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是一個職業軍人，正是在二戰中遵守一名軍人的操守，沒有屠殺同盟國被俘士兵和貧民，所以在二戰結束後只是被美英國家關了幾年，1953年成為聯邦德國總參的顧問。

曼施坦因是一個戰略家，在其指揮的閃擊戰，包括哈爾科夫幾次戰役中，都充分體現出其高超的大兵團作戰指揮藝術。

十一抽殺令，在二戰中確實有一個國家實施過，但並不是德國，更不會是曼施坦因。

事實上，即便是古羅馬，也很少真正實施十一抽殺令，因為將矛頭對準自己人，即便是一種懲罰性的法定行為，也會極大地傷害軍心，甚至導致軍容地徹底崩潰——你可以想一想，昨夜還躺在你隔壁床上的戰友，今天就一命嗚呼了，而且還不是被敵人殺害，是死在自己人手裡，這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在下一次的戰鬥中，你會不會始終有一種陰影，甚至感覺敵人那邊可能比本方陣營還安全一些。

而到了現代，以這種軍法對待自己的軍人，實際上就是自己的國民，更是極大的忌諱。從歷史記載來看，唯有一個超級大國這樣幹過，那就是蘇聯！

當然，為蘇聯辯護的話，也有幾條理由可以一說，譬如說當時的德軍太過兇猛，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都危在旦夕，如果不嚴令死守，一旦軍陣出現逃兵，就會迅速擴大為大規模逃兵，最終就是整個部隊的崩潰。

另一條理由就是，你既然是蘇維埃的兵，生是蘇維埃的人，死是蘇維埃的鬼，你要逃，那還不如讓你做蘇維埃的鬼。

然，說起來輕巧，其實很殘酷。尤其是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當時參戰的蘇軍士兵，平均存活時間不超過24小時。為了防止士兵逃跑，當局頒佈了所謂國防委員會第227號命令，要求在各集團軍建立3-5個阻截隊，放在不堅定的部隊後面，把驚慌失措者和膽小鬼就地槍斃。

這個阻截隊，說白了便是執行處死逃兵任務的專門人員。也就是說，你守在陣地上會死，但你若後退更一定會死，而且前者的死算烈士，後者的死便是恥辱。

而和羅馬抽十殺一法最接近的，便發生在這場戰役之中。一個步兵師的師長，發現逃跑的人實在太多，連阻截隊都根本阻止不了，於是他就把抓回來的部分逃兵全部集中列隊，說了一大堆廢話之後，他舉起手槍，走向列隊計程車兵，一個一個數過去，數到十就把那個倒黴蛋拉出來斃了。

這個，其實就是羅馬十一抽殺率的情景再現，發生在蘇聯，其實以前沙皇俄國也發生過。說白了就是國家最大，你的命不是你的，是國家的。

細節可能有誇張，但資料是真實的。整個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13500名蘇軍官兵被以這樣的形式格殺——而整個二戰期間，高達15.7萬人因為戰場逃跑，而被蘇聯軍事法庭處以死刑。

相對而言，德國這邊也有逃兵，卻不會馬上格殺，整個二戰期間真正被執行死刑的德軍逃兵只有2.3萬人，遠低於蘇聯的數字，而且這2.3萬人其實還包括了其他罪名而被處死的德軍。

同樣也是蘇德戰場，在蘇軍士兵崩潰逃亡的同一年度，德國人這邊也有1.6萬人叛變或逃亡，2年之後，這個數字便超過了20萬人。

相對蘇聯的殘酷，納粹德國一開始沒有打算把這些逃兵都幹掉，他們建立了 一支特殊部隊，叫做500感化營，即讓那些逃兵和其他罪犯一起在此接受感化，並最終戴罪立功。後來又把監獄罪犯也拉過來湊數，拼裝成另一支999感化部隊，前往北非和蘇聯戰場。

這樣的感化部隊後來越來越多，他們通常會被派去排除雷區或是死守堡壘，或者充當前線的第一批作戰人員。因為有不忠記錄，他們上戰場之前手裡根本沒有武器，只有作戰前夕才獲得少量槍彈。

而既然如此，感化部隊通常也不會有什麼忠實的念頭，往往一上戰場就會想辦法逃走，要麼曾參加反德游擊隊，要麼索性投奔蘇軍——事實上蘇軍也不信任他們，就算信任也是讓你送死，又有什麼不同？差別僅在於做誰的炮灰而已。

到了最後，納粹德國便放棄了感化政策，索性直接槍斃。

老實說沒轍，在那個時代，你的選擇，其實就是在哪一邊挨槍子而已，但不論哪一邊，戰死都是大機率事件。

二戰東線德軍實施什一法記載有二次，一次發生在中央集團軍群，因僅有當事人回憶不確信存在。另一次有確切文字表述的就發生在曼施坦因指揮的南方集團軍群。

德軍將領們戰時雖有派系之爭，戰後卻相互庇護一致對外，竭力維護軍官團的名譽和聲望。保羅·卡笛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的《焦土》中曾提到“戰鬥士氣的崩潰令集團軍群司令部目瞪口呆。一個可怕的念頭出現了，有必要以最嚴厲的軍事法庭來制止這種糟糕的情形。在這場戰爭中，這還是第一次。8月12日，集團軍群司令部對是否要採取這種最後的威懾行動進行了激烈討論—是否應將第282步兵師裡的每十個人中槍斃一個。”討論的結果是否導致命令沒有生成和發出呢

在其附錄二《1943年8月，南方集團軍群關於維持士氣的報告》中“據第44701/12號檔案記載，集團軍群考慮‘對第282步兵師採取嚴厲的措施—每十個人中槍斃一個（8月12日）’。肯普夫集團軍級司令部認為這種措施不合適。”這就證實命令已發出，卻被下級視為亂命。對下級不遵守己命的行為，曼施坦因向來不心慈手軟。就像41年12月對第42軍軍長施彭內克撤職查辦樣，8月16日肯普夫被免，曼施坦因原參謀長奧托·韋勒上任。而曼施坦因也就能“我完全自信，我的命令會得到完全的貫徹。”那麼雖有命令，執行沒有呢？

同書附錄三《1943年8月22日和9月2日，第 8集團軍司令部關於部隊士氣的報告》中“我從各部隊指揮官那裡獲悉，由於過度疲勞，士兵中已出現一種冷漠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嚴厲的措施無法取得預期效果，只能以軍官的以身作則和親切開導來解決。”這證實什一法實施了，但沒獲取曼施坦因預料中激發勇氣的結果，震懾作用失敗。

保羅·卡笛爾為何在其書中穿插書寫上“但這個想法最終並未付諸實施”呢？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二戰史料的挖掘整理普遍化，對戰爭的反思更讓輿論全面、深入的剖析戰爭中將領們的表現，對曼施坦因戰爭中的罪行的揭露層出不窮。