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履和齋主。我來回答為什麼會有忠臣誤國的問題。

衡量一個人是否勝任某一個崗位，標準只有一個——德才兼備。

所謂“忠臣”，只是強調了忠心一個方面，屬於“德”的範疇。他有沒有才能呢？能不能勝任這攤子事呢？這是另一方面。如果選錯了人，忠臣往往好心辦壞事。

論軍國大事，選材更要細緻。不僅德才兼備，連脾氣秉性、格局大小都要考慮。當然，有的人將性格、格局之類也歸入“才能”之列。

齊桓公與管仲是一對完美組合。管仲病危的時候，齊桓公來看望管仲，並詢問誰可繼任相國。

齊桓公心想：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鮑叔牙給齊國立下過大功，而且當年是鮑叔牙舉薦了管仲，於情於理管仲都會推舉鮑叔牙為相。

想不到管仲卻舉薦了“公孫隰朋”。

管仲解釋說：“我那老朋友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他若為相，那是害了你們••••••”

管仲死後，公孫隰朋繼任。不想公孫隰朋是個短命鬼，沒幾天也死掉了。齊桓公還是想起了鮑叔牙，論人品、論功勞都該是鮑叔牙做相國的。

結果恰如管仲所料。

鮑叔牙上任，先要求齊桓公辭掉他身邊的三個小人，即易牙、開方、豎刁。這三個小人在齊桓公身邊慣了，少了阿諛奉承，齊桓公自然不高興。不久齊桓公又藉故召回了三個小人。可憐的鮑叔牙不久也氣死了。如此三個小人更加囂張，帶著齊桓公走上一條不歸路。

您看，鮑叔牙不僅沒有當好相國，反而激化了矛盾，國運衰敗，連自己的命也搭上了。相比管仲，鮑叔牙性格、格局、智慧都不足。

此類事情並不少見。北宋末年擄走徽欽二帝的那場戰爭也是一幫宋朝忠臣鼓動和指揮的，才能不足，判斷不明，直接斷送了北宋。

還是那句話：用人一定要德才兼備。

奸臣，若是“僅僅不忠於皇上皇家”，是奸臣嗎？

忠臣，若是“僅僅忠誠於皇上皇家”，是忠誠嗎？

這隻符合於世俗標準。

而符合於哲學思想標準的，應該是“是否忠誠於百姓大眾”，是“是否以百姓心為心”，是“是否以百姓大眾為中心而治國愛民”。

只忠誠於皇上皇家，混得個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而光宗耀祖錦衣御食，花天酒地，功成名就～是忠臣嗎？

多著哩！

第一個誤國的忠臣就是諸葛孔明。這傢伙愚忠愚孝，明知阿斗扶不起來還要爛糞糊牆，拱著腦殘當皇上，結果導致三國之中蜀先亡，阿斗當了亡國奴還樂不思蜀。

假若孔明聽了劉備的話不扶阿斗，而是自己幹皇上，蜀國何至於早亡？

千古第一誤，萬代最遺憾一一諸葛誤蜀！

第二個誤國忠臣就是岳飛，假如他不是愚忠愚孝，而是為國為民計而通曉民族大義，一舉率兵殺了昏君趙狗和姦相秦檜等人類渣滓，自己升座當皇上，或者隨便找個趙姓子孫當皇上，自己主政，那大宋就不會亡，中華民族就不會有後來屢屢被殖民的屈辱歷史！

千古奇冤，岳飛誤了大宋江山！

其實，中國歷史上誤國的多是愚忠之臣。江山無姓，能者為王一一這是政治學的基本法則。而中國曆代皇上，腦殘者居多，能不配位，德不配位幾乎是普遍現象，如果不是愚忠們保著，這些殘廢皇上早就被甩到垃圾堆中喂臭蟲了，何至於由著這些玩藝們禍國殃民，使江山破碎，人民遭罪！

而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有那麼多愚忠之臣，又全怪孔二的巫儒們，"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等精神鴉片的長期強制灌輸，使許多中國人變成了二傻子。

《老殘遊記》裡那句怒喝：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清流誤國，就是這麼可怕。

忠臣誤國，比奸臣更可怕。奸臣還可以罵一下，忠臣都是打著“愛國”的旗號名正言順的誤國！

黃子澄在電視劇中，以朱允炆老師的身份出現，歷史上的黃子澄雖然不是正統的太孫師傅，但是因為在削藩一事上，黃子澄與朱允炆有著共同點，因而朱允炆時常稱其為先生。電視劇裡的黃子澄是一位仁厚睿智的君子形象，那麼歷史上的黃子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有電視劇中的人物那般完美嗎?

歷史車輪輾轉滾動，朝代更迭，當初那件叔叔篡奪侄子皇位的事件，也漸漸雲煙消散，而黃子澄憑藉自己對建文帝的忠心和不屈的臣子節氣，在後世留下了一片好名聲，成為後世士子讚揚學習的榜樣。

黃子澄此人忠君不假，學識極高不假，但是卻存在著極大的缺點。看他的歷史事蹟以及在靖難之役的表現，小編認為黃子澄是一個飽讀詩書而不知道切合實際的臣子。說白了，黃子澄前半生走的太過順遂。他以很好的科舉成績，輕輕鬆鬆的就走到了高位，所以缺乏實踐鍛鍊，所以在處理某些事情的時候，有些過於盡善盡美。在輔佐建文帝削藩的兩位大臣中，相對於黃子澄小編更欣賞齊泰。

為什麼說黃子澄過於盡善盡美，太過天真?那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削藩大事的重要性，反而執著於名聲方面的事情。

建文帝繼位之後，開始著手削藩。他問齊泰和黃子澄兩人，削藩之事應該從何處著手，齊泰說應該先削去燕王朱棣的王位。因為燕王處於軍事重鎮北京，手下兵強馬壯，兵力極強，而燕王本身也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將領，一旦發生戰爭，燕王的威脅比其他諸王都要大。

黃子澄則建議，先削掉燕王母弟周王的王位。隨後在依次削掉齊、湘、代、岷諸王，因為這些王爺早在朱元璋時期就多有不軌之事，師出有名。建文帝最後採納了黃子澄的建議，但是等他將諸王削掉的時候，燕王已經一切準備就緒，並且決定發動戰爭了。

另外還有一點是，在建文帝還沒有開始削除燕王藩位的時候，期間有朱元璋的忌日。按照規定朱棣應該上京拜祭，但是當時燕王已經覺察到了建文帝的打算，於是他便在家裝出一副重病不治的模樣，並不上京。當然為了表示重視，他將他的三個兒子都送去了京城，代他祭拜。

若是一般人肯定會將三子扣押，畢竟馬上就要與他們的父親兵戎相見，三個王子是再好不過的人質。齊泰當時就建議將三人用藉口留在京城，但是黃子澄卻對建文帝說，燕王的三子與他也有血緣關係，扣押他們說不過去。而且如果將三人扣押了，那麼朱棣就會察覺到他削藩的心思。於是建文帝聽從了黃子澄的建議，將三兄弟放了回去。三兄弟放回去沒多久，他們的父親就起兵了。而三兄弟中的朱高煦更是成為了一位開路勇將，將王師打的節節敗退。

看黃子澄和齊泰的表現，黃子澄絕對是古代天真文人的典範。都要兵戎相見，還在乎什麼名聲。看看別人康熙帝，削藩那叫一個心狠手辣。但事實別人成功了，成為千古一帝，而他與建文帝則成為朱棣的手下敗將。

不止如此，當初黃子澄在面對燕王大軍的時候，建議將老將耿炳文換成曹國公李景隆，結果李景隆接任後，屢戰屢敗，損失數十萬人。所以黃子澄此類人，雖然忠君之心可嘉，但是他的表現卻實在不敢苟同。

數百年來，後世人多讚揚黃子澄的忠君，但是很少有人看見他的缺陷。流傳下來的歷史評價，也多是表揚之語，乾隆帝就曾經讚揚黃子澄：“雖齊泰、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未足輔助少主;然跡其尊主鋤強之心，實堪共諒。及大勢已去，猶且募旅圖存、抗詞抵斥;雖殞身湛族，百折不回，洵為無慚名教者。”黃子澄把建文帝坑的無法用言語形容，更有諸多事件暫不一一舉列，

詳情請關注射天狼千騎卷平崗。

忠臣誤國的很多，比如翁同龢，民國唐生智，明朝的李成梁，每朝每代都有，其實每個人在當時的時間環境提出的想法政策都比較好，只不過後邊的其他環境因素變了，而這個政策還是沒有調整就會造成負面後果了

這種事不少見。

隨便就有例子，李自成滅了明朝，逼死了崇禎。那李自成是哪來的，為啥造反？都是因為一個叫劉懋的負責官員，他發現驛站機構問題很大，浪費國家資金，就建議崇禎裁掉驛站，結果就砸了李自成的飯碗，沒辦法為了吃飯只能造反。

那眀亡的最直接原因是不是要算在劉懋頭上呢？

有，而且還有不少。

比如北宋的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

客觀的說，論才學、論人品，司馬光都可以說是北宋中期大臣中的一股清流。童年時期，司馬光就曾勇敢的砸缸救友，留下了“司馬光砸缸”的典故。而出仕後的司馬光，更是一位心繫天下，憂國憂民的正直官員，為官多年，頗具政績。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忠臣名臣，最終卻誤了大宋的國運，讓大宋錯失了難能可貴的改革振興的機會。

因為，司馬光是保守派的官員，他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片面的認為只有愛惜民力、輕徭賦稅、遵循舊制才理想的治國方式。但是，司馬光卻漠視了當時大宋積貧積弱的弊病，缺乏大膽變革的魄力和眼界，並且一再反對以王安石為首的變革派官員的變法主張。

宋神宗在位期間，頂著壓力支援王安石推行變法，力圖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事實上，王安石的變法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變革派官員王韶的努力下，宋軍接連擊敗西夏，讓大宋得以在西北拓地疆土3000裡，並且實現了對西夏的戰略包圍，史稱“河潢開邊”。

然而，司馬光卻以“節省民力”為由，主張放棄新開拓的河西六州。要知道，這些疆土都是無數宋軍將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結果，司馬光卻將之如數歸還給西夏，讓其有了起死回生的機會！在今天看來，司馬光的這種做法，無疑是在誤國的。但站在司馬光的立場上，他還是堅持自己這麼做是利國利民的。

還有明初的黃子澄，以及明末史可法，他們都可以說是忠臣誤國的典型！

黃子澄就不用多說了，這位明初著名的大儒，最後成功的把建文帝給坑死了。平心而論，黃子澄和齊泰兩人當初主張削藩是沒錯的。但是，他們就錯在缺乏對削藩行動的妥善安排和充足準備。

而且，黃子澄比齊泰更坑，面對燕王朱棣的起兵，他極力主張以曹國公李景隆接替初戰不利的老將耿炳文。結果，李景隆是不負朱棣所望，屢戰屢敗，把建文的數十萬大軍都坑沒了。後來，就連黃子澄自己也說自己誤國，他對著建文帝哭訴：“大勢已去了，我舉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同理，史可法也是一個坑國的忠臣，他在揚州之戰中的表現，生動的詮釋了什麼叫書生誤國！

不可否認，史可法忠節是可嘉的。但他以一介儒臣坐鎮揚州，指揮明軍抗清。最終的結果是，他成功的把守軍給坑沒了。

不懂軍事的史可法坐鎮揚州，不僅不聽從手下將官的合理建議，而且還胡亂指揮，朝令夕改。舉個例子：揚州之戰前，有一部明軍本來駐屯於高郵。結果，史可法卻一天之內連發三令，上午令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其“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到下午卻又改令其“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經過史可法的一番“神操作”，使得本就混亂的明軍，變得更加的不堪一擊。最終，偌大的揚州城，沒幾天功夫就被清軍給攻破了。而此戰的慘敗，史可法應該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如今，對於史可法當年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我們自然應該敬仰。但關於他的才能和功績，可就不敢苟同了！

忠臣，在新華字典中的意思是，忠於皇帝的臣子。既然是忠於皇帝的臣子，聽從的也是皇帝的意志，何來誤國之說？忠臣誤國，奸臣誤國，紅顏禍水等，都是在給昏庸的皇帝背鍋。畢竟皇帝是天子，上承天的意志，怎麼可能犯錯？都是皇帝身邊的人誤導的!而有了功績後，都是君主聖名的功勞，從來都不提臣子的功勞！唉，這忠臣就是個背鍋俠！

而說到誤國，滿清誤國豈止三百年。雖說有所謂的康乾盛世，這也只不過是清朝人自己哄自己的。滿族入主中原，階級的滿清便開始了留辮子、纏足等慘無人道的改制運動，為了壓制漢人，規定無論年紀長幼，遇見滿人都得行跪拜，後來又延伸到社會各領域，這其中隱含的奴性思想卻也是影響了漢民族近百年。還大興文字獄，這簡直就是變相的愚民政策。

唉 ，這隻能用一句詩來感嘆: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再談閉關鎖國，乾隆皇帝一方面以天朝上國自居，一方面又擔心開口通商會危及自己的統治。這就是一種盲目的害怕，那就是這種盲目的害怕，讓中國和世界開始脫軌，從經濟文化，到政治體制，以及民族的心理，人的世界觀，都開始落後於西方，清朝末期完全落後於西方。

而最終帶來的，是一百多年的恥辱，和險些亡國的屈辱，這才是真正的誤國!

有，比如說，東漢末年的王允。王允殺了董卓以後，獻帝又給加了“錄尚書事〞，是實質的宰相。呂布被封為溫侯，〝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王允派皇甫嵩為徵西將軍，到長安西南的郿塢，沒收了董卓的黃金兩三萬斤，白銀八九萬斤，還有其他的珍奇異寶。把董卓的九十歲母親，弟弟董旻等等全部親人〝夷三族〞。本來王允可以撥亂反正，重振朝綱，東漢王朝也可以續命。可是王營中心有餘，智謀不足，更沒有氣量。大學者蔡邕因為曾經親近過董卓而被他所殺。他派呂布消滅了董卓的女婿牛輔。牛輔的部下李傕、郭氾、張濟想投降，王允名允卻不允，這三個人一看正路走不成，索性造反，呂布抵擋他們不住，溜之大吉投奔袁術。王允是個大忠臣，不肯逃，成了李傕，郭氾的俘虜，王允全家被殺。王允忠誠有餘，才具不足，白白錯失了重振朝廷的良機，不但自己死於非命，全家遭難，而且東漢的滅亡不可避免，王允實乃忠臣誤國的典範。

再舉個例子，南明的史可法。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盡，明朝覆滅。作為留都的南京，一躍成為明朝殘餘勢力的權力重心，兵部尚書史可法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中原板蕩，需要的是力挽狂瀾的能臣加忠臣，但于謙之後，大明朝再也沒有這樣的人物了。史可法一身生出身，雖然滿腔的忠誠，但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妥當，最後落得個事與願違。清兵入關後對李自成窮追猛打，北京以南，河南、山東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史可法應該整頓內務，訓練隊伍，銳意北進，以江南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並不難恢復江山。然而史可法優柔寡斷，在擁立福王還是潞王問題坐失良機，後來乾脆出朝做了督師。江北四鎮怯於公戰，勇於私鬥，興平伯高傑被總兵徐定國設鴻門宴謀殺，許又投降了清兵。高傑妻邢氏耽心兒子幼小，不能服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原本是史可法籠絡人心的絕佳時機，他卻因為高是草寇出身而拒絕，坐失了利用高傑部將的同仇敵愾之心，清兵無力南下時，穩定河南等地方局勢的良機，相反他卻失魂落魄，倉皇南逃。清兵終於騰出手來南下，揚州作為當時江南著名的大都市，防禦體系僅次於北京、南京，在史可法的指揮下，不到一天就陷落了，史可法被俘，英勇就義，享年45歲。隨後就發生了令人慘痛的揚州十日。史可法錯失良機，南明的弘光小朝廷陷落，之後隆武，紹武，永曆政權相繼掛了，大明朝落下帷幕。

當然有，而且為數不少，歷朝歷代都有。

比如明朝，就有方孝孺、黃子澄、史可法等等眾人。

忠臣誤國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錯誤的時間坐上了錯誤的位置從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

比如大明忠臣史可法。

1644年，崇禎北京殉國後，李自成、吳三桂在又和又打，忙得不亦樂乎。但大明這邊，即便崇禎自縊了，明朝也並沒有滅亡。

沒有皇帝的京城

明朝有兩個京城，北京和南京。

北京，是明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南京是經濟和文化中心。

當然，有多個都城的不是隻有明朝，唐朝也有兩個，北宋有四個，遼國更是有五個之多。明朝特殊的是，雖然皇帝從來不在南京辦公，更不會住到南京去，但兩個首都的地位是一樣的，而且南京也有全套的政府班子，北京有的官，南京一樣不缺，相當於是個朝廷的備份。

這時候，雖然李自成佔據了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湖北等地，但誰要敢說明朝現在已經滅亡了，那是要挨抽的，不是一兩個人，所有人都會抽他：“你不是做夢還沒醒就是穿越過來的，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地圖。”

從地圖上看，是這樣的：

明朝名義上控制的地區，比南宋還要大上很多，名義上的軍隊，也還有很多，尤其在還有南京這樣一個京城的情況下，無政府的狀態絕不會持續太久。

在皇帝突然掛掉，北京百官大部分投降的情況下，兩套班子似乎是個天才的主意。你李自成再牛，也無法同時攻克北京和南京，隨你打哪裡，另一邊我都有全套班子，隨時可以辦公，讓國家機器恢復運轉。

傻眼的是，機構、人員都齊全，可是缺一個皇帝...

早在北京還沒有失守時，南京官員就預料到大事不妙，並做好了迎接太子朱慈烺前來南京監國的準備。

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北京失守十天之後，也沒等來太子，收到的最後一封詔書還是崇禎“命天下兵勤王”的勤王詔。

一直到了四月初八，才從淮安傳來確切訊息，京師失陷。

該領導拿主意了。領導是誰呢，雖然南京六部俱全，其他官員卻多是擺設，權力集中在三個人手裡：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南京守備太監和提督南京軍務勳臣。

這三位大佬，分別是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提督南京軍務勳臣忻城伯趙之龍、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

主意其實很好拿，前提是有人能名正言順繼承帝位。

這偏偏是個天大的問題，大家眼巴巴等了半個月，連傳說中太子的影子都沒看見，這可如何是好？

政治正確，在歷史上始終是第一要務，否則，縱然強如於謙，也免不了在英宗復辟後被殺。

大家都是官場上的老兵油子，對規則都心知肚明，北京雖然陷落，崇禎和三位皇子還沒有確切的訊息，沒有一個人敢妄議此事，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到議事堂上互相打聽，枯坐終日，每天拿靴子尖在地上劃圈圈，靴子都不知被磨破了幾雙。

磨了九天靴子，四月十七日，從北京逃出來的大學士魏炤乘終於帶來確切訊息，北京朝廷已被一網打盡，崇禎殉國，三位皇子都被李自成抓獲，已經沒有直系的帝位繼承人選了。

帝位成了空缺，有人心急如焚，有人暗自歡喜，更多人束手無策。

大佬史可法

自古以來，一個朝代的帝位出現空缺，必然意味著朝廷內部將有一番明爭暗鬥。好比一個公司的總經理職位出現空缺，各位董事會成員必然想辦法安插自己人，以獲取利益。

史可法、韓贊周、趙之龍就是三位最有權力的董事會成員。其中，尤以史可法威望最高，號召力最強。

主要人選有三個，福王朱由崧、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朱由崧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親堂兄，朱常瀛是朱由檢的叔叔，朱常淓是朱由檢的堂叔，無論從藩位高低、兄終弟及的繼承順序還是距離來看（朱由崧一路逃亡，此時就在淮安，朱由榔卻遠在廣西），都應該輪到朱由崧過一把皇帝癮，當時朝廷的有識之士也這麼認為。

但是在東林黨的抵制之下，人選遲遲無法定議，這時候，正需要大佬一錘定音。

最大的大佬史可法不是東林黨人。

他是東林黨人的得意門生，他的老師，是著名東林黨人左光斗。

這一層關係，決定了他的政治傾向必將偏向東林黨人。

但同時，史可法又是個正直的人，根據順位，他認為理應迎立神宗一系的子孫。

正直的準東林黨人史可法，左右為難，計無所出。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優柔寡斷。

正直的、優柔寡斷的準東林黨人史可法，在深思熟慮之下，還是無法做出決斷，於是史可法去找了馬士英商量。

馬士英是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州、鳳陽等處軍事，他不是東林黨，所以史可法才會去找他商量，想在桂王和福王之中選定一人，更重要的是，馬士英身為鳳陽總督，江北三鎮總兵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正是直接受他節制，也就是說他掌握著軍隊，這一點無比重要。

兩人關起門來秘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這是個和稀泥的決定，既不得罪東林黨，也排除了血統過遠的潞王朱常淓。

自以為決定了一件大事的史可法，第二天就告知了南京的高官們，連名頭都想好了，迎立桂王，潞王則仿效古制，給他個天下兵馬大元帥的頭銜，這個折中方案，南京的官紳們也都表示比較滿意。

誰知馬士英轉頭就把史可法賣了。

他從浦口趕回鳳陽，卻發現風向變了，於是他聯絡了高、黃、劉等總兵，做出了相反的決定：迎立福王。

馬士英反悔出賣史可法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個人的私慾。

有史料記載，馬士英回到鳳陽後，得到情報，說朱由崧派出太監私下聯絡三總兵，想要獲取他們的支援來爭奪帝位，自己將要被架空，所以改變初衷，迎合了朱由崧，迎立福藩。

不管是真是假，在這件事上，馬士英首先考慮的，必然是自己的利益。

南明的禍根，就此埋下了。

史可法的昏招

馬士英與四鎮總兵的勾結，意味著史可法的全面失敗。馬士英和江北四鎮憑藉擁立之功順理成章掌握弘光朝的文事武備，原先的大佬史可法則將被不斷排擠，直到他人生謝幕。

不過這時，老好人史可法還被矇在鼓裡。不光這樣，史可法還給好同志馬士英寫了封信，裡面羅列了福王朱由崧的“七宗罪”，分別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倒與天主教的七原罪有異曲同工之妙，根據朱由崧即位之後的表現看來，史可法未卜先知，裡面的指控也有一大半是真的。

收到這封信的馬士英心理可想而知：史可法啊史可法，正愁怎麼治你，你現在主動送上門來，授人以柄，這下你就是隻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

馬士英玩弄政治的手段跟史可法比，那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他拿到史可法的投名狀，當即以鳳陽總督和四鎮總兵的名義邀集南京群臣和另一位大佬：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

馬士英宣佈，已與四鎮總兵達成一致意見，擁立福王朱由崧。

群臣有不少是東林黨人，一聽不對啊，這跟我們事先說的不一樣啊。有人提出，史可法之前的方案是擁桂，大家也皆大歡喜，如今揹著史可法，馬士英卻擅自主張，改弦更張，是何道理？

這當然早在官場老油條馬士英計算之中，他冷笑一聲，拿出史可法的親筆信給眾人傳閱，這封信的份量完全擊垮了反對派，史可法的政治前途，已經斷送在這封信上。加上南明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四鎮手中，馬士英既然宣佈已得到四總兵支援，軍方的力量顯然已經站在他這邊，自己的意見已經無足輕重，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

迎立福王，是崇禎殉國後明朝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弘光朝隨後文事武功的崩壞，皆出自這裡，直接延伸到隨後的隆武、紹武、永曆等政權，後果無可挽回。而這一切，要說最大的責任人，就是史可法。

南京的最高階文官，正直的、優柔寡斷的非東林黨人、東林黨弟子——史可法昏招迭出，證明了他能力其實有限，他在錯誤的時間坐在錯誤的位置上作出了錯誤的決定，使得自己也一路走低，失去了政治生命，雖然最後在揚州殉國，落得了個民族英雄的好名聲，但實際上揚州的被屠，他也有不小責任。

福王即位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陪同下，乘舟抵達南京城外燕子磯，南京官紳均往朝見。五月初一日，朱由崧登岸，先拜謁孝陵然後從朝陽門進城，駐於內守備府。

朱由崧給迎接的眾大臣的第一感覺，是個挺隨和的人，他戴著半舊的帽子，手裡搖著白紙扇，彷彿個容易接近的鄰家公子，許多人根據第一印象，覺得他似乎有明主之相。沒辦法，逃難逃了這麼久，已經接近丐幫了，誰又想到能一步登天，實際上，朱由崧隨後會讓他們大跌眼鏡。

五月初三，朱由崧就任監國。為什麼不直接稱帝，是因為崇禎的三位皇子還生死未卜，萬一有人倖存，恐怕又將發生法統之爭，所以先稱監國。

就任監國的朱由崧，先是按部就班，任命了內閣：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馬士英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銜，仍任鳳陽總督。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為禮部左侍郎，與原禮部尚書王鐸，二人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這個任命，看似中規中矩，似乎沒有夾帶什麼私貨。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這只是做給人看的表面文章。

擁立首功的馬士英和定策無功的史可法，在朱由崧心中怎麼可能一概而論，換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再信任史可法。

史可法原先的威望，隨著那封信的曝光，也已經跌落到谷底。甚至原先奉他為旗幟的人，都開始上疏攻擊他。比如魏國公徐弘基，甚至建言史可法“勤王無功，可殺”。

被攻擊得滿頭是包的史可法，當然沒可能安穩，他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南京。

如果史可法不受到排擠，能留任內閣，主持朝政，弘光朝的局面會不會比之後好很多呢？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時，武將擁兵自重的趨勢已非常明顯，無人可以對其進行制約。機會事實上有一個，就是史可法在擁立中的立場和決策，如果他能果斷把握時機，不讓四鎮總兵有投機機會，那麼他們將無功可錄，授人以短，或許還能有所顧忌，但等到武將得到擁立之功，成為定策元勳後，就再也沒有辦法了。

史可法確實是忠臣，也確實是好人，可是能力也確實不行，在擁立之爭中失敗後，他自知大錯已經鑄成，還想以一己之力挽回，可惜，他已失去了支援，原先的最高文官，這時候已是牆倒眾人推。

史可法在五月八日上疏，請封四鎮，並建議弘光帝以馬士英出鎮督師，監督節制。這是想要挽回，爭取四鎮的支援，同時不讓馬士英進入內閣參與國事。

他的建議，得到了弘光帝的批准，只是人選稍微換了一下。

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將廣，也進封為寧南侯。

這些與史可法的建議大致相同，派重臣出鎮督師的建議也得到了批准，只是人選，由馬士英換成了史可法。

雖然朱由崧跟明君一點邊都沾不上，不過這事兒，實在怪不得朱由崧，換任何一個人，也會做出類似的任命，如果放著自己的支持者不用，偏偏要用反對派，那是隨時可能會被做掉的。尤其這反對派還曾經寫信列出自己七宗罪，萬一哪天跟自己不對勁，再把我廢了也有可能。明英宗朱祁鎮，奪門之變復辟後，明知道于謙的正直也才幹，也必須殺了他，不用說當時是明朝，就是放到哪朝哪代，乃至現代，套路都是一樣的。要怪，只能怪史可法自己。

至此，史可法宣佈徹底涼涼。

總之，明末的時局，需要的是一個于謙或者王陽明型別的大臣，或是朱元璋、朱棣一樣的帝王，才有可能力挽狂瀾，可惜史可法只是史可法，于謙、王陽明幾百年也不出一個，朱元璋、朱棣，一個王朝有一個已經不錯。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為皇帝，改明年為弘光元年。第二天，馬士英入閣主持政務兼任兵部尚書。史可法於二十日渡江往淮揚。弘光朝，就在這樣的局面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提到忠臣誤國，那麼就不得不提到趙括，雖然趙括不是奸臣，但是他的所作所為確實對國家造成了不利影響，而且還淪為了後世的笑柄。趙括一生忠於趙孝成王，而趙孝成王的父親趙惠文王在位時期，他很看重的是廉頗和藺相如，趙惠文王和這些將領之間互相信賴，而且他經常隨軍征戰，對於手下的實力非常清楚，可以說趙惠文王是依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的。

可是趙孝成王卻不同，趙孝成王在登基之後只是享受著父王所取得的勝利果實，他沒有什麼作戰經驗，對於軍事的理解只限於書本文字，也因為趙孝成王缺乏實戰經驗，才讓他後期開始重用趙括。趙孝成王沒有在馬背上征戰的經驗，自然沒有趙惠文王身上的那種英勇和果敢的氣勢，這一點又和趙括很相似。趙括的父親趙奢曾經在瘀與之戰中擊敗了秦軍，趙奢因此一戰成名，因為當時的秦國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所以戰勝了秦國的趙奢獲得了君王的器重，趙奢一家從此成為了顯赫的家族，趙括作為趙奢的兒子也沾了光。

後來廉頗在參與長平之戰時卻和秦軍僵持不下，廉頗結合當時的形式選擇的是拖延戰略，但是趙孝成王因為年輕氣盛認為廉頗的做法不合適。廉頗雖然只是朝堂上的將領，但是卻曾經跟隨著趙惠文王征戰沙場，他是朝中的老臣，也是肱股之臣，所以廉頗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廉頗為人也很硬氣不懂得變通，所以趙孝成王並不怎麼喜歡廉頗。加上廉頗是趙孝成王父王一朝的將士，他在登基之後也急於想要培養屬於自己的忠臣，因此就開始尋找可以代替廉頗作戰的人。

後阿里趙孝成王就選擇了趙括，趙孝成王之所以開始看重趙括，是因為趙括在談論行軍打仗時頭頭是道，而且將作戰策略分析得很細緻，也合情合理，讓作戰多年的趙奢都自嘆不如。當時趙孝成王年紀不大，他因為缺少經驗而天真的以為趙括是有真本事的人才，雖然他知道趙括沒有打仗的經驗，但是卻認為經驗可以從作戰中去摸索，因此就讓趙括代替廉頗去作戰。趙孝成王的這個決定讓廉頗很是反對。趙括的母親還找到趙孝成王，她聲稱自己的兒子沒有那個本事，還請求趙孝成王，如果趙括去作戰失敗了不要連累她，對趙括十分信任的趙孝成王還答應了趙括的母親的請求。

後來對趙孝成王忠心耿耿的趙括帶著十萬大軍去和秦軍作戰，結果在長平之戰中大敗，後來因為趙括有了紙上談兵這個成語典故。

若是說起忠臣誤國，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明 建文朝”的方孝孺、黃子澄和齊泰三人。這三人皆是忠於建文帝的臣子，在南京城破後也不為朱棣所屈服，其中方孝孺更是被誅十族。那麼這三位一等一的忠臣是如何誤國的呢？

靖難前夕

懿文太子朱標去世後，朱元璋在一番琢磨以後還是選擇了朱標之子，自己的孫子朱允炆作為帝國新的繼承人。在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駕崩，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改年建文。繼位不久後，建文帝的寵臣“黃子澄與齊泰”便上奏建議削番，由此才引發了後續一系列事情的發生，直至朱棣靖難。

朱允炆的心思

太祖語太孫 曰：" 朕以御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太孫曰：" 虜不靖，諸王御之；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 汝意如何？" 太孫曰：" 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太祖曰：" 是也，無以易此矣"。

朱元璋曾將朱允炆召去，說：“我分封諸王在邊疆可以對付那些異族，你在京城可以安心做皇帝。”

而朱允炆反問道：“外族有異心，諸藩王可以對付他們，要是藩王們有異心，誰又能來對付他們？”

朱元璋聽到孫子這句話竟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沉思些許後，朱元璋問朱允炆：“那你準備怎麼樣？”

於是朱允炆便這樣回答：“先用道德來感化他們，再用禮法來約束他們，都不行就削減他們的封地，再不行就將其身邊的人都換掉，要是這些辦法都沒有用，那就只能舉兵討伐了。”

而朱元璋聽完朱允炆的回答後，好似預料到了什麼，只能嘆氣說出“是啊，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尚未登基的朱允炆已經在琢磨如何對付他那些叔叔們了，而他給朱元璋講的解決辦法無疑是最好的方法，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朱允炆並沒有如此做，他用了更直接也更快的方式，本來他是沒有這個膽量的，不過黃子澄給了他膽量。

建文朝三大忠臣黃子澄 齊泰與方孝孺

黃子澄是洪武十八年的探花，被派去東宮伴讀，而朱允炆也很尊敬這位有學識的黃老師，特別是後來兩人的一次對話，更是讓朱允炆視黃子澄如肱骨。

皇太孫問黃子澄：“諸叔藩王皆擁重兵，如有變端，怎麼辦？”黃子澄答道：“諸王僅有護兵，只能自守，倘若有變，可以以六師監之，誰能抵擋？漢朝七國不可謂不強，最後還是滅亡了。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更相異啊！”皇太孫認為他說得對。後來，每次叫黃子澄，必尊稱他為黃先生。

黃子澄這番說辭使朱允炆心花怒放，可惜的是即使有七國之亂，誰又來做周亞夫呢？何況你黃子澄有這個本事來做周亞夫嗎。

而齊泰則是朱元璋託付的顧命大臣，先不說此人的本事如何，但他確實是一個勤勞努力之人，而且隨身攜帶小筆記，以應對各種抽查。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齊泰被提拔為兵部左侍郎。明太祖曾經詢問邊境將領的姓名，齊泰一個不錯地說了出來。然後明太祖又詢問各種圖籍，齊泰拿出袖中的手冊給明太祖，簡要而詳細地說出了各種圖集，於是明太祖很重視他。

所以在朱允炆登基後，黃子澄與齊泰就奉命參與國政，三人在一起談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削藩。三個人各自發表意見，提出了以下二種方案：

齊泰方案：擒賊先擒王，先將藩王中最厲害的燕王朱棣拿下，再來解決其他藩王。黃子澄方案：先找其他藩王，特別是與朱棣交好藩王的麻煩，從燕王胞弟周王朱橚開始，而且其他藩王在太祖時期就經常犯法，先弄他們也是師出有名。

最終，朱允炆採取了黃子澄的方案，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兩點原因。首先便是黃子澄與朱允炆的關係更好，可能黃子澄也以朱允炆的周亞夫自詡過；第二便是朱允炆有點畏懼燕王，不敢先動朱棣。

於是，削藩大計就這樣轟轟烈烈的開始了。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削周王。前面方案中已提過，因為周王是燕王同母兄弟，所以周王最先倒黴，被廢為庶人，遷往雲南蒙化。

建文元年四月，削齊、湘、代三位親王，廢為庶人。其中湘王不堪其辱，自焚而死。

建文元年六月，削岷王，廢為庶人，遷往漳州 。

這次削藩雖有方案，但無具體實施措施，一切都以黃齊二人的心意而來。這樣不僅導致人心浮浮，更逼藩王與朝廷決裂，特別是湘王自焚事件讓皇室的臉面都丟幹了，朱允炆更是無地自容。

第三位大臣：方孝孺

方孝孺是一個有大文化的人，他絕對會是一個很好的教書先生，但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好官，因為他不會做官也不懂做官。朱元璋很清楚這一點，所以讓方孝孺回老家待十年再來做官，結果方孝孺沒有任何長進。不過朱元璋很瞭解，但是朱允炆卻不清楚，而且將方孝孺視為國之大賢。

為何這一點要講君臣之間的分歧？就是因為建文帝太過於聽方孝孺的話了，兩人整日的談古論古、談周禮、論周制，並將認識高度重合，一致認為只有恢復周禮才能使國泰民安，所以兩人的下一步措施便是恢復“井田制。”

這個就有點開玩笑了，不光滿朝文武心裡不同意，就連建文帝的搭檔 黃子澄與齊泰也堅決反對。於是朝中文武心中也慢慢有了意見，而削藩的諸多意外也使藩王與朝廷分崩離析。

李景隆的悲哀

李景隆絕對不是一個忠臣，朱棣兵臨南京時就是李景隆開門將朱棣放進來的。那為什麼要提起李景隆呢，因為他是黃子澄舉薦的。

李景隆是明朝開國元勳、著名將領李文忠之子，早早的就承襲了曹國公的爵位，既然是名將之子，李景隆自然也是走的武將路子，可惜他爹雖然厲害，但李景隆在打仗方面卻是一個十足的草包。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敗長興侯耿炳文。黃子澄向建文帝推薦李景隆，建議讓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為大將軍，讓他率五十萬大軍北伐，並親自在江邊餞行，行“捧轂推輪”之禮，賜“便宜行事”之權

上文中的耿炳文則是開國元勳之一呢，而且朱元璋殺了那麼多功臣，唯獨把他留下的原因就是耿炳文擅守，所以朱元璋特地將他就給朱允炆。

不過耿炳文被朱棣打敗之後就從主帥的位置被換了下來，換成了黃子澄極力推崇的李景隆，不過黃子澄也沒想到李景隆就是個草包，結果李景隆帶著五十萬大軍連輸兩陣，將朝廷的絕對優勢轉化成了劣勢，最後更是開城門將朱棣大軍放了進來，所以說朱棣靖難成功的一半功勞在於李景隆。

我們總結以上，為何說黃子澄、方孝孺、齊泰三大忠臣誤國：

黃子澄與齊泰看準了建文削藩的決心，並順勢而上，但就如前面所說，即使有七國之亂，朝中也無周亞夫。而且黃齊之流只會空談，若是讓他們幹本專業的事情，做一個臣子應該還不錯，要是讓他們出謀劃策就不行了。黃子澄對李景隆的極力推薦導致了朱棣靖難成功，若是繼續用耿炳文，朱棣絕對不可能成功，畢竟一個藩王對抗不了整個朝廷。所以說書生誤國正是如此。方孝孺的空想，方孝孺就是一個真正的想當然的人，他的一句復興周禮，恢復井田制使建文帝心花怒放，但是卻使朝中大臣與朱允炆貌合神離，即使他最後因忠於建文而被誅十族，但也改不了他誤國之實。

總的說這三人並沒有誤國，他們只是誤君，只是誤了朱允炆而已，因為皇位總是老朱家的人來做，而且大明朝在朱棣的手裡更加壯大了起來，從這一點來看這三人還是於國有功的。

明朝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浙江紹興名儒劉宗周考中進士，恰逢母親病逝。

為母守孝三年後，劉宗周師從學者許孚遠，繼續求學。

天啟初年，劉宗周被朝廷任命為禮部主事，後升任右通政。

因為不識時務，彈劾天啟帝身邊的紅人魏忠賢和客氏這對狗男女，惹惱了皇帝，被削職遣送回原籍。

崇禎初年，朝廷用人之際，再度啟起用劉宗周，任職順天府尹。

可沒過了多久，劉宗周稱病辭職。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朝廷再次起用劉宗周，授工部侍郎，後升任左都御史。

當時在東北大地上，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已經建立了後金帝國，覬覦大明江山，虎視眈眈。

明王朝外有強敵襲擾，內有農民軍為亂，可謂內憂外患。

崇禎帝很想力挽狂瀾，拯救大明帝國，只可惜時局已是強弩之末，為時已晚。

崇禎帝不死心，希冀大臣們能幫助他出謀劃策。

劉宗周雖然被譽為明朝最後一個大儒，但對於治國理政一竅不通，他的言行用迂腐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劉宗周多次勸諫崇禎帝革除前朝弊政，修德治心，近儒臣，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的慎獨境界。

劉宗周還希望每天“講求二帝三王之學”，給皇帝惡補歷史，汲取歷代亡國之君的經驗教訓。

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劉宗周如此勸諫皇帝無可厚非，問題是大明已經岌岌可危。

緊急公文，皇帝都處理不過來，哪有閒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這無異於在瀕死之人面前，大談特談養生之道。

對劉宗周的陳詞濫調毫無興趣，崇禎帝忙於籌集軍餉，增強軍力，平息農民起義、抵禦滿清。

劉宗周真是打鐵烤糊大腿——看不出火候。

還喋喋不休批評皇帝這也不對，那也不是。

崇禎帝最後忍無可忍，只好再次罷免了劉宗周。

崇禎十五年（1642年），局勢極度惡化，崇禎帝無奈之下，病急亂投醫，再度起用劉宗周，任職左都御史。

而劉宗周並沒有接受教訓，依舊固執己見，不曉得變通。

這倒也不奇怪，從天啟年間不就這樣嗎。

某日，崇禎帝急召大臣，商議退敵之策。

御史楊若僑向皇帝舉薦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聲稱此人精通火器製造，可以啟用他，鑄造火炮擊敗清軍。

這本來是崇禎帝一次難得的機會，但是劉宗周犯起了糊塗，他據“理”力爭，聲稱：“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 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老劉頭這段話的意思是：臣聽說國家遇到了大事，應當以仁義為立國之本，以慎獨剋制為老師，不能僅僅依賴於老外鑄造的火器。我堂堂大明帝國，僅僅憑藉湯若望鑄造火炮尋求退敵之策，豈不是讓外華人恥笑嗎？

為了防止湯若望妖言惑眾，劉宗周強烈建議皇帝將湯若望“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

總體來說，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

崇禎帝終於認識到，大儒劉宗周對於治國安邦毫無益處，隨即以“愎拗偏迂”的罪名，再次打發他回老家。

崇禎帝趕走了矯情偏執的劉宗周，感慨地說：“朕豈不知劉宗周之為忠臣哉？必欲我為堯舜，當此之時，我何以為堯舜？”

朕怎麼能不知道劉宗周是個忠臣呢，他想讓我成為堯舜一樣的帝王，這都火燒眉毛了，我怎麼做堯舜啊？

所謂忠臣奸臣本身就不好評判，何為忠臣何為奸臣？紂王的費仲，惡來是奸臣？他們二人實際上是幫助帝辛整頓財政打擊地方勢力的助手，趙高是奸臣？他是法學家實際上是幫助胡亥剷除軍功集團（蒙恬家族為首）引導國家進入和平建設的道路，否則在巨大的軍功爵位制度的推動下帝國會進入無盡擴張最後自我毀滅的境地，蔡京是奸臣？蔡京實際上是協助徽宗收繳土地（當時土地產權歸屬混亂）進而與地主官僚集團爭奪經濟資源，權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