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末的歷史最值得推薦和閱讀的書是《萬曆十五年》。

不讀《萬曆十五年》，閱盡明史也枉然。

萬曆（157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萬曆這個年號一共48年，為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朱翊鈞同時創下了中國皇帝歷史上的一個“光輝”記錄：長達28年未曾上朝。所以也就有《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之說。

《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黃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明朝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這本書以萬曆十五年為定點，選擇幾個人物與幾件公案，隨意隨筆，邊敘邊議，將有明一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好像一串串念珠一樣，連鎖起來，讓讀者從頭到尾，一顆顆數下去，不忍放手。無怪乎這本篇幅不大的英語著作，連同幾種語文譯本，成為今日文史學一本暢銷二十餘年的經典之作。

　　在這本書中黃仁宇的敘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讀這本書，就會陷進去，因而產生神龍不見首尾的感覺。

　　黃仁宇本人曾這樣解釋他的歷史觀的來源：“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因此這本書不是一個書齋學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經歷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這樣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心理學上的，政治學上，組織學上的，管理學上的，很多現象和道理都可以觸類旁通。

　　實際上，也有不少人從獨特的角度來讀這本書。比如，美國心理學家普尼克曾指出：“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關中國人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問題，你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黃仁宇在書中一以貫之的觀點是，帝制中國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們往往憑藉私人關係來彌補制度之不足。這其實就是中國人講究人情的背景所在，從這裡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學上的探究。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義。

　　該書中文初版的責編傅璇琮也曾表示：“這本書的撰寫，確實拓新了我們看待歷史、觀察社會的眼光。”我想，讀這本書，培養自己觀察、分析社會的能力，也許其意義會更大。

　　明基電通公司中國營銷部總經理曾文祺撰文說：“這本書的價值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讀透這本書，我用了二十年時間，讀了五遍。”

　　這是從組織學上來看待這本書。根據組織學原理，一個組織成立後，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組織氣氛。成長性氛圍強，這個組織將蒸蒸日上，不斷強大；非成長性氛圍強，成員的成長願望受挫，這個組織將日漸衰弱，直至解體。隨著時間推移，一個組織越是龐大，將不可避免遭遇“組織絕症”，表現之一就是對環境的過度適應，而導致無法應變。

　　很明顯，如果把明王朝當作一個組織的話，在它開國時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將雲集，個個能發揮才幹，成長性極強，應變能力也強。而到了明後期，越來越壓抑個人慾望，文官政治越來越爛熟，最終導致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讀這本書，也能對企業領導人有很大的啟示。

　　也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讀法，每一個人都能讀出自己的《萬曆十五年》。

在今年年初現象級大劇《人民的名義》中高小鳳同學僅僅惡補了一本《萬曆十五年》就拿下了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如今的省政法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