是作者居然對四川西北的岷山有詳細的瞭解，而且對四川所在的梁州居然是以岷山為中心的進行空間定義，這與後代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視角有顯著不同。

這反映的其實是夏人是以西北部的岷山地區保持與古蜀國的親密關係的。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堯舜禹時代山西、陝北這兩個夏人所在的核心區與川西和甘青的往來，其規模與緊密程度都要超過後來的商代和周代。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禹貢》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史料。

學者邵望平經過長期的研究後指出《禹貢》保留了大量上古時代的訊息，該書很可能是龍山時代，也就是堯舜禹時代的作品，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也認同這個觀點。

他曾指出《尚書·禹貢》篇是傳頌大禹最具影響力的傳世文獻。它清楚地定義了禹跡世界的範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一個需要步行歷時數月才能橫跨的地理空間。在這個想象的文明空間中，《禹貢》的核心使命——導山導水、劃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類、田地定級、列舉納貢的物品和路線等內容都凸顯出宗教權威與政治理想的緊密結合。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古蜀國三星堆文明和夏王朝不論在出土文物層面還是歷史文獻記載方面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