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有一個太厲害的兒子李世民，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殺害了太子李建成及另外一個兄弟李元吉。，接著逼迫李淵禪位成了太上皇。

自從李世民成為皇帝以後，就拼命的弱化李淵在大堂歷史裡的功績，以此抵消透過玄武門之變殺兄弟而造成的不仁。將李淵塑造成一個膽小怕事，謹慎小心，只想偏安於太原一隅的唐國公，將起兵隋的功勞以及歷次大戰的戰功大部分都安在李世民身上。

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玄武門之變，李建成李元吉是失敗者，李淵也是。太宗殺了兄弟，也逼得父親退位，並不是太宗有多殘忍，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前進就無法停下。

不可否認，太宗皇帝確實是位偉大的帝王。但玄武門之變畢竟是他得位不正，必須粉飾，所以要突出父兄的無能，這是政治正確。

玄武門之變影響了太宗後來的人生，也影響大唐的政治風氣，太宗在遴選繼承人時一再努力後輩重蹈覆轍，最終選擇了仁厚的李治，可是帝王親情淡薄，後來的大唐的權利更迭往往喋血。

《起居注》記錄的是皇帝的日常生活，是研究歷史的最好材料，但是《起居注》從不外傳，只是珍藏於國史館，未來作為修史依據，所以真正傳承下來的起居注並不多，《大唐創業起居注》就是其中最出名的。

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起居路，由著名史學家溫大雅編纂，記錄的是李淵從太原起兵一直到即位為帝，總共357天。因為溫大雅一直跟在李淵身邊，這段時間的大事都被記錄在內，所以是研究初唐歷史的重要依據，可靠性頗高。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唐朝正史的《舊唐書》、《新唐書》以及後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什麼會有很多內容和《大唐創業起居注》相左？

清朝在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就直接提出幾個主要疑點：

1、在《起居注》中，太原起兵的主謀是李淵，而在新舊《唐書》以及《資治通鑑》中，太原起兵的主謀是李世民，因李世民的勸諫以及精心設計了李淵夜宿晉陽宮女的事件，李淵被逼起兵，首倡義旗的功勞全部給了李世民。

2、在進軍長安途中，恰遇大雨，道路阻塞，而且後方傳來訊息劉武周想要聯合突厥人進攻李淵大本營太原，於是李淵就想退兵，《起居注》中記載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起死諫，李淵才繼續進攻長安，最後攻下長安，成就帝業。而在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中，勸諫的只有李世民一個人，而此時的李建成早已領兵撤退，是李世民追上去帶回了大軍繼續進攻長安。

從這兩個差異就可以看出點味道，那就是貶低了李淵、李建成，拔高了李世民。

這就和玄武門之變有關係了！

李世民透過玄武門之變殺了太子李建成，後面又逼迫李淵禪位，這等黑歷史放在哪兒都是大逆不道，是要被綁在歷史恥辱柱上的。

這一點李世民很清楚，所以一方面他工作勤勉，想要用卓越的功績來掩蓋黑點，在這方面他做得很成功，另一方面就是篡改歷史。

李世民篡改歷史並不是抹掉他玄武門之變的歷史，而是改變李淵和李建成的歷史形象。當時史官在修纂李淵起居注（創業起居注只記載到稱帝），李世民覺得有必要給予指導，於是讓房玄齡拿來起居注（皇帝是不允許看起居注的，李世民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提出了諸多修改意見。

最後成書的《高祖實錄》裡面，太原起兵功勞是李世民，打下長安功勞是李世民，李淵只是一個沒有主見，一直被李世民推著往前走的老人，而李建成更是成了品行不端的無能之輩，所有的一切總結下來就是如果李世民不做皇帝，唐朝就會是另外一種景象，是上天選擇了李世民，是李世民拯救了唐朝。

很明顯新舊《唐書》以及《資治通鑑》在編纂的時候參照了修改後的《高祖實錄》，而不是更為真實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主要原因可能是李世民的功績太大，後來者都要為尊者諱，而且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的！

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回答：

一、《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質

《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書於武德年間，由溫大雅撰寫完成，記錄的是從義寧元年（617）晉陽起兵，到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淵稱帝這大約1年的歷史。

該書成書於武德年間，這就決定了這本書的立場不會很客觀，它必然存在美化當時的皇帝李淵、以及太子李建成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後世史官在編寫兩唐書和資治通鑑的時候，雖然也會參考《創業起居注》，但是，對它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

二、《大唐創業起居注》的不實問題舉例

（一）美化李建成在河東的經營成果

據《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

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按照《創業起居注》的說法，李淵命李建成在隋朝的河東郡“潛結英俊”，而李建成經營的效果還不錯。

實際情況如何呢？實際情況是，河東郡成了反抗唐朝統治最為堅固的堡壘，自義寧元年（617）九月開始抵抗唐軍，一直堅持到武德三年（620）正月，硬生生的打了將近兩年半，打到隋朝早已不存在了還不投降，這難道就是李建成在河東“潛結英俊”的成果？

（二）增加李建成在霍邑追師事件中的戲份

義寧元年（617）八月，李淵與隋軍宋老生在霍邑對峙的時候，李淵曾動過撤軍回晉陽的念頭，按照《創業起居注》的說法，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共同勸說李淵，李淵才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唐儉墓誌》出土後，根據該墓誌記載，最先提出反對撤軍建議的是唐儉，而當時唐儉是李世民的僚屬，因此，按照正常彙報層級，唐儉只可能把這個建議告訴李世民，不可能同時告訴李建成。因此，最先正式反對撤軍的人必然是李世民，而不可能是李建成，但是，《創業起居注》卻說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時反對撤軍，顯然在給李建成增加戲份。

（三）美化李淵義寧二年（618）第一次征討洛陽

義寧二年（618）正月，李淵在沒有徹底解除西線薛舉威脅的情況下，貿然命令李建成和李世民率軍東征洛陽，結果在四月無功而返，同時給了薛舉喘息之機，使得薛舉在西線對李淵重新構成威脅。

對此，兩唐書和資治通鑑均記載的非常清楚，但是，《創業起居注》卻只用了一句“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似乎李淵撤軍是為了不耽誤農時，明顯是在美化李淵。

綜合以上分析，《大唐創業起居注》是在特殊時期（李淵當政的武德年間）、出於特殊目的（美化李淵、突出李唐正統性）而寫的一部特殊的作品。

對於《創業起居注》，無論是後晉史官，還是北宋史官，都看到了，而且也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但是，由於它的侷限性，其很多記載的可信程度是不夠的，因此，後世史官沒有全盤採信。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的時候，就很詳細的分析過《創業起居注》靠不住的地方，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讀胡三省注的《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