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川普背後那個軍人不算，他只是總統5個軍事助手之一，是隨從性質，不參與任何決策。於是，川普上任後首次作戰行動時，情報室裡掌控全域性的竟然一個軍事指揮員也沒有的情況就分外顯眼了。直接構成對比的是2011年擊斃本·拉登行動時，奧巴馬的情報室裡坐著的有副總統拜登、奧巴馬、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助理Marshall Webb，參聯會主席穆倫、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Denis McDonough、白宮幕僚長Bill Daley、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Anthony Blinken、國家反恐中心的Audrey Tomason、國務卿希拉里和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等，多少有文職、軍職最高軍事首長和直接操刀的部隊指揮官。雖然擊斃本·拉登的任務比空襲敘利亞個別機場難度大得多，但這也不能解釋川普作戰時連防長和參聯會主席也不必在總統身邊隨時以備決策諮詢的情況。
這其實要歸因於美國成熟的政府職能和執行設計。軍事能力建設當然要不斷貫徹時任總統及政府的各項政策，有時變化還相當大，但一旦政策落實為成熟的能力，又會有自己穩定的執行規範。比如空襲敘利亞的驅逐艦在前往西班牙輪換常駐時，參聯會和海軍部就會考慮到總統可能在歐洲及周邊的軍事選項，提前準備攜帶足夠的巡航導彈等條件，擺到總統面前的已經是簡單明瞭的選項，而不能在任何細節上還有問題。對整個白宮也是如此，作為總統施政的機構，每個新總統都會徹底更換白宮龐大的班子組成，甚至改變機構設定，川普指揮作戰之處根本就不是奧巴馬用的同一個房間，通訊裝置也完全不同，然而不變的是總統與整個國家機器的介面，正是它高度的“即插即用”水平保證了即使象川普這樣風格異類的總統也對國家事務指揮自如。因而川普大可充分體現他的“顧問治國”特色，在指揮作戰時身邊居然帶著的是白宮副幕僚長、總統顧問、財長、商務部長、白宮發言人、國務卿、總統首席戰略師、總統高階顧問、副國安顧問、國安會發言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國安顧問和白宮幕僚長，而根本不需要一個高階將領在場。總統更關心的根本不是軍隊能否完成這個任務，還需要總統提供什麼幫助，而是此舉在政治、經濟、外交和輿論等各方面的後果，這些才是他要隨時和顧問、發言人們討論的。
首先，川普背後那個軍人不算，他只是總統5個軍事助手之一，是隨從性質，不參與任何決策。於是，川普上任後首次作戰行動時，情報室裡掌控全域性的竟然一個軍事指揮員也沒有的情況就分外顯眼了。直接構成對比的是2011年擊斃本·拉登行動時，奧巴馬的情報室裡坐著的有副總統拜登、奧巴馬、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助理Marshall Webb，參聯會主席穆倫、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Denis McDonough、白宮幕僚長Bill Daley、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Anthony Blinken、國家反恐中心的Audrey Tomason、國務卿希拉里和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等，多少有文職、軍職最高軍事首長和直接操刀的部隊指揮官。雖然擊斃本·拉登的任務比空襲敘利亞個別機場難度大得多，但這也不能解釋川普作戰時連防長和參聯會主席也不必在總統身邊隨時以備決策諮詢的情況。
這其實要歸因於美國成熟的政府職能和執行設計。軍事能力建設當然要不斷貫徹時任總統及政府的各項政策，有時變化還相當大，但一旦政策落實為成熟的能力，又會有自己穩定的執行規範。比如空襲敘利亞的驅逐艦在前往西班牙輪換常駐時，參聯會和海軍部就會考慮到總統可能在歐洲及周邊的軍事選項，提前準備攜帶足夠的巡航導彈等條件，擺到總統面前的已經是簡單明瞭的選項，而不能在任何細節上還有問題。對整個白宮也是如此，作為總統施政的機構，每個新總統都會徹底更換白宮龐大的班子組成，甚至改變機構設定，川普指揮作戰之處根本就不是奧巴馬用的同一個房間，通訊裝置也完全不同，然而不變的是總統與整個國家機器的介面，正是它高度的“即插即用”水平保證了即使象川普這樣風格異類的總統也對國家事務指揮自如。因而川普大可充分體現他的“顧問治國”特色，在指揮作戰時身邊居然帶著的是白宮副幕僚長、總統顧問、財長、商務部長、白宮發言人、國務卿、總統首席戰略師、總統高階顧問、副國安顧問、國安會發言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國安顧問和白宮幕僚長，而根本不需要一個高階將領在場。總統更關心的根本不是軍隊能否完成這個任務，還需要總統提供什麼幫助，而是此舉在政治、經濟、外交和輿論等各方面的後果，這些才是他要隨時和顧問、發言人們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