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都是遊牧民族，社會結構具有軍事化屬性，其內部的共同意志遠強於北宋，在軍隊管理上，官與官、官與兵配合得好，其獎勵軍功政策，人與人之間也真誠，其與北宋交戰的目的是搶劫，搶劫最出瞬間戰鬥力，北宋防範軍人和鼓勵文人耍嘴皮玩字畫，北宋的作戰功能被其人為削弱了，其不知道民心的真實含義就是分享權利，遼金蒙在這上具有優勢，只要搶劫成功，金錢女人都有，按照戰功分配。

外因素主要是遼金 蒙古人，都是北方遊牧民族，驍勇善戰。而騎兵更是厲害。

內因素是：第一，重文抑武。因為宋太祖是武將出生，最後也是發起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還成為皇帝。也吸取五代兵將擅權的教訓。決定以文人之天下，貶低武將。樞密院等對軍隊機構由文人統轄，而文官內部嚴重腐敗。而同一時期的遼國樞密院全都是武將。因此對於戰爭的排程指揮宋朝不如遼國。

第二，過分的中央集權制。宋朝加強中央集權，對於軍隊管理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當大部分優良的地方軍隊調往中央，削弱地方軍隊的實力，增強中央軍隊的實力。同時在加以更戍法，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兩個因素對於戍邊的宋軍顯然都是不利的。

第三，募兵制度。宋朝沒有軍人退役的制度。宋太祖打算將平時的饑民招入軍隊，把有可能形成造反的力量變成鎮壓的力量，減少民間的反抗。但是同時宋軍內部良莠不齊，很大一部分的老弱病殘無法戰鬥，真正能戰鬥的只有20歲到40歲之間的人。

軍事體制不同。契丹、女真和蒙古都是部族式的全民皆兵體制，採用徵兵制，有戶就出人、出軍備，民眾常年備戰，打仗時馬上能徵集士兵。這個體制跟先秦時代的漢人是一樣的，一直到西漢，仍然沿用，所以漢人能打的兵就是那個時代的。東漢之後，改用募兵制，軍人職業化，民眾就不練兵了，一旦職業軍隊被消滅，臨時湊不到訓練有素的軍人補充，自然打不過。

宋朝早期也是募兵的，太祖太宗的禁軍就是全國精華所在，但僅有二十來萬，這些精兵在太宗兩次北伐期間被打掉大半，此後補充的人數再多，也恢復不了那個戰鬥力。王安石變法算是改變了一下，有所改觀，但和平已久，人心不思戰，始終不強。

第一，兩宋也能，只是效果太差，北宋和南宋也能抽調軍隊對外發動戰爭但是由於兩宋對軍人的各種限制，往往出兵大敗而回，例如宋太宗趙光義大舉出兵攻滅北漢政權大獲全勝，兩次伐遼卻大敗虧輸，宋神宗討伐西夏，也是慘敗而回，宋徽宗在遼國覆滅前夕徵調大軍進攻幽雲十六州，結果被遼國殘餘兵力打得一瀉千里，只好賄賂女真人攻滅遼國，自此被女真所蔑視。

第二，軍制不同，遼金蒙古採用的是義務兵役制，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數量不多，幾乎是全民皆兵，自備武器馬匹糧食參軍，發動戰爭對這幫人來說，是發財的機會，可以劫掠可以分得戰利品；而北宋和南宋政府實行的是募兵制，也就是國家出錢僱傭勞動力當兵，兵器馬匹糧食全部由國家供給，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避免五代時期地方擁兵自重尾大不掉，敢和中央叫板的局面，從財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限制軍人反抗中央的能力，軍隊戰鬥力自然就大幅度下降了，唐實行的府兵制與遼金蒙古兵制類似，戰績相當卓越，後來殘唐五代實行藩鎮軍制，軍人成為藩鎮私兵，對外戰鬥力也是相當卓越，沒事就去騷擾契丹，但是對內戰力爆表，動輒互相攻殺，反叛中央，直到大藩鎮廢了唐朝皇帝。

北宋的前身，後周也是起自大藩鎮，宋太祖深知武將擁兵自重的危害，自此開始崇文抑武守內虛外，強幹弱支，宋軍的戰鬥力自然下降了，兩宋交替之際，一度由於朝廷被摧毀對武將約束放鬆，誕生了岳飛這類武力強悍武將，但是沒多久就被皇帝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又回到崇文抑武強幹弱支守內虛外的老路上了。

為什麼遼、金、蒙古就能輕鬆抽調軍隊發動戰爭，宋就不能？我認為這種情況與統治者的主動或被動的心態以及民族特性有關。

首先，之所以給人以“輕鬆抽調"的感覺，這與遼、金、蒙古等國的民族習性有關，這幾個國家的人民早期屬於經常遷徒的馬背民族，上馬是兵，下馬為民，收穫來源除了放牧，就是掠奪，並且馬匹優良，善於長途奔襲。他們出兵的快速性就容易讓人產生"輕鬆抽調"的感覺。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遼、金、蒙古與宋的統治者所抱的心態不同。

歷史明確記載，北宋按照“守內虛外”進行軍事部署。用宋太宗的原話來解釋這個部署就是"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意思是國內若動亂比外敵入侵還要嚴重。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北宋只在邊境留少量兵力，主力駐紮在內防止內亂，對外界完全處於被動守勢，這與遼、金等國騎兵的經常進攻形成鮮明對比，愈發顯得遼金等國抽兵發動戰爭的容易。

總之， 一方是馬背民族，心態主動，一方農耕民族，偏重防守。所以給人以遼、金、蒙古能輕鬆抽調軍隊發動戰爭的感覺。

宋朝是農耕為主的，不是遼金蒙那樣能全民總動員的軍事帝國，西遼從遊牧蛻變成畜牧業，農耕為主的國家以後，在蒙古人面前簡直就是不堪一擊。就很難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