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當然是確定孫子和孫臏是兩個人，以及《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兩本書。

在1972年4月之前，歷史學界一直認為歷史上只有《孫子兵法》而沒有《孫臏兵法》，甚至認為《孫子兵法》是孫武開始著，到了孫臏才完成，是一本合著的兵書。

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在東漢時期《孫臏兵法》就已經失傳了，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誤解。

據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臏，齊國（今山東省境內）人，是孫武的後世子孫。孫武、孫臏各有兵法傳世。

現存的《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是春秋末期吳王闔廬的客卿。而孫臏是戰國中期齊威王的軍師。他的生卒年大約於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左右。

班固（公元32—92年）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孫武的兵法叫《吳孫子兵法》，把孫臏的兵法叫《齊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一直流傳至今，《孫臏兵法》在東漢時便已失傳。

宋代就有人認為《孫子兵法》並不是孫武的著作，甚至有人對孫武是否確有其人也持懷疑態度；較多的人則認為現存的《孫子兵法》可能源出於孫武，完成於孫臏，是春秋末期到戰國中期長期戰爭經驗的總結，並非一個人的著作。

由於《孫臏兵法》失傳，上述疑案長期不能解決。

這樣一來，兩個人，兩本兵書就成了一筆糊塗賬。

歷史學家們打筆仗打的不亦樂乎，反正沒有證據，各說各話唄，隔空交火。

但1972年4月，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在施工工地，發現了兩座西漢前期墓葬。

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清理，此墓出土了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已經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等竹簡（包括殘簡）四千九百多枚。

同時出土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使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迎刃而解。

這兩本書一出來，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無話可說，事實擺在眼前，從而結束了這場長達千年的論戰。

歷史常識因為新出土文物而被推翻，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要麼揭開世界之謎，有麼把人們帶進新的迷惑。現在看看以下兩種神奇的文物是如何推翻歷史常識的。

喜歡歷史的人其實還是會就蠻喜歡這種劇情反轉的，本來要殺頭的事情，現在成了一樁冤案，對於對歷史好奇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下飯菜。

陳勝吳廣起義這個歷史事件大家都知道，不就是幾個人延誤了工作要被砍頭，與其等死不如臨死揭竿而起，幹他一票，說不定還能因禍得福的故事嗎？這睡虎地秦簡一出來，世界都安靜了，原來司馬遷只是開個玩笑，結果讓人們給當真了。這個事竟然沒什麼人懷疑，就這麼堂而皇之地延傳了兩千年。

簡裡面的文字說的很明白，這幾個人延誤工作，要被處罰，但只是打幾板子長點記性罷了，人都被這麼隨便處理掉了，誰還能彌補秦漢時期人口的短缺問題，但不知怎麼就成了司馬遷筆下的另一個故事了。

這是有關物理學的歷史性常識問題。中國早期文化中出土的尖底瓶也不少，一直以來都說是用來打水的，瓶子打水挺簡單一個事竟然也讓人們誤解了幾千年。

實際上這個瓶子本來就不是生活用品，有人透過物理實驗也證實了，用它打水跟用竹籃打水一個結果。實際情況是，這東西是欹器的一種，也就是貴族階層用來搞祭祀活動的時候用的，主要功能是警示族人要行的正走的端才是王道。也就是說這只是個擺設，沒有什麼實際的用處。總之推翻了它作為打水用具的功能。

歷史就是這麼神秘，也許是這份神秘感吸引了眾多的愛好者吧，未知的很多文物還沒被挖掘出來，也許下一個新出土的文物毀掉你的三觀都不一定。

聖經死海古卷的出土證實了聖經都是事前預言，打破了某些西方考據學家認為聖經預言是事後馬後炮的結論 中國明清考據學考據一批偽經 後來證實史上確有其書

先說紙吧。

紙，我們都知道四大發明之一。東漢宦官蔡倫發明了書寫用紙。這是凡是有點文化的人都具備的常識。而我也是這麼認為的：紙是東漢的發明的。

不過，後來的考古發現顛覆了我們的“歷史”後來我們在陝西放馬灘發現了西漢的紙，原來西漢就已經有紙了，蔡倫是改進了造紙術。

我們再說說宋學吧。

就是北宋五子、朱熹、陸九淵之學。程顥、程頣提出萬物皆出於天理。提出了天理的概念。南宋的朱熹把理學更系統化，哲學思辨色彩。朱熹還有一句名言：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而陸九淵則突出人的主體地位，講理在人心，心即理也。

可是你知道嗎？過去我們都認為宋學的這些概念先秦不會有，但是，馬王堆帛書出土了，《五行》讓我們知道，原來“理”“性”早就有了。宋人所說的曾參、子思、孟子的系統是存在的。

有句話叫：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時候確是如此，因為人們更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所以很多歷史真相反而變得撲朔迷離。歷史由於時間推移，真相被洇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但是由於不斷的史料出土往往使得我們一貫認為的真相變得經不住推敲。

一

根據科學思維，任何事情都需要講證據。但是歷史由於時間的久遠，往往缺乏證據，比如說商朝的存在。

雖然史料和古籍上記載的商朝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並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這就使得很多人否定商朝的存在。一直到清朝末期，有一個叫王懿榮的人偶然去中藥鋪去買中藥，他發現一個叫龍骨的藥材。

他覺得很奇怪，於是翻開中醫典籍，發現並沒有這個藥材，於是他研究了這個叫龍骨的東西。他驚奇的發現，每一個龍骨上居然都刻有類似文字的東西。

經過認真的研究和推導，他確認龍骨上刻的圖形就是文字。這就是甲骨文第一次出現的世人的面前。

因為殷商時代的人們，會把占卜的文案刻在烏龜殼或動物的骨頭上。甲骨文是中國的一種古代文字，被認為是現代漢字的早期形式，有時候也被認為是漢字的書體之一，也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一種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稱契文、龜甲文或龜甲獸骨文。甲骨文為一種很重要的古漢字資料。

在文化價值的同時，其實還有史料的價值。由於甲骨文的出現，導致到後來殷墟的發現。

使得殷商的存在具有了第一手的證據，使得很多人認為殷商的存在只是傳說的言論被推翻。

二

我們再講一個案例。根據史籍的記載，縱橫家，蘇秦和張儀是同時代的，他們一同推進合眾連橫的策略，並且他們都是鬼谷子的徒弟。

千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問題。但是1973年，馬王堆考古發現《戰國縱橫家書》，這是一部類似《戰國策》的書籍，但是二者卻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比如根據戰國縱橫家書的記載，蘇秦和張儀根本不是同一時代，蘇秦要比張儀晚玩20年。

也就是說，我們很多人認為蘇秦是大師兄，但實際上根據目前的新的出土資料證明，張儀才是大師兄。

這就使得人們對於縱橫家蘇秦和張儀的一貫認知被推翻。

三

我們再舉個例子，我們現代人都知道，孫武和孫臏是兩個人。

但其實在古代，千百年以來，很多人認為孫武就是孫臏。

雖然太史公的《史記》裡面記載，孫臏是孫武的後代，但是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使的這個說法一直被後人質疑。

比如有人認為孫武就是孫臏，又有人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寫的，甚至是曹操寫的。

但是由於1972年銀雀臺的考古，同時發現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不僅使得孫臏兵法第一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同時也有力地證明，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完全不同的兩部書，同時也證明了太史公的《史記》是正確的。

這也就推翻了千百年來人們對孫武和孫臏是一個人的推測。

實際上很多歷史，很多人物，由於史料的缺乏，往往使得真相變得模糊，但是由於不斷的考古發現會推翻人們很多習以為常的認知。

就好比有人說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

答：我來說一個。

由於司馬遷是“史界太祖”（梁啟超語），其以“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錢謙益語），即《史記》裡所記載的許多事件往往被後人當成了歷史常識。

但是，必須要注意到，司馬遷屬私人著史，所據史料有限，對於某些歷史事件，考據不足，考證不力，偶會出現錯漏或混亂現象。

比如，在寫張儀和蘇秦這兩個縱橫家事蹟時，就出現了時空錯亂。

在《史記》的記載裡，蘇秦和張儀都是隱世神人鬼谷子的弟子，兩人是同窗好友，結伴學藝。但蘇秦先出山，在各國間遊說，推行合縱策略，最終佩帶六相國印，壓得秦國十五年不能動彈。張儀後來出山，蘇秦暗中助其入秦，然後師兄弟互相鬥法，在戰國大舞臺上同臺演出，一個推行合縱、一個推行連橫，為世人傾情奉獻上一幕幕精彩絕倫的歷史超級大戲。

因為司馬遷妙筆生花，蘇秦和張儀師兄弟鬥法的故事繪聲繪色、引人入勝，很快就成為了老百姓津津樂道的話題，漸漸地成為了歷史常識。

但是，1972年山東銀雀山發掘出土了竹簡本《孫子兵法.用間》、《呂氏春秋.知度》；次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又出土了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

兩地的出土文物均證實了一個結論：蘇秦和張儀並非同一時代的人，兩人同臺對決，爭相鬥法的故事，註定是“關公戰秦瓊”——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

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論，該書共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細看內容，便知蘇秦是為燕而仕齊、最後導致齊亡而興燕的關鍵人物。

即蘇秦所生活的時代乃是燕昭王與齊愍王明爭暗鬥爭的年代，與蘇秦同臺競技的是孟嘗君、李兌、周最等人。

而張儀是效力於秦惠王的縱橫家、外交家和謀略家，與公孫衍、陳軫等人同一時代。

細算起來，蘇秦至少比張儀晚生了三十多年。

另外，《戰國縱橫家書》中的蘇秦上燕王或趙王書均不見於《戰國策》、《史記》等傳世的古籍，據此判斷，這些書信都是司馬遷沒有見過的，所以才會鬧出“蘇、張受學於鬼谷子，後來互相鬥法”的烏龍。

事實上，《荀子.臣道》曾經把“齊之蘇秦”比擬成“秦之張儀”，細心點品味，就可以知道張儀出道比蘇秦早，才會出現以後者比擬成前者的現象。

可惜，司馬遷並沒有注意到。

這裡來說說均田制。這是一種存在於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製度；概括起來，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一夫一妻田百畝——再窮的人，也要有田種。

100畝地中，口分田80畝；這些田，死後不能傳給子女，要交還給政府，政府再分配給需要的人。

餘下20畝，一開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業田，其實還是桑田，可以傳給子女。為什麼桑田可以呢？因為桑樹長得慢，一代人的時間裡，還不能完全長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沒人認真種桑樹，養蠶寶寶了。

這個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要介入基層每家每戶的土地分配。

上世紀20、30年代的時候，很多數學者不相信一個古代的政府，一個落後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這樣的事情做起來。比如，日本學者鈴木俊提出了這樣的認識：唐朝的時候，這些田其實本來就是農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業田的名義登記，政府根本不可能給每家每戶授田。這種說法在當時很有代表性。（見鈴木俊《關於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關係》，徐少舉、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綜述》）

要之，二十世紀30年代前後，不少學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會把土地分配給農戶。

然而，隨著對敦煌、吐魯番戶籍文書的深入研究，學者推翻了這一認識。大家終於認識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種制度，只是對於各種細節還有許多爭論——比如實行的範圍和程度，什麼時候開始消亡啦。就是說，政府真的在給普通農戶授予土地：

上圖擷取自池田溫《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寶後期敦煌縣田簿為中心》，是當時普通人戶獲得土地的記載——其中，田四十畝、二十畝、三十六畝不等，即敦煌縣授予均田農民的土地。池田溫還整理了文書所見八世紀敦煌的土地授予情況：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敦煌、吐魯番等地文書的出土，很多學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個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層執行均田制，給普通農戶分配土地。

第一，我們都知道《道德經》是老子的兩本書，分上下冊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稱《道德經》，但根據漢墓出土的竹簡記載是《德》在上《道》在下，應該叫《德道經》，現代人看《道德經》是反的無異於歐陽鋒逆練《九陰真經》。

第二，堯舜禹作為上古大賢大德的典範，採用禪讓制，是幾千年來華人都向往的大同社會，但根據《竹書紀年》《韓非子》等的說法，堯舜禹之間並不是友好和平的禪讓，而是透過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據《竹書紀年》的說法，舜發動叛亂趕走了堯，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領臣服自己，囚禁了舜，並且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啟開創了家天下，《韓非子》也提到了類似的說法。

第三，我們上小學時學的司母戊大鼎經證實應該是後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證出錯的叫法。

第四，四書五經中的《尚書》在明末清初之時就有學者懷疑是假的，經過多方考證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為了提高知名度而偽造的，真正的《尚書》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就已經失傳了，後來雖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書》結果又因晉朝末年的動亂而失傳了，現在的《尚書》是偽造的。

必須是“司母戊大方鼎”啊。

從小就知道叫這個！

然後，現在，人家叫“後母戊大方鼎”啦！

還有，張獻忠和洪天王。估計某天要翻船。

張獻忠的寶藏，在岷江江口考古出土啦。

那麼多的文物，從王侯之家的金券元寶，到貧民百姓女子的最樸素的耳環戒指，都有都有。

好像不容易洗白？

最近居然說屈原也是子虛烏有？

不黑不吹，坐等更新歷史常識。

1990年浙江杭州一名中學生在湘湖磚瓦廠撿到了骨器、陶器碎片，還說曾看到過一條船，懷疑是上古遺蹟，就報告給了老師，轉到浙江文物管理委員會後，工作人員去現場勘探，發現湘湖磚瓦廠已在此取土20多年了，遺址的堆積層只有十米多長，在這塊地方，發現了大量的彩陶片。

8000年前的跨湖橋遺址，雙耳陶罐。

彩陶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標籤，要知道舉世文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那裡只出土了4片彩陶，而湘湖磚廠數量巨大，且顏色鮮豔，比河姆渡要精美得多，而且文化特徵不同，所以湘湖磚瓦廠是不同於河姆渡的另一種文化，考古工作者取名為跨湖橋遺址。

圖為上世紀70年代河姆渡發掘現場。

把出土的彩陶送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分析，鑑定彩陶的年代為8000年，早於河姆渡的7000年上限，如果真是8000年，那我們史學界認定的中國最早新石器文明遺址，河姆渡將被打破，而是早1000年的跨湖橋遺址。陶器比河姆渡要好，時間還要早1000年，史學界也爭論不休，因為沒有找到更有力的證據，跨湖橋遺址暫未定性。

《易經》記載的古人刳木為舟，跨湖橋8000年前的先人給了實證。

直到2000年因要修建高速公路，跨湖橋遺址開始搶救性發掘，不但出土了大量石量、陶器，骨器，共修復了陶器150多件，出土大量的動物骨胳發現那時先民已開始馴養動物，很多精美的石器已超出了工打造，特別是出土的黑陶，比距今5000年良渚出土的黑陶還要精美，不久中國最權威的北京大學考古系得出的年代結論依然是8000年。

跨湖橋遺址的世界之最與中國之最。

但在2002年跨湖橋遺址專家會上，全國的考古專家卻很難給跨湖橋遺址定性，因為我們最早的河姆渡是7000年，這個超越了河姆渡時期的，誰也不敢下結論，不久跨湖橋遺址傳來一個震奮全國的訊息，發現了華人類最早的船了，它是個獨木舟，長5.6米，船內發現有黑焦面，證實是用火焦法制造的，旁邊還有兩片木槳，當年河姆渡曾出土過8只木槳，年代為7000年，而這條船經過碳14和熱釋光檢測，定為8000年，所以跨湖橋遺址將中國的史前文明向前提升1千年。

秦朝的標準化生產

之前兵馬俑的出土，秦朝是清一色的青銅武器，就以為秦國的生產工藝落後於六國。其實隨著近些年研究的不斷深入，知道了並不是如此。標準化流水線產品這個工業革命之後才有的概念，也被證實了在2000多年前的秦國就已經在使用了，這也詮釋了當時秦國為什麼少鐵器了，因為當時的冶鐵技術相比青銅工藝是很不成熟的，也難做到標準化，所以秦國之所以用青銅當武器就是為了標準化生產，這樣又快，武器的質量又基本上很均一。研究秦國的武器就有一種是不是穿越了錯覺，因為很多理念基本上就是現代理唸了。

現在的科技手段越來越先進，考古方面的手段也越來越先進，保護的措施也越來越好。近期的海昏侯的考古，又一次帶我們走入了西漢時代。這次和馬王堆不一樣的，這次出土的是漢廢帝劉賀的墓，其出土的文物規制也比馬王堆高多了。解密劉賀墓中的資訊還在進行著，新的資訊也不斷。不過劉賀那肛塞和口含也是值得注意的文物，還有就是現在最早的一口“帝王牙”，拿來研究也是可以得到劉賀身前的很多資訊，可以填補史書的空白。

隨著考古手段的越來越先進，再加上不斷出土的文物，也會一直填補我們古人沒有記載的空白歷史，或者證實亦或推翻古人的記載，更會打破我們的常識，驚歎古人的創造。這目前來說至少一直就是進行時，那些塵封的歷史也將逐漸有了畫面。

說一個讓大家既長見識又笑噴了的啊。

大家可能對這兩年非常火爆的海昏侯墓印象很深刻。從2015年開始，它們開始電視直接直播考古現場以後，形成了一股熱，大家每天都在關心這個墓葬的發掘進展。其中有很多細節常常讓人忍俊不禁。

考古領隊楊軍親口跟我說了這麼一個故事，當時在一起有好幾個老師在場，笑得我們呀不行不行的：

然後他就說發掘到馬蹄金那天，大家無比地激動。這種情況實際上在後來的展示中，我們也能夠體會到當時他們的激動之情。可不是麼，他們是各種婀娜多姿地展示馬蹄金啊。

於是馬上問楊老師，他的反應也快，說這個應該是“上林苑”的簡寫，代表皇家監造。確實後來也有學者在探討這種可能性。如果只有“上”也就罷了，可是沒一會兒，他們發現又來了：

上面有“下”字，這個“下”字怎麼解，或者是“上林苑”之外的“下苑”，楊老師隱約記得有這麼一說，但是現場根本沒有查資料的可能性。好吧，有上就有下，總算交待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又來了：

這個“中”字，楊老師只好說，我也猜不出來了。

這一波三折的過山車體驗，楊老師說每天都有，他的壓力好大啊。

其實不止馬蹄金有上、中、下三個字，麟趾金上也有，說明這三個字在當時不是隨意刻上去的。當時具體的含義學界暫時還沒有一個可靠的說法。

我說一個比較偏門兒的啊。

之前普遍認為，蒙古族的前身——原蒙古人是居住在東北地區呼倫貝爾草原上的室韋人，在蒙古人進入蒙古草原之前，蒙古高原是突厥語族人群的天下，包括突厥人、回鶻人、黠戛斯人等等。直到突厥帝國、回鶻帝國相繼崩潰，蒙古草原形成權力真空，東北的室韋韃靼人才進入草原，隨著原蒙古人突厥化的過程，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

因此蒙古高原上先由突厥人，後有蒙古人，先有突厥語，後有蒙古語。公元5-7世紀突厥人縱橫蒙古草原的時候，原蒙古人還在東北地區默默生活。這是一個歷史學界的常識。

然而在2017年匈牙利召開的國際阿爾泰大會上，Alexander Vovin（沒辦法說他是哪國學者，Vovin教授生於俄羅斯，在美國長大，本來主要研究日本，現在在法國工作，中文和蒙文也都非常流利）釋出了一塊在蒙古國發現的婆羅米文石碑。簡單說來，這是一塊7世紀的石碑，使用婆羅米文字，但寫的是蒙古語。

在此之前，最早的蒙古文石碑是蒙古國北部庫古蘇兒省的成吉思汗碑，也叫移相哥碑，時間是13世紀早期。這塊碑比成吉思汗碑早了600年，也就是把蒙古文和蒙古語的歷史向前推了600年。

這塊石碑是在蒙古國布林幹省奎蘇陶魯蓋（hüisü toloγai）發現的，這證明了在7世紀，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帶，也已經廣泛生活著蒙古語族人群。

可以說這是近年來以及未來數年內蒙古學最重要的發現，這一發現會改寫民族史、蒙古語文史和中國古代史。也就是說，不少教科書和論文都要重寫了。

來一張Vovin教授

也來一圖，這個盤子底上有一契丹文大字西字，而今這個盤子窯口和遼文，史書還找不到，還有元代的，叢纏足支燒看應是當時的官窯。

《孫臏兵法》

孫臏，其本名孫伯靈，是戰國時代齊國的軍事家，出生於阿鄄之間（今菏澤市鄄城），是軍事家孫武的後代。相傳孫臏和魏國大將軍龐涓同出於鬼谷子師門，後來孫臏被龐涓迫害，遭遇臏刑，因此被稱為孫臏。

1974年6月7日，山東省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前期墓葬中，發現了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已經失傳了1000多年的《孫臏兵法》等竹簡4000多枚。

原來史學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孫臏和孫子可能是同一個人。除了史書記載以外，也沒有看到孫臏的任何著作。甚至有人認為《孫臏兵法》就是《孫子兵法》。

銀雀山漢墓竹簡同時出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證明《史記》中所載的孫武和孫臏這兩個人都存在，孫臏的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也都發生過。

山東出土“銀雀山漢墓竹簡”：內含“孫子兵法”

1972年在山東臨沂市銀雀山兩座漢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簡,這就是著名的“銀雀山漢墓竹簡”。

據統計,銀雀山漢墓竹簡共計有完整簡、殘簡4942枚,此外還有數千殘片。其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十三篇及四篇佚名文和一篇殘文,《晏子》十六章,《六韜》十四篇,《尉繚子》五篇,《孫臏兵法》十六篇,《守法守令十三篇》十篇,論政論兵之類五十篇,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十二篇,其他(包括唐勒、定心固氣、相狗方、作醬法等)十三篇,以及《元光元年曆譜》等先秦古籍及古佚書。一般認為,這批竹簡的字型屬於早期隸書,寫於公元前140年至前118年(西漢文景時期至武帝初期),是較早的寫本。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古代兵法、曆法、古文字學、簡冊制度和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六韜》、《尉繚子》、《晏子》等書,自唐宋以來就被疑為後人假託的偽書。此次發掘證實了以上書籍在西漢前期已經傳世,並非後人假託的偽書。《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證實了《史記·孫武吳起列傳》有關孫武仕吳,孫臏仕齊,各有兵法傳世的記載。

《漢書·藝文志》著錄《吳孫子》(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即《孫臏兵法》)。《隋書·經籍志》中《齊孫子》已不見於著錄。唐宋以來認為《孫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而成書的,或以為是後人偽託的,或以為世無孫武其人,兵法為孫臏所著。《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被髮掘出來,使這個長期存在的疑問得到解決。

竹簡作為戰國至魏晉時代的書寫材料,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時間最長的書籍形式,是造紙術發明之前以及紙普及之前主要的書寫工具。近代以來,臨沂之外的湖南長沙、湖北荊州、西北地區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過重要發現。竹簡串聯起來形成“簡牘”,與甲骨文、敦煌遺書、明清檔案一同被列為二十世紀東方文明的四大發現,目前簡牘學也以驚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學科,它從史學、考古、古文字學、文獻學、書法等,多角度多領域,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術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