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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冬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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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傳說111781981
史記沒有可信度,不是國家正史,灌輸儒家意識形態史觀,讀書人也是儒家思想,自然就非常好用,史記成了利用的工具。
隨著考古發現,史記的春秋筆法越來越發現是假的,汙衊歷史人物,美化一些符合儒家思想的事物,給我們造成史觀模糊,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也誤導後人。
史記投降主義嚴重,罵漢武帝窮兵黷武,民不聊生,這樣後世皇帝做明君,就不能贊成戰爭,這樣就眼睜睜看著少數民族強大然後入侵,腐儒們一個個的不主張戰鬥,遺害無窮。歷史告訴我們,不懂得掃除後患的政府,最終會被少數民族禍害,滿清就是當年的西伯利亞難民,朱棣收留了,他們沒有感恩戴德,照樣禍害我們幾百年。
史記鼓吹刺客列傳,弘揚這種美德,漢朝長期治安不好,刺殺君王,搞恐怖襲擊的死士讚美了,大家分析一下,這樣真的好不好,所以兩千年政治黑暗,史記種種不合理,還篡改歷史,扭曲價值觀,我覺得不應該,史記只能是歷史遺產,不能當史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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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未知世界的謬言
司馬遷的話有多少可信度?他寫的《史記》有點像是歷史小說。
很多情節都是一個人單獨乾的事情,或者是兩個人秘密的談話, 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當,又沒有外人在場,他是從何而知的?難道古時候的人還每天記日記?
自從他被皇帝閹割了以後,應該說心理就變得扭曲了,沉浸在虛構的遠古"賢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為重要精神支柱。
其實史記還是有硬傷的,比如裡面寫劉邦是蛟龍所生.......就很鬱悶。
或許他想借荒誕之說諷刺統治者的荒誕,但是作為嚴謹的歷史而非文學,這麼做是不可取的
當然,史記比野史準確多了。但像魯迅所說,正史是為帝王將相做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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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戰漢古玉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對《史記》可信度進行質疑,體現了當代人對歷史真相的關注和絕不盲從的探索精神。關於《史記》,魯迅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比較客觀,它是我們瞭解漢武帝之前歷史的重要參考,但算不上純粹的歷史,夾雜其中的也有文學成份。對《史記》可信度,可以分三個階段來考量。
司馬遷劇照
一是商代之前的歷史。商代及之前沒有信史,商末至司馬遷生活的年代相隔900多年,夏末至司馬遷生活年代可能相隔1500多年,三皇五帝的年代離得更遠。可以想像,儘管司馬遷寫《史記》時進行了許多的調查和探訪,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因為本來就沒有信史傳承,只能是從民間傳說中找到一些片斷,從周朝一些資料中找到一些資訊,可信度難免存在問題。關於《殷本紀》,還應考慮周朝對商晚期史事解讀的政治方面的考慮,可能會與歷史真相存在差距。也就是說,《史記》關於商朝及之前歷史的記載,不可避免地存在資訊來源不足、不準等“先天性”問題,這是司馬遷付出再多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克服的。
秦始皇劇照
二是周朝及秦朝歷史。關於周朝歷史和秦朝歷史,因為都有信史傳承,且相隔時間不算特別久遠,儘管在秦朝短短一二十年時間中發生過“焚書”事件,但作為漢朝的太史令,找到一些史料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對周朝歷史和秦朝的記載方面,司馬遷會受到當時主流文化的影響,甚至會受到自己主觀好惡的影響,這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比如,在《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關於秦始皇姓氏就出現了前後不一致的矛盾。在《秦本紀》中,明確寫到周天子封非子於秦,以復續嬴氏祀,並且寫道“秦嬴生秦侯”、 公伯“生秦仲”等等,如此推理秦始皇應該是嬴姓秦氏,但在《秦始皇本紀》中又寫道“名為政,姓趙氏”。再比如,關於秦始皇生父,在《秦始皇本紀》中倒是講得比較正面,但在《呂不韋列傳》中卻出現了八卦式的記載——“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漢武帝劇照
三是秦末至武帝歷史。關於這段時間的記載,一方面司馬遷生活在漢家天下,不得不屈從於皇權。比如,在對漢高祖的神話方面,司馬遷應該是原原本本採納了當時皇家的說法。另一方面司馬遷十分忠誠於自己的情感。比如,在對項羽、劉邦的愛憎方面,明顯帶有主觀色彩;在對衛青、霍去病與李廣等人的態度上也帶有個人情感。此外,司馬遷的個性很強,在寫漢朝歷史尤其是距離自己生活年代比較近的歷史時,巧妙地進行了抗爭,儘量做到與其說假話不如不說話,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想像和探討的空間。比如,對漢文帝當代王時的王后及四子之死,一筆帶過,連王后姓什名誰都沒有交代。
《史記》是我國權威的歷史著作,書中記錄了那麼多的事件,有情節、有人物對話等,司馬遷沒有經歷過那些人和事,他是根據什麼寫的《史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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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可信度有七八分吧!
司馬遷寫《史記》的創作原則就是“實錄精神”,東漢的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其文直,其實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同為史學家且時代不遠的的班固這樣評價司馬遷,可見其實錄精神還是很有可信度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塑造人物形象往往很完整,運用“互現法”,即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性格特徵放到別的人物傳記中顯示。比如對劉邦的描寫就是這樣,在《高祖本紀》中主要寫劉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許多弱點沒有展現,而在《項羽本紀》中,借范增之口說出劉邦貪財好色,在《留侯列傳》中表現劉邦猜忌功臣等等。司馬遷並沒有因為劉邦是開國皇帝就對他只有讚美之言,不寫出他的缺點,而是把劉邦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很飽滿、真實。
《史記》不僅寫的真實,不虛美,不隱惡,而且其材料的豐富性和真實性都很高。
司馬遷在史官家庭長大,受到良好文化薰陶,自幼養成良好讀書習慣。他10歲便開始誦讀籀文(先秦古文字,當時已經不易讀懂),打下堅實古文基礎,這對司馬遷後來考證先秦文獻資料很有幫助。求學時他又轉益多師,而且多是當代大家,如孔安國和董仲舒。在擔任太史令期間,又翻閱了國家收集的各種文獻資料。
不僅如此,司馬遷還有過漫遊的經歷,到過東南一帶很多地方;又出使西南,遠到昆明;隨武帝東達於碣石,見到大海;西至崆峒(今甘肅平涼),蒐集黃帝的傳說;到過北部邊塞,登上秦長城;還參加了武帝帶領群臣負薪塞河的活動。司馬遷可以說是走遍了當時的漢王朝疆域,大大開拓了視野,為《史記》的寫作蒐集了很多新鮮的材料。
《史記》也富有傳奇色彩,司馬遷喜歡獵奇,把很多故事傳說寫入人物傳記中,增添一種神秘感,但這也是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而且古人講迷信,對一些事情不能科學判斷,具有時代侷限性,這也屬正常,沒必要去苛求。
史聖司馬遷對歷史的態度是嚴肅的,對修史是抱有信仰的,所以才能在下蠶室後,依然發憤著書,才能寫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鉅著。他的記載,雖然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不會全部真實,但是全篇的可信度七八分還是有所保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