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後，原叛軍餘部還留下相當大的勢力，代宗不得不仍然封他們當河北一帶的節度使。他們自設文官武將，收取賦稅，獨立於中央；節度使父死子嗣，或傳位於部下，皇上只能承認，無權更改。其他地方的節度使紛紛效尤，漸漸不聽命於中央；於是大唐的天下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節度使因子襲父位未予承認，勾結另三個節度使燃起戰火，德宗一度逃出長安，結果以屈服節度使們的要求而告終。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討伐驕橫跋扈的淮西節度使吳元濟；起用自薦的李愬，在一個雪夜突襲淮西鎮的治所蔡州城，直搗叛軍巢穴，活捉吳元濟。從元和元年起，憲宗平定了藩鎮的好幾次叛亂，淮西大捷震懾了諸割據勢力，有一些節度使表示願意獻出地盤，歸順中央；對繼續頑抗者，派兵予以鎮壓；大唐取得短暫的統一。元和十五年（820）憲宗被宦官殺死，不久河北三鎮又相繼發生叛亂，割據局面故態復萌。終唐之世，藩鎮割據問題一直未予解決。2.宦官專權唐前期，宦官無論是數量還是權力都無足輕重；但是玄宗後期耽於享樂，把宮中事務都交給宦官高力士辦理；宦官人數也急劇膨脹。各地進奏的檔案，先得經過高力士之手，一般事項就由他自行處理，重大的才轉送玄宗。因此高力士炙手可熱，借皇帝的名義作威作福，連宰相都巴結他。安史之亂後，宦官還掌握了禁軍的統率權。為了防止藩鎮再度謀反，皇帝派宦官做監軍使，監督地方節度使及其軍隊的將領。代宗又設“內樞密使”一職，由兩名宦官充當，傳達皇帝號令，執掌軍政機密，結果將皇帝權力架空，甚至皇帝的生殺廢立操縱在宦官手中；順宗、憲宗、敬宗都死在宦官手裡，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所擁立。宦官成了唐朝後期的太上皇，皇帝反而變成宦官的傀儡。順宗曾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劉禹錫共十人議定割除藩鎮、宦官一系列弊政的革新，由於宦官的抵制，接管軍權一事半途流產。宦官頭目俱文珍策動一些節度使請求中風的順宗讓位給太子李純（憲宗），攻擊王叔文等人反皇帝。陰謀得逞後，“二王”即被貶逐，王伾病死貶所，王叔文後來被賜死。其他八位相繼被貶往邊遠地區做州司馬。“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只維持了146天。3.朋黨之爭“二王八司馬”革新失敗後，在對待藩鎮和科舉這兩個問題上，朝臣形成以李德裕為首與以牛僧孺為首的兩派。李黨對付藩鎮態度強硬，牛黨則姑息遷就。公元831年，幽州副兵馬使楊志誠趕走節度使李載義，文宗召宰相牛僧孺商量對策。牛僧孺說那邊中央管不了，不必去裁定二人的是非順逆，誰佔著那兒都一樣。牛黨放任自流的態度慫恿藩鎮目無中央。由於牛黨軟弱失策，文宗又召回李德裕為相，但因受牛黨李宗閔的排擠，一年多後又被貶地方。武宗即位後，重新起用李德裕做宰相。李德裕復出後，牛黨分子被清洗流放。宣宗即位後，因喜好科舉，牛黨得勢，但李宗閔、牛僧孺相繼死亡，由白敏中任宰相，李黨被全部清除。李德裕經4次貶謫，最後又被逐至崖州（在今海南省），此年病死。朋黨、宦官、藩鎮，多重黑暗勢力輪番或共同對人民壓榨盤剝，最終釀出黃巢農民大起義。

唐朝是一個高度貴族化的社會，承此前400年中原大分裂而來，包容了種族衝突、信仰衝突、文化衝突等，在很長一段時期，唐朝採取的是高壓政策，希望暫時平息各種矛盾，但隨著中央集權弱化，這些矛盾迅速爆發，故唐朝從盛到衰是非常迅速的。

首先，唐朝盛世非常短

唐朝所謂盛世，無非開天盛世，此前的貞觀之治能否算盛世，值得推敲。

唐代承中原400年大分裂而來，異族第一次進入中原，透過混血，使傳統的華夷之辨形成的統治合法性不再成立，所以唐朝皇帝不僅僅自稱中原天子，而且是草原天可汗+西域轉法輪王，這樣多元身份的背後，其實暗藏著統治合法性的焦慮，唐朝皇帝能站得住腳，最終還是靠軍事實力。

此外，漢末佛教進入中原，佛教是一種世界主義宗教，而儒家主張差序，很難與之對抗，所以唐代儒家很難爭取主流地位，只能靠道教來對抗，而道教其實是模彷彿家，雜以道家學說形成的宗教，它不夠親民（後來有茅山道，才變得特別平民化），而且比較神秘主義，道家、佛家、儒家各自爭取思想市場，這也構成了社會衝突。

再有就是南北朝後期，為了保證軍事實力，將門基本獨立，所謂八柱國家，將軍豢養私兵，這樣才有戰鬥力，唐朝能屢戰屢勝，就源於兵為將有，加上府兵制提供了穩定兵員，從而將草原戰力與中原資源有機地結合起來，可一旦府兵制度失效，兵為將有就可能尾大不調，埋下分裂的隱患。

面對這些社會矛盾，李世民採取了高壓政策。貞觀時期，文化遠不如後代繁榮，商業、經濟也無法與開天時比，李世民嚴打豪門，此外透過與西域通商，獲得財源，加上當時中亞正在混戰中，化解了外部壓力，特別是突厥分裂，使唐朝打通了絲綢之路東端，保證了社會活力。

其二，開天盛世為何會衰落

武則天時，唐朝內部矛盾加劇，外戰屢敗，唐朝漸漸喪失了絲綢之路東端的控制權，影響了外來貿易，而本地貿易得以發展。

本地貿易在貞觀後期已有發展，結果因硬通貨不足，導致錢重物輕。李世民要求用絲綢替代一部分現金，嚴禁使用銅鏡（到唐代中後期，又有武宗毀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毀掉佛像，用來鑄幣）。商業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分化，

府兵是帶有半奴隸性質的，人不能擅離土地，可市場誘惑太大，致府兵虛報情況嚴重，已無戰鬥力。到張說時，轉為募兵制。

募兵制一方面體現了唐王朝商品經濟發展，貨幣較多，足以支付士兵工資，另一方面，募兵依然兵為將有，則開後來藩鎮割據的危局。

由於唐朝中央收取貨幣較少，特別是財政上沒有革新，比如糧食、絲綢、銅錢等居然是混合計算的，比如常記錄為：庫中存有XXX石匹吊，“石匹吊”是統一的計算單位，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糧食，多少是絲綢，多少是銅錢，根本不知道。

由於中央政府財政管理落後，所以李隆基錯誤地允許地方督撫自行籌資募兵，這樣避免了銅錢先到中央，再回地方的過程，如此就要允許地方督撫挪用稅收，並設定獨立稅，這就為地方坐大帶來機會。

到安史時，手握北方四鎮，唐朝右翼財富皆被掌控，加上當時北方宗教與關中不同，安祿山的母親就是巫師，這裡粟特人又特別多，利用宗教，很容易將他們團結起來，所以安史之亂的爆發帶有必然性。

表面看，安史之亂是政治事件，但如果不是唐朝的經濟問題、宗教問題、分裂問題長期存在，安史之亂是爆發不起來的。唐朝由盛轉衰，還是因為統治階層不能因時而變，社會進步了，治理卻沒有進步，兩者不匹配，高壓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一旦高壓消除，不亂則何？

專制王朝走到中後期，必然會出現2個弊端：1、皇帝能力、品性與權力高度不匹配，開國者大多能力傑出、意志堅定、精力旺盛、勤政自律，是故能駕奴臣下，外朝與內廷、中央與地方、元老與新貴關係基本能協調好，三世以後皇帝能責錯位、德不配位的情況日益顯著。繼承者生於安逸，缺少磨鍊，能力萎縮、品性欠缺是必然的，但開國皇帝由於能力精力的突出皇帝權力必然會擴張過度，這就形成了無解的矛盾，其結果是統治權不合理也不合理地轉移到內廷、外戚或外藩，這就必然造成管理混亂、腐敗橫生，國家衰弱在所難免；2、每一王朝發展到中後期，利益集團林立，豪門家族不乏優異傑出者，總有人能抓住機會壯大自身。此消彼長，統治危機日益突出。

所謂物極必反，強大到了一定程度走向衰弱這是歷史演變的結果，中國各朝各代歷來如此。拋開導致唐朝衰弱的人為因素，還有一些其他的條件，我們一一說明。

一，在開元之治下，唐走向富強繁榮，但是社會上的一些潛在矛盾一直沒有消亡，而是在逐漸積累。在天寶年間，這種矛盾危機已經發展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開元后期玄宗李隆基已經沒有了開疆擴土勵精圖治的野心，開始不問政事，安逸享樂，尤其在納楊玉環為妃後，更是聲色犬馬。在玄宗後期，政治腐敗黑暗，李林甫和楊國忠等人掌權後，由於玄宗不理朝政，此種小人當權令唐朝政治更加黑暗。

二，兵役制度，因均田制的原因停止徵發府兵，所以就有了募兵制的極速發展。募集的兵員素質低下，幾無戰鬥力，而戍邊的兵士戰鬥力強悍。這裡有一個因素就是，戍邊的兵士只聽從於軍將，不聽朝廷調令。這種"內輕外重"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威脅了朝廷安全。所謂的太平盛世只是虛有其表。所以量變導致了質變，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而安史之亂又導致北方農業生產的大肆摧殘，進而田地荒蕪，老百姓逃亡，這裡就失了民心。

三，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後朝廷為了鞏固中央對地方的統治，增加了很多節度使，節度使管轄之地名為"藩鎮"，朝廷增加藩鎮本意是好的，可是事與願違，藩鎮割據造成了中央政府實際管轄地區有效控制縮小，周邊的一些原本臣服於唐的少數名族紛紛自立政權，脫離大唐，甚至於和大唐刀兵相見。

四，宦官專權。自唐朝中葉以後，宦官逐漸登上政治舞臺，他們逼宮弒帝，專權橫行，無惡不作。宦官權勢滔天，他們基本上能決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朝廷官員任免，甚至誰當皇帝都由他們說了算。

五，黃巢起義。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謀得百姓的利益，所謂耕者有其田。唐朝末，連年戰爭，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在859年爆發農民起義，本就搖搖欲墜的大唐王朝被黃巢起義打的名存實亡。

歷史沒有假設，正是因為一些人的決策失誤，導致了歷史走向的變軌，怨天？怨人？一切都晚矣！

近兩千年根本不可能有長存盛世

君王不會想亡國，再昏庸也不會。百姓不會想改朝換代，再好戰也不會希望有戰爭。那矛盾的根源就找到了，就是夾在君王和百姓之間的無產官僚。而無產官僚就是由科舉而來的無產儒生。

當開國之君，中興之君在位時，儒生們不敢造次，所以天下太平。而軟弱之君，非儒之君在位時，儒生們欺上瞞下，所以天下大亂。

人們往往只關注亡國時，某些不知真假的事件，或是儒生史官所記錄的昏君。殊不知貪贓枉法的都是那些儒生，已經讓百姓步入水深火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