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就是農業文明的本質。

因為農業文明本質上就是在固定的地域內創造價值，而且收益不是透過技術的升級等方面獲取，而是透過勞動力的規模來決定。同時，縱觀古今中外，農業文明的經濟生產方式屬於小農經濟。小農經濟通俗說法就是生產單位小，往往以家庭為單位，勞動所得只要滿足下一年的生產生活需要即可。

也就是說，農業文明只要滿足自給自足就可以了，不需要依賴商品交換獲得生產生活資料，因此農業文明的經濟體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相比之下，西方屬於工商業文明，並因此發展出了海洋文明。舉個例子，古希臘和古羅馬都以工商業文明為基礎，透過地中海的海洋貿易將財富增值。因為財富只有在商品交換的過程中才會升值，進而刺激人們逐利的心理。而為了創造更多的利益就必須要以更快的速度生產更多的商品，所以這必然會帶來技術的進步，繼而刺激文明的進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有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才能促進文明的進步，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所以，經濟基礎也決定了東西方對待工商業的不同態度。西方基本上對工商業發展是一種鼓勵的態度，因為能創造利益；但是東方則對工商業就是一種歧視、打壓的態度。

因為古典中國的小農經濟的原因，所以一切設計必須要圍繞小農經濟這個前提，因此重農抑商就可以理解，因為財政完全來自於農業收入。而如何保障農業收入，那就是把所有人都釘在土地上令其種地。因此農業往往被排在首位，而工商業則被排在末尾，這也是明朝說中國四民商賈最賤的原因。

而且，過去的工商業發展完全依賴於人口流動，因為技術需要透過人口流動進行交流，商品必須要透過人口流動來流通，所以過去不管是陸上還是海上，都是商隊或者商團這種大的集體的流動來帶動商品流動。所以從事工商也的人對自己的集體認同多於對君主對王朝的認同，因為他們認同的這個集體能給他們帶來利益。

所以對於古典中國的君主專制王朝來說，重農抑商就成了政治正確，因為工商業對君主的認同感低，進而對君主的崇拜也打了折。相反農業對君主的認同很高，因為如果一年豐收他們第一要感謝各路神靈保佑這一年的風調雨順，第二要感謝皇帝老兒做好事。而且過去的皇帝們各種搞君權神授的勾當來神化自己，把自己搞成半神，來強化人們對其的崇拜，進而來穩固自己的統治，讓人們甘之如飴的被剝削。

說句題外話，共和國創始人說過一句話，人民才是我們的菩薩，強調權力來自於人民而非來自於不存在的神靈，這也是我國進步的體現。

而工商業不會認同君主，因為他們的利益不用君主保佑，所以工商業也自然成為被打壓的物件。這也是為什麼古典中國沒有一支商人團體的原因，舉個例子，歐洲資產階級發展壯大就是工商業繁榮的原因，而日本在江戶時代許多城市的商人以及可以透過資本來左右政局，古典中國卻不存在這個現象。相反古典中國的商人們要麼投靠達官顯貴尋求保護，要麼發財之後轉型為大地主，對社會的發展沒有起到積極作用。

因此，重農抑商在古典中國君主專制這種大背景下就顯得無比正確。

全文完

重農抑商實質阻擋著國家進步利益，在封封統治者眼中，農眼界狹小便於駕馭，商見識廣泛思想激進，雷同帝制封關窮民固政國策！

從士農工商可以看出，商是排在最後的，古代因為農業應對天災能力差，多出現饑荒流民問題，農業發展就成了各任君主的第一要務，維持國家穩定，必須保證農業發展

重農抑商，就是重視農業生產及農耕活動，壓制商業發展，打擊商人活動。

宋朝商業活動發達，市場興隆。

明朝朱元璋採取重農抑商政策。

商業活動發達，有利於各地產品流通，有利於對內對外貿易往來，促進商品生產，社會發展。

比如中國生產的絲綢，陶瓷，等產品。

鼓勵商業發展，對這些產品生產貿易極為有利。

在封建時代社會管控能力較弱的情況下，農業可以給統治者帶來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可以促進人口增長社會發展以及國防建設，所以中國古代衡量盛世的主要指標就是糧食多到什麼程度，"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就是個中寫照。

而與農業相比，商業卻存在很大的管控黑洞，政府想要低價收購的糧食，往往會被商人以高價買走，在商業資本運作下，傳統上的豐收年轉眼就會被通貨膨脹所取代。

不僅如此，商人還給農業社會帶來諸多不安定因素，遠方戰事的訊息，遠途販運來的奢侈品等等，前者會動搖統治基礎，後者則會讓統治階層走向驕奢淫逸的道路， 畢竟"不見可欲使心不驚"是古人重要的修養手段。

而商人一旦干預政治，那更是統治階層的夢魘，相對於價值觀相對一致的封建統治者，商人更有國際視野，更瞭解人心的陰暗，也更具賭徒的天性，無視約定俗稱的規則與秩序， 因此他們往往成為闖進瓷器店裡的公牛，呂不韋就是例子。

綜上所述，重農抑商，可以說是社會管制力不足時統治者唯一能做的事。

重農抑商產生的原因：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輔相成，它的產生絕不是偶然，中國古代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歸根結底是由其當時的經濟基礎和統治階層利益所決定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統治階層來說來說擁有土地越多，那麼他們從人民手中榨取的鉅額財富越多，而且地租收入非常穩定，是不勞而獲的最好方式；同時對其封建統治者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以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也可使國庫中的糧食充盈，在天災來臨時，可解決糧荒、在動亂之時,可保障外無侵擾之慮。

因此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同時，封建封建統治者，把私人工商業主當成：（1）透過商品交換與放高利貸一樣是盤剝農民；（2）商業活動豐厚的利益吸引著大量農民“捨本趨末”，從而大大削弱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地位。

另外，經濟學家研究發現：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出現，除了其經濟基礎的原因或物質方面的原因外,還有封建文化方面的原因，即“重義輕利”封建觀念的影響。

一、封建統治者反覆強調以農業發展為本，商業為末業，必須要抑制；

二、在農民的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併的政策，防止農民失去土地而大量破產，穩固了農業的生產基礎；

三、強化當地戶籍人口的管理，限制大量人口的流動；

四、從各個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

重農抑商顧名思義，我們從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就是重視農業發展，抑制商業發展，重農抑商最早形成於戰國時期，主要表現在“獎耕戰”、“抑商賈”，秦漢時期後主要表現在“重農抑商”、“崇本抑末”，再到宋元時期“專賣”法乃至封建制度的末期明清兩朝“海禁”，均是重農抑商之表現。

那為什麼封建統治者要實行重農抑商呢？

原因一

重農抑商政策的實行本質上是封建自然經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在古代各種物資匱乏的年代，人民的物資來源主要來自然，長此以往也就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土地就是百姓的生命，沒有土地就意味著沒有糧食，一個國家如果百姓都食不果腹，又談何發展，又如何去發展，如果統治者想要發展壯大，首先他實行的政策就是土地改革，先吃飽了，在某求發展。另外工商業的發展必然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資源，致使農田荒蕪，“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所以商業萬萬不能發展。

原因二

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國地處東亞大陸中部地區，土地廣闊、肥沃，氣候事宜，比較適合種植，這種相對封閉性的地理位置為“重農抑商”政策形成提供客觀經濟條件。地域上的封閉性使中國難以擺脫農耕生產方式束縛

原因三

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思想上對百姓的抑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工商業只要有利可圖，皆有國家來壟斷。所以工商業根本就無法發展，也不會讓工商業發展。

原因四

最後就是源自中國特殊的倫理文化因素，與西方商業發達的社會不同，自古以來中國的社會都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東方農業國家，這不僅僅是體現在皇位的繼承上，在農業上其實也是以宗法血緣關係為根基的宗法社會。這些特殊的倫理表現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禮臣忠，夫和妻順，兄友弟恭，姑義婦聽”，“尊尊親親長長貴貴”。在古代封建主義專制的中央集權下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要求“均平”的倫理文化。而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威脅小農社會正常的生活倫理。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穩定這一情況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實行重農抑商，重農抑商也符合中國自古以來的倫理文化的價值準則。

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大概25年前，衣服都是打補丁的，鞋子都是母親做的千層底布鞋，吃的自己家種的糧食，必須種紅薯，不然吃不飽。

我最喜歡過年了，因為有好吃的，有新衣服新鞋子，有十塊錢的紅包，

這是離我們並不遙遠的20多年前的生活狀態，

當然，現在好多了，再也不用穿布鞋、補丁衣服了，也能吃飽飯了，

為什麼會這樣？無他，工業時代生產力先進了，中國每年生產的鞋子有200億雙，糧食也能養活十三億人口，

但是，想想古代呢？糧食畝產多少？想過沒有？

《管子·輕重甲》記載了春秋時代的稻穀產量：“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戶人家一年耕種100畝地，總守成不超過20鍾。

春秋戰國的畝很小，三畝半相當於現在一畝，管子說的百畝實際上只有30畝。“鍾”是容量單位，可容130公升，能裝稻穀80公斤，20鍾即1600公斤。30畝耕地總共產出1600公斤，平均畝產53公斤。這個產量很可能代表了春秋時期的最高水平。

《漢書·食貨志》引用戰國李悝的原話：“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畝）歲收一石半。”五六個勞動力耕種100畝地，平均畝產1.5石。把李悝的話翻譯成現在的說法，即是五六個勞動力耕種30畝地，平均畝產可以達到63公斤。

閔宗殿先生髮表論文《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畝產：唐朝畝產138公斤；宋朝畝產225公斤；明朝畝產333公斤；清朝畝產278公斤。

先秦有句話，一點不誇張，“一男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

有一個男人不種田，就有人餓死，有一個女人不織布，就有人凍死。

在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必須絕大多數人從事生產，才能保證不餓死人。

所以，商人對於皇帝來說，沒有什麼用，他們都是不從事勞動生產，卻需要別人養活的人，如果從商的人多了，從事生產的人必然就少了，會讓國家減少稅收。

很多人會說，商人也繳稅啊，但是在古代，還是以農民納稅為主，商人稅為輔的，國家需要糧食。

其次，商人是社會不安定因素，歷朝歷代造反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商人出身，或者有商人背後資助他們。

唐黃巢（鹽商），王小波、李順（茶販）方臘（漆園主）鐘相（小商人）徐壽輝（布商）、張士誠（鹽商）高迎祥（馬販子）。

再比如資助劉邦的呂公，資助劉備的張士平蘇雙，資助劉秀的富戶很多等。

一般來說，農民是不可能造反的，他們沒見識、沒資金、沒領導力，不會想造反，但是商人就不同了，他們是流動人口，有見識，有勇氣，有領導組織能力，有財力，有威望，是危險分子，不安定因素。

所以，皇帝治民，只治理富戶、士大夫階級就可以了，老百姓只要餓不死就行了，

如果商人勢力太大，從商人口多，看起來富裕了皇帝，其實是養虎為患，

首先，抑商≠禁商。因為商業的產生與發展有其必然性，是交換擴大的必然結果和物資流通的必然要求。

古代統治者禁商，主要表現為打壓商人社會地位、限制商業資本無限擴張、對商業活動進行嚴格管理以及與民爭利的壟斷措施（鹽鐵官營）等。有其政治，經濟，文化深刻的原因。

從政治角度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冷兵器時代，社會資本力量過大對統治政權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封建等級秩序也往往會遭到強大的經濟力量的衝擊挑戰；從社會管理角度，商業活動的流動性也不利於穩定的社會治安管控。

從經濟角度，商業經濟遵從價值規律，若任其自由，則往往造成對國家經濟秩序與民生的巨大沖擊（物價、貨幣、賦役、人口、荒政等）。

從文化角度講，抑商有其傳統源流。從古老的“官山海”思想（《管子·海王》）開始，統治階級已將天下財富視為己有，不與民享；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法家視商為奸民，儒家視商為過欲，“私利”與“大同”在肉食者謀之是一種對立矛盾。因此，抑商被“外儒而內法”的歷代統治者從思想落實為具體政策。

當然，在傳統社會，抑商政策也並非伊始貫終的絕對化手段，而是根據統治者的實際需要而有所損益調整，歷代王朝在抑商程度上有明顯的強弱變化。

重農抑商的根本目的是保證統治者的利益。

古時，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剩餘產品，產品經過流通變成商品，以滿足社會的需要，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在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一些商人透過賤買貴賣積累了鉅額財富。

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大商人在獲取鉅富之後，由於社會環境的限制，還不能利用資本擴大再生產，於是把積聚的錢財用於買地和放貸。所以，富商一般是集地主、高利貸者、商人身份於一身的。

商人的賤買貴賣、放高利貸、購買土地等經營獲利的行為，主要是透過剝削農民和奴隸生產勞動得來的，而造成的農民破產和流亡又影響統治者的租稅收入和統治秩序。

因此，在爭奪對農民和奴隸的勞動力剝削上，統治者和商人的矛盾越來越大，朝廷勢必會採取抑制商業的政策，透過加收商稅、降低商人社會地位，甚至直接用法令禁止從商等措施限制商業發展。

對於“重農抑商”，我覺得很多朋友的理解是望文生義，一個“重”，一個則“抑”，相比之下很多人會覺得是歧視。但是，我們換一個詞來看“平抑物價”，那是不是也該理解為歧視物價呢？其實，重農抑商和平抑物價的內涵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指:以調控為手段達到事物平衡良性發展的目的。

我們都清楚，在傳統農業發展中，勞動產出率和今日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糧食總產出和社會總消費之間的平衡保持非常不易。

可以說“吃飯始終是頭等大事”。所以，社會必須把農業生產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在勞動產出率既定的情況下，只有增加勞動力才能增加產出。

在當時朝廷往往會出臺限制經商或是對商賈課以重稅的方法，來促進商業人口向農業勞動人口的迴流。這也就是給大家完成“歧視商業”觀點的由來。

“士農工商”也是大家誤解多年的一句話，讓人以為商是排在最後的，其實這句話還有下半句，完整的是:“士農工商，國之石民”。這裡的石，是柱石的意思，意思是:士農工商都是國家的柱石。

所以說，重農抑商只是說明在傳統農業社會整個社會出於生產安全的考慮，會謹慎對待商業發展，這才是他的本意。

就是重視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統治者擔心政權不穩定。要知道在生產力水平並沒有得到顯著提升的年代，百姓最要緊的是生存，能夠活下來有口飯吃即可。所以對於統治者而言，利於政權的鞏固和持續。然而當生產力得到改善和滿足以後，商業的快速發展極容易造成錢權結合，即會給國家統治帶來一定的威脅性。誰能保證這個人有錢了以後不想著更多的的事情呢？為了更多的錢就需要更多的權，遠遠看去，一個資本主義的矛頭就要出現了……為此抑制商業發展實際也是為了維護當時朝代的政府統治。否則誰會去抑制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