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究廣闊的銀河系，研究原子分子成就非凡，可人類這麼聰明卻不知道腦洞是什麼樣的。

腦科學至關重要，我們對它知之甚少，全球科學家都在竭盡全力探索其奧秘，現在由國人邁出了一步。

現在的磁共振成像技術，看到的是腦區之間很粗的纖維束，而中間的成千上萬的神經元網路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一根電纜，能看見電纜卻看不到銅絲，中國科學家的自主創新技術終於讓我們看到銅絲，清晰的。

讓機器變成彩色照相機，讓大腦影象從黑白變成彩色”，正是這項名為顯微光學切片斷層成像（MOST）。它能夠全自動地獲取熒游標記、高爾基和尼氏染色的齧齒類全腦神經網路和血管資料集

有了MOST技術，我們才在國際上首次實現多尺度全腦神經環路的精準自動成像，能夠對同一哺乳動物腦以體素1微米解析度，全自動地採集包括軸突、樹突、胞體、環路和全腦等多尺度資訊，並同步獲取細胞構築解剖座標資訊，這是目前國際上唯一能實現連續、精細、準確地獲取哺乳動物全腦內神經網路圖譜的技術。

通俗的解釋是，這項技術讓腦神經的每一絲都清晰可辨，相當於把他們變成了一個個彩色的，注有號碼的線。需要用時，輕易找到。

該技術解決了腦科學研究缺乏高解析度視覺化工具的重大難題，對於腦工作機理和腦發育的探究、對疾病和藥物研發將發揮重要作用，對類腦智慧將提供重要的資料。中國科學家一下子成了世界焦點。

用外語來回憶，也許能讓你有一段不一樣的人生。

在心理學界，科學家們早已發現：人們對自我 (self) 的認知與人們的自傳體記憶，即人們對自己過去的回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很多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是基於大腦中儲存的與“自己”相關的回憶產生的，所以患失憶症的人其實並不僅會像電影電視劇裡演的那樣，只是失去了對身邊人和事物的記憶，這類患者通常還會面臨整個自我係統的崩塌，換句話說，他們會不清楚自己是誰。

1943年，23歲的俄羅斯士兵 Zasetsky 在二戰中腦部左枕頂區域（left occipito-parietal region）嚴重受傷，這導致他患上了失憶症（amnesia）。失去記憶的 Zasetsky 後來在日記裡寫到：

“我就像生活在一片迷霧當中，彷彿一直都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中，我的記憶一片空白…我腦海裡只剩下一些破碎的無意義的影象，我無法理解它們是什麼。這種病太可怕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經是什麼樣的人，在我身上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而，更可怕的是，左腦的受損還讓他患上了失語症（aphasia），這也就意味著他沒辦法聽懂別人的話，也想不起身邊各種事物的名稱，甚至在想要表達某些事物時想不起相對的某些單詞。

值得慶幸的是，堅強的 Zasetsky 並沒有被這混沌的一切給打倒，他開始透過寫日記的方式來記錄自己當下經歷的大部分事情。因為失語症的原因，他每一次只能寫幾句話，但他仍舊將這個活動堅持了整整 25 年，寫了超過 3000 頁的日記。漸漸地，Zasetsky 透過這一點一滴的“自述”，慢慢地“拼湊還原”出了自己的人生。

語言與自傳體記憶

隨著醫學以及各個學科的發展，科學家們陸續發現：語言在自傳體記憶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具體來所，語言能將把我們對過去事件的回憶以及彼時和此時對事件的看法和態度，有邏輯地整合到一起。透過這種方式，語言為每個人“編寫”出獨一無二的“人生故事”（lifestory）。

如果說語言是我們人生故事的載體，那麼當雙語者（bilingual）或者多語者（multilingual）另外一種語言來描述自己的過去，他們的人生故事會有什麼不同的情節嗎？

所有的參與者的母語均為西班牙語，英語則是他們的第二語言。此外，這些參與者同時都伴有 4 種以上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反應。研究者們將所有人分為兩組，每組人都被要求回憶一段童年時的創傷經歷，然後再分別用 2 種語言描述出來。

為避免描述順序對實驗結果產生的可能影響，第一組參與者被要求先用西班牙語來進行描述，然後再是英語；第二組參與者的描述順序則正好相反。描述完畢後，每位參與者還需要對自己的創傷回憶以及 PTSD 症狀的強烈程度進行打分。

這個實驗的結果顯示：無論這些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先用哪一種語言描述自己的經歷，當他們使用自己的母語來描述童年的悲痛經歷時，他們對細節的回憶以及在此過程中產生的 PTSD 症狀會比使用第二語言進行回憶描述時要強烈得多。

其中的一個參與者，當她從英語切換到母語西班牙語重新描述自己的過去時，她在說了幾分鐘後，語速就漸漸放緩並且強烈要求暫停這個回憶過程，因為母語回憶激發出了她關於童年一場車禍的視覺記憶——她彷彿看到自己和受傷的父親一起躺在救護車裡。她說：“這一切彷彿在我面前又重演了一遍，而我在說英語（外語）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體驗”。

“標籤”效應

許多對新移民雙語者的記憶研究發現：語言對記憶的提取有著十分關鍵的影響。

在對這類人的研究中，在執行自由回憶（free recall）以及給提示回憶（cued recall）的任務中，大多數新移民在使用母語時能提取出更多更詳細的移民前的回憶；而當他們切換到第二語言，也就是移民後國家所使用的語言時，他們能回憶出更多移民後所經歷過的事情。

這一現象在臨床中被稱為“標籤”效應（tagging）。

在新記憶的形成中，新資訊首先需要經過大腦的“編碼”（encoding）。而在編碼過程中，大腦的海馬體（hippocampus）會收集整合來自我們感官的各種感知資訊（perception），並和前額葉（frontal cortex）一起分析這些資訊的價值。有價值的記憶在經過篩選後，會被儲存為長期記憶。等到我們需要使用這段記憶時，我們大腦又會重新把記憶從無意識層面“提取”（retrieve）到意識層面，實現回憶。

值得注意的是，在編碼過程中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會成為此記憶的一個特有的“標籤”。對於某段記憶，如果我們在提取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與我們在編碼過程所使用的語言是一致的，那麼對這段記憶提取的過程就會變得更加容易。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能用其他的語言來提取自己的記憶，只不過當提取與編碼的語言相一致時，我們能回憶起更多、更詳細、更生動並且更富情感的細節。

研究意義

而這一語言對記憶提取的發現對臨床心理治療的意義就在於：對於廣大雙語者或者多語者患者來說，在心理治療專家們為他們治療的過程中，也許利用他們咋語言上的優勢，透過讓他們用不同的語言來講述自己的過去，為患者們更全面地瞭解自己的人生，治癒和康復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 Pavlenko, A. (2014). Narrative worlds. In The Bilingual Mind: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169-2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doi:10.1017/CBO9781139021456.006

[2] Schwanberg J. (2010) Does language of retrieval affect theremembering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11 Google Scholar,1, 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