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日本的禮貌不一定是發自內心的。

舉個例子，我有選擇障礙，估計是個導購都會很抓狂。我會在商店裡逛上30分鐘，這看看那摸摸，讓人覺得我好像要把整個商店買下來，但是逛到最後我又覺得好像沒什麼東西需要買的，然後就離開了。

可是在日本，遇到我這樣的顧客，店員還是非常熱情的接待，並且會鞠躬說“多謝惠顧”。我想在不引起他們注意的情況下離開，可是他們的這種行為反而讓我感到內疚！我在首爾也遇到過這種情況，但是當我離開店裡的時候，店員會說“搞什麼鬼啊”。也許那些日本店員可能內心深處和首爾的店員想法一致，但是他們選擇保持禮貌，哪怕這種禮貌是虛假的。

另一方面，有真實的、發自內心的禮貌。

例如在相互間沒有利害關係的兩個陌生人之間常常表現出的禮貌。舉個例子，在日本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上，火車和汽車上，也有老弱病殘孕優先席位，並畫有示例牌鼓勵大家把這些位置讓給有需要的人。那些表面上的禮貌可能將座位讓給老弱病殘孕，但也是能看到有人會突然假裝睡著了，或者低頭擺弄手機、閱讀雜誌，假裝自己沒注意到有人需要他讓座。

其實當有人讓座時，我們應該更主觀的相信他是發自內心的，因為就是環境有壓迫，也還是有些更不自覺的人視而不見了，禮貌起碼是一種好的結果。

當他人幫我開門的時候，當有人要越過我對我表示歉意的“麻煩讓一下”，又或者他人犧牲了他們的寶貴時間來為我指路的時候，我都情願相信他們是出自於本意的，而不是被規矩約束，禮貌自在人心。

日本的禮貌不是假裝的，起碼不“都”是假裝的。

日本人強調公德，在外在的言行舉止上禮節繁多，哪怕流於虛偽做作，至於內心是否真誠並不注重，“禮”成了便利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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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末至今，對日本人的“有禮貌”描述不絕於書，這個禮貌和壓抑之間有何關聯？這就要說到咱們的一位先賢：荀子。

初到日本，日本人隨時隨地表現出的禮節，確實曾給我以不小的震撼。在站臺上，看到人們彼此鞠躬道別或揮手致意；在電車中，看到大家因肢體接觸而相互點頭抱歉；在商店裡，看到服務員熱情而親切的笑容……不論之前對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這種普遍的溫文有禮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對日本的尊重和羨慕。特別是在和中國的某些生活經驗對比之下，一種幾近自卑的感覺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語學校的初級教材中，前幾課就教了“禮儀正しい”這個單詞，不用說，是用來形容日本人舉止言談的。這也表明日本人對此極為自豪，樂於在外華人心中加強塑造此一形象。懷有華夷觀念的東亞國家都願意強調自己是禮儀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優越感，日本民眾的禮貌表現則為之大大增添了說服力。

自清末以來，華人對於日本人道德修養的讚譽之詞不絕於耳，即便是在兩國交惡，日本對華侵凌不休的時期。不過，這當中的心態倒很值得探究，我以為多數是因恨鐵不成鋼而痛發牢騷，極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兩國文化內在的歧異。今日中國大陸的道德滑坡、世風沉淪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來說事兒的更大有人在。但我以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國之現狀有特殊的成因和責任者，決不能據此便以為日本比中國更加“文明”。以文化角度論，中日之間的現象差異，實際上源於“心”和“禮”的道德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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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講早期儒家，一般只說“二聖”孔孟，前者曰“仁”，後者曰“義”。此後的聖賢，要數朱熹（“理”）、王陽明（“心”）。一位先賢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國教科書中對荀子的論述著眼於其樸素唯物主義和性惡論，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禮”。對日本影響最大的也恰恰是荀子。

清末，中國知識界曾經有一場“尊荀”與“排荀”的爭論，前者的代表是章太炎，後者是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不過，雙方都把焦點放在了荀子的政治思想上，康梁等“排荀”派更是把荀子攻擊為導致中國“兩千年專制”的元兇。

事實上，荀子在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譜系中從來不是主流，“排荀”派和日後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樣，大嘴放言，怎麼偏激怎麼說。章太炎指出的荀子的一些思想亮點確實敏銳，但古文大師的影響力大體侷限於象牙塔之內。

韓東育的《中日兩國道德文化的形態比較》是一篇對此問題論述得比較透徹的好文章，值得有心人仔細研讀。他在文中引用李澤厚的觀點，即中國儒學仁重於禮，所以“對內在心性的主動塑造和追求遠重於對外在規範的嚴格遵循和順應。……日本則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對行為規範、姿態儀容等禮文細節的堅決確立和嚴厲執行，而並未去著重內在心性的塑造……”韓東育詳細分析了荀子理論對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徠的影響，即要靠外在的“禮”，而非內在的“心”。

荻生徂徠認為：“僅憑口耳說教似的道德灌輸和內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的，實際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張，社會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內在自覺，而是外在訓練。”韓東育承認，荻生徂徠“以外化內”的主張透過長期實踐確實能收到一定的效果，“這已為後來的歷史所證明”，但“公德欲完全覆蓋私德，亦難免天真”。

瞭解了這點之後，著實有茅塞頓開的感受。華人強調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誕，微瑕不足以掩瑜。於是，許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觀念，卻毫不懷疑自己內心良善，“心”成了簡捷的託詞。日本人強調公德，在外在的言行舉止上禮節繁多，哪怕流於虛偽做作，至於內心是否真誠並不注重，“禮”成了便利的裝飾。在日本社會中生活久的華人，常常對日本人的“禮”譏為“虛偽”，倒不僅是怨言而已。

對類似有違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著眼點不是對行為本身的對錯進行發自內心的檢討，而是外在的“禮”的層面上給別人“迷惑”。由此我們也就明白，當身處可以不計較別人反應的社會環境（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戰爭中的敵國領土上）時，“禮”的約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惡就可毫無顧忌地傾瀉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